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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一品-第5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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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指出，因为德才兼备者毕竟是少数。如果一味的求全责备、既往必咎，使幡然悔改者无路可投，只能徒让庸儒自保者充任，朝廷又靠什么人去建立事功呢？
同时，着重选配好要害部门的正官，以及地方守令。所谓要害部门的正官，包括首相，吏部尚书，左都御史。高拱说，‘要得治天下，只在用人。用人只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则能平章天下事务，件件停当。冢宰得人，则能进贤退不肖，百官莫不称职。台长得人，则能振扬风纪，有不法者，率众台纠治之，而政体自清……然这三个人中，尤以首相为要。’又说‘守令之贤否，关系到生民休戚。使天下守令得人，天下太平矣。’
他还对上述官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了论述。如宰相，其人‘必得心术正、德行纯、见识高、力量大、学问充、经练熟者，方可为之。若不试以事，徒取文艺，不拣其才，徒俟资历，则岂能遂为百官之师，平章军国重事而无舛乎？’又如州县的长官，他要求不但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从进士、举人中挑选，还要有年龄限制，‘须有精力者乃可为之，五十以上，不得为州县之长’。还要求具有一定的治理社会的实际经验，他说‘州县正官若以初任者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谙，而守身之节、爱民之仁、处事之略，漫无考证。乃即授以民社，待其败事，然后去之，而民亦受其毒矣。’要求不对初次任官者，授以州县正官之职，以免其误民贻害。
以及，要储备人才，建立主要官员的梯队。他在奏疏里述其事说：‘盖用人不在用之日，必须预为之计。官之职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之宜于此者每二三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则天下虽有其人而资不相及、远不可考，安得辏用乎！’其所谓的‘预为之计’，只是对紧要之官而言的。
最后，调整‘不得官于本省’的用人政策。‘自学宫外，不得官于本省’，是本朝国初以来的任官规定。高拱一面肯定这项政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用人不得关于本省。是因为族闾所在，难于行法，身家相关，易于为奸，故必隔省而用焉，’一面又指出，这一政策只适用于省级政权，及其所辖的府、州、县机构的正官，不应包括本省各级官府中的属官在内。他说‘若夫学仓、驿递、闸坝等官，其所司者，不过训诲、出纳之常，供应启闭之役，非有民社之寄者也。而又其官俱卑，其家甚贫，一授远地，或弃官不能赴，或去任尔不能归，零丁万状，其情可矜。可酌量隔府近地铨补。’
针对其弊二，考核失实，赏罚混乱。高拱的对策是，严格考核，务核名实。具体的主张和措施是：
第一，统一考核标准。高拱要求，在考核官吏时，不应看其出身资格如何，而是惟考其政绩，依其优劣程度作出结论。他还依据这一思想，拟定了对不同部门、不同职务的官吏的考核内容。比如对边官考核为例。他提出：‘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增添若干，器械比上年备造若干，屯田、盐法及诸事比上年拓广若干……’可见，高拱关于考核的基本要求是着眼于实际政绩。
第二，重申考核条规，务核名实。高拱在《明事例以定考核疏》里，重申了关于考察劾事例，责成吏部、都察院及各抚、按衙门，务必遵行之。他还反复强调考察考语，必须符合实际，在《再论考察》里说：‘今诚宜于考察时，令部、院务核名实，某也贪，必列其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谨，必列其不谨之事。余皆然。’即是说，考察考语必须以被考察者本人的事实为依据。并且指出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教育本人及他人，二是有利于克服私意中伤之不正风气。
第三，允许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辩，冤枉者要昭雪，诬陷者要治罪。高拱不仅强调各级监察官员在考核官吏时，要秉公处事，务核名实，戒其失实。又提出允许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辨。他说：‘其被劾冤枉者，许人指言，研审得情，仍为昭雪。使小人不得施其谗，奸人不得终其毒，此大公之道！’
第四，加强对监察官员的控制与考核。高拱要求各抚按衙官员，做到‘毋藏循吏，毋容奸匿，毋埃差完，据实纠劫。’又提出：‘如有任意轻重，议拟背驰者，听本部参奏究治。’‘如举劾泛滥，贤否颠倒者，定行参奏，罪坐所由。’凡纠劾不实及有遗者，吏部从公查访，指实参奏。
对于其弊三，鄙薄边官及盐、马之官。高拱的对策是‘加强对边官及盐、马官的选配。’关于边方地方政府的长官，他提出：‘今后必须进士举人相兼选除，杂流迁谪，姑不必用。果有治绩，抚按从实奏荐，行取推升。’关于盐马官。他在奏疏中说：“今行太仆苑马寺专理马政，戎伍所资。盐运司专理盐政，国用所赖。皆系紧关要职，非闲局也……今后应打破常规，凡‘卿’、‘使’员缺，必以廉洁有才望者推补。而又定其阶格，‘卿’视同布政司参政，‘使’视按察司副使。待其政成之后，视参政者升与参政同。如更优异，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摧用！”
对于其弊四，以权谋私，不择手段。高拱在吏部，改进任免官吏的办法，杜绝以权谋私的漏洞。在高拱之前，官员的推升，都是文选司主事揭授郎中，郎中秘呈于尚书。虽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上俱列名，而事不与闻。为何？高拱一针见血的指出，此不过是‘欲行其私，故秘密耳’。便要求，凡日后有任官，须令书吏抱牍至后堂，二侍郎同所属揭之，使尚书、郎中，欲有上下而不能，则私心不得逞。
