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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2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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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战前夕，提督丁汝昌多次召集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商议军机。在这些会上显然也针对各舰性能不统一的情况修改了某些战术。
当时制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旗舰为前导舰组成单纵队作战，从而使所有舰艇的舷炮都能充分发扬火力。具体方法是：舰队成单横队航渡，看到信号后向左（或右）齐转，变成单纵队作战队形。如果敌对双方都使用同样的战术。最后势必形成两个单纵队并列同向机动，在机动过程中相互炮击，直至一方取得明显优势。取得有利态势的最好方法是占领“T”字横头，即成单纵队高速机动，垂直穿过敌编队的前进航向，迫使敌人只能使用前导舰的舰首炮射击，而拦截纵队却能充分发扬火力。
丁提督及其部下都懂得这些战术，但是汉纳根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具有实施这种机动的条件，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
我一上舰就努力了解舰队实施机动所具备的条件。我发现新的信号密码并不令人满意，它不适合12艘舰艇的舰队在指挥上的诸多需要。我还发现这些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极不统一，这使它们在作战过程中很难正确地变换队形和保持舰位，再加上通信困难使问题更加棘手。但是，鉴于舰队现在随时准备出战，我决心不更换密码，以免给船员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们可能来不及熟悉新的密码。所以我决定这12艘军舰不进行统一编组，而作为独立的舰只。这样，它们平时在舰队的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战时则各自为战。
也许正是由于汉纳根的上述意见才使丁提督同意海战时采用以下三条战术：
1．战时不论攻与守，同一建制的姐妹舰或对舰务合而勿离，互相支援。
2．战时以舰首对敌，以期发挥舰首炮的巨大威力。
3．各舰行动严格遵从旗舰指挥。
日本舰队在伊东祐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在1894年的前8个月中天天出海操练。伊东不但重视射击演练，而且给小火轮配上防护板，编为两个分队，派高级将领上船反复演练战术布阵，发布信号和进行战斗指挥，演习后还要进行战斗讲评与讨论。例如，伊东在演习中发现舰长们喜欢使用撞击战术，遂指出日本战舰经不起撞击，不宜采用这种战术。
更重要的是，日本舰队虽然比中国舰队规模小，但其特点是比较统一；各舰的航速与旋回半径基本一致。
海战经过
1894年9月17日，星期一，中国舰队在黄海北部的鸭绿江口外抛锚。它是于头一天护送几艘运兵船到这里的。星期天，运兵船继续溯江而上，把换防部队送往鸭绿江朝鲜一侧登岸。这天上午，天空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11时，舰队正准备开饭，只见西南偏西方向升起一片煤烟。少顷，他们发现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向锚泊着的中国军舰驶来。日本舰队当时正巧驶往鸭绿江口附近的小鹿岛。大约11时15分，日本舰队识别出中国舰队后便升起“发现敌舰”的信号旗，整个编队立即按平时演练规程转换成单纵队密集队形。
此时，中国舰队也匆匆结束午饭，准备起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舰的机房需要实施强压通风才能加速。锅炉升火的困难引起了混乱，而且旗舰“定远”号把事先议定的信号“分段纵列”发成“横列”，使原应担任前导舰的两艘铁甲舰居于编队****。这样，整个舰队呈半月形参差不一地缓缓驶向日本纵队。
日本第一机动编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决定暂时避开中国的两艘可怕的铁甲舰，用4艘小型巡洋舰逼近中国横列编队，进行穿插突破，并对其火力薄弱的左翼实施猛烈攻击，待突破中国阵列后再掉头攻击其右翼。
当两支舰队接近到1万码左右时，“定远”号的英国顾问泰勒觉察到中方队形混乱，遂奔上飞桥向丁提督和汉纳根建议下达向右转向的命令，以使铁甲舰处于能最先与飞驰而来的日舰接触的阵位。他的建议得到采纳，转向信号立即发出。但据泰勒记载，这时“定远”号的闽籍管带刘步蟾耍了一个卑劣的伎俩。
我站在指挥台入口上方等待转舵，没见动静。管带就在下面的指挥台里。我说，“管带，转向命令已经发出，再不转左舵就会引起混乱。”他这才下令“左舵”但随即又小声说：“把定，把定，”一时停止了转向。我勃然大怒，脱口骂了一句，便跳上飞桥去找丁提督。丁提督当时孤身一人，不懂英文，我也不会讲中文，无法进行交谈。我刚跑到提督身旁，只听到震耳欲聋一声巨响，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刘步蟾命令10英寸炮塔开火，此时我和丁汝昌正好站在10英寸炮上方的飞桥上。飞桥被震得真的飞了起来，我和丁汝昌也飞了起来，鸭绿江口海战就这样开始了。（注：当时丁和泰勒正站在木质舰首桥上，该桥正处于10英寸炮的炮台上方。如上所述，交战时人站在这个位置上很危险，若不采取防护措施，常会被炮口的火焰击伤，实际上，丁汝昌是被气浪抛入空中，右腿和右脚被弹片击伤，脸也受到火药灼伤，泰勒身穿的衣服全被吹掉，双目一度失明）
从这样远距离上开火，舷炮够不上敌人，其它中国舰艇也跟着开火，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浪费了大批的宝贵弹药。
说起弹药，外国枪炮顾问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军舰上绝大部分炮弹是无用的穿甲弹而不是更有效的普通炮弹。例如，“定远”号上仅有55发普通炮弹，全在交战开始阶段被打光。“镇远”号上的麦吉芬顾问也说过，舰员们每当从弹药舱中送上一发普通炮弹，“都像对待暖房的植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有些大口径炮弹质量低劣，尺寸不符；更有甚者，许多炮弹中竟然装填着沙子。
