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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3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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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进行走私和行贿。该计划还对“中山舰”有以下一段描述：
“现在没有任何机会对该舰的舰员进行政治宣传，因为这些士官和水兵们的秉性都十分凶恶和残忍，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广西人，地方观念非常强烈。多年来，他们一直走在‘的道路’上。他们抢走鸦片，用人民的血汗来发家致富。为了中饱私囊，他们无所不为。他们渐渤地变成了富有者，而与这样一些人是无法谈论革命的。当前，国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支付该舰的一切维修保养费用。”
尽管苏联人作出上述悲观的估计，但他们仍设法渗透到孙中山的广州政府。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并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和解。他们密切合作力图建立一支能北上消灭军阀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周恩来担任了蒋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一些外国的人也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例如，在军校最初几年的活动中，蒋介石在广州有一个极有影响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在苏联顾问团中有两名海军顾问，他们是安德烈。S。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的中文名字叫琅桑喀，他是一个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而又粗暴、雄辩的人。苏联的一个检查小组后来称斯米尔诺夫不是一个“以极大的热忱为中国海军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人。”
蒋介石极不甚欢布勃诺夫，这位中国领袖对布勃诺夫在1925年11月临时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而感到极大的不快。实际上，蒋已开始怀疑苏联人和中国人除与合作外还有其它目的。
布勃诺夫的提升带来了中国人李芝龙的晋升，李芝龙担任了广州海军司令。当李计划阻止海军内部的非法走私活动时，他却无形中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限制活动的急迫需要提供了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芝龙、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逐渐成为广州海军的批评对象。当人正在进一步查明海军中的非法活动时，许多海军军官感到他们的职位受到严重威胁。
广州海军与苏联顾问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反映出在广州普遍存在的意见分歧。一对间，对立的团体组织蜂起。在于1926年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领导权几乎全部落到人的手中。此时，蒋介石提高了警惕。1926年2月16日，他免去了所有苏联人的行政职务。10天之后，他又逮捕了中国广州卫戍部队司令，遗责他与布勃诺夫稿阴谋。当左派汪精卫（孙中山的继承人）未能对布勃诺夫采取行动时．蒋介石决心以政变的手段来控制广州。
这时，政变的迹象尚不明显。从表面上看，当时在“中山舰”上的李芝龙于3月18日命令该舰及其姐妹舰“宝壁”号驶离广州前往黄埔。蒋介石在广州听到该舰擅自行动的消息后十分不安。据李芝龙说，就在这时，蒋得知一个苏联军事检查组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当李芝龙3月19日打电话给蒋时，这位大元帅命令他立即返回广州接待来访的苏联人。然而，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蒋已去汪精卫那里并请求他对采取坚决行动。实际上，蒋根本没有心思去接待来访的苏联检查组，他在和他所信赖的
两名陆军师长密谋在第二天发动政变以夺取广州。
那天晚上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中山舰”停泊在广州军官俱乐部前面，舰员们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蒋介石把这—行动视为企图对他进行绑架。后来他曾写道，他认为李芝龙和苏联人打算把他捉上“中山舰”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蒋介石怀疑对他绑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他却利用了这一事件来为其第二天的政变辩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三二O”事件就是国共合作分裂的开始。最后的破裂终于在第二年成为事实。
1929年的中苏危机
1929年秋，中苏两国的江河部队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海军冲突。这是中苏之间小规模边界冲突中的一次，是由满洲新军阀张学良为夺取中东铁路所有权而引起的。为此，张学良的满洲海军司令沈鸿烈卷入了这次冲突。
据我所知，冲突的详情没有文字记载。下面一段介绍是我根据沈鸿烈给中国海军史学家李哲全的一些口述材料翻译而成的：
1．同江战役中中苏海军的态势
当时，中国海军的吉林——黑龙江防御舰队有以下舰艇归我指挥：“江亨”号（排水量为550吨），“利济”号（166吨），“利绥”号（110），以及“江平”号，“江安”号，“江泰”号和“江通”号。当苏联人发动进攻时，我正在渤海的长山群岛作巡回检查。在我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后，我立即派兵增援那里的舰队并下令戒备，然后拨调了重炮和其它军事装备。1929年8月9日，我同其他一些指挥官一起火速赶到哈尔滨作战前线。