同时，奖廉惩贪。对于贪污，高拱主张严惩。他说：‘历年考察贪酷者，例止为民，并不深究，故效尤者恬不为异。今贪赎者仍提问追赃，则数年之内，仕路肃清。’这就是说，对于贪污的处理，不仅要罢官削职，还要提问追赃，不使贪污者在经济上占便宜。对于廉吏，他主张进行奖赏。他说：‘不肖者罚，固可以示惩。若使贤者不赏，又何以示劝？’
第三，表彰却贿，打击行贿受贿。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是非颠倒，行贿受贿习以为常，独于却贿之人，深求苛责的倾向，高拱提出：‘凡遇有行贿之人，即当执拿在官，明正其罪，仍令行南京吏部并两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处抚按衙门，一体知会，以后儿遇有却贿之官，便当纪之善薄，而不得反用为瘢痕。列之荐犊，而不得反指为瑕类！’
对于其弊五，玩忽职守，有令不行。高拱主张破除惩汰官吏循以定数的陈规。在这个问题上，高拱强调两点，一是从实际出发，不应规定名额；二是划清不肖与细微之过的界限。他说：“所谓不肖。必是大奸、大恶、残害民政者，乃可当之。考察惩汰者，必是大奸大恶，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隐细，俱不必论。果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推求至当，不得仍袭故常。”
第八三八章 隆庆新政（下）
在财政改革方面，与历代执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义利观’中，首次不避讳的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拱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
这不仅仅是对宋明理学的非功利主义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号召各级官府，注意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隆庆朝的经济复苏和财政缓解做实际的工作。
那具体又是如何去做呢？
与历代统治者一想到生财，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认为若想生财，不能只靠压榨姓以聚敛钱财，而是应当‘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
先说节流，高拱认为有‘节用’和‘储蓄’组成。所谓‘节用’，就是朝廷将每年所入算计了，才去支用。凡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都减省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及时用于救灾和军费。
至于‘储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国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种方法进行储蓄，国家每年的收入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将每年收入均分为四，消费支出占四分之三，节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这样累计储蓄三年，就可以达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顺此类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结余，这样即使‘年不顺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可恃不恐。
那又该怎样‘开财之源’呢？高拱除了传统的兴修水利，限制兼并，还耕于民之外，还给予工商业和金融业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虽然自成化以来，便有不少重视商业的呼声，然而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上，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践经济政策的，是高拱。他认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给予其重视是应该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忽视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在高拱看来，农业才是立国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劳作，国家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农思想之上产生的，他看到了农商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互通有无的一个行业，如果农业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却没有商人这个中介将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中，那么农民就不会获得利益，丰年便与灾年无异；如果适逢灾年，也可以通过商人，将别处的粮食贩运过来，农民用丰年时的获利购买。这样看来农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发展工商业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带动农业的发展。