日舰一直逼近到3000码距离上才开始射击，密集的炮火组成了猛烈的火网，顷刻间，中国编队左翼舰艇大量受损，几乎所有中国军舰的旗绳都被打断，无法进行信号旗联络。与此同时，坪井的第一机动编队安然穿过中国舰队的左翼，又迅速左转，对右翼舰艇发起猛烈攻击；
“定远”号和“镇远”号驶向前去打算截断日舰纵队。这两艘舰艇钢甲壁垒，完好无损，只因缺少有效的炮弹而不能给敌舰以重创。
中国舰队至少也有一次英勇顽强的壮举。左翼中“致远”号军舰被日舰首次齐射重创，船体严重右倾，所有的舰炮均失去作用。管带邓世昌企图撞沉坪井的旗舰“吉野”号巡洋舰，驾驶倾斜的军舰勇敢地向“吉野”号冲去。该舰不幸被日舰击毁，全体舰员随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然而，麦吉芬在“镇远”号上却没有看到他的管带的英勇行为他后来作了以下的贬损性描述：
林泰曾身为管带，但在鸭绿江的海战中却不露面。他甚至连战斗准备都受不了，一想到战斗就恐怖得要命……每次打炮间隙我总是听到从甲板下的指挥台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咕嘟声。战斗进行了一会，我下到指挥台去，被林管带绊了个跟头。他正趴在那儿嘴里念念有词，祈求菩萨保佑。他属于满清贵族阶层，那确实是一帮腐败无能的儒夫。
15时10分，“定远”号舰首部燃起了大火，“致远”号即将倾覆，“经远”号也火光冲天，其他大部分中国军舰都被重创，形势危急。中国舰队的战斗队形早被打乱，各舰纷纷夺路而逃。“经远”号和“济远”号已退出战斗，向西逃往大连；“平远”号和“广丙”号正挣扎着向北逃往浅海区，剩下的“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铁甲舰孤立无援，正遭受着日舰的猛烈攻击。
17时20分，夜幕降临，日舰担心遭到鱼雷艇的反击而退出战斗。至此，“镇远”号已直接被命中124发炮弹，上层建筑几乎全被夷平。“定远”号的结局也同样不佳，它被命中200发炮弹，舰首燃起大火，整个战斗桅楼被炮火掀到了海里。战后报告表明，中方几乎所有舱面军官都受了伤，60多人阵亡。而日方末丧失任何舰艇，仅有数艘受伤，官兵阵亡78人，伤160人。
战后一位美国海军观察家评论说，这次战斗中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无能。他写道：“新郎到来时，日本天皇的水兵们保持灯火通明，准备周到，而中国天子的臣民们却象愚蠢的少女，已将灯油烧尽，危机到来时他们还毫无准备。”
其他参战的外国人也指责中国人，有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毫无疑问，确有一些勇敢的军官，但是如果12名舰长中有3人贪生怕死，舰员再勇敢又有什么用？我记得拿破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群由一头狮子率领的毛驴要强于一群由毛驴率领的狮子。”一切赞誉归功于那些在中国舰队供职的外国人，他们在极其不利、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尽心尽力地为一个不领情的国家服务。北洋舰队现存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他们帮助建立的。”
在批评中国人方面，麦吉芬也许最有发言权，然而他却赞扬了他们。他是这样总结两艘清舰上水兵们的战斗精神和勇气的：
战斗中“来远”号舰尾起火，久势凶猛，舷炮被烈火包围，无法操纵。但是，在前甲板上，舰员在坚持灭火的同时，舰首炮仍在不停地射击。甲板下的轮机舱内的通风机因上甲板着火，全部关闭，舱内一片漆黑，操作的命令只能从甲板上通过传话管下达。但是，管轮兵们在舱内温度接近200度的条件下仍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数小时后，大火终被扑灭。这些勇敢的人们多次备不顾身地进行救火，他们每次都被烧得面目皆非。
当“镇远”号艏楼起火，舰上指挥部门发出自动前去灭火的号召时，尽管该规当时正遭受到3艘日舰的集中射击，上前灭火简直等于寻死，但是水兵们仍然积极响应号召，奋勇上前，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当他们撤出时，没有一人不是伤痕累累。不，这些人绝不是懦夫。如同在其他任何一次战斗中一样，这次战斗中确有懦夫出现，但他们同样遭到了勇者的唾弃。
战后余劫
鸭绿江口海战并非是中日海军之间的最后一次战斗。数月之后，两军在山东北部的威海港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那以前，日本陆军攻占了朝鲜和辽东半岛，夺取了旅顺和大连。1895年1月，北洋舰队的残余舰艇隐蔽在威海港内，港湾口用栅网和沉船封锁。1月底，日军进攻该港，派出鱼雷艇袭击那些封锁港口的传统防御工事。2月初，日军终于突破了港口防御，并与中国海军交战。2月5日，“定远”号被击沉，4天后，“靖远”号突围未遂被击毁。（原文如此）
不久，中国求和，将北洋舰队余下的军舰作为部分战争赔偿交给日本。满清皇帝降旨对所有幸存的管带斩首处死。此令后来虽被取消，但已有数名将领被处死。丁提督和其他两名管带自知将受极刑，遂吞服过量鸦片自尽。到1895年2月末，中国海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舰已经是散的散、沉的沉；大部分留过洋的海军军官都已死去。
1895年日军胜利后，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和约。他在日本逼迫下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下列主要要求：
1．中国承认朝鲜自主；
2．中国割让台湾全岛、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注）和辽东半岛（含旅顺、大连）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
4．签订贸易条约，同意田本享受最怠国待遇，并开放7个新的通商口岸。
以上条约中有一项未能兑现。马关条约签署后不到一周，俄、德、法三国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成果感到震惊，出面照会日本政府；“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将对中国首都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同时将使朝鲜的独立化为泡影，成为今后远东和平的一个永久性障碍。”
