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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3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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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遵循了—种仇外的外交政策，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6．学校体制被彻底破坏，需要用10多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
海军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海军仍在继续加紧进行训练。但是，重新强调政治教育又引起了海军领导内部的严重分歧。这种紧张的关系最早产生在林彪同罗瑞卿争论的时期，并牵连到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
苏振华早期就受到强硬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的影响。1949年苏振华在邓小平领导的军分区任职，1953年随邓小平调往北京。以后两入就再没有回地方工作。同年，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副政委。以后他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l 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候补委员。—年后任命他为海军第—政治委员。
苏振华的方针是要增进红与专的紧密结合。他对执行六十年代初期精心制定的红专规划是根起作用的，但他好象更倾向于专业技术。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干部，他能够熟练地通过思想工作来达到较现实的目的。
例如，1966年1月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中”。总部发出若干命令，要求部队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的领导，增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感。
为贯彻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精神，苏振华与海军党委一起在海军部队中发起一次向英雄轮机兵麦贤得学习的运动。
学习麦贤得的运动于1966年1月11日开始。《解放军报》首先刊登了麦贤得的事迹。他是在1965年8月同海军的一次海上战斗中负伤的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是鱼雷艇上的轮机军士。这艘鱼雷艇参加了对军舰的攻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他就负了伤，但仍坚守自己的岗位，使机器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始终保持运转。据报道，麦贤得的英雄主义主要是因为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这是使人们“勇敢而不怕死”的一个条件。此后不久，新华社引用麦贤得的艇长的讲话来反击苏振华的专业技术路线：
海战中，资产阶级海军强调是舰艇的吨位和火炮的口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靠的是革命的精神，靠自己的力量去战斗——敢于牺牲、敢于近战，在近距离上消灭敌人。正象许多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我们的小艇采用了不同于资产阶级海军惯用的战术，用鱼雷击沉蒋匪帮的大舰（美国建造的）。资产阶级权威对这种前所未闻的海上作战方法一无所知，这是多么可怜。告诉你，这就叫做不破不立，这就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方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学习麦贤得运动完全符合了的强化政治的运动，但时间一长就可发现、苏振华仅仅是口头上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强调军事技术。这个问题一经揭露，苏振华和他的第二政委杜义德海军中将便遭到清洗。
很明显，苏振华起码被认为是贺龙集团的成员之一。贺龙元帅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红军领导人和军委副****。他坚决主张部队搞军事训练，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据报道，他对强调思想教育而削弱战备训练感到不安。
当时，由于军事干部被清洗，这就消除了反对军队逐步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公开活动。唯恐有人持怀疑态度，于1966年10月发出有关海军政治任务的通知，“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正朝着******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我们必须与群众团结一致，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坚决捍卫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知决定海军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期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王宏坤海军上将代表海军表示，“海军全体指战员……要以最大的决心和热情响应******发出的最新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海军向“左”转
李作鹏上将取代了苏振华。他是受林彪保护的一位资深的陆军指挥员。他上台之后立即要海军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于是，海军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把海军引向极左路线的政治运动。
海军最早的激进行动之一发生在澳门。1966年11月，该城市的中国人多次组织闹事，迫使葡萄牙人采取了强硬的预防措施。在此后的武斗中，许多人（包括中国人）被打伤。12月，北京提出抗议。12月5日中国南海舰队的4艘炮艇在澳门附近海域抛锚。1967年，紧张局势进一步发展，又有14艘中国炮艇轮流在澳门港内巡逻。这种局势最后平息下去了。炮艇返航，但中国发出照会，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尽管是在局部的沿岸地区，中国的海军也将作出反应。
