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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4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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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后，冲击最宜”，故决定订购两艘，取名为“超勇”、“扬威”注2。直到此时，赫德才意识到“鱼雷艇艇是李的兴趣所在”，甚至认为他订购这两艘巡洋舰的“原因的一半是因为它们带有鱼雷艇”注3。但结果再一次令李鸿章大失所望，由于制作厂商的原因，两舰携载鱼雷艇的方案最后竟被改为配备汽艇。
在英国购买鱼雷艇的尝试一再受挫，购进的其他海军装备也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赫德趁机插足中国海军的企图日趋明显，这一切都促使李鸿章决心摆脱英国人的控制，并将订购军火的目标转向德国。此时，中国最早一批熟悉军舰知识的外交人员及留欧海军学生也开始成熟起来，已基本具备了直接与外国厂商订购军舰的能力。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徐建寅就是对近代科学技术和海军专业技术均有一定造诣的专家，他遵李鸿章之嘱协助李凤苞为北洋订购海军装备，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著名的军火工厂，还重点参观了专门生产黑头鱼雷的德国刷次考甫厂。在全面考察和充分比较之后，经李鸿章核准，李凤苞、徐建寅等于1880年（光绪六年）底至1883年（光绪九年）10月在德国伏尔锵船厂订造了“定远”、“镇远”两艘7335吨的大型铁甲舰和2300吨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其中“定远”、“镇远”两舰各装备鱼雷发射管3具，“济远”舰装备鱼雷发射管4具。此外还在伏尔锵厂订购鱼雷艇11艘；解体运至天津合拢；1882年（光绪八年）至1883年订购次等鱼雷艇四艘、大鱼雷艇四艘，建成后有二艘大鱼雷艇先期拆运回天津合拢，其余六艇由“定远”、“镇远”两舰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夏带回；1884年（光绪十年）9月又订购鱼雷巨艇一艘，建成后解体运至上海交祥生懋洋厂重新组装。当时所谓大鱼雷艇和鱼雷巨艇是指排水量在60－100吨和100吨以上者，除装备二具鱼雷发射管外，还配有哈乞开斯五管连珠炮或新式格林炮二至六门。上述中型或次等者为舰载鱼雷艇，分别配属于“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每舰二艘）。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各省为加强海防，也纷纷看好价廉实用的鱼雷艇。战争期间，广东通过驻德使署在德国伏尔锵厂订购二艘大鱼雷艇，建成后由北洋的“定远”舰于中法战争结束后带回；福建则向德国挨吕屏什好厂订购一艘配有二门哈乞开斯五管连珠炮的双管大鱼雷艇，但迟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方建成交货，取名“福龙”。中法战争后，沿海地方官员对鱼雷艇的热情仍丝毫未减。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鱼雷最为猛烈，一物而兼船、炮、雷三者之用”，极力主张多购多造鱼雷及鱼雷艇注4。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的裴荫森指出，“海防利器，攻剿莫捷于鱼雷”，但战争期间外购鱼雷往往受阻，故主张建厂自制注5。在战后清廷组织的海防大筹议中，其他封疆大吏提出的未来海防兵力构成方案，大多也都强调了扩充鱼雷兵力的重要性注6。1886年6月，巡阅北洋海防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在看过鱼雷打靶后，曾在复奏中特别指出：“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以一小铁舰之价，可购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鱼雷艇百只，敌船必畏而怯步”。注7这位对海军尚知之甚少的醇王爷仅仅看过一次鱼雷打靶就如此大力鼓吹其作用，显然是受了李鸿章的影响，无疑也反映了沿海各省的共同要求。