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3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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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略思想（1955年至1960年）　
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军事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其战略思想的变化，到五十年代中期，许多军事领导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人掌握武器”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彭德怀元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彭在1954年任国防部长。他是一个刚强的、坚定的作战指挥官，他在五十年代后期领导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但也就在这个期间他被清洗了。在后来给他罗织的罪名中，有一条是他在海军中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用他的话说：“由于海上没有森林，没有山壑，没有青纱帐，也没有群众。因此，人民战争及类似的城争已经过时了。”　
上述引言似乎有些曲解，因为彭在任国防部长初期，他也认为中国的广大人力可以战胜美国的核战争。实际上，彭相信中国的这种生存能力就说明“人民战争”在核时代仍是—种可行的战争样式。　
然而，彭意识到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中国调整其战略防御方针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到1958年，彭强调研究现代军事科学、战略和武器系统的重要性。他还强调普及科技知识。而这些大略方针和计划是完全根据苏联新的战略部队的理论原则制定的。　
彭的加紧实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在军队内部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陆军的许多指挥官认为，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已不适应远程大炮和现代空中兵力的需要。他们的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有统计数字为证。据联合国军队估计，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死伤达90万人以上。此外，中国的指挥员们还发现，解放军的战士对苏联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未能熟练地掌握。这些论点无疑是强有力的，但是，军事家们却未能考虑到那些因循守旧分子的势力，而这些人却驳斥军事家们一味模仿外国的军事体制。
第452章龙的航行1956至1
　　　　　　　　　　　虽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伤亡惨重，但中国大多数理论家们仍然坚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他们认为，如果敌人入侵中国，中国依靠游击战就能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减少敌人的补给，从而迫使敌人撤退。　
中国的理论家们同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们一样，不懂得海上力量的重要性。他们把建设强大的远洋海军看成是一种浪费，同人民战争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小心谨慎，唯恐重犯过去那种按照外国海军的模式建设中国海军的错误。因此，一旦苏联的援助开始危及中国的独立时，他们就必须大力削减这种援助。　
理论家们的抱怨　
实际上一些理论家们指责说，如果按照苏联的模式和依靠苏联的授助来建设海军，那就注定中国在战时不能依赖其海军。中国理论家们的主要决策机构——中国对此也抱怨甚多。　
归还旅大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和苏联缔结的旅大港口条约仍然是一种不安的因隶，因为这些条约象征着“新的治外法权”。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后来中国人是怎样提出归还旅大港的，但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却详细地记载了苏联的看法。根据他的叙述，中苏伙伴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在海军关系上，赫鲁晓夫在回顾1954年他和毛泽东会晤时的情景时写道，当时苏联已同意在1955年5月将旅大港归还中国。这位苏联总理接着说，毛泽东一方面强烈要求归还港口，另一方面又要求苏联人不要突然撤离，并声称如果苏
联突然撤离，美国可能会乘机进攻中国。赫鲁晓夫写道，针对毛泽东的论点，他指出，苏联海军仍可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向中国提供足够的保护。　
赫鲁晓夫关于毛泽东对苏联迅速撤离旅大港表示关注的叙述可能言过其实。实际上，中国人感到不安的可能是苏联不愿把港口的大部分防御武器留下。赫鲁晓夫写道，在1954年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曾提出苏联是否可以考虑把旅顺港的重炮无偿地留下。为此，赫鲁晓夫对周回答说：“周同志，请你理解我们的困境，我们尚未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很糟，人民还很穷。我们愿意把重炮廉价卖给你们，但我们不能白送给你们，我们送不起，请你务必理解我们的处境”。　
政委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企图贬低政治委员在海军中的作用。在中国海军的创建初期，舰长首先必须得到政委的批准才可下达命令。因此，政治委员握有实权这并非新事；他们富有作战知识，因而受到尊敬。中国许多政工干部是在战争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曾参加过多次战斗。因此，就海军而言，政委和舰长一样，同样有资格指挥战斗。　　
