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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5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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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８人。军队律师担任军队首长和机关的法律顾问，为其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接受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接受军队单位和军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
军事法制已经成为中国军队教育训练的内容和军队院校教育的课程。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军队进行了三次五年普法教育活动。军队各级各类院校都开设法律课程，对学员和军官进行国家法律、军事法规和法律常识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等内容的教育。
裁减军队员额
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国宣布在此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５０万。至１９９９年底，裁减员额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也已基本结束。
压缩规模，完成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通过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裁减编制员额５０万。其中，陆军精简１８。 ６％，海军精简１１。 ４％，空军精简１２。 ６％，第二炮兵精简２。 ９％。目前，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２５０万以内。
精简机构，精干军以上领导机关。军以上机关通过调整职能、撤并部门，减少了内设机构和人员。总部和军区、军兵种机关撤并了部分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下属的局（处）和编制员额均减少了２０％左右。调整后，全军军以上机关共减少１５００余个机关部门，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趋向精干、灵敏、高效。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２９０余个生产管理机构和地区性企业管理机构全部撤销或移交地方。
调整编组，优化部队编成结构。陆军野战部队撤销部分集团军军部和师、团，部队编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部队，通过淘汰落后装备、调整编组，撤并了一些建制单位。调整后，陆军野战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方面取得进展；军兵种技术含量较高部队的比例有所提高，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改革体制，进一步理顺关系。成立总装备部，调整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全系统、全寿命管理。调整后勤保障体制，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使后勤保障向三军一体、集约化保障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改革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减少院校数量，扩大单所院校办学规模，提高军官培训层次和调学比例。军队院校开始走上规模化办校、现代化教学、正规化管理、社会化保障的新路子。
思想政治建设
中国军队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国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着眼于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坚持提高政治素质与培养综合素质相统一，学习先进思想与掌握文化知识相统一，教育引导与实践锻炼相统一，严格纪律约束与提高自控能力相统一，努力培养造就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军事专业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官兵。为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中国军队坚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坚持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官兵，坚持用高尚的革命精神激励官兵，坚持用良好的政治环境熏陶官兵，坚持用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官兵，不断增强官兵的思想觉悟、勇敢精神、顽强作风、铁的纪律，增强官兵的现代意识、科技意识、创新意识，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中国军队坚持中国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大力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培养官兵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自觉的牺牲奉献精神，使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官兵拥护和支持改革，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坚持勤俭建军，永葆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军事训练
中国军队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地位，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建设和不断改革，中国军队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比较完善的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体系。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军队为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目标，积极开展科技练兵，大力加强军事训练改革。在发展创新军事理论方面，深入研究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加强军事训练学科建设，不断完善作战训练理论特别是联合作战训练理论，修订并颁布了新一代《战役纲要》、《战斗条令》。在改革训练内容方面，突出新知识、新技能、新装备、新战法的学习和训练，加大训练难度和强度，形成了新的训练内容体系。在改进训练方法和手段方面，积极推进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建成了适应不同作战训练要求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体系，基本完成了战役、战术模型与武器系统模拟器的联接和各军兵种、各专业模型的互联，推广了分布交互式作战指挥模拟系统、新型装备操作训练模拟器材和计算机辅助训练系统，形成了覆盖全军各大单位和院校的军事训练信息网络。在完善训练管理机制方面，严格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等训练法规，实施正规化训练，并适应国家、军队改革调整出现的新形势，加强和改进了训练的组织领导与管理。近年来，周密组织实施了兰州、济南、南京、广州等战区诸军兵种联合军事演习，全面提高了官兵综合素质和高技术条件下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中国军队院校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作为根本目标，着眼二十一世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院校教育体制。１９９９年军队院校进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撤销、合并、改建了部分院校，将原来培养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的两大类院校，调整为培养生长军官和在职军官的两大类院校，并新组建了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工程、理工、海军工程和空军工程５所综合大学。在军官培训体制方面，逐步实行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逐年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力争到２０１０年使生长军官基本接受高等教育。在军官组训方式方面，部分生长军官先在综合院校完成本科学历教育和军事基础训练，再根据即将担任的职务在专业院校完成专业训练；将技术性较强的指挥专业与相应技术专业融合成新专业，对部分军官实行指挥与技术合训；对中级指挥军官实行军政合训，指挥员与参谋人员同校培训，医务和机关政治军官全军统一归口培训。通过调整改革，军队院校的总数减少了约三分之一，院校体制趋向规模化和综合化，军事人才培训层次、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高。