但清廷于中法战争后已经做出先精练北洋海军的决策，所以奕譞的呼吁或许对北洋扩充鱼雷兵力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东南沿海各省却因财力所限而只能将购买鱼雷艇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其实，北洋海军此后也不过是在1886年11月向英国百济公司订购了一艘三管大鱼雷艇，此外再也没有以北洋名义订购过舰艇。所谓优先发展，最终得以落实的是清廷决定将1886年原本为台湾订购的四艘巡洋舰全部拨归北洋海军。其中，在英国订造的“致远”、“靖远”二舰排水量2300吨，在德国订造的“经远”、“来远”二舰排水量2900吨，均装备有四具鱼雷发射管。1887年（光绪十三年）12月，上述四舰拖带着购自英国的那艘大鱼雷艇驶回国内。北洋海军获此四舰一艇，实力大增，遂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0月正式宣告成军。
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纳入编制序列的只有六艘大鱼雷艇，其中购自英国的一艘定名为“左队一”号，购自德国的五艘分别取名为“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号。配属于“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的六艘舰载鱼雷艇分别取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但未单独定编。该《章程》还指出，北洋海军虽规模略具，但实力仍嫌单薄，故俟库款稍充，拟再添置各种舰船18艘，其中包括大鱼雷艇六艘注8。但清廷已无力也不想再投入巨额购舰经费，北洋海军的扩充计划未能实现，仅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接收了福建的“福龙”号鱼雷艇和“平远”号钢甲巡洋舰。“平远”舰原名“龙威”，1889年由福建船政局制成，排水量2100吨，装备鱼雷发射管一具。至此，北洋海军共拥有大小鱼雷艇13艘，另有装备鱼雷发射管的战舰八艘，舰载鱼雷发射管数合计约五十具左右注9。
李鸿章对鱼雷的威力颇为信服，而且认为“中国港道浅狭，鱼雷艇掺用尤便”注10。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使北洋海军“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注11。但拥有鱼雷艇并不等于就拥有了相应的战斗力，因为它毕竟只是由人操纵的武器装备，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关键还在于人的素质。而鱼雷官兵素质的高低，又主要取决于平时的培养，包括教育、训练乃至管理。李鸿章等主持海防建设的官员们当时还不可能对此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但为所购置的鱼雷艇配备受过专门培训的官兵却是最基本的需要，于是晚清海军教育从此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晚清海军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国内兴办学堂，聘请外籍教习前来传授；一是选派留学生，直接到国外学习深造。教育内容大致分为两大类，即海军武器装备的制造与使用。北洋海军的鱼雷艇专业培训作为海军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模式逐步展开的。
在甲午战争前，中国曾先后三次较大规模地向欧洲派遣海军留学生，主要是在英国学习驾驶军舰和在法国学习造舰造炮。但这三届留学生的学习重点均不包括鱼雷专业，尤其是在英国学习驾驶的海军学生，几乎就没有涉及这一内容。在1877年（光绪三年）春派出的第一届留学生中，赴法学生及艺徒（包括1878年冬补派的五名艺徒）本来并没有学习鱼雷及鱼雷艇制造技术的计划，直到他们的原定学业结束后，才有陈可会、叶殿铄、张启正等三名艺徒被安排短期留习鱼雷及鱼雷艇注12。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鱼雷专业技术，但或许是学习时间太短而致此项学业不精，抑或因为用其所学时尚未扩展及此，他们回国后并未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到1881年底福建船政局选派第二届赴欧海军留学生时，尽管学习鱼雷仍非重点所在，但总算已正式列入留学计划之中。在这批学习制造的八名留学生中，即有魏暹、陈伯璋、陈才鍴三人被安排直接进入德国刷次考甫厂学习鱼雷，惟最终学成者只有陈才鍴一人。在派遣第二届海军留学生的前一年，北洋已开始向德国订购铁甲舰和鱼雷艇，故福建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又趁便派出一批工匠赴德学习，其中有陆爱昭、黎晋贤、张正才、唐国安、庞玉顺、杨秀龙等六人进入刷次考甫厂专习鱼雷制造。1884年夏，上述在德学习鱼雷的工匠和留学生已超过或将届满三年，而此时北洋正急需鱼雷人才，李鸿章特函告李凤苞安排他们回国，以备差遣注13。
