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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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　
在讨论行元朝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　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　，“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　。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元朝的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第502章原苏联的军事揭秘
　　　　　　　　　　　维克托&；#183；苏沃洛夫是一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军官，其真实姓名无法得知，原因是已被苏联缺席宣判死刑，需要隐姓埋名，以免报复。他毕业于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正规而严格的专业训练，其后在苏联军队中服役１５年，曾任摩托化步兵连连长，师级参谋工作，并最终成为苏军总参谋部的军官，１９６８年参加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　
苏沃洛夫既从事过基层部队的指挥工作，也比较了解苏军的整体结构和特点，到达西方后完成了几部引起很大反响的著作，如《苏军内幕》和《解放者》等。其中涉及苏军组织，编制，作战思想和装备等诸多方面，并以其本人的亲身经历和生动文笔，让人们从另一个层次认识了苏军的鲜名风格。　
虽然其观点中有不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但确实可以从中了解许多苏军内部不为人知的事实和独特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苏军在军事领域“突出实用，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思维方式，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摘录其著作中的一些片段，让我们一起暂放弃惯性的看法，体会苏军军事智慧方面的可取之处。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武器　
美国吉普和ＡＫ―４７　
我喜爱武器，任何武器都喜爱，我还喜爱各种与军事相关的装备和军队制服，总有一天我要开办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以收藏这些我喜爱的东西……但我为博物馆买的第一件展品将是一辆美国吉普――这是一件真正神奇的武器，它在二战前完成设计，仿佛一个忠诚士兵，从战争的第一天服役到战争结束。它曾经被降落伞空投过，曾经浸泡在海水之中，它的轮子在利比亚坚硬如石的荒漠中被磨破，它的车身在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上陷没于沼泽之中，它也在挪威和高加索的高山上跋涉，或在阿尔卑斯山和阿登阴暗的森林中出没……占后，又有哪一种军用车辆参加过如此多的战争――朝鲜，越南，西奈半岛，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南美，克什米尔？又有多少武器装在吉普车上――无后坐力炮，反坦克导弹，机关枪……它也曾用于执行侦察任务，当作救护车巡逻车，指挥车和普通运输车辆……　
在吉普车的时代里，有多少种坦克、大炮，飞机，导弹出现又消失了呢？这些武器肯定是重要的，引人注目的，而吉普车则是被忽视的，但却饱经沧桑――引人注目的武器一个个过时了，被忽视的吉普车依然存在！在沙漠中，它比骆驼可靠；在草原上，它比豹子还快；在北极它比北极熊还能吃苦耐劳。　
我的博物馆中还将陈列的另一件展品是卡拉什尼科夫的ＡＫ…４７突击步枪――这不是恐怖分子用来伤害奥运会选手的那一支，也不是我拿着它进入捷克的那一支，我要的是美国海军陆队在越南缴获并爱不释手的那一支。　
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常常不相信自己的武器，而宁可使用他们的占利品。这种选择带来了麻烦，因为他们很难指望有适当的子弹来供应这种武器，但他们仍然使用这种枪。这种枪的秘密何在？因为它简单而可靠，就象一个亲密的战友。结构简单和性能可靠这两特性在战斗中是最为重要的。　