但是，苏联的制度和中国的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政委是被派到舰上去监视原沙俄海军军官的。他们没有海上经验，因此招人讨厌。大约从1924年起，苏联开始实行一长制，由舰长一人负责作战指挥和思想教育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虽然舰上仍有党组织和政委，但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均由舰长决定。　
根据后来对彭德怀元帅等人的批判来看，彭无疑是想把苏军制度的某些特点用于中国军队。在海军内部，彭的轻政治重技术、轻视政委工作的思想经常是那些反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的理论家们批判的要点。彭的理论是：“在战斗中，海军依据的是军舰的吨位、火炮的口径和计算尺”。后来有人批判彭德怀说，彭认为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不适用于海军。实际上，彭德怀在1959年被清洗的真正原因之一是他强烈主张海军实行现代化技术改革。此外，当时还指责他取消某些海军中队政治指导员的制度。　
薪金等级　
这些理论家们关注的是现代化改革所带来的另一方面的影响，例如，由于海军需要技术，因而导致了军队薪金等级的不平衡现象，海军的薪金要高于陆军。下面是海军军官和陆军军官每月薪金的对比（薪金单位大约相当于1957年的美元）：　
陆军　海军　
少尉　20　31　
中尉　24　36　
上尉　29－33　52　
大尉　39－44　60　
此外，海军还因在伙食方面铺张浪费而受到批评。一位后勤军官在《解放军新闻》上发表文章说：“有一段时间，每餐都有咖啡，每天都喝牛奶，不吃鱼头和肉皮。舰艇的供给标推显然太高，即使大
量食用鸡、鱼、肉、蛋、大米和面粉，钱还是花不完”。文拿还指出“舰艇人员到岸上工作后仍然吃海灶，领海上补贴，因此在岸上工作几个月后就能节省好几百元的伙食费”。　
对训练工作的不满　
在这一时期。军队内部的另一些问题也开始见诸报端。早在1956年10月，《解放军新闻》就发表了一篇一位海军上校写的文章，这是第一篇对训练工作表示不满的文章。这位海军上校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海军研究生，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海军虽然从苏联海军那里学到了许多海上经验，但在把苏联的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时就没有充分发挥独立思考和灵活运用的精神，他列举了几个例子：教员不给学员有提问的机会，某些教材脱离了当时的中国海军实力状况。他接着说：“例如，在进行海战分类时，明知某些海战的形式我们的海军兵力不能够实施，但教材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这位海军上校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员抑制了学员的创造性。例如，他指出，学员只能运用潜艇多种巡逻祥式中的一种。“因此，学员只能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猜测教员的意图上，而没有或很少集中精力去研究情况和思考兵力的使用。最重要的是，教学中经常忽视培养学员的指挥作战能力”。　
党的反应　
为了遵循正确的建军方向和压缩预算开支，海军于1957年推行了一项带有政治色彩的紧缩政策。于是，一场节约练兵运动在海军中开展起来，以保证节约政策的贯彻落实。例如，在青岛这个大型海军基地，开展了一场鼓励官兵节约燃油的运动。主要舰艇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是缩短舰艇的备航时间。基地司令员报告说，把备航时间缩短到90分钟，可使每艘舰每次节省一吨燃油。他接着又说，各种节约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55年同1956年相比，总共减少开支28。5％，即节约人民币98万元（相当于431000美元）。　
同时，海军还采取了清除苏联影响的措施。为达到达一目的，海军如同陆军那样，重新确立了“支援群众建设”的方向。海军奉命参加国家建设项目。因此，水兵们脱离训练去从事创业生产。据报道，1957年，在青岛的海军人员一共饲养了551头猪、羊和牛，经种耕地1059英亩，生产了15万磅粮食和20万磅蔬菜。水兵们还抽出了1100多个工作日去与渔民一起捕鱼。在小麦收割季节，青岛海军基地动员了5000名官兵帮助收割，计18000个工作日。　
中国还取得了其他一些成就。1957年年初，海军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新提升的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强调指出，必须反对海军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此，《人民日报》很快就在3月12日发表社论，总结海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经验。社论根本不提苏联的援助，只是一味地称赞海军在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赞扬水兵们给国家节省开支的创造精神，如将库存的旧鱼雷加以整修用于训练。社论还强调指出：“人民海军必须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提高政治觉悟”。　
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海军参谋长周希汉海军中将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同样反映了所日益施加的压力。他表面上赞扬了苏联的援助和彭德怀元帅对军队现代化的“正确”评价。但在文章的结尾处，周希汉显然道出了他的主旨：　
“首先，党对海军的绝对领导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灵魂。军队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将失去生命。右派分子很懂得这一点，他们一直在伺机进行捣乱，他们企图使人民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海军官兵们充分认识到，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党，就没有人民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民海军”。　
总之，在1957年，中国显而易见是想把海军纳入革命的轨道，其主要方法是贯彻执行毛的思想，并以减少海军训练和减少专业学习为代价。1958年末，人们对如何发展海军的争论达到了高峰。在大连海校的一次辩论中，某些海军领导人争辩说，海军和陆军不一样，它既无经验又无基础，而这些都必须向外国学习。因此，《解放军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当时与会的政工干部的强烈反应：　
