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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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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的脸仿佛洗得干干净净。
古塞夫高大的身体，在她眼前闪过，他弟弟伊凡，像小鸭一般地走着，哈哈哈地笑着。
木工车间的工头华维洛夫和考勤员依萨不慌不忙地从母亲身边走过。身材矮小而瘦弱的依萨，抬起了头，把脖颈侧向左边，望着华维洛夫的一动也不动的浮肿的脸，摇着短短的颚须很快地说：
“伊凡·伊凡诺维奇，他们都在笑呢，——他们都很愉快，不管厂主先生怎样说这是涉及危害国家的案子。伊凡·伊凡诺维奇，我看仅仅斩草还不行，非得用锄头来锄根不可……”
华维洛夫反背着两手走着，把手指捏得紧紧的……“你们尽管印你们的，狗崽子，”他高声地骂着，“要是说我的坏话——那可不行！”
华西里·古塞夫走近母亲的身边，说：
“我又到您这儿来吃中饭来了，好吃得很啊！”
于是他放低了声音，眯着眼睛，补充说：
“正打在节骨眼上了！……嗳，妈妈，好极了！”
母亲亲切地向他点点头，这个工人区最调皮的小伙子对她称“您”，秘密地跟她谈话，使她很高兴，整个工厂的空气都很紧张，也使她高兴。她心里想道：
“如果不是我——也许不会这样……”
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小工，其中一个很遗憾地低声说：
“什么地方都没找到……”
“要听别人念念！我不认识字，但是我也明白，正好打中他们的要害！……”另外一个说。
第三个向周围瞅了瞅，提议说：
“咱们到锅炉室里去吧……”
“发生作用了！”古塞夫挤了挤眼睛，低声地说。
尼洛夫娜很愉快地回到了家里。
“在厂里，有人抱怨自己不识字呢！”她对安德裂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认得些，但是现在都忘记了。”
“不妨用点功！”霍霍尔向她提议。
“像我这么大岁数？白叫人家笑话……”
安德烈从搁板上面拿下一本书来，用小刀的尖端指着封面上的字母，问她：
“这个念什么？”
“P！”她笑着回答。
“那么这个呢？”
“A……”
她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有点懊恼。她觉得安德烈的眼睛用着一种隐匿的微笑在那里笑她，所以努力避开了他的眼光。
但是他的声音听来却温和而平静，只是面孔上非常严肃。
“安德留夏，你真的想要教我吗？”母亲不由得苦笑着问。
“这有什么假的？”他回答。“你既是认过的，那么记起来是很容易的。即使没有奇迹，——也不会有坏处。如果有了奇迹，那不是很好嘛！”
“可是俗语说得好：‘看了圣像，不是就能够在为圣人的。’”
“嗳嗳！”霍霍尔摇着头说。“俗语多得很。知道的少一点，睡得熟一点，这不是很对吗？心里想着俗语，就是要它结好一根鞭子，来管好自己的灵魂的。这个是什么字母？”
“π！”母亲说。
“对！你看这个字母伸胳膊撑腿的。好，这个呢？”
她集中了她的视力，吃劲儿地动着她的眉毛，拼命地回想那已经忘记了字母。在不知不觉之间，只顾着努力，反倒把一切都忘记了。但是，不大一会儿工夫，她的眼睛就疲倦起来了。起初滴下的是疲惫的眼泪，后来却扑簌簌地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我还认字呢！”她抽咽了一下，说道。“四十岁的人了，才刚刚开始认字……”
“不必哭！”霍霍尔亲热地低声解劝。“在以前，你是不能过别的生活的，——现在，您总算明白了您过得不好，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可以过比你更好的日子，——可是他们却像家畜一样地生活着，而且还在那里夸耀，说他们过的生活很好！有什么好呢？一个人，今天是做工、吃饭，明天也是做工、吃饭，难道就这样一生一世就是做工、吃饭吗？
“在这样做工、吃饭的时候，生了孩子，起初还凑和着抚养他们，后来逐渐地他们也得吃很多的饭了，于是就对他生起气来，大声地骂他们：饭桶！快点长大！到了可以做工的年龄了，于是，又使他们的儿子变成家畜，而他们的儿子又是为着填饱自己的肚子去做工，——结果，还是这一套生活，像驴拉磨似的！——只有从理性上打断了锁链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譬如现在您，正在用尽自己的力量开始做着这件事。”
