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2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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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部部长认为如果渔业公司能由中国海军保护，并能有较好的收益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公司作抵押向美国贷款造舰。消息传到在北京有影响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此项动议顿时销声。　
1919年初在凡尔赛和会确认日本对山东的主权之后，懦弱的北洋政府对日本的畏惧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抗议。这次和会的结果激发了中国人民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次称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骚乱期间，海军的财政问题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位未署名的海军学员在“北京导报”上撰文指出，海军军费仅为陆军的4．5％，并对此表示哀叹。文章说：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极其悲惨的局面。这种政策究竟是出于纯党派的利益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团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断的。然而，事实却是，自从民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15年以来，中国海军的拨款仅够维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国家预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陆军和海军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海军中的政治派系　
使用“政治派系”一词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彼此政见都不一致，他们基本上分为三派，分别同当时中国政权斗争的二大实力派相联系。　
海军中实力最强的是福建派，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学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把海军当作攫取权力的进身阶。他们把持着海军的各级领导权，以厦门和福州作为其活动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军的势力：　
省份　军官　士官　文职　士兵　总数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苏　50　32　62　628　772　
广东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广西　　　　8　8　
云南　　　　1　1　
海军中第二大实力派是拥护孙逸仙的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这一派在高级军官当中人数很少，但也有几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有力的领导甚至能左右许多闽籍军官。有趣的是，海军中的革命者虽然多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但都不是闽籍人士。　　
最后一派是少数拥护君主立宪制的高级官员，他们不管谁上台都愿为之效劳，而且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希望复辟君主制。这些人多数是十九世纪满清时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旧中国的保守势力的代表。　
下面分别介绍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动。　
革命派　
程璧光将军。他与其领导孙逸仙一样，出身于广东省绅士家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任炮舰“广丙”号管带，该舰是广东舰队唯一参加过鸭绿江口海战的舰艇。威海战败后，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受降仪式。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仪式上，程璧光深受耻辱，决心追随当时正在广州策划革命的孙逸仙。程璧光成为孙逸仙在海军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动鸭绿江战败后的海军残部参加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军，事发后于1895年底逃往香港，随后移居新加坡。孙逸仙的首次革命失败后，程璧光
隐蔽了下来。　
程璧光后来返回祖国。尽管他是广东人，仍然当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号管带。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号赴英出席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在这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回国后才懊丧地得知他的一个下属黄钟瑛已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程璧光虽很后悔，但仍继续积极拥护孙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孙逸仙于1912年被袁世凯赶下台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追随孙逸仙。忠于孙逸仙的革命派企图进行反击，但却遭到失败。程璧光于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于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海军部长。黎元洪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是一个很勉强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1917年国会解散，程璧光辞去海军部长职务，重任“海圻”号舰长。他用军舰把孙逸仙送到广州。程璧光的这一举动带动了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海圻”号又率领第一舰队驶抵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当时，程璧光发表声明说：　
