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3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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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的一个月之后，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因此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立即联名打电报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祝贺他们给“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个沉重打击”。电报警告说，如果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的一根毫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遭到彻底、可耻和无可挽回的失败。　
中国立即趁阿尔巴尼亚同华约组织决裂之际，于1968年11月派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陪同黄永胜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中将。吴瑞林的出现表明可能将签订一项新的海军援助协定。这次访问后不久，阿尔巴尼亚海军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海军顾问团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以导弹和火炮加强其国家的海岸防御。援助的重点是阿尔巴尼亚萨赞岛海军基地。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该基地防御苏联海军攻击的能力有了加强。
坦桑尼亚与巴基斯坦
中国与坦桑尼亚海军的合作开始于1964年，当时两国签订了一项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在内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协定。一年之后，中国承担了坦桑尼亚海上警察部队的训练计划，并向坦桑尼亚赠送了4艘20吨的巡逻艇。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援助坦桑尼亚某些项目是为了取得达累斯萨拉姆港的使用权，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跟踪测量船及其他弹道导弹测量设施的正常工作。　
1971年，东巴基斯坦被和孟加拉国的成立，对中国企图使用东巴的吉大港的计划是一个打击。1970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武器协定，规定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提供武器装备。1970年9月25日，巴基斯坦海军司令马扎法&；#183；哈桑海军中将访问了北京，可能签定了—项海军援助计划。从那以后，巴基斯坦接受了中国各类的海军援助，其中包括“上海”级炮艇和“湖川”级水翼艇。此外，中国人还多次接待了巴基斯坦海军的访问，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海军院校的学员与教员参观中国海军的舰艇和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和海军代表团也前往巴基斯坦参观该国的海军基地。
斯里兰卡与北朝鲜
据报道，1971年中国就租用亭可马里前英国海军基地保障中国海军舰艇和商船事宜与斯里兰卡政府举行了会谈。斯里兰卡方面表示只同意停靠他们的港口。双方就海军条款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国方面对此问题仍然很关心，因为在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中斯两国海军高级代表团进行了互访　。
由于担心苏联在朝鲜的影响，中国加强了与北朝鲜的军事联系。1971年9月，中国与北朝鲜在北京签订了一项新的军事援助协定。与1961年的协定所不同的是，这项协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北朝鲜海军提供援助。在随后的几年间，朝鲜得到一些上海制造的护卫艇和“R”级潜艇。最后在1972年4月肖劲光将军访问北朝鲜期间举行了协定的换文仪式。　
第九次党代会　　　
在中苏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作出现代化决定的同时，中国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1969年4月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从1968年年底开始的。正如会议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次大会是林彪军人集团和政治激进派谋取权力的阶梯。例如，“九大”当选的170名****委员与109名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占了45％（74名****委员，55名****候补委员）。其余的名额中革命干部与革命群众的比例大致相等，“革命干部”占28％（58名****委员，19名候补****委员）。“革命群众”占27％（38名****委员，35名候补****委员）。　
新组建的**********也令人吃惊。****前的******委员中只保留了9名。在12名新增选的人员中，只有1名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上的）曾任过******委员。毛泽东夫人和林彪夫人都是新增选到******的。林彪的两位党局羽也都进了******，他们是海军的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李作鹏进入******表明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的地位高于海军司令的地位，肖劲光尽管也是****委员，但其地位低于李作鹏。　
除了肖劲光和李作鹏之外，海军还有7名将军进入****委员会（2名****委员，5名****候扑委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只有肖劲光一人是****委员。两名新增选的****委员是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候补委员是两名政工干部，即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和东海舰队政治委员刘浩天，两名军事干部，即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和北海舰队司令员易耀彩，另一名是海军革命干部代表舒积成。　
对立派的反击　