中国炮艇外交的出现是与当时国内强烈的仇外心理和严重的政治动乱相一致的，这影响到海军的稳定。就在澳门炮艇事件发生的同时，东海舰队司令部在上海集会，要求舰队全体指战员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密切注视这场遍及全国和震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要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提高警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天以后，北海舰队司令部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舰队决心支左是由于海军基地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舟山群岛，这是许多舰艇的母港，有数干名农民和渔民冲击了红卫兵，海军岸勤人员的卷入成了北京担心的事。在青岛、大连和旅顺也存在同样混乱的情况。1967年3月，北海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青岛的情况更为糟糕。海军的岸勤分队奉命进驻地方工厂，支持左派同“组织作斗争。”在其他大港的码头上，也挤满了海军军人，他们像装卸工人一样在搬运积压的货物。造船厂也需要海军军人帮助完成甚至是日常的修理和造船工作。
除此之外，毛泽东这时又极力主张压缩军队院校的军事教育。他认为，没有文化的红军战士能够战胜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因此，学制可以缩短。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在军事学校里呆得太久。
毛泽东的观点很快就被采纳了。最早被废除的是罗瑞卿关于潜艇合格艇员不得低70％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危险的新制度，准许潜艇带着80％的新艇员到当地的作战海区去活动。事实上，潜艇的基础训练期缩减了一半，以前专用于鱼雷攻击的训练时间也被砍掉三分之二。另一个重要变化是1967年更改了服役期限。海军战士凡担负岸上职务的仅服役3年，如在舰上则服役4年（1961年宣布的是5年整）。
武汉暴乱
1967年7月，发生了所谓“武汉暴乱”事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先兆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夫人和激进分子曾严厉批评了一些军区司令员缺乏革命热情。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对此批评不理解、他命令部队采取行动反对他所管辖的城市（武汉）的左派，结果这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林彪很快作出反应。他给武汉发电，命令免去陈再道的职务，并派其他军区的部队到武汉去恢复秩序。东海舰队的5艘炮艇奉命沿长江而上，协助镇压叛乱部队和反毛泽东分子。据日本报道，东海舰队对武汉军区的分子发出警告。接着毛泽东、林彪和****给东海舰队下达命令，要求立即派海军舰艇部队去武汉。它们的任务是支持和保护激进分子。到了武汉，舰艇改作水上宣传站。在武汉执行任务的三个月时间内，这个舰艇中队曾多次公开为左派提供活动场所。当武汉的主要电台被反毛泽东分子破坏后，至少有一艘曾起到过无线电广播站的作用。
在武汉事件期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说明有些领导干部至少是对形势不满。8月份，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从海军名册中消失了。他被清洗一事与上述不平常的联合命令发布的时间恰好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陶勇不是左派的热情支持者。当第一次命令派舰艇去武汉时，他可能就没有抱合作的态度。
武汉事件加剧了中国国内自相残杀的武斗。许多红卫兵武装起来，对知名人物的猛烈批判也不断加强。到9月，这个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在那个月，当局终于作出决定，要求开始转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宣布了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命令解放军惩罚极左分子。毛泽东夫人也公开谴责了不加选择的批判和武斗。红卫兵被迫返回本单位，并被禁止使用暴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中国暂时恢复了秩序，各派都为毛泽东的下一步计划作准备。
海军领导干部的大清洗
1967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但其原因不明。北京的张学思将军（他是著名的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儿子）被免去海军参谋长的职务。海军政治部两位副主任郭炳坤和胡鹏飞将军从领导者的名单上消失。海军学院院长康志强、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被免职。南海舰队政委方正平也成为政治受害者。最后被清洗的是三位在地方部门任职将军，他们是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水产局副局长袁也烈和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方强。
张学思被清洗说明了斗争的残酷性。他反对海军司令部采取激进的行动。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上他受到毛泽东夫人的批评。后来，他被指控反对毛泽东而被单独监禁起来。在尔后的4年中他不断遭到迫害，他的身体被摧垮了，终于在1970年死于狱中。
下面一段引文（1967年7月24日北京新闻稿）或许最能说明海军清洗的原因：
“最近，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直属海军司令部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讨论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学习和运用。肖劲光、王宏坤和海军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与会者就他们如何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问题交流了经验。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过去一年内逐步团结了海军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并无情地打击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议期间，与会者都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全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应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以便同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
