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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一品-第7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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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主流的就有七八种。其中发行量最大的《上海日报》,都是每天半夜印出,天不亮就发送到城内街头巷口的各处报摊,保证市民一起床,就可以买到带着油墨香气的最新报纸。其余的报社也不甘落后,尽其所能的将最新报纸送市民到手中。
  沈默的住处紧挨着庙前街,能买到所有的报纸。知道他有看报的习惯,所以不用沈默嘱咐,铁山出去买早点的时候,就把能买到的所有报纸搜罗来了。
  这么多报纸沈默都不知先看哪一份了,最后还是拿起了最大的那份《上海日报》,报纸有十六个版面,其中各类广告就占了一半,这又让上辈子深受从广告夹缝中找新闻之苦的沈默大摇其头。他记得当年在南京看报纸时,虽然也有广告,但都很含蓄,藏在边边角角。哪像现在这样,占据整个整个的版面,真是……世风日下啊。
  第九零五章 中隐(下)
  这份《上海日报》的样式,与后世所见的报纸几乎没有区别,第一版上方,是魏碑体的报名,左侧小框中是日期和印号——大明万历九年冬月廿日,总第叁仟壹佰六号。右侧是资费和报社地址。
  整个第一版,除了正中间巴掌大小的目录外,其余便是各种广告,大多数是推销各种新奇商品,什么福顺堂的‘官验咳嗽药’,鑫华布厂的‘赛蝉翼’新布,盛源堂的‘燕窝牛髓膏’,海昇公司的吕宋产烟丝等等。新奇商品不但有文字说明,还配以图画,标明自己的商标。比如标题为‘盛源堂燕窝牛髓糕以此图为记’的广告,画面是一头肥壮的牛在水边草地上小憩,容容几笔,形象、简洁、生动且直观情趣盎然。让人一下就记住了这样商品的标识,可谓形式新颖,内容诱人,也让报纸看起活泼生动。
  也有几条告知新店开业的,还有西洋珍玩展销会的广告,都只有一寸见方,但以《上海日报》今日的发行量,怕是要花费商家大价钱的。
  看完了首页的广告,沈默的目光落在中间的目录上,只见单数版全为广告、或船期消息、商业信息等,除此之外,还有刊登启事、声明、寻人、告示等为社会服务的广告的版面。当然,这时候第几版叫第几章,广告也不叫广告,而叫做告白。报社把同类的广告集中到一个中版面,称作各行告白……包括书籍告白、餐饮告白、戏院告白等等,以及航船日期、银行市面等。比如翻到第五章的‘航船日期’,就可以一览从上海港出发的航船信息,开船时间和目的地一目了然;又或第九章的戏院告白,将上海城各大剧院近期上演的剧目,以及名角出场的场次刊列明白,有需要的人自可按图索骥。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能提高报纸的功用性,报社自然乐意为之。
  双数章才是报纸的自办内容。沈默看到第二章是本埠新闻,第四章是朝廷要闻,第六章是东南采新,第八是名家论政,第十章是证券信息,第十二章是各货行情,第十四章是谈经论道,第十六章是外报选录……除此之外,只要另加五文钱,就可以买到十六页的小说副刊,这就是号称五万发行量的《上海日报》的版面样式。其余的报纸有成册的,折页的,样式各有千秋,但版面安排基本相同,只是依各家特色各有侧重罢了。
  见上海的报纸将本埠新闻置于朝廷要闻之上,沈默不禁摇头苦笑,他端起紫砂壶轻抿一口,先看本埠新闻,有热点官司追踪,有民生问题聚焦,有佳节集会介绍,有奇闻趣事荟萃……聚集了上海的方方面面,且语言通俗易通,只要粗通文字的人就能看懂。
  其中最让沈默感兴趣的,是对一起热点案件的追踪,通过前情提要他了解到,这是发生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纠纷,起因是一个地主要求改变收取地租的方式,但佃农以在契约期内为由予以拒绝。双方争执不下,只好对簿公堂,先在县里诉讼,县官判地主胜诉,双方改签地租的合同,将原先的货币租改为实物租,并将原先八十年的长约,改为十年短约。
  按说这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小官司,应该随着再正常不过的穷人输给富人,再也不被人提起。然而这件事在当地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佃户们愤愤不平,其在上海做工的子弟,更是到知府衙门击鼓鸣冤,大有不把案子反过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自然引起了嗅觉灵敏的报社的注意,他们派出专人进行调查,竟发现了地主行贿县官的证据,并将其捅到了报纸上,登时引起舆论大哗,迫于压力,上海知府孙鑛只好重审此案。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挽回公众的信心,他还特意宣布此案公审,允许报社和士绅旁听。
  但孙鑛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竟然拖了整整一年,期间经过八次过堂,竟然至今还没有结果,而且越打越大,最终打到了南京刑部。
  而且更离奇的是,这个案子早就不是最初两人之间的诉讼,而变成了两大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支持地主的是地主集团,支持的农民的却不只是农民,还有城市的工商界。这期间,双方智囊团穷经搜典,奇招尽出,甚至请到了庞大的讼师团,为打赢这场官司,可谓不惜血本。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矛盾的体现。沈默按照这则新闻最后的提示,翻到了第十四章‘谈经论道’,读到了一个笔名叫‘玉池’的人,对这起事件的深入分析。
  他说,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该不该将货币定额地租改回实物分成地租,回想起十几年前,地主收取地租,还是以实物为主。但是十年前,东南一带的地主,纷纷逼着佃户重签契约,不再收实物,而是一律改收银钱。这才刚刚十年时间,为什么地主们又变卦,想要改回来呢?根据沈阁老所著的《经济学》,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经济目的,试分析地主老爷们前后矛盾的两种心态。