“我们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共同护法，不成功便成仁。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谴责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径。目前的北洋政府打着共和制的旗号实行独裁统治。海军决心为恢复共和制而奋斗。不恢复国会誓不罢休。”　
1917年，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开始协助孙逸仙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程璧光荣任广东联军总司令。当时，孙逸仙只统辖很少的军队，因此任此职务是徒有虚名。　
另一位是海军将领沈鸿烈，他是民国海军中少数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于湖北省的一个书香门第。1905年，他从张之洞创办的由德国人经管的南京陆水师学堂毕业，以后去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六年。　
在日本，沈鸿烈很快结识了许多当时正在策划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党人。1906年，他加入了孙逸仙的同盟会。该会号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鸿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组织领导者。他在日本时很可能与当时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有过交往，蒋介石后来让沈鸿烈担任过要职。　
1911年萨镇冰从武汉出逃后，沈鸿烈接任了舰队司令职务，他率众投奔了革命，后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攻陷了南京，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此后他在北京度过了4年，先后担任各种参谋部的职务。1916年，他作为中方观战团成员赴英，一年后回国。　
当北洋政府开始垮台时，沈鸿烈投靠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张作霖与驻满洲的日本人之间的中间人和仲裁。在此期间，他还多次担负加强东北防务的重任。　
1931年日本进攻沈阳，沈鸿烈返回青岛担任市长，直至1937年。此后他先后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各种要职。1938年至1944年任国民政府山东省****，1942年至1944年任农业部长，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他曾于1933年出版过一本名为《东北边防与航行权》的书。　
君主立宪派　
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三位海军将领（注：黄海海战时，李鼎新为“定远”舰帮带大副，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中对其称赞不已；刘冠雄在黄海海战时任“靖远”舰帮带大副，海战末期“靖远”升旗收队即出自刘的建议）。他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仿，都是出身于福建绅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远，又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期同学。　
三人中只有刘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起过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军任高职，三人中只有刘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任职。　
袁世凯死后，他们开始在海军中失去地位，但后来又在军阀连年混战时期轮流担任过海军部长，但他们对三个舰队都未曾掌握过实权，仅参与北京的宫廷政治，为各种觊觎权位的野心家效劳，并陪伴频频入京的外国人。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他们退出了海军和政界。　
福建派　
这一派兴起于袁世凯死后军阀当政时期，成员大部分是些追求传统绅士生活方式的闽籍军官。例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内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这伙军官却在大闹海军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个海军军官俱乐部，以纪念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他们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大谈什么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词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季届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最后，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　
这一派主要人物是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杨树庄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司令部设在厦门。杨树庄虽然是海军中少数未留过洋的军官之一，但他很会应酬欧洲人，颇受外国人的青睬。不过，驻中国的苏联人不喜欢他，有一位苏联人曾说他胆小怕事，嗜好鸦片；此外，苏联人还怀疑他贪污过上百万美元
陈绍宽继杨树庄之后成为海军福建派首领。他担任“应瑞”号训练船管带将近10年，把军舰治理得井然有序，并在舰上为来访的欧美海军要员举办过豪华的宴会。他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并引以自豪。与杨将军不同的是，陈绍宽将军颇受苏联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苏联“间谍”向莫斯科报告说，陈绍宽的“政治信仰相当进步”。因为他把“整治海军提高中国地位”视为己任。陈绍宽可能受到过这种吹捧奉承，因为1926年初他曾批准苏联人成立一个带政治倾向性的新海
员学会。三十年代中，陈绍宽也受到过日本人的类似吹捧，这曾给与蒋介石的关系带来不少麻烦。　
孙逸仙与海军　