在海军清洗的所有人中，最突出的是方强。方强担负着海军建设、研究和发展的任务，他的免职与刘少奇被清洗有关。根据当时的批判来看，刘少奇和方强想继续依靠从欧洲国家租船来发展中国的海运事业。他们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他们也建议引进必要的技术，使造船工业能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的错误。他们的论点显然使他们的左派对立面难堪，因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5艘小型商船。
刘少奇和方强的问题还涉及到造船厂的管理。上海各造船厂激进派势力最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船厂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资格老的管理人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靠了边。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水平低的激进分子，这些人除了轻视技术以外什么都不会。
1967年夏，刘少奇和方强受到海军左派的猛烈批判，罪名是他们只考虑经济建设，而企图贬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南海舰队的一群政治激进分子批判他们公然否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据刘少奇的反对派说，刘少奇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否定将会使海军舰艇都成为“渔船和商船”，从而使海军军人去从事“海洋业”。这些人还批判了刘少奇突出技术，谴责他散布的“应重视技术并学好技术”的谬论。他们着重指出，刘少奇试图强调技术，但“他只字不提活学活用******著作的重要性和政治挂帅的必要性。”
关于技术的辩论对方强所领导的六机部的研究设计和生产人员也产生了冲击作用。方强等人被指控大力吹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诽谤工人阶级“不懂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因此，他们被指责为“专家治厂”政策的鼓吹者。
对造船的影响
思想上的分歧给造船厂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生产商船和舰艇的上海沪东造船厂于196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各派造反组织纷纷起来。这些造反组织为争夺船厂领导权进行厂近6个月的斗争。反毛泽东派显然迫切要求用更合理的方法来管理研究、生产和建设，这就需要学习某些西方的方法。他们还要求精简重叠的研究和发展机构，并重新将一些老技术人员安排列高级的管理和生产部门。而亲毛泽东分子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反对******自力更生的原则。l 2月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造船厂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海军部队进驻该厂后才稳定了局势。
这一政治混乱对沪东厂的造船能力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例如，造船厂在试图为16000吨级新型运煤船制造重型增压的12000马力柴油发动机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中国人在1967年初才开始试制发动机反向齿轮系统，这对西方的发动机制造商来说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工序。可是，中国人花广4年多时间并进行了大约1200次工厂试验才解决了全部问题。最后，他们不得不购买瑞士的发动机作为指导来修正设计错误。上海钢铁厂在设计柴油机曲轴时也遇到了困难。1968年，它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制成一根曲轴。
中国的造船工业尚不完备，缺少制造发动机的机床。因此，逐步形成了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系统。在上海参观的外国人发现，—艘140米长的船只用废料加接了25米。同时，正在建造的船只，其后部在大潮时投入水中，因此只有低潮时才能进行工作。此外，参观者还发现有些发动机是用手工铣削的。
这种技术落后状况也明显地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大约16艘较大的战斗舰艇，估计是12艘R级潜艇和4艘“江南”级护卫舰（即一种类似苏联“里加”级的新型护卫舰）。中国继续建造大量小型战斗舰艇，包括导弹艇和水雷艇，但原型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制成，批量生产并不需要更高的建造技术知识。
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7年11月底，海军在北京召开了有4千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件事标志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海军急剧向左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林彪趁此机会为大会题了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海军全体指战员欢呼这一口号，这—题词也证明了林彪企图控制海军。这次大会专门作出决议，要求海军各级党委和支部认真学习、贯彻林副****的指示。
林彪的指示看来加强了海岸防御战略。代表们表示，要向彭德怀和罗瑞卿修正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作坚决斗争，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海军全体指战员，把海军建设成为坚固的海上长城。
林彪的同伙李作鹏在大会上发言，他明确指出忠于林彪和毛泽东就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他说：“林副****是海军指战员的榜样……海军要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好地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任务，用更好的方法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把海军建设成坚强的海上战斗堡垒。”
尽管会议非常强调政治，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中也有军事干部。从他们的政治誓言中仍能辨别出他们拥护战备工作和前沿防御的战略思想：“我们宣誓……一定要常备不懈，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假如敌人从海上来，就叫它葬身水底。”
事实上，在解放军反对极左路线，并对工业、农业、教育和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实行军管的同时，1967年12月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军的专业路线又重新抬头。这篇文章的标题为《按照******指引的航向建设世界上员强大的人民海军》。