1885年初，上述留学生和工匠学成回国。国内官员对他们的留学成绩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工匠所学鱼雷艇造法“得心应手”，留学生“于新式鱼雷尺寸、制雷、修雷各项……莫不详求博览，理法兼精”注14。但据李凤苞1882年自德国传回的信息，中国留学生徒在学习鱼雷的制造方法时，有些关键性技术德方并没有传授。如刷次考甫厂视鱼雷所用磷铜的炼法最为机密，只是由于李凤苞的特殊身份（主要是他在中国选择订购鱼雷及鱼雷艇的厂商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该厂才同意传授他一人。为此，李鸿章还专门致函李凤苞，请他“费心学习，务得其秘”。“中国既有学生、匠首在厂习制各件，再得炼铜之法，即可制全雷”，并保证决不会将此技术外传注15。德国鱼雷厂只将制雷秘法传授给中国外交官而不准中国留学生徒学习，于情理上似乎说不通，不过李凤苞后来的确写过一本《艇雷纪要》，由天津机器局出版，可见他对鱼雷确有较深的了解。至于留德生徒，且不论他们是否掌握了制造鱼雷的全部技术，至少中国官方在近期内并不急于也不放心让他们作自制的尝试。继李凤苞之后出任驻德公使的许景澄于1886年3月向清廷条陈海军事宜时就明确表示，“至刷次考甫之鱼雷……暂无庸自制，庶面骛博不精之失”注16因此，这批留学生徒回国后，大多被分配到旅顺口鱼雷营、局、厂中，主要从事鱼雷及鱼雷艇的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等工作。而此类专门的保障性工作，不仅以其所学足以胜任，而且也是已装备鱼雷武器的北洋海军的当下急需。
在三届海军留学生之外，中国可能还向德国派遣过少量专习操纵鱼雷及鱼雷艇的留学生，因为在北洋海军的鱼雷艇管带中已知至少有李士元、徐永泰、刘芳圃、陈成金等四人曾在德国留过学。但他们是何时和怎样被派往德国的，又是何时学成归国的，共有多少人，由于尚未发现相关史料，详情不得而知。北洋海军中还有一批留学生出身的鱼雷军官，不过他们在国外并未学过鱼雷专业，而是回国后又接受了数年的专门培训。早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至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曾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原计划用15年时间从小学一直留学到大学毕业。后因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这批学生除死亡、中途撤回及留美不归者，其余94人于1881年奉召分作三批提前回国。负责安置的官员鉴于他们已有五到八年的西学基础，而新式海军技术亦属西学范畴，故选出32人学习海军。其中，拨入福建船政后学堂补习驾驶专业者16人（毕业后有数人进入北洋海军服役），在天津水师学堂补习驾驶专业者九人，分配在威海鱼雷营学习鱼雷专业者七人注17。这批学生均已在美国受过或多或少的基础教育，在此基础上补习海军专业知识较之国内水师学堂学生的从头学起无疑更具成才优势。李鸿章对其中习鱼雷专业者的表现相当满意，他在三年后为回国的留美学生请奖时说：“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注18其学有所成的另一个标志是，有些人后来被提拔为大鱼雷艇的管带和大副，成为北洋海军鱼雷军官的骨干力量之一。
1881年，李鸿章为集中训练管理北洋所购鱼雷艇并培训鱼雷官兵，特派直隶候补道刘含芳赴山东威海卫创办鱼雷营。不久，刘含芳奉调至正在兴建中的旅顺海军基地，负责筹办防务、督办船坞并兼司水陆军械。旅顺基地的主要使命是为北洋海军提供维修保养，故计划建设的各种保障设施配套齐全，鱼雷营似即根据原定计划于1884年移至旅顺口，仍由刘含芳总办。鱼雷营创建之初，即开始招收学生教授施放鱼雷和驾驶鱼雷艇的专业知识，前面提到的留美学生被拨入北洋海军学习鱼雷者，即为该营首批学生。当然不排除可能同时还特招了一定数量的国内学生。1884年这批学生毕业后，据李鸿章此后数年间上奏清廷的北洋海防经费收支折，1885年鱼雷营已无学生用款一项，1886年又列有该营学生经费支出，1887年该营考取二、三、四、五班学生注19。由此可以推知，1886年鱼雷营中的学生应为新招的头班学生，而首批受训的留美学生显然不在此后排出的班级序列内。1890年，旅顺鱼雷营正式设立鱼雷学堂，内分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到1894年中日战争中旅顺失守为止，鱼雷学堂共毕业学生三届23名，均派入北洋海军服役。注20