“九大”之后，林彪集团的上台对中国其它一些派别是一大威胁。他们的上台在领导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驱使林彪阴谋政变，以至最终丧生。导致林彪集团同其他几位有权势的领导者发生直接冲突的主要是三大政策分歧。军兵种之间的矛盾、地方主义与技术引进。　
第一个政策分歧主要是军兵种矛盾和地方主义这种历史问题。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对新技术装备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费预算，从而损害了一向占有较大军费预算比例的陆军的利益，而且这还涉及到****各大军区司令要求的问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竭力赞成人民战争，并支持继续发展常规巷器。只要看一下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和任职时间就可知道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到1971年，三位最有影响的军区司令——陈锡联、杨得志和许世友分别在沈阳、济南和南京军区任职11年、12年和16年。　
1971年各方就新的国防技术装备、经费和随之而来的引进设备问题终于发生了争吵，一些报刊发表了强烈批判重电子工业（导弹、先进武器、前沿防务、有限远洋战略）、轻钢铁工业（火炮、常规武器、人民战争、海岸防御）的态度。　
1971年8月，《人民日报》发展的一篇文章指出：　
“电子技术是现代化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建设的新技术之一。它与原子技术、喷气技术通常认为是一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标志。但是，先进和尖端是一回事，基础和中心又是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我国工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其中也包括电子工业），都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然而起带头作用的，起纲领作用的，只能是钢铁工业。”　
中国仍然还存在着传统的地方偏见。1976年，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1956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指出大汉族主义仍然存在。同时，地方上也存在反对****集权的势力。
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　
第二个政策问题是军队介入内部政治斗争给它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非军事任务。这是过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罗瑞卿的潜艇训练规定的批判就是削弱舰艇战斗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军事而言，1967年所作的缩短战士服役期的决定又是—个错误决策。在苏联重兵压境和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些决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要求，对中国军队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苏美的这些威胁要求海军恢复较高的军事素质和非政治化的状况。事实上，海军似乎于1969年就已执行了这条路线。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各种新闻报道便可看出，海军政治活动与前三年相比已大为减少。　
重新考虑中国的对外政策
最大的政策分歧还是如何对待周恩来精心制定、毛泽东赞同的一项大胆的新的外交方针。这项新的外交方针包括放弃两面对敌、寻求与美国缓和的战略。这表明，中国将继续把苏联看作对中国安全的首要威胁。　
林彪及其追随者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从1969年到1971年，报界不时出现强烈批评美国与日本海军在亚洲活动的文章。事实上，基辛格博士1971年首次访华前不久，就开始出现指责美国与日本海军威胁的文章，而基辛格的首次访华正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铺平道路。其中有一篇文章把美国第七舰队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东南亚地区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有力工具”。该文将美国海军对中国的威胁说成是二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继续。中国国内广播声称：　
“自从1950年美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以来，他们经常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对我国构成威胁。美国第七舰队帮助蒋匪遣送武装特务，骚扰我沿海地区。他们还多次派出舰艇与飞机侵入朝鲜与中国的领海与领空，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国军舰、飞机对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残杀朝鲜人民。在侵越战争中，他们派出兵力在北部湾（东京湾）对越南北方和南方进行疯狂战争挑衅。他们派遣军舰侵入越南北方领海，炮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妄图以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来威胁世界各国人民。但是，世界各国人民丝毫没有被这种威胁所吓倒。他们早已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海空优势。美国第七舰队对亚洲各国人民欠下的血债迟早要得到偿还。”　
林彪还指使他的追随者出来谴责美国。他的参谋长黄永胜经常发表讲话，这些讲话反美要高于反苏。　
同样，中国对日本的批评也很尖锐。从1971年5月开始，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关于驳斥日本对台湾东北方向的尖阁群岛的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的文章。后来，又有文章攻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文章指责说，这是旨在在亚洲地区发动新的战争。同年5月下旬，中国还强烈谴责日本当局搞庆祝“海军纪念日”活动，他们认为日本搞“海军纪念日”活动是为了使日本公民怀念昔日“帝国海军的实力”。文章的结尾声明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乡神社”举行典礼前，日本反动派还向与会者每人散发了一张由“全国农村广播协会”灌制的唱片，题目叫做“怎样处理日中关系”？唱片以三人对话的形式，恶毒地说什么：不应忘记，美国第七舰队是为了阻止中国武力解放台湾而存在的，“台湾海峡的和平对日本的和平有很大的影响”，等等。这完全是日美联合公报的腔调。　