Ｔ…３４坦克　
我的博物馆将要有来自各地（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武器，但绝大多数将来自苏联。我为什么这样喜爱苏联武器？因为苏联设计师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一个最朴实的真理――只有简单而可靠的装备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现实中同样的道理还有：只有简单而易于了解的计划才能成功；只有最简单和最耐磨损的占地服装才是最好的军服……苏联人对武器的要求是：它必须易于生产，结构简单，容易教会士兵使用，并易于维护和修理。　
二战中苏联的钢产量和德国基本相同，但苏联生产坦克的数量却远远超过德国。此外，由于结构简单，有可能临时修复几万辆这样的坦克，以便两次甚至三次地让它们重返战场。古德里安将军欣赏苏联坦克，他曾热情而不厌其烦地描述苏军坦克的优点，积极主张德国仿造Ｔ―３４。后来，德国的“豹”式和稍后的“虎王”虽然受到苏军坦克的影响，但德国设计师未能****最重要的作战要求――结构简单。结果，“豹”式一共生产了４８１５辆，“虎王”只生产了４８４辆，苏联却生产了１０２，０００辆坦克，其中７０，０００辆是Ｔ―３４。　
在考虑这些数字时还应考虑，大部分德国在遭到轰炸时，很多苏联工厂也毁于一旦――哈尔科夫工厂战争头几个月即被德国占领，而这是苏联最大的工厂，也是Ｔ―３４的诞生地。斯大林格勒的坦克工厂处于激烈的战斗前沿，情况也可杨而知，列宁格勒被围困，既无钢材又无煤炭，那里的工厂不断遭受炮击，却坚持维修坦克达３年之久，有时候，还在修理中的坦克不得不从墙壁间隙中对前进中的德国士兵开炮……剩下的工厂是在乌拉尔，机器是从别处搬去的，实际上是在露天安装的，但它生产了世界上最简单，最可靠的坦克。　
不要认为苏联装备的结构简单，使用效果就不好。恰恰相反的是，Ｔ―３４不仅简单，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威力的坦克。　
米格―２５　
当一架米格―２５降落在日本函馆后，检查该机的西主专家们都惊讶于其设计的简单。出于宣传的目的，这架出色的飞机被刻意贬低了，一个专家甚至说：“我们原以为它是由钛合金制造的，现在知道不过是钢而已。”――事实上，使用钛合金也很难实现米格―２５所达到的速度，但苏联设计师却用普通的钢造出了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飞机（注，原文如此，实际上米格―２５没有美国ＹＦ―１２的绝对速度和持续速度快，但２０多年来，它仍是在役的最快和爬升率最大的截击机）。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它说明不借助非常复杂的车床或者先进的工艺也可以制造出色的飞机，并且在占时大批量生产时，也不会因为重要原料的缺乏而受到影响。另外，米格―２５的成本非常低，必要时可以生产出很大的数量（注，这是同样３倍速的美国飞机所无法实现的目标）。　
简单主义　
技术正在发展，随着时间流逝，武器装备变得越来越复杂，但这并不与苏联设计师的总体思想矛盾。几址年以来，他们在其所设计的占车和飞机上使用了很多最新式的设备，这些设备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但苏联设计师在成百甚至上千种可供选择的工具和技术方案面前，始终坚持着牢不可破的原则――选用最简单的一种。如生产一种车辆，即可使用自动变速系统，也可以采用普通的变速器，苏联人通常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普通变速器。　
有一次，我看到一家工厂正在对比苏联坦克和美国坦克，一名驾驶员驾驶两种型号后被问到：“哪一种较好？”驾驶员说：“当然是美国的好，它有自动变速装置，而苏联的坦克必须靠人工换挡，这对重型车辆来说不太容易。”如果你把战争看成一次愉快的户外活动，他的回答就太对了，但苏联设计师认为未来任何战争都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遭到大规模轰炸。如果整个工业区都摧毁，如果长途通信中断，大规模生产有自动变速装置的坦克就会成问题，同样，在前线维修这种坦克也是困难的。普通变速器对坦克驾驶员来说比较困难，因为他会很累，但是对工业，对整个国家而言是“省力”的，可以利用装在露天场地机器去生产成千上万辆坦克。　
猴型　
苏联武器的简单性令人惊讶，但是每一种投入生产的装备都要造两种型号，一种是政党型，一种是“猴型”（注，这是一种比喻说法，因为人与猴均为灵长类动物，但猴肯定没有人先进）。　