北洋海军鱼雷营为培训鱼雷官兵及学生，一直聘请以德国人为主（亦有少量英国人）的洋员充当教习，主要有鱼雷总教习哈孙克赖乏、福来舍和鱼雷督操教习密勒克、鱼雷艇教习区世泰、鱼雷艇管轮教习卜里士刻等。哈孙是德国海军的一名现役校级军官，于1882年被借聘来华，派在威海鱼雷营担任总教习。“该洋员熟精鱼雷秘要，操练有法，纪律严明，并将一切口令编成中国语言，俾弁兵易于明晓，洵属课道认真。”注21哈孙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中国官员的高度赞誉，称其“品艺极佳”，清政府还授予他二等第三宝星。中法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以保持局外中立而将受雇于旅顺鱼雷营的哈孙、福来舍等人召回，而这显然也正是鱼雷营1885年中断培训学生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刚一结束，李鸿章即电请出使德国大臣再商借原聘人员来华，但迟迟没有结果。在急需洋教习施教的情况下，只好又在德国新找了几位鱼雷教习，不料聘来后才发现他们“本领有限”。而原聘德籍人员经继续协商，续聘哈孙的计划最终落空，惟福来舍于1885年下半年再次受聘来华注22。福来舍前次受聘职务为鱼雷营监工，再次来华则改聘为鱼雷营总教习，以填补哈孙留下的空缺。中方对福氏的评价虽不如哈孙高，却也基本满意，故其总教习的职务得以一直持续到旅顺鱼雷学堂成立之后。此外，经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推荐，旅顺鱼雷营后又聘用了皇家海军少校罗觉司等数名英籍教习。注23
鱼雷营先后聘请到一批内行外籍教习，从而为保证鱼雷专业的培训质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另一方面，鱼雷营又是一个集教育训练、维修保养、管理艇雷等为一体的机构，其教育功能或不如水师学堂健全。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教学既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相对薄弱之弊，但也有因便于实践而操作能力较强的优势；二是不仅培养鱼雷艇军官，同时也培训鱼雷艇和战舰所需的鱼雷兵匠。有关鱼雷营（包括后来正式成立的鱼雷学堂）的教学内容，现已无从详考，大致不外由德籍教习讲授诸如德文、数学、鱼雷、航海等课程注24。学生的学习成绩亦只能在李鸿章的评语中略窥一二。他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和1894年（光绪二十年）两次巡阅北洋海军期间，都曾派员到旅顺鱼雷学堂观察，看到“肄业各生多颖异勤谨之士”，“发策考问，条对详明，面试技艺，并臻精密”注25。鱼雷营及其培训机构本为李鸿章的政绩之一，其评语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绝不会是无根之谈。
鱼雷营的培训性质实际上类似海军兵种教育，当时只能或主要是为鱼雷艇培训军官。至于舰上所需鱼雷军官应如何培养，海军各级指挥军官是否应具备一定的鱼雷知识，北洋当局最初并无清醒的认识。后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在天津水师学堂增设鱼雷课程，完全是该堂所聘管轮副洋教习英人希耳顺促成的。希耳顺曾多次同学堂洋文教习严宗光（即严复）禀称，中国所购铁甲舰、巡洋舰均配备施放鱼雷器具，有的还备有鱼雷艇，故凡水师人员宜及早学习此种要械理法，庶以后出膺水师将官能期胜任。他还表示，他对各家鱼雷备知诀要，现蒙中国招募来津教习管轮，自英国带来鱼雷图样甚多，若蒙准予教导，一时便可开课以先明其理，待学堂购备鱼雷、双单压气机及合拢施放器具后再“将所明于理者征之于事”。教授对象可于驾驶、管轮两专业中先选优秀学生12人作为一班，每星期取两半日加授此课，6个月后便有成效可观。1886年3月4日，严宗光将希耳顺的建议上报李鸿章，并谓鱼雷实为后此海战吃紧军器，水师军官所不可不知，恳请准予学堂增加此项功课。李鸿章当即批准依议施行，同时指示学堂要“督令认真传习，以期人才众出，俾益海军”。于是，天津水师学堂自第三届驾驶班和第一届管轮班开始增设鱼雷课程，并将其列为毕业大考科目。注26驾驶、管轮两班所学鱼雷课程的内容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学习“演放鱼雷”，后者主要学习“修定鱼雷”。