目前日本军国主义为适应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战争政策的需要，以及它本身为了向外扩张，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佐藤政府不久前抛出的第四个扩军计划表明，它的军备目标的重点是加强扩充海军和空军。佐藤、中曾根之流早已把太平洋看成是“日本生活圈”，而且一再叫唤要在“日本四周确保“空中优势和制海权”。今年5月27日前后日本反动派搞的这一系列活动，恰恰说明美日反动派正在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做准备。”　
林彪及其未遂政变
上述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对中国权力斗争中各派力量大小的一种检验。林彪集团虽然表面上控制了中国，但实际上很孤立。以周恩来和几个反林彪的大军区司令员为首的中国迅速恢复了元气，他们与以毛泽东夫人为首的左翼****小组联合起来同林彪集团作斗争。他们对林彪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林彪开始暗中策划政变，甚至阴谋杀害毛泽东。　
1971年9月，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主要几个阴谋分子企图乘坐空军“三叉戟”要员专机逃离中国，结果飞机堕毁在外蒙古。据后来新闻报道。现场至少发现9具尸体，其中几具尸体带有枪伤。这时，整个中国充满危机的气氛。10月间，中国领导人穿梭般地进出北京。后来空军的飞机停飞了约30天，l0月1日的国庆活动也被取消了，由此可见林彪事件的严重性。　
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外部世界陆续获悉中国高级领导阶层进行了清洗，除了林彪及其夫人之外，解放军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第—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不再露面了。那次的清洗导致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一度空缺，以及对所有的对外政策重新进行严肃的检查。同以往一样，当时那种做法对于海军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465章龙的航行1973至1
　　　　　　　　　　　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不得不作一系列的调整，借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这必须要迅速着手进行，因为当时中国的政府和经济处于自流状态。有些人对林彪的军费预算感到担心，从1968年到1971年军费增长了一倍以上，增长的军费大部分是用于研制舰艇、飞机和导弹。周恩来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强调加强各机构（包括军队）的管理，并恢复一大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中被清洗的有经验的军队和地方干部的职务。
苏振华就是首批被恢复名誉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之一，他曾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专业化的海军。苏振华的政治工作能力和渊博的知识正是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和壮大中的海军为执行对外发展的海洋战略所迫切需要的。
苏联海军的威胁
苏振华上台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重新评价苏联海军的威胁，降低美国以及日本作为威胁中国的主要海上敌人的地位。1968年，苏联海军开始了在印度洋的活动，并且从那以后其活动范围和强度都在不断发展。这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特别的重要性。林彪死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强烈谴责苏联海军的活动，把这说成是典型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径。1971年12月底，中国发表了一篇题为《苏修加紧向印度洋地区侵略扩张》的文章，以强硬措辞向苏联发起攻击。文章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就以提供“经援”“军援”等多种方式，妄图向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换取海军基地和港口使用权……一九六八年以来苏联的舰队先后到了阿拉伯湾、亚丁湾、印度洋西部和红海沿岸的几乎每一个国家进行了“访问”。苏修还常常把海军舰只伪装成渔船，把电子间谍船伪装成拖网渔船，还有的伪装成“海洋科学研究”船只开进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干着窃取军事和海洋情报的罪恶勾当。……一九七一年，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编队驶入印度洋，又进行了军事演习。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曾经对苏修的这种海上扩张活动大肆夸耀说：“苏联舰队满怀豪情地带着祖国海军军旗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航行在我国安全的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
一年之后，中国反对苏联海军的宣传继续升级。中国的文章反复谴责苏联海岸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尽管有人谣传1971年苏联企图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避免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是这类攻击性的文章还是有增无减，
直到1973年8月，中国对苏联及其海岸的攻击从未减弱过。北京显然担心苏联海军对亚洲的威胁。中国新华社援引马来西亚的报纸说，“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苏联向世界扩张所作努力的一部份，它的目的是将小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在亚洲与美国争夺霸权。”文章还列举了许多苏联海军的扩张活动，以及苏联海军不断向日本海、南中国海、太平洋和印度洋派遣军舰的事例。