  其实,地主们将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基本是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同步的。朝廷将实物田税改银,并允许纳银代替赋役,这样做的坏处是,纳税人必须要将生产的实物出售,换取银钱完税。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商人集团的盘剥。地主们为了向佃户转移负担,才改变了收租办法,开始收取货币租。
  另外,收取货币租还可以消除佃户偷奸耍滑的门路。江南农民专种一种叫做‘不道糯’的稻子交租,因其产量高,出米少,质量差,所以称为‘谩官稻’。还有种芒稻的,芒长约二寸,每四石出米量不及其他稻子的一石,以此交租,故地主佃农时常发生争执,虽然地方官屡加禁止,但农民照常以此交租。改为货币租后,便可以不受‘次粮顶租’之苦。
  加之世风变化,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已同前人大有不同。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得金不患无粟。且缓急转移,易以万物,多金尤便。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在他们的活动下,各省允许地主‘起田另佃’,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然而为何刚过十年,就又想改过来了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翻开看看就会发现,在这十年间,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
  《经济学》上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
  《日报》曾经做过调查,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或者扩大生产。
  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却会少十五两。每年都如此,地主老爷们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佃户们却开心了。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
  所以说,这十年来,地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惨,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
  而后来城市的士绅,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也是毫不意外的——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
  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花,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然而在收取实物地租的年代,地里种什么,卖个什么价,是由地主们说了算的。所以双方矛盾的实质,就是工商业主企图控制农产品的产销,而地主们自然不甘心失去定价权,双方自然产生了矛盾。
  但是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后,地主们脱离了生产,不再干涉农民的种植选择。老实巴交的农民,总比老奸巨猾的地主好对付,工商业者自然乐见其成。这种形势下,他们普遍选择与农民们签订合约,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农民们则承诺到收获时,将农产品按规定价格卖给资方。
  这样做的好处是,资方可以稳定地获得农产品,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最终结果是工商业主们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当然不愿意再回到从前。
  而这场官司,实质上已成了各利益方之间的对决,判决的结果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案件,所以才会有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诉讼。
  这篇文章将这场官司的起源分析的十分透彻,最难得是,作者没有落入传统文章的窠臼,将经济问题道德化,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将各方的心态展现无遗,观点新颖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沈默对这个叫‘玉池’的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中也酝酿了一篇文章,准备稍后写下来投个稿,应和一下这位玉池兄。
  看完了让他欢乐无穷的本埠新闻,沈默翻到了第四章‘朝廷要闻’,这一章主要是介绍国家的最新军政动态,并摘抄邸报的部分内容,让老百姓能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沈默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关注朝堂了,看报纸他才发现,那位千古奇葩的万历皇帝又有大手笔出世了……
  这一版打头的,就是三条皇帝发布的谕旨。
  第一条,是下给礼部的敕谕,以大婚有年,内职未备,为了博求贤淑,用广储嗣,特命南京礼部于留都内外出榜晓谕,由尚书督领该司官博访民间女子,凡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十六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父母身家没有过失的,从中慎加选择,送到诸王馆内。南直、浙江等处另外差官前往选取。
  沈默记得去年九月,在邸报上看过朱翊钧给礼部下的一道谕旨,说‘宫中六尚缺人,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事例,并选民间淑女二百入内。’所谓嘉靖九年事例,就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次册封了九个嫔妃。万历决定要向自己的祖父看齐,理由倒也充分……因为他遇到了与乃祖同样的问题,大婚数年依然没有子嗣。虽然他现在也还不到二十岁,但对于一个已经结婚三年的皇帝来说,却是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个原因,言官们破天荒的没有向皇帝开炮,礼部也痛快照办,经过半年的挑选,选中了九位如花似玉的少女,作为万历皇帝的九嫔,并为宫中补充了二百名宫女。