因管轮学生加习鱼雷课程者还“兼备雷艇管轮之选”注27。毕业后自可安排在鱼雷营学习，而驾驶学生是未来的舰上军官，实习鱼雷必须另备专门的练习舰。1888年，经李鸿章核准，北洋海军决定将“康济”号兵船大修后加装鱼雷发射管等设备，以改造成鱼雷练船注28。由于该船当年未能完成改装，故在同年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中尚无驾驶学生毕业后派上鱼雷练船实习的明文规定。1890年上半年，在校并未学过鱼雷课程的天津水师学堂第二届驾驶班的16名毕业生按原订计划实习结束，又被临时决定派上“康济”号练船，成为该船首批实习鱼雷技艺的学生注29。也就是说，尽管章程没有及时修订，但在实际操作中，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自第二届驾驶班开始就已增加了鱼雷专业的实习。1893年（光绪十九年）10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章程内原定驾驶学生毕业后一年半的实习期限太短，特向李鸿章呈请变通“学艺期限”，即将实习期限延长为三年，并明确提出要在“康济”练船学习鱼雷、水雷各种技艺六个月注30。此议经李鸿章上报朝廷后获准施行。
按规定，天津水师学堂学生不论是在校学习还是上舰实习，都要定期进行考核，考试中式者发给合格（分等级）证书，即所谓“考校给照”。因此，就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言，加习鱼雷科目的驾驶学生在经过较为严格的培训之后，充当舰上的鱼雷军官应该能够胜任。但是，早在1885年和1887年，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就已服役并配备了各级军官，1888年成军后又正式加以任命。而接受过鱼雷专业培训的驾驶班学生迟至1890年底才开始先后派上战舰候补初级鱼雷军官。实际上，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天津水师学堂的第二、第三届驾驶班毕业生仅升补至各战舰的鱼雷二、三副。其上担任鱼雷大副（包括鱼雷艇大副）者，除部分人曾在旅顺鱼雷营受过训练或在德国留学过鱼雷，其余大多为并未受过正规鱼雷专业培训的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和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的毕业生。至于第一、二、三届管轮班加习鱼雷课程的学生毕业后，按既定计划派上鱼雷艇任职，多官至正、副管轮。注31
尽管培训舰上鱼雷军官稍嫌滞后，但从总体上看，北洋海军鱼雷专业培训基本上还是****了海防建设的需要。对于一个近代军事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当然，这只是就学习专业技术而言，倘从培养海军官兵的角度加以全面审视，则又另当别论了。纵观北洋海军鱼雷专业培训的过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李鸿章等官员所关注的始终是对技术的追求。似乎在他们看来，只要学生掌握了鱼雷技艺，自然也就具备了担任鱼雷军官的全部条件。名曰军事教育，却既没有强身键体的军人体魄训练，亦无关于坚毅、勇敢、尚武的军人素质培养，更遑论爱国、敬业、献身的军人使命教育。诚然，这不仅仅是鱼雷专业培训存在的问题，而是开始于福建船政学堂的整个晚清海军教育的通病。注32
北洋海军的鱼雷兵力分为战舰和鱼雷艇两部分。两者虽然都有鱼雷发射装置，但在主战武器、作战样式、航行能力、驻泊方式等方面却有较大的差异，故北洋海军一开始就将鱼雷艇与战舰分开管理和训练，即由鱼雷营统辖鱼雷艇。后来在制订《北洋海军章程》时又明确规定：“旅顺鱼雷营督饬雷兵操演雷艇、课习学徒并工厂一应藏艇、修雷等事，为鱼雷艇根本重地，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注33但这只是就平时的管理而言，战时则仍须交北洋海军提督统一指挥。
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了一个外行提督，同样也为鱼雷营遴委了一个外行总办，而且还是文职官员。为使鱼雷艇的训练正规化，鱼雷营特聘德籍总教习负责指导，并雇用一定数量的洋员在鱼雷艇上任教习或技术军官。他们多数都是名副其实的行家，亦能尽职尽责，是北洋海军鱼雷兵力初建时期不可或缺的训练指导者。当然也有滥竽充数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曾亲眼目睹一位洋员因操作失误而损失了一枚鱼雷，为此斥责其不懂装懂注34。但这毕竟只是个别现象，一般不会对训练产生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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