日本迫于这种国际压力，只好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于1895年11月将其归还中国。但是此后，西方列强之间又为亚洲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吵。不到三年，它们借口租用，开始强占中国的许多港口。1898年，德国攫取了青岛；英国强租威海；俄国夺占了阿瑟港（旅顺港）；从而获得了在太平洋的不冻港；法国占据了中国南海的湛江。
第390章1896至1911年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瓜分，迫使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对整个儒教思想体系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们认识到旧的传统即便与温和的改革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进行新的彻底变法。
严复的观点
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只有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才有希望。严宗光（即严复）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又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890年后，他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这10年中，他涉猎广泛，译著频出，介绍西方的许多新思想。他不但热心于新闻事业、传播知识。而且还研究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他在天津创办过两份报纸，并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183；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注：福州船政学堂还有几位毕业生以及他们的门生后来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如：陈辉、高禄、罗丰禄后来都在外事部门身居要职。其中，陈辉于1906年入巴黎大学继续攻读法学学位，1920－1927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和驻国联代表；高禄于1921年任孙中山的秘书，1928年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而出任驻法国公使，曾撰写过一本名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的书；罗先生于1893年离开海军，从1896－1901年一直出任驻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公使）
然而，严复也深知中国学习西方会遇上重重障碍。如同其他好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中国遭受日本之辱感到义愤。他指责不成功的洋务运动，抨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十九世纪的名言。他在天津任总教习期间发表过如下的批判言论：
“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光绪二十午，1894年）东事败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肆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物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益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占；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正如上述批评所证明的一样，在关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当时仍然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多数知识分子眼看中国急速落后于日本和西方，迫切要求改革，而统治者显然不能胜任实施有效改革之重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中国采纳了西方成功的经验。对此，中国的少数统治者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中国缺少军舰，缺少设备，缺少技术知识。从当时的记载看，海军改革前景暗淡。
中国要不要海军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1895年8月，总督刘坤一奏请清廷与俄国缔结海军密约，鉴于中国海军无能，请俄国海军代守中国海疆。此议得到另一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张的奏折后来虽被皇帝驳回，但仍值得一阅，因为55年后它又成为中苏海军合作的基础。该奏折说：
“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国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若有俄相助，将来无论何国寻衅，数旬以内，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则我得以专备陆战守之计，而敌人亦断不能为深入内犯之谋矣。此尤交邻之微权，救急之要策也。”