“哪里呀，我算什么？”她唏嘘着。“我还能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和那雨一样的，每一滴都能滋养种子。你已经开始读书识字了呀……”
他笑起来，站起身在房间里走着。
“对，您学习吧！……等巴威尔出来，一看您，——嘿，怎么啦？”
“呀呀！安德留夏！”母亲说，“年轻人，什么都是简单的。但是上了年纪——悲伤多起来了，力量却越来越少，头脑就完全不好使唤了……”
18
傍晚，霍霍尔出去了。
母亲点上灯，坐在桌子前面织袜子。
但是，没过多大一会儿就又站起身来，犹犹豫豫地在屋里走了一趟，迈进厨房，上好了门栓，又紧紧地皱着眉毛回到屋里。她主下了窗帷，从隔板上面拿下一本书来，重新坐在桌子前面，向周围望了望，把身体伏在书上，她的嘴唇开始翕动了。每当街上有点声响，她就跟着颤动一下，耸起耳朵，把手掌掩在书面上面……眼睛有时闭上，有时睁开，又轻声地念道：
“生活，大地，我们……”
有人敲门，母亲跳起身来，把书赶紧放到隔板上，不安地问：
“是谁？”
“我……”
雷宾走了进来，他威严地捋着胡子，说道：
“从前，一声不问，就让人进来。你一个人在家吗？嗳，我以为霍霍尔在这里呢。我今天看见他了……监牢是不可能把好人变坏的。”
他坐下来，对母亲说：
“咱们谈谈吧……”
他意味深长地、秘密地望着她，使母亲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
“什么都得用钱！”他用沉重的声音说他的看法。“不管生还是死，都离不了钱，——对吧。不论传单和小册子，都得用钱！你知道弄传单和小册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不知道，”母亲似乎感到了什么危险，低声回答。
“对，我也不知道。还有，你知道小册子是谁做的？”
“有学问的人……”
“那是大人先生们！”雷宾说，长满了胡子的脸紧张起来，泛着红光。“就是说，大人先生们做了书，分给大家。但是，那些小册子里写的却是要反对大人先生们，你倒说说看，——花了钱而叫人们反对自己，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嗳？”
母亲眨着眼睛，很胆怯地说：
“你在想些什么呀？”
“哦！”雷宾像狗熊似的在椅子上面转动着身子，说道：
“对啦。我一想到这里，就凉了半截。”
“你知道了些什么吗？”
“这是在骗人！”雷宾回答。“我觉得，这是骗人。我都么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是在骗人。对啦。大人先生们说了许多难懂的事情，可是我们所要的，只是真理。我也知道真理了。我是不会上他们的当的。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将我推在最前面，——他们要踏着我的尸首，像过桥似的向前进……”
他把那种阴森森的话，牢牢地缠在母亲的心上。
“上帝呀！”母亲悒郁地说。“巴沙真的不知道吗？所有干这种事的人们……”
在她脑海里，闪过了叶戈尔、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和莎馨卡的严肃而正直的容貌。于是他的心颤动起来。
“不，不！”她否定地摇着头说。“我不能相信。那些人都是真心实意的！”
“你说谁？”雷宾深沉地反问。
“大家……我所知道的一切的人！”
“不要只看这些地方，妈妈，你要看更远的地方！”雷宾垂下了头说。“和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他们也许连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相信非这样干不行，但是，在他们后面，一定有人在那里享受好处。人是不会去做那些对自己有损害的事情的……”
这样说完，他又用农民的执拗的信念，添加了一句：
“大人先生们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的！”
“你想出了些个什么怪念头啊？”母亲又怀疑起来，这样不解地问道：
“我吗？”雷宾朝她望了一眼，停顿了片刻，重复：“要离得这些先生们远一些，对啦！”
他又沉默起来，阴沉着脸。
“我本来想和青年们接近，和他们在一起。对这种工作我是有用处的，——我知道非对大家宣传不行。可是，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实在是不能相信他们，所以我非离开不可。”