  这样,万历皇帝就有十二位合法的美艳妻子,这还不包括宫中那些已与他有过性关系,而尚无名分的宫女,朱翊钧不禁心花怒放,当日,便率同她们祭告奉先殿,同时为九嫔的父亲各授锦衣卫都督佥事,享伯爵俸。
  距离册封九嫔不到一年的时间,万历又给礼部下了这道谕旨,看来京城的美女已经不能满足这位皇帝了,他想要尝尝江南美女了。
  第九零六章 茶馆(上)
  按规制,选秀的地区要暂停婚嫁。在皇帝选美的半年多到一年里,姑娘都不能嫁人,小伙儿都不能娶媳妇,都得等着先让皇帝挑,只要没成亲的,就有可能被挑走。万历八年那次选秀,便严重骚扰了北直、河北、山东一带民众的正常生活。
  这种事儿干一次,大家还能捏着鼻子忍过去,但去年刚搞过,今年就又来一会儿,那真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了,虽然还不知道京城的官员什么态度,但南京的言官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冒犯龙颜了。
  根据报社得到的最新消息,南京浙江道御史马允登,南京礼科给事中牛唯炳都已经上书切谏。而在野的士绅们更是毫不客气,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沈默按照提示,翻到‘名家论政’一章,便见到三篇批评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步乃父后尘,昼夜淫欢,沈湎于酒池肉林,置君德、朝政于不顾的文章。虽然署的都是笔名,但读惯了奏章谏本的沈默,还是一眼就看出,写这些文章的,都是曾经在朝之人,甚至就是现任的官员。
  对于东南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条带着香艳气息的新闻,可能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而在沈默看来,比起另外两条来,它实在微不足道。
  第二条皇帝的新闻,是万历下旨修筑辽东的边墙。
  所谓边墙就是长城。国初太祖皇帝命徐达对居庸关长城进行修缮,以拱卫北京。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国人有信心在野战中击败蒙古骑兵,大规模修筑边墙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但土木堡之变成为转折点。在那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国家边防政策的由攻转守,修建长城变成了国策。百年功夫,一条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帝国北部边疆,全长一万两千六百里,号称万里长城的边墙出现了。
  但单纯的边墙并不能阻挡入侵的铁骑,在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每年都要入侵上百次,比如著名的‘庚戌之变’,就是蒙古骑兵从蓟镇古北口长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长城虽然一直在修,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直到隆庆四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他亲自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所以根本无法阻遏敌袭。而且在边墙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墙,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坍,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秣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这得到了大学士高拱的全力支持,于是自隆庆五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一个个碉堡似的敌台,最终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将京师防线营造的固若金汤。
  虽然在万历年间,李成梁的风头远超过戚继光,但土蛮和朵颜宁愿去面对李成梁的屠刀,也不愿意到戚继光这里碰壁。因为老虎虽猛,总有打盹的时候,总还能偶有收获,但铜墙铁壁却连道缝都没有,只能碰的头破血流,永远也讨不着好。
  而文臣们对戚继光的评价,也远高于对李成梁的,一方面因为戚是儒将,且操守远好于李。更重要的是,比起彪悍难驯的辽东骑兵,戚继光这种修筑王八壳子的搞法,让他们感到对自己的威胁小很多。
  所以命九边效仿戚继光,大家一起修王八壳子的倡言从未间断,但沈默对此持保留态度,蓟镇的成功经验,也就没有推广到别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国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军需要守卫长逾万里的边防线,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乃至后来的满人,通常是突袭而至,攻其不备。由于通讯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地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在沈默看来,对付北方之敌的上策是恩威并施,在军事上压服它,在经济上控制它,在政治上笼络它,将其慢慢驯化,甚至为朝廷所用。中策是夺取养马之地,建立强大的骑兵,以骑制骑,最低限度可以主动防御和反制出击,使敌骑不敢轻言进犯。下策才是修筑长城被动防御,这样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还最差,可谓事倍功半。
  当然这些道理,没法像那些不知兵事,却夸夸其谈的文官们分解,沈默只用一个理由搪塞他们,那就是没钱!