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周围是一片沼泽地。中国舰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这一带的浅水区，但敌方的大型舰艇就不行。我们的防御战略分为两个阶段：陆上防御和水上防御，海军舰艇“江亨”号、“利济”号和“利绥”号部署在前方。（“江亨”号具有很强的火力）其它掩护舰只（商船）则配置在汇合区作为预备和防御兵力。“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等舰上装有用来欺骗敌人的大型木制火炮。第一道防线设在汇合处，那里备有鱼雷；二道防线设在三条河中，河内设有障碍物。一些报废的商船连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秘密的流动船队，并被拖往沼泽区，隐藏在那里以便提供炮火支援。这些隐蔽
的商船可随意拖往任何地区。
陆上防御战略是这样计划的：汇合区的尽头可用来控制苏联舰艇所使用的河道。这个任务将由海军陆战人员从岸边进行火力射击来完成。为了防止敌人采取突袭行动，我们将一个营的兵力配置在河岸背面。我们还建立了鱼雷发射台和观察站。作战司令部就设在同江城内。苏联的飞机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开始进行侦察，但他们没有发现那些隐蔽的商船。
于是，我命令部队要常备不懈，并随时击退敌人的进攻。苏联人自恃其兵力优势，估计我方不会首先开火。他们的舰艇在河中抛锚。行动起来大摇大摆，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们的部队却在紧张的准备和警戒，尤其是部署在沼泽地区的水兵，因为他们暴露在烈日之下，饱受各种蚊虫的袭扰。他们很想发起攻击以便尽快结束战斗。然而，他们却静静地理伏在那里，等待着战机的到来。
2．海战经过
1929年10月12日晨，当“利绥”号溯流而上驶往汇合区封锁线时，9艘苏联舰艇突然向我方的“利绥”号以及锚泊在江上的“利济”号和“江平”号开火。“江亨”号己于几天前驶往富锦。敌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利绥”号上。苏联飞机也开始坟击“江安”号和“江泰”号。由于苏联人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火力，他们的舰艇仍锚泊在原地，并疯狂地朝我舰开火。
此时，我舰“利济”号发出信号，要求全舰队起锚并还击，集中所有火力打击敌舰。于是，中苏海战开始了。伪装的“江安”号第一个起航，慢慢地驶近苏联舰艇。此时，“江安”号的舰长已计算出他的舰至锚泊的敌舰的距离。他的第一个火炮齐射就一举击毙了敌方部队的司令官、参谋长和上述两人搭乘舰的舰长。这一艘苏联舰艇在遭到严重打击之后便开始下沉。可悲的是，共余的苏联舰艇还弄不清中国的火力来自何方。3艘敌舰被我隐蔽的商船和炮艇重创。我方部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利济”号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战斗后沉没。“利绥”号被重创，它的一门火炮被击毁，它带着重伤撤离火线。其余舰艇“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原是商船，火力较弱，经不住敌人的正面攻击。“江泰”号的舰长阵亡。“江安”号被直接命中，引起爆炸。“江安号”的轮机舱被直接命中，在舰员们弃舰后即行沉没。受重创的敌舰与我舰仍停留在作战区；而一些受轻伤的舰艇则撤出了战场。同江海战就此结束。
不久，敌人占领了三江口（即汇合区）。然而，汇合处已被我军布设了水雷。因此，当苏军在那里登陆时，部队遭受极大伤亡。敌人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扫清水雷。
1929年10月29日，苏联的陆、海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位于上游的我方富锦县发动进攻。当日下午4时，5艘敌舰进攻富锦。我与几位参谋军官登上“江亨”号，火速实施反击。苏联飞机以6架为编队对我舰艇进行轰炸，但均未击中。我们用重武器射击敌机。
第二天，我陆军前线被敌突破，我们只好向封锁线撤退。苏联舰艇和地面部队企图向我封锁线实施正面的合同攻击。但在“江亨”号猛烈的炮火射击下，敌人未能得逞。但我方终因弹药耗尽不得不凿沉封锁船以阻止敌人的接近。苏联陆军部队终于占领了富锦，敌人的海军部队也利用小型舰艇穿过封锁线。随后，苏联部队从汇合区撤离，他们从富锦县掠去了食品和补给品。
正当双方准备进一步交战时，英、法、美三大国于12月3日向中苏发出公报，要求双方停火，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此时，中国已意识到其前线已处于危急之中，许多个战略地区已被苏联占领，加之日本在南满洲的煽动活动和接二连三的内战，于是，中国接受了三大国的调解。中、苏两国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了谈判，并于12月22日签署议定书，从而结束了这场中苏战争。
同江战斗的伤亡情况如下：（1）中方；“江泰”号的舰长阵亡；100多名其它舰上的官兵和陆军官兵阵亡；“利济”号、“江平”号和“江安”号沉没；“利绥”号被击伤；（2）苏联方面11艘舰艇沉没，3艘受重伤，4艘受轻伤；两架飞机被击落；100多名官兵被击毙。
日本
苏联在黄埔的所作所为和在满洲的战争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对中国北部仍有着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野心。对此，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不过他们在该地区的扩张活动稍加掩饰而已。
有关日本在这段时期卷入中国的大部分背景情况，前面已作过介绍。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值得提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海军在日本的卷入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例如，在1914年，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与日本海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一次小误会，差一点酿成一场中日海战。中国巡洋舰“海圻”号从上海出发，驶往其活动海区，准备在那里进行例行的海上训练。当该舰驶离长江口时，恰与一艘迎面驶来的日本军舰相遇。根据国际惯例，日舰向“海圻”号鸣了礼炮，中国军舰也还了礼。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在看到日舰喷出13个烟团后，也发了13响礼炮。后来，日舰向“海圻”号发信号，询问中方发出多少发礼炮。当回答是13发时，日本人便抱怨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他们鸣了