他低着头，想了想。
“我一个人要走遍大小村庄。我要唤起老百姓。让他们自己起来。只要他们理解，他们是能够给自己寻找出路的。所以，我努力让他们理解——他们除了自身之外，是没有希望的，除了自己的智慧之外，是没有别的智慧的。就是这样！”
她可怜起他来，觉得替他害怕。常常让她不愉快的雷宾，不知怎的，现在忽然觉得可亲可近；她缓缓地说：
“人家会抓你的……”
雷宾望着她，静静地回答：
“抓了，——放了。于是我再去……”
“农民会亲自把你绑起来，这样，你就非坐牢不可……”
“坐牢，出牢，于是再去，至于农民，他们绑我一次、两次，但是到了后来，一定会明白没有绑我的必要，那时——就会听我的话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相信也不要紧，——只请你们就听是了，’只要他们肯听，慢慢就会相信的！”
他说得很慢，好像在没有说出口之前，每一个字都抚摸一遍似的。
“我近来遇到了各种事情，懂得了一点道理……”
“你要被毁掉的！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她悲哀地摇着头说。
他用那双黑色的深深的眼睛，仿佛疑问和期待地对她望着。他那结实的身体向前屈着，两手按住椅子的靠背，黑胡须的轮廓里面，淡黑色的脸似乎苍白了。
“你知道基督对于种子所说的话吗？不死亡——就不能从新的穗里再新生。我还不至于就会死呢。我很机警的！”
他在椅子上待了一会儿，慢慢地站起来。
“我到酒店里去，在那里跟大家混一会儿。霍霍尔为什么不来呢？又在开始奔忙吗？”
“是吧！”母亲微笑着说。
“应该那样干！请你把我的话告诉他……”
他们并肩走进厨房，谁也不看谁地简短地谈了几句。
“那么，再见吧！”
“再见，几时拿工钱去？……”
“已经拿了。”
“几时动身？”
“明天一早，再见！”
雷宾弯着腰，不悦地、笨拙地走到门洞里。
母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无言以对地听着他沉重的脚步声，意识到自己心里的疑惑。然后，缓缓地回转身来，走进房间，把窗帷掀起一点来，向穿外眺望。玻璃之外，一丝不动地笼罩着墨黑的夜色。
“我过的真是黑夜的日子！”她这样想。
她对于这个农民，觉得可怜——他是如此一个魁梧而强壮的汉子。
安德烈回来了，他还是活泼而兴奋。
当她把雷宾的话告诉他的时候，他说：
“就让他敲着他真理的钟声，到各村庄去唤醒人们吧。他很难跟我们搞到一起。在他的头脑里，有一种独特的农民思想根深蒂固，容不了我们的思想。”
“喔，他说了些关于大人先生们的话，似乎有道理！”母亲慎重地说。“他们总不至于会骗人吧！”
“动了您的心了？”霍霍尔带着笑喊道。“嗳，妈妈，钱哪！要是我们自己有钱就好了！我们现在还是靠别人的钱过日子。譬如说，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每月收入七十五卢布——给我们五十。还有别的人也是这样。有时候，穷苦的学生们每人凑几戈丝给我们寄一点来。大人先生们当然各有不同。有的骗人，有的后退，但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都是最好的人……”
他把手一拍，很有力地接着往下说……
“到我们成功的日子，——还远得很！但不论怎样，我们开一个小小的五一节纪念会！一定很愉快！”
他那快活的样子，驱除了雷宾所散布的忧虑。
霍霍尔用手擦着头，不住地在屋里走着，眼睛看着地板说：
“您可知道，有时啊在我们心目中有种可敬的东西！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同志，大家都燃烧着同一的火焰，大家都很快活、善良、可爱，不必说话，大家都能了解……大家都像在合唱似的生活着，而每个人心里都在唱着不同的歌曲。一切歌曲都像溪水一样地奔流汇集，成一条江河，于是这条宽广自由的江河，流进了充满着新生活的欢乐的大海洋……”
母亲为了不至于妨碍他，不至于打断他的谈兴，所以努力地一动不动。她听他说话，总是比听别人说话专注，他的话听起来，比任何人的都容易领会，他的话，比任何人的都能更有力地感动她的心。巴威尔永远也不谈未来的预见，但是这种预见，却似乎是母亲心灵的一部分。在他的话里面，仿佛有一种普天同庆的未来的节日的童话故事。这种童话故事，向她照亮了她儿子以及一切朋友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醒悟过来，”霍霍尔把头一振，说道，“向你周围看一看……阴冷，肮脏！大家都疲劳，大家都带着杀气……”