  戚继光修长城三年,各项花费折银六百万两之巨,这还是在基础最好、距离京城也最近的蓟镇修建。而长城的特点又是,‘一瑕则百坚皆瑕’,但如果九边长城都按这种标准修,没有三千万两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权期间,国库存银从没到过千万级别,时常在五六百万两打转。从万历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灾,长城也就一直没修成。
  但是情况在万历八年以后起了变化。去岁八月底,兵科给事中顾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边驻防军门拥兵自重,应经常给他们换防。其中特别提到戚继光和李成梁,说他们卫戍蓟辽权责重大,已坐纛十余年,就算为了保护他们,也应该换任。
  其实这是张四维早就与皇帝商量好的,要将沈默昔日幕下诸将一一调离,然后换上值得信任的将领。虽然张四维离开朝堂了,但他的党羽仍在,那顾允便是张四维的学生,他一上本,万历便心领神会,很快下旨命朝臣议论。
  尽管大臣据理力争,说大规模撤换边镇总兵,会导致边防不稳,但最忌讳的就是边将结交内侍,谁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终将此本通过廷议,定出了第一批换防的六名总兵官,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继光、还有宣府总兵马芳、河套总兵刘显、大同总兵尹凤、广西总兵汤克宽、广东总兵李锡。除了马芳因为年迈,直接退休之外,其余五位都被调往内地。虽然职务不变——都是二品总兵之衔,但实际上大相径庭。在边镇行辕,麾下强兵劲旅十余万,而内地总兵统领的兵士只有一万多人,对付的也仅只是流贼乱民。
  反倒是辽东李成梁,被两位兵部尚书,以辽东战事激烈,他人不能胜任为由保了下来。而姚苌子也因为一封缴获自西班牙人手中的信件,被留在了东南水师。
  此道圣旨一经公布,立刻舆论大哗。被调换的六位总兵,都是身经百战,能独当一面的名将。正是因为有这六位的镇守,十几年来,鞑靼倭寇才一直不敢犯边,国家也一直保持安宁。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人,休养生息十几年,会不会又变成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这谁也说不准。如今突然将几乎整条防线换掉,让一些碌碌无为的继任者来担当国防重任,怎么能让人放心。
  万历是最不放心的一个,他的应对之策就是修长城——将九边的边墙都修成蓟镇这样,我的江山不就固若金汤了?对将领的依赖程度也将降到最低。所以在调换六大总兵的同时,他便命兵部、工部派员到各镇考察,制定修筑边墙的计划。
  今年七月,兵部会同工部、户部提交了预算,皇帝一看就晕了,足足要三千八百万两!且不说国库里没这个钱,就算有的话,要守财如命的万历皇帝拿出来,也跟杀了他差不多。但转念一想,这可是沈默没干成的事儿,要是自己把它干成了,那说明什么?
  再说自己当一任皇帝,总得有点名垂青史的功绩吧!修好了长城,子孙万代都感自己的恩。这样一想,皇帝终于咬牙决定,修!他钦定了第一期工程是辽东镇的三千里边墙。按计划,这段长城将被拓展到五千里,建造要求与蓟镇相同,初步预计需要一千八百万两白银。
  报纸上并没有刊出预算,但沈默当过这个大明朝十几年的家,岂能不知道该花多少钱?
  如果说修边墙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下一个项目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
  第三条新闻乃明年春天,万历皇帝要亲临天寿山皇陵拜祭。按照本朝的礼制,后嗣之君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前往天寿山谒陵,举行祭礼,这本是平常之事,然而在上月末所下的谕旨中,朱翊钧提出,要在躬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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