“我们真的能说海军和海军各兵种的发展没有基础吗？不能。这些兵种都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其在革命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为人民革命战争制订了基本的战略和战术……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陆军，而且也适用于海军……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的海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在陆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基础呢”？　
文章接着指出，海军的主要问题不是经验或基础的问题，而是是否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的问题。它强调指出，学习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另一种是“机械地照搬”。后一种是不顾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纯属抄袭。政工干部们重申，毛泽东思想与“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外国人的意见产生的。最后，政工干部们强烈地要求海军代装们牢记下面的话：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消除教条主义的关健在于破除迷信和奴隶主义。我们如何对持群众和对待实际的方法就是一块试金石——过去，我们依靠群众和坚持实践，终于打败了国内外反动派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在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把实际作为一切工作的依据，我们就一定能路创造出适合我们的东西……潜艇学校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个很好的范例。它所遵循的原则是：‘理论来源于实践，技术是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的’。由于官兵们每天坚持苦干和实践，他们将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东西。任何迷信外国、盲目相信条例的制度以及照搬别人的东西等做法都是奴隶主义的表现。我们必须奴隶主义”。　
炮击马祖、金门的原因及其后果　
在1957年和1958年，毛泽东和中国还有一些内部问题要解决。1957年5月，毛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鼓励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数周内，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动摇了党的领导。北京有一位知名的编辑发表声明说：“我认为，一个指导人民的党不等于这个党就拥有人民大众，民众支持，但是人民群众也没有忘记，他们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　
就在这“大鸣大放”的气氛中，运动很快就扩大到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间。同年6月，游行示威越来越频繁，并出现欢迎蒋介石和的标语。6月底，毛泽东和中国终止了运动，并开始发起反击。接着，大清洗开始了，他们在反右运动的幌子下进行大规模逮捕。在其间的反应可从1958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看出来，该文内容如下：　
“事实证明，党是完全能够解决科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求党来领导……为了改善党的领导，在科技部门工作的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努力地学习科学。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意学。一个人懂得越多，越具体，越及时，这个人的领导就越正确。为了党，我们必须花大气力学习。经过3至5年的刻苦努力，我们必须对某种科学有所了解。如果时间更长一些，某些党的工作者成为科学家也并非不可能。科学就是知识，它并不是什么神秘莫侧的东西。在过去，科学被看得很神秘，其原因
就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故弄玄虚。另一个原西是我们有些同志夸大了学科学的难度”。　　
毛泽东的下一个步骤是努力改善中国的经济。1958年春，他提出了大跃进，这是一个旨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高强度劳动的运动。毛的这一行动几乎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职能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与此同时，毛又发起了人民公社运动，把以往的合作社变成人民公社，让社员们在统一的领导下同时发展农、工、渔、林。但是，公社化运动远非协调，它缺乏生产工具和有经验的人员。农业收成开始下降，粮食供应陷入中断。到1958年8月，毛及其支持者们受到了来自反对者的巨大压力，反对派要求终止
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政策。　
作者认为，毛制造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为了缓和人民群众对他的内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的批评。1958年8月1日，中国在福建军区部署了180架“米格”战斗机。此外，从附近的军区向福建前线调去了将近3个师的陆军部队，从上海基地通过铁路运输向金门地区调去了数个鱼雷艇中队。这样，迅速而不引入注意地改变了所谓福建前线的海军战斗序列。尽管第一次空战发生在8月14日马祖附近，但炮击的岛屿直到23日才开始。这种炮击一直持续到10月5日。向倾泻了近45万发炮弹——几乎占中国炮弹储备的10％。实际上并非想实施一次两栖突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想以此来转移人们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在战术上却遭受了一些难堪的损失：他们损失了近40架“米格”战斗机，而只损失了4架。此外，还损失了5艘鱼雷艇，而海军却丝毫未受损失。　