15响礼炮。为此，日本人几乎摆出一副临战架势，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悻悻地离开了。后来，这件事在北京被作为一个外交关系问题提了出来。袁世凯被迫向日本人陪礼道歉，并命令“海圻”号返回日舰在上海的地点，重新发出15响礼炮。林葆怿遵命，但这次日本人却没有还礼。这一耻辱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海军的谈论话题。
就在这时，日本不顾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持的中立态度，向山东省派遣部队，以取代德国在那里的地位。在未遭到西方国家的谴责之后，日本得寸进尺，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共分五个部分，有关要点如下：
1．解决日本近期所占领的山东地区问题。
2．明确日本在满洲南部和内蒙东部的地位。日本试图使中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天然的”地位，其中包括要求中国允许租借旅顺港和大连，为期99年。
3．保护日本在汉冶萍钢铁公司的利益，该公司位于华中，与日本资本家有密切关系。
4。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中国将任何港口、港湾或沿岸岛屿租借或割让给任何别的国家。
5．控制中国政府。中国同意在贸易和军事组织其中包括警察、军械、武器购置和福建省的发展等方面，只能聘用日本顾问。
对此中国政府企图拖延搪塞，并在报纸上刊载了这一秘密文件，以指望西方国家出面干预。但除了对日本进行口头谴责外，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日本进一步采取行动。5月7日，日本政府给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袁世凯屈服了，并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前四个部分。
袁世凯屈服后立即出现了如下一些后果：首先，无限地推迟了美国伯利恒公司在福建帮助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的计划。这恰好迎合了日本人，因为“二十一条”中的第五个部分就是要制止美国海军对该省的渗透。第二，8名中国海军军官和学员于1918年被送往日本接受海军训练（到1920年，只有两名军官在日本受训）。第三，日本向中国海军派出一个小型顾问团，讲授无线电报和旗语信号。实际上，这个顾问团企图把日语作为中国海军的官方语言。第四，日本将一名唯—研究中国海军史的海军史学家派到中国海军部任职。
二十华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所缓和。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正在采取一种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主张同其他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日本的这种软化的对外政策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反日暴力行为和抵制日货时，日本不想采取报复行动。
形势恶化
到二十年代末助，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态激发了新的军国主义的幽灵。随着日本人加紧对满洲南部的控制，新的摩擦开始发生。日本的这种举动无疑引起了苏联的不安。
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着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蒋介石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马克。布里斯托尔将军进行了如下交谈：
蒋介石：我们认为，美国人一直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的国家也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朋友，你们希望看到我们国家的统一。其它所有国家都希望我们分裂，以便从中牟利。日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日本与苏联想联合起来整我们，但我们能够在你们的友谊和道义的支持下对付他们。我们意识到，美国决不能采取带有侵略意义的行为来支持我们。我们感到，日本正在试图并有可能将你们引入歧途，使称们采取某些危害中、美两国的行动。中国的问题是个太平洋问题，如果中国不统一，不停止多年的内战，这个问题将成为战争的主要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狂热，但我深信，除非我们能在5年内解决我们的问题，否则，一场大战就很可能发生。
布里斯托尔将军：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到担优，因为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目前已清楚地看到，单独行动是无法完成任何事情的，必须统一起来。一旦统一，你们就能克服最大的困难。世界各国也希望你们统一。最近，一些国家总起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有明显的转变。
蒋介石也喜欢聘用外国顾问。在酒会临近结束时，他再次与布里斯托尔聊天。
布里斯托尔：你认为你们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蒋介石：外国顾问。我感到我们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取得了较快的进步。
布里斯托尔：我认为，既然统一是中国的问题，就应该由中国人来解决；虽然进步慢一些，但完成后它毕竟是中国的成就。聘用外国顾问，你们的发展可能会不自然，而且还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嫉妒和怀疑。