至于如何发展工商业，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请求皇帝革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滥加盘剥，任意压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点之费，不得刁难欺压商人。对于和商人进行买卖，朝廷应当按物估价，以市场价格收购，且不得拖欠货款，即使一时库中乏银，也应当从他处挪移，以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下诏各衙门，备查先朝官民如何两便，其法安在，提请而行。
当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实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对于东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场主，他并没有给出评价，也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具体的财政改革，由张居正操刀，其实嘉靖末年执掌户部起，他就一直在着力推行中，只是因为其法被徐阶、葛守礼、赵贞吉这些当权老臣视为冒进，处处加以阻挠，所以举步维艰。但是数年下来，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进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革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盘托出了。
张居正的改革方案，由三大部分组成，削减开支、税赋改革，以及币制改革。
先说第一个削减开支，除了高拱所言的那些‘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一概进行削减外，他的着手点在‘宗藩世禄’和‘冗官冗员’上。
宗藩世禄乃大明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经是朝野共识了。在河南、湖广、四川等许多宗藩密集之地，每年所收入的钱粮，甚至都不足以支付给宗室的世禄。宗室这个吸血鬼、寄生虫，终于要把宿主的血吸干了。
从嘉靖初年开始，礼部就提议将皇子封为郡王，亲王子封为镇国将军，这种降封的办法来减少开支。但是多因为宗室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直至嘉靖末年，颁发了《宗藩条例》，才以法规的形式，对王室特权作了限制，一是削减宗禄，二是规定如果亲王无后，那么同宗不能继承爵位，但是皇亲贵族仍然享有许多的特权。
到了隆庆年间，大臣多次上疏要求修改《宗藩条例》，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抑制王室的特权，但最终都无疾而终。现在高拱复出，时机成熟，张居正便果断出手，授意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疏曰：
国初亲王、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现在玉牒见存者二万九千四百九十二位，与国初相比不啻千倍，以今年全部收入供给尚不足所需之半。故请：
一、限封爵人数。亲王嫡长子袭亲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三，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二；镇国将军嫡许封其一，无嫡止许庶子一人请封；其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只许封一子。凡不得封者，量给资、赐章服。
二、严继嗣资格。宗室无嗣，不得援兄终弟及之例，亦不得以弟子嗣。亲王、郡王有绝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请复继王爵。
三、别疏属。国制郡王七世孙以下封奉国中尉。今后奉国中尉再传不必赐封，止将所生第一子给银五百两，余听自便。
四、议主君。亲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将军中尉之女只封其一，郡县主及郡县乡君给禄外，其选配代，免给俸。各女婿不必另给冠服婚，一体听其自便。
五、议冒费。冒妄子女、革爵子女、擅婚子女，自今以后所生之子女听其自便。其擅婚子女，今后只赐名，俱不再给口粮。
其实按照张居正的想法，最好是亲王嫡子封郡王，其余子封镇国将军，以这种降等封爵之法，来减少日益膨胀的宗室世禄，然而隆庆不忍心，内阁也担心会遭致宗室震动，被利用为反对新政的借口，所以只好分步去做。但就算是这样，也足以让大明窘迫的财政缓一口气了……通过礼部和户部的重新清点核查，查出宗室冒妄、虚报人口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一人，虽然大都是低级爵禄，但也可为各省节省银二百万两，粮五百万石，大大减轻了多藩省份的负担。
对于冗官冗员，张居正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此时大明主要的冗员，不是来自官府，而是来自中官、锦衣和世袭勋贵武将上，他在《议裁革冗员疏》中，制定了一个计划表，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分三批裁汰完毕，使其人数减少到国初水准。
至于财税改革，主要就是推行一条鞭法，实行租税折银，但在之前，必须进行全国范围的清丈亩，查清实际亩数与鱼鳞册之间的出入，明确每亩田地之所属，才能谈得上租税折银。
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张居正很清楚，这必然会触动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引起他们群起抵制，但他下定决心，矢志不移，坚定地将清丈运动开展下去。他写信给各地巡抚，鼓励他们放手去干，‘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新郑与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考，使诸公得便宜从事。’同时下令严惩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这也是张居正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除此之外，他还力主推动币制改革，即将昔日与沈默商定，由宝钞提举司授权，汇联号和日昇隆分别在江南江北发行新版宝钞，并负责承兑。