然而，中国还遭到了更为重大的损失。近海岛屿危机直接导致了中苏关系似乎是不可挽回的破裂。据赫鲁晓夫说，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他在北京时，毛告诉他，中国正在考虑进攻台湾。当艾森豪威尔总统8月27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决不“放弃对台湾和其它沿海岛屿承担的责任和道义”时，赫鲁晓夫非常担心，认为中国人可能会走得太远。他还发现，毛对于可能引起的该战争毫不介意。正是因为毛的这种态度，使苏联领导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政策。　
中国还失去了在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危机的结果，使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增加了海军舰艇，兵力共计约60艘舰艇，其中包括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和“中途岛”号以及巡洋舰“洛杉矶”号。此外，一些小型舰艇也开始为开往沿海岛屿的运输船队进行护航。为此，中国发表声明，将其领海范围从3海里扩大到12海里，而且这种领海范围也适用于沿海岛屿、台湾、澎湖列岛和其它所有届于中国领土的岛屿。　
莫斯科——北京海军联合舰队　
1958年，苏联取消建设常规潜艇的计划，开始研制核潜艇。这一变化对苏联海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而且要求克里姆林宫重新考虑它的海军援助计划。苏联领导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建立一个潜艇通信系统，以便能和未来的新型远程核潜艇保持联系，为此，他们想和中国商讨签订一项协议，以便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这样的一个通信设施。此外，苏联人还想签订一项新的协议，让苏联海军的舰艇利用中国的港口进行加油和维修，以及允许舰员们上岸度假。　
对于想得到核武器和需要苏联继续提供技术援助的某些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海军的要求似乎是一种理想的互惠原则。其实，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苏联新型的“G“级弹道导弹潜艇和“R”级潜艇的设计方案，“R”级潜艇是准备取代“W”级潜艇的。此外，苏联人可能还提供了射程为20海里的“冥河”式导弹以及携带这种导弹的新式“黄蜂”级和“蚊子”级导弹艇的设计图。但是，中国人只有依靠苏联的进一步的援助和发展更密切的中苏关系，才能够研制出这些舰艇和武器。　
然而，情况并非如愿。在金门危机发生之前，赫鲁晓夫乘访问北京之际，向******提出了苏联的建议，要求建立中苏海军联合舰队。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毛的反对。于是，赫鲁晓夫又说，如果能允许苏联使用中国的港口，中国的潜艇也可使用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毛对此不感兴越，仍坚持反对向苏联人重新开放中国港口。据赫鲁晓夫认为，毛之所以顽固反对，是因为他怀疑这项建议似乎带有治外法权的义。1964年，一位中国发言人在和一位来访的日本人谈话时，证实了赫鲁晓夫的看法。这位发言人说：“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沿海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并建议在中国领土上中苏共同建立‘劳兰C’无线电导航基地。这是一项企图控制中国的建议，它遭到了中国的拒绝，中国捍卫了自己的独立”。　
赫鲁晓夫访华后不到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破裂。苏联撤走专家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拒绝接受莫斯科的海军计划。中苏关系的破裂无疑损害了中国海军的研究和发展，这一点《人民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苏联“突然单方面决定撤走其所有的专家……撕毁了343项合同和有关专家的补充协议，并且取消了257项科技合作项目。接着，他们又大幅度地削减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和关键性的部件”。　
中国海军很快就遇到了种种困难。1960年5月，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有关东海舰队潜艇失事和舰艇年久失修的情况。后来，据美国国务院透露，中国人在一系列的秘密文件中也证实了这一切。虽然文件中的具体数字已被省略，但叙述本身就说明了形势的严重性。　
“目前的训练计划受到一个比较重大问题的妨碍，这就是训练与器材设备的维修之间的矛盾。在陆、海、空三军的技术部门，情况尤其严重。海军有百分之X的舰艇需要修理；东海舰队的1784部队（一支战术骨干部队）原有XX艘舰艇，现在只有XX艘可以使用；1385部队原有XX艘潜艇，现在只有XX艘可以开动，但不能下潜”。　　
美国情报部门还指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数年内：中国海军的建设速度全面地减慢：例如，两艘W级潜艇虽然在数月前就已完工，但全部装配完毕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1960年至1961年）。　
理论家们又重新挑起了大陆派和海洋派之间的一系列斗争。这种斗争再次要求海军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力量。外国人的援助是不能接受的，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与政治教育同时进行。　
和“红与专”之争相联系的是战略问题，因为中国仍然面临着来自陆上和海上两个方面的敌人。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不是又要重走老路吗？这就是说，中国是否要和美国、日本这样的海上敌人和解而同苏联这个陆上敌人兵戎相见呢？
第453章f8u十字军战士舰载
　　　　　　　　　　　钱斯&；#183；沃特公司是一家以设计制造舰载战斗机见长的老牌飞机制造企业，曾研制过著　
名的F4U海盗（Corsair）和XF5U飞行薄饼（Flying　Pancake）螺旋桨战斗机，以及F6U　海盗船（Pirate）、F7U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