1917年，革命党人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东，支持孙逸仙的护法运动。程璧光不顾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诱，坚决支持护法运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舰上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　
程璧光的被害给海军和孙逸仙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失去海军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军政府解散，他被迫离开广州。海军军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领导与政治支持，开始鼓动舰队北上与北洋军阀重新联合。1921年5月，孙逸仙又重返广州，再次组织军政府，并就任民国大总统。在他的劝阻下，第一舰队继续留在广州。　
孙逸仙返回广州后就着手整治四分五裂的军队，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舰上的许多舰员，代之以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海员工会会员，以保证海军继续忠于革命。　
当时孙逸仙面临着各种阴谋破坏。他只掌握少数部队，大部分兵权握在粤系军阀陈炯明手中，陈还控制着桂军实力。孙逸仙曾屡次想组织北伐军，但都受到陈炯明的阻挠。1922年6月，陈炯明察觉到孙逸仙的力量在加强，遂命令部队包围了广州的总统府。孙逸仙逃到停靠在珠江边的“海圻”号巡洋舰上。　
广州动乱　
下面是孙逸仙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它显示了孙逸仙为了保持其威信，是如何把海军作为政治工具以反对他的对手的。　
6月16日，孙逸仙下令海军炮轰广州以反击驱逐他的陈炯明。遵照孙逸仙的命令，3艘炮舰从黄埔出发，沿珠江溯流而上向广州市区开火。许多无辜百姓死于炮火，一些外国建筑物受到破坏。　
炮击两天后，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先生决心找到孙逸仙，劝其停战。他在美国华南巡逻队队长鲍姆海军上校的陪同下乘快艇到了黄埔港，在“海圻”号上找到了孙逸仙。面对这位中国领袖，休斯顿就中国舰艇炮击美国在广州的设施一事愤怒地提出抗议。　
孙逸仙极力为炮击辩护，说陈炯明把他逐出广州“是最大的叛变行动，完全是突然袭击”，孙要求外国进行干涉，惩罚这个叛徒。孙说他是死里逃生，炮击城市是为了抗议，并说第二天还要继续炮击。　
在后来的谈判中，孙逸仙同意不再炮轰居民区，但仍坚持要炮击军事目标。休斯顿和鲍姆上校随即离开军舰返回广州。　
一到广州，他们立即拜访了陈炯明的儿子陈永善将军，陈永善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下令停止炮击炮舰，并请他们将此意图转告孙逸仙。显然他是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孙逸仙的舰艇没有再次炮击城市。　
在与休斯顿交谈中，陈永善声称是孙逸仙派人暗杀了程璧光将军，凶手因而得到了水泥厂董事的职位。据陈永善说，孙逸仙的海军中有些军官已与他接触，商谈条件，数日内就会投降。他还说最初在炮击城市时，孙逸仙的一位舰长及其军官们是在海员工会的舰员的枪口胁迫下下令开炮的，那位舰长和其他人告诉陈永善他们不打算再参加任何炮击广州的行动。　
陈永善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当时确曾有人对海军施加过压力，要求它停止对孙逸仙的支持。孙逸仙的某些海军军官事实上已经同意，一旦下列要求得到****，就退出战斗：　
1。实现海军国家化，不受省或地方当局统辖，　
2．海早对国家政策有发言权，　
3．所有官兵继续在海军留任现职，并按月领饷，　
4。保证支付拖欠的军饷。　
双方又继续僵持了一段时间，到了7月8日，陈炯明向孙逸仙发出通牒，要求孙逸仙退出黄埔港，或于次日午前投降。7月9日，当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孙逸仙否认收到过最后通牒。7月10日上午，孙逸仙的6艘炮舰开始猛轰广州下游的要塞。不到两小时，要塞的火炮被打坏，舰艇沿珠江驶往沙面国际租界区。　
当时至少有两艘其他炮您“永建”号和“章分”号宣布中立，锚泊在沙面附近的江面上。当孙逸仙的6艘炮舰接近时，两舰立即进入战斗部署。孙逸仙从“永丰”号上命令6艘炮舰在沙面附近江面系泊。不久，“永丰”号的跳帮队就登上“永建”号和“章分”号，舰员们被召集起来，在枪口的威逼下支持孙逸仙。　
一天后，所有行业工会号召总罢工，要求恢复孙逸仙的大总统职位。商人也开始罢市，广州再次陷入僵持局面，但持续时间不长。7月14日前，反孙逸仙的军队占领了黄埔港，使得孙逸仙的海军失去了码头依托。14日夜晚，“永建”号乘混乱之机启航逃到黄埔港，再次宣布中立。　
形势越来越危险。7月19日，一顺水雷在孙逸仙所乘坐的军舰附近爆炸。尽管孙逸仙讨厌英国人，但他还是于8月乘英舰“穆尔亨”号逃往香港。　
英舰离开后，“永丰”号的官兵才发现孙逸仙跑了。舰员立即扣押了留在舰上的孙逸仙的参谋人员作人质。他们要求安全离开广州，并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　
“永丰”号舰长代表本舰和其他舰的官兵向英国总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总领事负责答复他们的要求，他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他们就要继续炮轰沙面和广州。　
8月10日，孙逸仙的海军部长汤廷光与“永丰”的舰长举行会谈。该舰长与4位舰员到了舰队所在地。汤将军说，他准备带回所有的舰艇人员，而且孙逸仙所答应给的津贴也将分文不差地下发。但是，他们要服从汤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军官的指挥。　
谈判代表在孙逸仙的美籍法律顾问诺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丰”号进行商议。“永丰”号等舰的谈判代表经过长时间研究，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必须由英国总领事转来一份温树德将军签署的保证书才行，他们说汤将军只是个名义上的将军，指挥停泊在深水湾的中立舰艇的温树德将军才是正规海军的将军，他的保证才算数。诺曼与英国人进行了联系，让汤将军与温将军共同起草和签署保证书。在这样做了之后，“永丰”号才缓和了态度。　
第二天，孙逸仙的朋友美籍华人翁塞缪尔先生送来了2万美金作为支付拖欠随员们的部分军饷。于是人质才被释放，军官们同意服从温将军的指挥。　
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舰队支持孙逸仙和革命的结束。1923年，温将军举舰艇北上到青岛，重新恢复了北洋舰队的名称，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同时，第二舰队仍驻泊长江，为历届军阀服务。训练舰队在福州几乎成了私人的海军，它只听从杨树庄将军的调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蒋介石光复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止。　