他带着深切的悲哀，继续说：
“不相信人们，害怕人们，甚至憎恨他们！——这是令人可恼的事！人已经变成二重了。如果你只想去爱，那你怎么能办得到呢？如果别人像野兽一样向你袭来，不承认你是活着的人，在你脸上用脚来踩来踢，那你怎能原谅他呢？那一定不能原谅！不是为着自己个人而不能原谅他，——为着自己，我可以忍受一切侮辱，——但是，我不愿意纵容强暴凶残的人，我不愿意人们用我的后背练习打人的功夫。”
此时，他的眼睛里，燃起一种冷火，他顽强地侧着头，更加决断地说：
“我不能原谅任何有害的东西，即便它对我并没有害。在地球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果今天我容话了人家对我侮辱，我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他并没伤害我，但是——到了明天，在我身上试过自己力量的他，难保不去活剥别人的皮呀。这样对于人，非得有不同的看法不可，非得狠着心，严格地把人们区别开来：这是自己人，那是外人。这种事情虽然正当，但是，这又何等地无情啊！”
不知怎么搞得，母亲忽然想起了军官和莎馨卡。她叹了口气说：
“没有筛过的面粉是做不成面包的！……”
“痛苦就在这里！”霍霍尔提高声音。
“是呀！”母亲说。在她脑海里，浮现出丈夫的身影，那是一个生了苔藓的岩石一般阴郁而沉重的身影。她又想象着已经做了娜塔莎的丈夫的霍霍尔，和已跟莎馨卡结了婚的自己的儿子。
“这是什么原故呢？”霍霍尔热烈地问道。“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好笑的。这就是因为人世间不平等！让我们使一切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我们要把头脑和双手所产生的一切都平均分配！让我们使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恐吓和嫉妒，不再贪婪和愚蠢！……”
他们常常谈起这样的问题。
安德烈又进工厂做工了，他将自己全部的工钱，完全交给母亲。母亲也好像从巴威尔手里接到工钱一样，毫不介意地收下了他的钱。
有时，安德烈眼睛里满含微笑地向母亲提议。
“咱们读书吧，妈妈，嗳？”
她用玩笑的口气，固执地拒绝了他。他那种微笑使她觉得难堪，她感到有点受屈。她想：
“如果你是在笑，——那又何必呢？”
此后，她常常问他书里她所不懂的字眼。她问他的时候，眼睛总是朝着一边望着，装出一带漫不经心的样子。
安德烈猜出她在偷偷地自学，理解她的害羞心理，于是不再提议和她一起读书。
不久之后，母亲对安德烈说：
眼睛不行了，安德留夏。配副眼镜才好。“
“对啦！”他答应着。“那么礼拜日咱们一同到城里去，叫医生给您配一副眼镜……”
19
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符拉索夫。”
“没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第七个礼拜了……”
“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老妇人说。在他的声音里面，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
“是啊！”秃头老人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闹，一切都在涨价。而人的价格，却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一点不错！”军人说。“不成样子了，最后呀，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谈话变成了共同的、活跃的。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在他们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平常在家里，谈话不是这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简单，响亮。
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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