“猴型”是尽一切可能使之简化的武器，只打算在战时生产，如Ｔ―６２“猴型”的火炮没有装备稳定器，无线电和光学设备也异常简化，夜视设备仍然使用红外按照灯（注，我们至今还可以在很多苏军装备的Ｔ―６４／７２上看到这种设备，但以作者观点，苏军似乎早已淘汰了红外按照灯），火炮的俯仰和炮塔的转动都是人工操作，穿甲弹弹头用钢而不用钨或铀。　
苏军将领们无可非议地认为，在战时有这样的“猴型”坦克总比没胡要好。而这种采用“猴型”的方法不仅用来制造坦克，也用于所有的其它武器――导弹，火炮，飞机和无线电设备等等。　
在平时，这种“猴型”能大量生产，但他们只送往对苏联友好的国家。我曾见过ＢＭＰ―１型步兵战车的两种型号，一种供苏联陆军使用，另一种打算给苏联的阿拉伯朋友们。我计算过，第二种“猴型”与其原型相比，简化了６３处――其中最显著的差别是７３毫米主炮没有装弹机和炮弹选择设备。苏联自用的型号，炮手只要按下相应的按钮，所需的炮弹就会自动滑进炮膛，而在简化型号上，这一切都用手工操作。ＢＭＰ―１“猴型”装备的是“马柳特卡”导弹，而苏联自用的则是“马柳特卡”―Ｍ型（编者注，应为９Ｍ１４和９Ｍ１４Ｍ“婴儿”，北约称为ＡＴ―３Ａ／Ａ，“萨格尔”Ａ／Ｂ）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无自动制导系统。“猴型”的车壁上没有含铅内衬以保护乘员不受核辐射伤害，并防止在被直接击中时受装甲碎片的伤害。也没有化学战自动检测仪器，自动密封和空气过滤系统，以供在严重沾染区使用，更没有导航系统。此外，还有很多设施都不见了。　
要是一辆“猴型”车落入西方专家手中，他们当然会对ＢＭＰ―１步兵战车及苏联坦克的真正作战能力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因为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壳体或一个容器――就象一个空的钱匣一样，当里面没有装东西时，本身毫无价值。最近，苏联已国外出口Ｔ―７２坦克，米格―２３战斗机和图―２２轰炸机，但是这些出口型不同于苏军自用的型号――当某人在一个口袋里装上钞票，另一个口袋里只装几张纸时，从外表看无法分辩两个口袋的区别。　
苏联现行的装备政策是明智的。它积累足够数量的第一流装备，以应付战争头几个星期的需要。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新装备将会大规模生产出来，但这是最大限度简化了的型号，敌人在此时也已消耗了大量装备，简化型号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具有战斗力。另外，同时生产标准型和“猴型”的经验在平时就已获得，只不过是把“猴型”当作现有的最新式武器卖给了“兄弟”和“朋友”。　
第二个问题――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寒冷的夜晚　
1969年，苏联远东的秋天分外寒冷。当与中国人在乌苏里江上发生第一次冲突时，个战师还没有到达该地区，对方的压力全都由克格勃的边防部队承担。冲突结束后，总参谋部曾对暴露出的错误与疏忽进行过详细的调查，他们很快发现，一些边防部队士兵在雪地里被冻死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接受过在零度以下室外睡觉的基本训练。　
这是令人震惊的消息。总参谋部的一个委员会马上随机抽出三个师进行试验，结论同样令人失望。二战时的经验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现在的苏联士兵在没有睡袋，也禁止点燃火堆的情况下，当温度低于冰点时，他们怎么办呢？　
各师的参谋长立即被召集到莫斯科。他们接受一天的训练――关于如何在天寒地冻之下只用一件军大衣在雪地里睡觉，每个人都被要求在雪地里睡三个晚上。然后，这些参谋长又返回各自部队，苏联陆军全体官兵立即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试验――在冻死人的寒冷天气里，不添加任何衣服而在室外过一夜。那些驻扎在南方沙漠里的部队似乎交到好运了？不，他们同样被送到西伯利亚进行艰苦的训练――从此以后，在雪地里过夜被列入所有军事训练计划中。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丙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西奈半岛的惨败之后，阿拉伯士兵越来越害怕坦克和凝固汽油弹。于是苏军发布命令，所有的苏联士兵和军官（直到将级军官）都要练习从烈火中跳过，以及躲在战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