后勤建设
中国军队把后勤建设作为全面提高战斗力、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在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学管理、勤俭节约的原则下，努力为军队建设、作战和其他活动提供后勤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不断发展，已经由单一的陆军后勤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后勤，由简陋落后的后勤装备发展为拥有现代技术和部分高技术支撑的多样化的后勤装备，由保障一般条件下的军事行动发展为保障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行动。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军队后勤着眼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后勤保障需要，加强后勤战备工作。加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后勤建设，组建后勤应急机动保障力量，提高后勤应急和综合保障能力。加大战场建设的投入，合理调整战备物资储备规模、布局和结构。坚持科技兴后勤，不断提高后勤保障手段的现代化水平，研制并为部队装备了一批野战、机动、高效的后勤补给、生活保障、医疗救护、快速抢修装备，海上补给、空中加油和第二炮兵机动保障等技术性强的专用后勤装备也有了长足发展。从２０００年１月起，中国军队开始实行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通用物资供应和通用勤务保障由军区统一组织，专用物资供应和专用勤务保障由军兵种按建制系统组织实施。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军队质量建设的需要，中国军队对后勤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起，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军队所办的６０００多个企业，大部分自行撤销，其余移交地方。１９９８年７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关于国家实行军人保险制度的要求，国务院和****军事委员会共同颁布了《军人保险制度实施方案》，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人保险制度，并于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分别启动了军人伤亡保险和军人退役医疗保险制度。近年来，中国军队不断探索并努力实现社会化保障，借助社会力量，利用市场资源，精干担负军事保障职能的机构，提高国防费使用效益。从２０００年１月起，在军级以上机关和驻大中城市的军队院校、医院等单位，逐步推行饮食保障、营房保障和商业服务社会化。
武器装备建设
中国军队始终把武器装备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提高军队防卫作战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军事技术的方针，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建设现代化的军队，为保卫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陆军及通用武器装备基本实现制式化、系列化，提高了火力压制、地面突击、战场机动、战场情报侦察、作战指挥和防护能力，****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要求。海军在导弹化、立体化、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已具备了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空军具备了相当水平的全天候、全天时、全空域作战能力，一批高技术武器装备正在陆续装备部队。第二炮兵已拥有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武器系统，并具备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能力。
中国军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要求，从１９９８年起，逐步建立了新的武器装备管理体系。中国军队坚持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创新加快新型武器装备研制步伐，推动武器装备发展；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适度竞争，逐步完善军事装备订货制度，建立健全科研、订购合同制；逐步实行武器装备全系统、全寿命管理，提高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质量，控制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全寿命费用，增强武器装备建设的整体效益；进一步加强武器装备管理法规和装备工作制度的建设，使武器装备建设适应新的管理体系，走上协调有序、高效运行的轨道。
为适应世界军事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特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将致力于尽快实现军队武器装备由半机械化、机械化向自动化、信息化的转变，使军队掌握尽可能先进的武器装备，确保完成国家赋予军队的神圣使命。
参加国家减灾救灾行动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针对大江大河的水患，部分地区的干旱和风暴潮，铁路、公路沿线的泥石流、滑坡等，中国军队积极参加驻地政府组织的减灾工程建设。近两年来，共参与修建防洪堤２万多公里，水库３０多座，防潮坝３００多公里，排灌站３００余处，其中包括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淮河流域综合治理、甘肃雨水集流、宁夏防沙治沙等工程，在保障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便于参加救灾行动，军队总部机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都派出人员参加国家和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机构的工作，协调军地指挥关系，制定减灾救灾措施，建立灾情通报制度，统筹救灾器材物资，并遵循灵活、快速、高效、无误的原则，实施组织协调工作。各部队都制定有抢险救灾方案，平时进行预演，落实船艇、飞机、车辆等救灾装备和器材，确保一有灾情发生，就能立即出动。近两年来，全军参加抢险救灾１００多次，出动官兵５０多万人。特别是在１９９８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抗洪战斗中，全军出动３０多万官兵，１．２５万台车辆，１１７０艘舟艇，２００多架飞机，抢修加固堤坝１万多公里，堵决口和排除险情１．４万余处，抢救转移遇险群众３００多万人，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抢险的同时，军队还积极组织救灾赈灾活动，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渡过难关。近两年来，共帮助灾区人民建房４万多间，捐衣被２６００余万件，捐赠其他物资价值３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
五、国际安全合作
军事交往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军事关系，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中国军队遵循军事外交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宗旨，积极开展灵活、务实的对外交往，为增进和加强同世界各国军队的互信、友谊和合作，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近两年来，中国军队共派出重要团组７０多批，访问了６０多个国家，接待了来访的外国军队高级代表团１６０多批。此外，还有１５０多批中国军队专业团组出访和１８０多批外军专业团组来访，中外军队进行了友好互利的专业技术交流合作。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中俄两军的高层交往活跃，双边军事关系发展顺利。中国军队努力促进与东北亚国家军队的关系，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地区国家的军事交往保持了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和西亚、非洲、拉美、大洋洲等地区国家及东欧、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关系，继续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员培训、装备器材、后勤物资、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援助，并积极拓展新的交往领域。