该奏折的悲观论调促使年迈的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去重振海军。他敦促向西方购买军舰，其建议得到皇帝的批准。在此后三年中，中国共购进5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鱼雷艇。其中“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为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制造，每艘装有两门8英寸火炮，排水量为4300吨，最高航速24节，其他3艘巡洋舰为德国的伏尔铿船厂制造，排水量为2950吨，备装3门6英寸火炮，航速19节。驱逐舰和鱼雷艇也全为德国制造。驱逐舰排水量为280吨，装有两座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鱼雷艇分为两种型号：一种排水量为62吨，装有3个鱼雷发射管；另一种排水量为90吨，装有两个鱼雷发射管。最高航速都是近18节。
这些新舰艇驶抵中国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许多外国海军专家对中国正极力购买大量外国军舰的看法。1898年末，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访问了中国，并应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邀请视察了南洋舰队的军舰，事后他写道：
“我向他们建议将剩余舰艇整修刷新以使用于维持治安，并指出这些舰艇能阻止广州沿海一带的海盗行为。我力劝他们不要再花钱购买海军武备了，因为他们所承担的护国任务要求发展陆军力量而不是发展海军力量。我认为，他们首先应该保护商业贸易的安全，而这只有陆军与治安力量才能提供。我提醒他们对许多浪费情况引起重视，特别是他们在沿海和内河拥有数百艘破旧的舰艇，而这些舰艇要无谓地耗费一大笔开支。”
组织与领导
贝雷斯福德勋爵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海军组织变化甚微，海军仍然高度分散，海军衙门也没有再度成立。长江中有22支海军帆船分舰队，需要雇用官兵1万人。北洋舰队的剩余舰员与南洋舰队合并，基地设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海军大部分舰船再次进驻长江绝非偶然，这表明晚情时期，长江流域的政局越来越不稳。
1899年，叶祖珪任海军统领。他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8年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在1895年威海港之战中负伤，以后他的健康状况—直欠佳。虽然他当时任“靖远”号的管带，但2月7日当该舰在威海港内被击沉时他在陆上。他因甲午战争失败受革职处分，于1899年重新起用并被提升。叶祖珪死于1906年，他的职务由副统领萨镇冰继任。
萨镇冰
萨镇冰任海军提督以来在政治上和复兴海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确实，他从1873年加入海军到1951年去世，曾先后在清朝、中华民国和政权下的海军中服务。
萨镇冰具有典型的中国海军军官的阅历，经历过帆船舰队时代和蒸气动力的海军时代。他出身于福建省中产阶级的绅士家庭。他自幼受过传统的古典文学教育，晚年常写旧体诗词。他于1873年15岁时考进福州船政学堂，后因学业优异，于1877年被选送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与严复同学）学习航海、自然科学、英语翻译。1879年回国后，萨镇冰在天津水师学堂任驾驶教习。六年后担任福建造“通济”号运输船的管带。甲午海战期间他在天津水师学堂任驾驶学堂总办。1895年，他同参加鸭绿江口海战的大部分军官—样呈请辞职，1897年又回到海军，任新购买的巡洋舰“海圻”号管带。
在任“海圻”号管带期间，他以军纪严明而著称。萨镇冰的一位朋友、当时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埃文斯将军称萨镇冰的巡洋舰是他所见过的最整洁的舰艇。当时的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吉利斯海军中校引用萨镇冰的话说“在军官们穿上浆洗过的衬衫后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海军”。
萨镇冰之所以不同于他的中国同僚，是因为他信奉伊斯兰教。萨镇冰的家族属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穆斯林（色目）人。十四世纪时，他的祖先作为蒙占征服者的官员被委派到福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萨氏家族被汉族文化同化，成为福建省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中出了不少杰出的行政官员和海军将领。
由于萨镇冰是色目人后裔，被选任海军提督一事很快就得到了非汉族的满清统治者的批难。但是，他的穆斯林身份也给他与汉族军官之间的关系带来麻烦。他在任职初期曾向吉利斯吐露过，他在偌大的中国海军中只有五、六位信得过的军官。所以他后来仿效传统作法安排家族成员担任海军的重要职务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在海军改革中，萨镇冰表现出许多正直和理想主义品质。比如，他统管海军后公开反对大量购买外国军舰，主张只购买几艘巡洋舰和炮艇分别用于训练以及内河和沿海的治安。但是他的这一思想遭到外国人及中国同僚们的反对，后者把滥购舰艇作为自己敛财攫政的进身石。
中国海军与金元外交
萨镇冰担任提督期间正是美国实行金元外交时代。当时，多数西方国家和日本在中国竟相干预控制中国的内部事务。甲午战争后，中国海军对各国军火商和投机商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萨镇冰上任不久就受到那些企图涉足中国海军的欧美人、日本人的恭维。当时正值门户开放时期，各国都享有同等的贸易机会。
1906年至1907年，亚洲和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破了各海军大国在亚洲保持的微妙平衡。日军在日俄海战中大获全胜而震惊世界，英国为了对付德国海军的扩张，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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