其实张居正并不想把发钞之权交给两大票号，然而朝廷信用早就破产、财政极度窘迫，使他不得不将此权力下放。而且不管他承不承认，两大钱庄发行的银票，早就已经通行全国，现在官方承认，其实是将其纳入监管范畴，所以这样一想，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了。
至于军事改革方面，则由沈默全权负责。与张居正类似，自他掌兵部以来，便已经按部就班的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其他诸如‘一尚四侍制度’、‘军事文官专业化’、‘优待边防官员’、‘兵部地方军事文官对调’、‘武将子弟入学受教’之类，也都是之前已经与高拱商议完备的，徐徐推行而已。比起身处漩涡的高、张二人，他的处境显得从容的多。
唯一引起不小争议的是，他提出本年罢内监校阅京营，由皇帝亲自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上次大阅还是在武宗朝，至今已经近五十年没有举行过了。一经提出，便有不少大臣反对，说此乃劳民伤财之举，是沈默为讨好皇帝才出的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云云。
然而很快，那些只知道议论的家伙，就陷入了高拱整顿吏治的苦海中，都得靠沈默帮着搭救呢，哪个还敢惹他？所以再没了反对声。而隆庆皇帝，虽然对各种改革方略漠不关心，却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一方面，京城连年警讯，让皇帝不得不重视边防，另一方面，能有次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的机会，对于形同被圈养在深宫的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
于是下诏，要在秋季举行大阅。诏令传开，各路将帅无不振奋，纷纷加紧操练，力求到时在皇帝面前，压倒群僚，大大的露一把脸。
而沈默这边，也开始加紧筹备军资，他提请高拱同意，在兵部武库清吏司，增设一名郎中、两名员外郎，以及主事四名，作为吴兑的副手，专管兵工总厂之生产。并下了死命令，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兵部下发的生产任务。
在生产动员会上，他对与会的官员和兵工厂负责人明言，这些甲具军械都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哪家的出了问题，必定严惩不贷。为了保证质量，他还下令武库清吏司的另一名郎中，必须对所有入库军械进行严格检验，不许一件不合格军械入库，否则定斩不饶。
听了沈阁老杀气腾腾的训话，众人都知道他是要动真格的了，谁也不敢再糊弄了。作为生产方代表出席会议的成国公之弟朱希孝，不得不提出，兵工厂上下很愿意为驱逐鞑虏贡献力量，只是若按照最高标准生产的话，所需的费用就会激增，原先下拨的生产款远远不够。
“差额我已经算过了，”沈默看着朱希孝道：“是八十万两，这笔钱，兵部会分三次，在半年之内支付的。”
徐文璧本想狮子大开口，却没想到沈默早就把他们的生产成本，利润空间全都摸清楚了，只是这样一来，工厂赚得太少，实在没搞头。
“只要能按期按质完成，”沈默淡淡一笑道：“兵部会额外再奖励众位二十万两。”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听了这话，一众工厂主都无异议了，朱希孝讪讪笑道：“虽然不太够，但为国分忧，责无旁贷，这个差事，我们接了。”
第八三九章 大阅兵（上）
散会之后，吴兑直接黑着脸找到沈默道：“按照这个花钱法，最多本月，今年的预算就要告罄了，下半年如何支撑？”
“不要紧，”沈默笑着安慰他道：“你只管花钱，到时候不缺着你就是。”
“不是我对你没信心，”四下无人，吴兑也不跟沈默客气，叹气道：“只是这才战备阶段，就花钱如流水，要真是打起仗来，朝廷怎么顶得住？”
“不用担心，”沈默微笑道：“兵部只管打仗，出钱是户部的事儿。”
“那还不都是朝廷的钱？”吴兑苦笑道：“算了，我这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瞎操个什么心？”说完要起身告退，但动作稍有些迟疑。
“你我之间，有什么不能说？”沈默看出他的欲言又止。
“听说，唐汝楫要回来当尚书？”吴兑说完又解释道：“我对这个位子没想法，只是此人从未领过兵，能胜任吗？”
“他的特长在于统筹后勤。”沈默淡淡道：“之前我们都是在国内防御作战，后勤的压力还不算大，可一旦要主动出击，深入草原，对后勤的压力就恐怖了。”顿一顿道：“不夸张的说，后勤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以我宁肯被人说是安插亲信，也得让他来当这个尚书，”说着看看吴兑道：“你俩通力合作，一个负责军需生产，一个负责后勤供应，我才能放心的上前线。”
“上前线？”吴兑一惊道：“用得着亲自出马吗？”
“怎么用不着？”沈默眉头凝起一丝忧虑道：“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咱们也差不多……边军是山西帮的，京军是勋贵们的，客军是东南来的，三家都不是善茬，要是没个人镇着他们，恐怕还没和蒙古人打起来，自个就先火并起来了。”
“也是……”吴兑点点头，突然想起最近的传闻，试探着问道：“是不是也跟他们，嚷着要给你封爵有关？”
“嗯……”沈默点点头，没有说话，但能看出心情很不好。
吴兑所谓的‘封爵’之事，还要从今春说起。
今年春天，俺答汗再次卷土重来，许是为了摆脱近年来的疲软，重新树立在蒙古诸部的声威，这次的烈度强于以往，连续对蓟镇，宣府，大同，固原诸重镇发动了七次侵扰，但都无功而返，甚至接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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