蒋介石；中国发展得太缓慢，对中国人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太短。如果我们不能在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太平洋战争将会爆发。
布里斯托尔：我相信，中国人能够并将及时地统一起来，以防止战争的发生。
蒋介石：我们十分需要技术顾问。我们存在着大量技术问题，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进展太慢。
蒋介石的预言是十分正确的。中国的确未能统一。虽然日、中两国没有正式宣战，但从1927年至1931年双方一直在进行小摩擦。例如，日本租借的大连和旅顺港（中国北方最好的港口）不许中国人使用。1929年，中国准备在渤海湾北端的葫芦岛建立一个商业港口。但是，日本立即反对，该计划遂被取消。
此外，还连续发生了其他一些问题。日本的航海工业在不断扩大。到1929年，日本的商船队居世界第三位。在渔业方面，日本在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为适应人口的迅速增长，日本每年的捕鱼量大约相当于世界捕鱼量的四分之一。而日本的捕鱼量的一部分是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前提的。在中国的黄海和东海上，日夜航行着现代化的日本拖船。中国渔民因缺乏资金和现代化渔船而在渔业发展上受到阻碍。因此，他们对日本的偷捕行为十分愤慨。到1928年，沈鸿烈不得不在捕鱼旺季派出北方舰队的舰只进行护渔巡逻。这种做法至少一直持续到1936年。
形势恶化的原因是日本人大量流入辽东半岛。1928年，在大连的日本人口增长几乎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为了供养这部分人口，日本兴办起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捕渔业。
由于受日本人压迫，中国的农、渔民只能凭借在海上抢劫、沿岸偷窃和捕获无防御的商船或渔船等手段为生。他们的强盗行为在二十年代后期愈加严重。日本船只是有利的猎获目标。1932年、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的海盗行为。据统汁，被海盗袭击的外国沿海船只的吨位为30吨至500吨左右。从1926年至1931年，有28艘日本轮船遭受海盗的袭击，而被海盗袭击的中国轮船只有11艘。
1937年，据美国驻中国的海军武官报道，中、日两国渔船在黄海上发生了一次典型的冲突。
“日本人可能造成的又一次事件被江苏水警部队司令施云章的迅速行动制止了。
一艘日本渔船在连云港外抛锚，不顾中国渔民的强烈反对准备捕鱼。中国渔民派出代表登上日本渔船，要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日方粗暴的接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渔民决定采取严厉的行动。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刻，施司令迅速平息了渔民的怒气，然后登上日本渔船，使日本人明白了自己的过错。随后，日本人起锚离开了”。
此外，围绕着满洲铁路的安全问题，也出现过一些冲突。到1931年夏，紧张局势已达到了****，当时，一名日本军官在满洲被中国部队“杀害”。数周之后，在沈阳的满洲铁路南端发生了“神秘的”爆炸。接着，日本占领了满洲。
在南方，中国人用抵制日货的方式进行反日，后来，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上海，日本炮舰炮击南京。虽然日、中两国在1932年春恢复和平，但形势从未好转过。1937年，双方正式宣战。
在1932年至1937年的5年中，虽然日、中关系层张，但仍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日本已开始估量其海军在中国的地位。他们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步骤：增加了在中国海域活动的日本海军部队以及与中国恢复海军关系。日本厌恶英国在中国海军内的影响，因此试图加以消除。1935年，日本帝国海军人事局局长小林海军少将来到上海，向中国人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1。向中国海军派出日本技术顾问。
2．日本海军协助中国保护长江和今日南部沿海。
3．使用日本船只运送参加镇压盗匪活动的军队。
以上三条建议遭到中国人的拒绝，原因有两个：一是最近的日本技术援助一直较差；二是中国海军正在因兵变大伤脑筋，而且有些兵变可能是受日本人挑动的。
中国曾聘用日本的承包商来江南造船厂帮助建造新型巡洋舰“平海”号。然而，日本人的到来却成了磨擦的原因。中国人原先依赖日本工程师为该舰提供三部主机，但他们只提供了两部过时的活塞式引擎。此外，就在该舰下水之前，中方发现由日本人提供和安装的接线盒和电子附件均经不往天气和炮火的磨损。
兵变是中国海军遭受挫伤的结果。如前所述，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于1933年1月被告发，指控他曾于1932年帮助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
尽管陈司令最终被免罪，但中国海军的士气却长时间地受到了损伤。1933年，3艘老式巡洋舰“海琛”号、“海圻”号和“肇和”号背叛了沈鸿烈，从青岛南下广州。在那里，他们受到当地军阀的欢
迎，被编为黄埔舰队。然而，这些巡洋舰很快就开始大量耗费本省的财政。为了既避免财政亏空，又能保证舰员继续为他们效劳，当地的军阀政府给这些军舰官兵以走私特权。很快，这些舰艇就成为各种非法活动的流动中心。他们的行为不久便引起省政府的注意，政府决定对他们进行重新安排。当决定对这些舰艇进行严惩时，这3艘舰艇便于1935年夏返回北方。
中日海战
1937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夕，中国海军的实力与日本海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中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艇都锚泊在长江上，总吨位只有55239吨。舰只均按老样式部署在江阴要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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