虽然这篇文章充满了政治语调，但其关键是指出了中国海军应迅速发展，并重新审议其传统的海岸防御思想。文章的作者是一位鱼雷艇支队政委。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伟大舵手******开辟的红色航道奋勇前进，才能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海军……我们深深懂得，******指示我们要建立的海军，是建立世界上第一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海军，是建立一支足以消灭帝国主义的海军”。他的结束语是：“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大洋上称王称霸的时代，一定要在我们手里结束”。
不过，如此强硬的言词往往带有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崇敬。文章告诫读者要批判“武器万能、条令万能和专家万能”的理论，作者运用******的教导提出了海上游击战的设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利用海上的青纱帐：海上的礁石、岛屿，天空的白云、浓雾，海里的浪花，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位政委又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鱼雷艇支队在过去一次海战中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战术和欺骗来攻击的舰艇的。
“漆黑的夜晚，埋伏在礁石旁，神出鬼没地痛击敌人的大兵舰；趁着暗夜浓雾，袭击敌人的港湾，打得敌舰鬼嚎鼠窜；巧妙地逼近敌人，突然跳帮，用手榴弹、炸药包捕获敌舰艇，逼着敌人集体投降。……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到某地待机伏击敌舰的战斗命令。由基地到待机点，必须通过一条距敌占岛屿不到2海里的狭长的航道。怎样才能使鱼雷艇安全航渡到待机点呢？还是渔民兄弟给我们想出了好办法，掩护鱼雷艇通过了敌占海区。到了待机点，渔民兄弟又让鱼雷艇紧紧地靠着他们的渔船抛了锚，并派出警戒船为我们巡逻、侦察。后来，敌舰遭到我突然袭击，挨了鱼雷，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对海军来说，这样公开忠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学说显然是明智的。这不仅给海军的理论家们指出了方向，又避免海军卷入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混乱之中。
1968年3月初，在反对“右倾回潮”时，军队内部又发生了几次较大的清洗。左派活动的最后一次浪潮又使武斗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仲夏为止。这些事激怒了毛泽东，他气愤地告诉左派代表，他们使他和中国的工人和军队感到失望。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命令军队实行军管以维持社会秩序。
在党的各级组织机构暂时瘫痪的情况下，国家完全由军队控制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推动了29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到1968年初，全国只成立了9个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林彪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其余的省市很快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9个省市自治区，除其中3个之外，其他的革命委员会都是以资历较深的军人为领导。
海军是在表面稳定的政治气氛中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个月。1968年2月，东海舰队的军人和地方上高级政治领导人在上海举行大会，纪念******第一次视察舰队15周年，主要发言人是张春桥。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成员之一。陪同张春桥的是海军第二政委、海军****小组的领导人王宏坤。在苏振华因被指控为彭德怀集团的成员和试图王宏坤对海军的领导而被清洗之后，王宏坤在海军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张春桥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过去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他接着说，“******制定的这一宏伟计划现在正在付诸实施。我们的海军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王宏坤俨然以海军负责人的身份庄严宣誓：海军要“以林副****为光辉榜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初春时，海军的一位发言人为《解放军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强调毛泽东指出的“人与武器”的关系。他认为，罗瑞卿“积极散布了军事训练和技术第一的反动谬论，反对******的政治建军路线”。
1968年6月至7月，海军在北京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海军四好连队（单位）的代表。在6月的开幕式上，王宏坤又一次向代表们讲话。他强调会议的目的是动员海军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王宏坤说，海军要成为执行政治建军路线的典范。他又解释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王宏坤说，“四好”运动是海军用来同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武器，它成功地“粉碎了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和罗瑞卿干扰和破坏的一切企图。”王宏坤号召与会者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把“四好”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在他的最后讲话中，他似乎把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摆在了第三位。王宏坤提醒代表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直持续到8月。这表明：在政治与军事训练的问题上，会议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或者说有较大的分歧。例如7月份，与会者花费了很多时间讨论部队中政委的工作。有一名副政委因很少同海军轮机兵联系而受到批评。另一些小组讨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联系实际解决技术问题。例如，w级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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