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对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例如，联合国曾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所有会员国接受关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谴责外国海上力量进驻该地区的宣言的原则和目标，而中国从1971年底到1974年初这段时期内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也不再因以日本为例来指责苏联海军侵略而顾虑重重了。1973年12月，北京援引日本保守派杂志说，日本防卫厅“自1973年3月至5月发现苏联海军大型军舰在日本周围海域活动大约有25艘次。日本杂志文章还揭露，苏联获得了在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西部和波斯湾沿岸使用某些港口和建立基地的权利。日本还批评苏联不愿意归还日本的北方岛屿。日本的文章指出：“目前苏联尚未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找到安全可靠的海军基地，因此他们正在这一地区极力寻找苏联舰船停泊的港口和海军基地。”
海军援助与海军建设
苏联海军的威胁导致中国作出两项重大的决定。首先，对他们认定的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增加海军援助项目，借以抵消苏联类似的海军援助计划。援助的项目主要限于提供各种级别的快速巡逻艇。与苏联不同，中国不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任何导弹艇。
其次是决定加速建造某些级别的舰艇。例如，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R”级潜艇的产量翻了一番，到1978年初，该级潜艇已由原来的32艘增加到60艘以上。到1970年前后，“黄蜂”级与“蚊子”级导弹艇的建造速度已提高到年产10艘的水平，而且这种速度一直保持到现在。“江湖”级新型护卫舰的建造计划也于1973年得到批准。
1980年，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位海军专栏记者德斯蒙德&；#183；韦特思参观了几艘中国军舰，其中包括“江湖”级护卫舰。对此，他作出下列评论：
主机为柴油机。舰上无艏艉楼，舰艏部有两座旋转式舰对舰导弹发射架，桅杆处有一座较大的方形烟囱。火炮武器有两座人工装填的单管100毫米炮和10座37毫米炮。此外，该舰没有舰对舰导弹再装填能力。
该护卫舰的反潜武器是在舰首处有两座12管MBU－2500A型反潜火箭发射架，舰尾处有一组深水****发射炮。舰上似乎没有电子支援措施或消极干扰装置……
舰桥尾部是露天的，这表明舰上没有战斗情报中心。在桅杆平台上，装有一部“顶弓”式雷达、一部导航雷达和一部敌我识别器。
舰尾部的水雷轨道和深水****发射炮表明，该舰不能由直升机实施垂直补给。特别是该舰似乎没有燃料和物质补给的装置。这表明，“江湖”级护卫舰是一种近岸防御的兵力，尽管它采用柴油机为动力要比“旅大”级驱逐舰采用燃气轮机的续航力大。
海洋法问题的出现
在进行关于苏联海军活动的论战的同时，苏振华为其发展中国海军的观点又找到了一个论据，那就是海洋法问题。海洋法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事实上，1971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最及时不过的了，因为当时联大正在辩论海洋法的问题。海洋法之争实际上意在发展海洋新技术。例如，现在中国已认识到石油工人具有深井钻探和开采石油的能力，采矿工人拥有能从海底开采出战略矿藏的新型开采设备，渔民采用新型设备可以在远洋捕获大量的鱼群。到了联合国开始辩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海洋法已成了激烈辩论的主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划分为两派，—派主张各国可以自由开采国际海底资源，另一派则主张不能任意开发。中国和大多数第三世界的国家属于后一派。他们团结一致，反对多数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民有开采海洋资源的能力。
辩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沿海国家的领海宽度问题；
2．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范围问题；
3．关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权的问题；
4．关于建立—个专门解决有关海洋资源矛盾和对海洋资源实施管理的联合国组织机构的问题。
人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些问题对具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事实上，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联合国就于1971年发表了一项关于亚洲和远东地区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南中国海的某些地区拥有蕴藏石油的第三纪沉积岩。正是此类调查报告给中国新海洋政策的支持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71年至1972年，如果按照联合国关于沿海国家在200米水深范围内拥有开采权的规定来确定一个沿海国家的权益的话，那么，中国的海洋权益就包括：半个黄海、冲绳岛以东几乎整个东海、整个台湾海峡以及台湾以北、以东和以南的大片领海（如果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
中国人也开始看到渔区捕捞权潜在的严重问题，因为中国海洋捕捞业的现代化使得曾一度非常富饶的近海渔区的渔业资源严重枯竭。这就需要他们到距离较远的海区去捕捞，结果将使他们与亚洲其它捕渔业国家直接发生竞争。
虽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做到，中国于1971年至1972年就开始开发近海石油。他们对海洋石油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向国外购置大量的石油钻井平台。中国人的这些活动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他们在渤海湾和海南岛附近的南中国海发现海底石油资源。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其石油资源及其对国家的重要性曾进行过公开的讨论。讨论的结果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贫油国，中国打算今后重点开采海底石油（除了石油之外，中国还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沿海地区发现了中国最大的钛矿藏）。
海运与港口现代化
1971年前，中国的商船队和港口非常落后。实际上，中国当时用于国内外航运的商船只有100多，而且还是一些陈旧的船只。所以中国主要依靠租赁外国商船来进行营运，而且国内沿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