蒋介石与海军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遇到了海军的传统问题。他虽然征服了全国，统一了3个舰队，但是他发现海军再次被紧紧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动乱时，这帮人在一旁等待观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强表示支持蒋介石。当蒋介石这位大元帅颁布新政府体制大纲时，福建派感到无比气愤，因为新政府体制大纲不仅取消了海军部，而且将海军作为军令部下设的一个署。　
福建派认为这种体制是企图毁掉他们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于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来抗衡。他们按传统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顿计划。1928年，3位福建派首领杨树庄（总司令），陈绍宽（第二舰队司令）和陈季良（第一舰队司令）递交了该计划，要求两年内拨款6900万美元来扩建和改善海军。　
蒋介石对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于1928年12月把海军本已很少的每月500万元预算削减到250万元。这些福建派海军首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一、第二舰队司令提出辞职，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大元帅受不了海军的背叛，于是使出了缓兵之计。他派闽籍将军杜锡圭率领中国海军考察团到日本和欧美对各国海军情况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蒋介石答应杜锡圭一回国就研究他的建议，并作出必要的改革。　
蒋介石显然是在敷衍海军，他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有待处理。他要对付那些继续向他的政权挑战的几位有实力的军阀，而且当时中国也在新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视耽耽地觊觎着满洲，并于1931年侵占了它。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批准成立海军部，将陈绍宽调到南京来组建海军部，以架空这位带头反对他的将军。此一举动有效地隔开了陈绍宽与各舰队的密切联系。　
这位脾气暴躁、身材瘦小的陈将军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压抑。海军部每月仅有8。6万元经费，舰队的资金也相应减少。1933年，3艘旧式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和“肇和”号倒戈，投靠了当时仍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广州的广东省政府一边。这些军舰的官兵在海上从事掠劫、走私活动长达两年，直到1935年，陈绍宽才集结起足够的力量迫使3舰投降。自然，这些军舰一回到南京，舰上的全体官兵都得到赦免。　
陈绍宽在南京还遇到了其他麻烦。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帮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扩张。后来虽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陈绍宽的一度光辉灿烂的经历却被严重玷污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公开向福建派挑战，他通过南京海校尽快培养出大批学员，把他们安置到舰上和海军指挥机构中。1937年，蒋介石又派陈绍宽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中日开战。数月之内，日本飞机几乎炸沉了中国海军的所有舰艇。当陈绍宽回国时，他的海军司令部已不复存在。
第392章旧中国海军与对外关系
　　　　　　　　　　　第一部分
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海军除了内部纷争之外，也注意了对外关系。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地了满清政府，但是其他外国人仍然留在中国，继续享有特权和治外法权。当时在中国的列强主要有：英国、美国、俄国、德国和日本。各国都在中国投资，常常为各自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的利益而互相争执不休。　
然而，局势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正当中国政府濒于分裂之时，孙逸仙的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呼吁正与二十年代欧美流行的批判帝国主义的新思潮相一致。（但亚洲的列强仍在虎视耽耽地觊觎中国，这一点下一章将要讲到）这样，正当蒋介石打着旗号继续统一中国时，中国人在恢复全面自治方面也得到了不少利益。　
中国在恢复自治、实现现代化的斗争过程中充满了内外倾轧、争权夺利。海军在国内的政治格局中虽然微不足道，但依然是各派争夺的一个主要焦点。用“潜在的”一词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海军，真是恰如其分。众所周知，中国海军拥有支持革命的潜力；而且不管多么陈旧过时，海军兵力对大部分中国人总是能起到威慑作用的。　
外国投资家与政客也被中国海军的潜力所吸引，中国海军提供了签署高额利润合同的可能性，同时它的效忠与影响对于获得它的支持的外国列强来说可能很有用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又玩起了老一套伎俩，利用外国军火商的竞争从心理上和物价上左右着合同谈判。同时，这种竞争也促使中国人佯做慷慨许诺。中国海军又在力图速见成效，而不是踏踏实实地稳步发展。　
中国海军的领导人，特别是海军部的那些领导人，津津乐道于这种把戏，不论是应酬外国军火商的巴结讨好，还是屡次三番地策划重建海军，这伙失意的将军们都表演得十分出色。它们不愧是继承了父辈的衣钵，非常精通以夷制夷的古老伎俩。　
英国　
从1912年至1913年，英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当时，它在中国航运事业上占据领先地位，继续监管着中国海关和江南造船厂；它捷足先登地在上海和富饶的长江流域经商和办银行，它割占香港（香港对亚洲的贸易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依然租借着威海、厦门和晋江三个港口。　
但是，英国在华势力受到威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反英情绪强烈。1925年至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