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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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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振作起来，跳进了水中，但是我立马开始下沉，水流推得我昏头转向，撕扯我的短裤，将我往下拽。我大口呛着水，无法呼吸，只能双腿不住地踩水；我试图浮出水面，但没有东西可以借力；我乱踢一气，手舞足蹈，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我的脚碰上了一块石头，赶紧用力一蹬，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我稳定下来，放松了些——我一定要赢得那10先令。
我慢慢地踢腿，张开双臂，发现自己在浮游，尽管时浮时沉，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会游泳了！我一点也不怕河水带着我往下游，反而成功地游向河流中间。在水流的轰鸣声，我听见全家为我鼓掌欢呼。当我重新游回离他们约五十码的河岸边时，我看见乔伊斯姑姑正掏出钱包。我爬出水面，从一丛刺人的荨麻中钻出来，沿着河岸跑上去。虽然很冷，满身是泥，而且荨麻刺得很痛，但是我会游泳了。
“给你，里奇，”乔伊斯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上10先令，这是一张大块的纸币，棕黄色、易碎，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它就像笔巨额财富。
“好了，各位，”爸爸说，他过来紧紧地抱了我一下，“我们该走了。”直到这时我才发觉他浑身也湿淋淋的，原来他刚才也很慌张，紧跟我下了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记得什么时候缺乏家庭的爱。我们是一个愿意为对方献出生命的家庭——现在仍然一样。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很少吵架。我的母亲伊芙充满活力，父亲特德则相对沉默，喜欢抽烟斗和看报纸，但是他们都热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个考古学家，但是他老爸，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想要他继承布兰森家的传统去学习法律，布兰森家族三代都是律师。所以特德无可奈何地报考了剑桥法律系，同时继续在自己的小“博物馆”里收集古代制品和化石。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的律师在出席一个鸡尾酒会时迟到了，一位名叫伊芙的金发女孩拿起一盘蜜香肠招呼他说：“要拴住男人的心，就要拴住他的胃。来，吃吧！”
伊芙从她妈妈桃乐西那里继承了一些耀眼的能量。桃乐西保持着两项英国纪录：已经89岁高龄的她是英国年纪最大的通过高级拉丁舞考试的人，90岁时她更成为能在高尔夫比赛中一杆进洞的最长者。
外婆活了99岁，去世前她写信告诉我过去的10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我从来没有读懂的一本书！），她天天都在学习，她的人生态度是，既然你只能在世间活一次，那么好好享用它。
妈妈继承了外婆对体育和舞蹈的热爱，12岁时她便出演一部西伦敦区的滑稽剧，不久，妈妈应邀在西伦敦皇家大剧院上演的《柯奇兰的戏剧》中伴舞。
查尔斯·柯奇兰的戏剧因为剧中有最华丽的脱衣舞表演而臭名远扬。因为战时工作很难找，而且剧中有许多乐趣，所以伊芙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可以想见，我的外祖父强烈反对，警告伊芙他会冲进皇家剧院，把她从舞台上拖出来。伊芙把这件事转告给查尔斯·柯奇兰，他
同意伊芙在伴舞时不用脱衣，因此，她侥幸成功，得偿所愿。
伊芙白天的工作是照料别人，接着去赫斯顿，在那里的一个滑翔俱乐部中，有位飞行员新兵教她学滑翔。她申请当飞行员，可是这些工作只给男人，她不屈不挠，恳请教官私下同意只要自己装成男孩，就让她当飞行员。当伊芙成功地穿上皮夹克，用皮头盔藏住头发，压低声音说话后，她学会了如何滑翔，紧接着开始教新学员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她加入了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作为一名信号兵驻扎在苏格兰的黑岛上。
战争结束后，伊芙当上了空姐，这是当时最迷人的职业。报考条件十分苛刻：你必须漂亮，未婚， 23到27岁，会说西班牙语，受过护士培训。
毫无疑问，我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殷勤地同招募中心的值班员聊天，发现自己可以参加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的空姐招募。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在伦敦和南美洲之间经营两种飞机：可载13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和可载21人的约克式飞机，空姐被叫做“星星女孩”。妈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应各种口香糖、大麦糖、被褥和便笺，并提醒旅客们必须在起飞和降落前擤鼻涕。
那时候的机舱没有密封，飞行时间很长：5小时到里斯本，8小时转到喀尔接着花14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圣地亚哥时，约克式飞机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每一位乘客在飞跃安第斯山脉时必须戴上氧气罩。
伊芙在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呆了一年后，英格兰国际航空公司收购了它，伊芙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都铎式飞机又称“星虎”，第一架飞往百慕大途中失事的飞机就是这一机型；伊芙所坐的第二架飞机起飞，安全抵达；但是接着起飞的又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因此所有的都铎式飞机停飞。后来研究发现，它们的机身过于脆弱，不能承受较大的增压幅度。
特德立即意识到如果他不同伊芙结婚以阻止她再当空姐，她说不定会消失在大西洋某处。骑在轰鸣的摩托车上时我爸向我妈求婚，伊芙在猎猎风中竭尽全力大喊：“我愿意！”
他们在1949年10月14日结婚，在马略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色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
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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