１９９９年５月，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严重事件，中国推迟了中美两军高层交往项目。随着近来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中美两军开始恢复有关正常交往。２０００年１月，中美两国国防部进行了副部长级防务磋商。同年７月，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中国始终重视发展同欧洲国家的军事关系，与有关国家开展和保持了军队高层互访和各层次的军事交往。
近两年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对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南非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比利时、加拿大、土耳其等国海军军舰也先后访华。此外，中国军队还派出了大量专业技术团组赴有关国家考察、参观、培训、研究，也接待了许多外军同类专业技术团组的来访。这些交往涉及科研、学术、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军队管理、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诸多方面。１９９９年８月，中国军队参加了在克罗地亚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中国军队与外军在教育训练方面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近两年来，先后向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国、科威特等国派出军事留学人员２００余名，同时接收了来自亚、非、拉美和欧洲等地区有关国家的近千名军事留学及各类培训人员。
地区安全合作
中国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主张，相互尊重而不是恃强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加于人，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和特征。中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ＣＩＣＡ）、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ＣＳＣＡＰ）、东北亚合作对话会（ＮＥＡＣＤ）、中美日三边学术研讨会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主张通过这些政府和民间讨论安全问题的重要渠道，增进各国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泛地区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论坛。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代表参加了历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与高官会议，以及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的建立信任措施、维和、海上搜救、抢险救灾、预防性外交、不扩散、指导原则等各类官方、非官方会议。近两年来，中国在北京先后主办了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的热区卫生与热带病防治军事医学研讨会、中国安全政策培训班、第四届国防院校长会议和军转民合作研讨会。
中国主张东盟地区论坛应继续以建立信任措施为核心，探索新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方式，支持各方就预防性外交问题进行探讨，并主张应首先就亚太地区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定义、原则和范畴进行充分讨论，形成共识。中国积极倡导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进行军事医学、军事法学和军转民多边合作，倡议建立东盟地区论坛海洋信息资料中心，鼓励高层军事互访、军舰互访和人员交流，支持抢险救灾合作以及海上航行安全、海洋环保合作等。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哈萨克斯坦倡导的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进程，认为会议宗旨与中国的亚洲安全目标基本一致，主张会议在充分考虑亚洲地区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中国于１９９６年正式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并于１９９７年成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认真参与理事会的活动。
自１９９３年东北亚合作对话会成立以来，中国参加了历次会议，并于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先后在北京主办了第四次、第九次东北亚合作对话会全体大会，中国还与其他成员一道推动对话会就东北亚国家合作指导原则达成了一致。
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防务和军控磋商机制。本着维护亚太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积极意愿，中国国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官员及学者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关于亚太安全的各类研讨和相关活动，增进了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建立信任措施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并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措施，积极倡导按照平等对话、不干涉别国内政、不针对第三国、不威胁和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的原则，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各种形式的边境协定、协议，维护各方相互同等安全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１９９６年４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中国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１９９７年４月，五国元首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规定：各方致力于在相互同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把部署在各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各国间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重申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各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进行威胁另一方及损害边境地区安宁与稳定的任何军事活动；裁减和限制在协定适用地理范围内的军事人员数量和主要种类的武器装备及军事技术装备数量。１９９８年７月和１９９９年８月，五国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分别进行了第三、第四次元首级会晤，并签署了联合声明。２０００年７月，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晤，会后签署了《杜尚别声明》。声明指出，五国在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各方将致力于使上海五国成为五国在各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地区机制。五国决定深化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军技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巩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切实落实五国会晤所签署的关于在军事领域加强信任及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所有条款。五国表示，决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主权、安全及社会秩序的行为，支持彼此为维护五国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
２０００年３月，五国国防部长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进行了首次会晤。会后签署的联合公报重申：在照顾各方及近邻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五国间军事政治领域的关系，开展平等互信的友好合作；这种合作是开放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五国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保护民族、宗教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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