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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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希求。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贤才，那就不需要老是跑来跑去走后门。可是，这个巡抚却几次前来走情送礼。张居正先是劝诫这个巡抚一定要“阖门养重，静以俟之”，也就是自持静待，那么就自然会得到升迁。如果还继续走后门，就要把他的言行报告朝廷，到那时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这封书信，既有说教，也有恐吓，明确地表达了张居正希望这个官员遵纪守法、勤于政务，耐心地等待仕途通达的心思。从这封信看得出来，张居正对于那些“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再来看一下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这可是一个连张居正都毫无办法管束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以来就有着“子为父隐”的伦理传统。这个传统的意思是说，就算是父亲犯了再大的错误，作为儿子也不能不为之隐瞒真相，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孝顺。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张居正对一向放『荡』不羁的父亲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甚至连规劝也没有尝试过。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文明出现腐败的行为，张居正自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不过，尽管如此，张居正对父亲的言行还是有所耳闻。因此，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父亲的态度：“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张文忠公全集·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总宪廖春泉》）这样说来，张居正是知道自己家人的不良行为的，只不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习惯允许腐败的行为存在，另一方面张居正也确实难以管住自己的家人，因此刘台所称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还是有那么一些根据的。然而，这也是再所难免的！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两广总督刘尧诲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如此看来，张居正虽然自己对于那些“苞苴之使”和“钻刺之门”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他还是在努力改善自身，希望自己能够洁身自好，这样才不负自己的位高权重。

　　　　

张居正十讲　第八讲　官员的孝顺与孝顺的官员

　　　　为什么要区分“官员的孝顺”和“孝顺的官员”？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前者强调了作为一个官员、政治家，他是怎样孝顺的；后者则在强调孝顺。

　　　　尽孝与治国的冲突俗话说得好，自古忠孝难两全。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死后，他就面临着这个难题。不知道是应该回家守孝，还是应该留下来继续辅佐幼主、治理国家。明神宗的屡次慰留，让张居正更加觉得为难。

　　　　从嘉靖三十七年到张文明生病的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整整十九个年头过去了。张居正从一个刚刚步入政坛的翰林院编修，变成了大明朝的首辅，执掌内阁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就。

　　　　与此同时，张文明这个放『荡』不羁的府学生也沾了儿子的光，摇身一变成了首辅的父亲。生活自然是不用愁了，有时甚至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辽王府的金银到手了、沙洲到手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可是，不管张居正的面子有多大，他也不能让时间止步。张文明转眼之间，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而且由于喝酒太多、生活没规律，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终于在万历五年生了重病。

　　　　张文明生病是在万历五年的夏天，他病得很重，有时甚至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居正自然忧心如焚。按理说，这时的张居正应该请假回家探亲的。可是，一个让他觉得为难的事情摆在了张居正面前——明神宗要结婚了。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是古代人，又是皇帝，自然要早早地把这事办了，以继承香火。

　　　　关于明神宗的婚期，经过反复的商讨，最终定在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三月。有人或许要说，张居正的父亲是万历五年夏天病的，明神宗在万历六年三月才结婚，这中间的几个月张居正完全可以回家省亲啊？有什么好为难的呢？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这可是皇帝讨老婆，非寻常人家可比。里里外外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就是那些繁杂的婚礼礼仪就够费周折的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首辅的张居正自然要起重要的调度和组织作用。因此，时间看起来有好几个月，其实并不宽松。如此紧张的时间里，父亲却又病了，怎么不让张居正觉得为难呢？他既想回家探望父亲，也要留下来主持婚礼，当然两头为难！

　　　　这样的情绪流『露』在了张居正写给朋友的信中：“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张文忠公全集·答司寇王西石》）张居正是在说，父亲的病虽然暂时有所好转，但是行动仍然不方便，风烛残年的景象让人不忍。本来是准备皇上结完婚走，可是婚期却在来年的三月，距离现在还有很久，因此只好度日如年了。

　　　　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或许他的心中在想：“没事，只要父亲还在世，我就有孝敬的机会。况且他只是生病了，家里不会缺医少『药』。可是皇上的大婚一辈子只有一次，还是这个要紧！”然而，就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个选择，使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在世的父亲见面了！

　　　　就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九月十三日，张文明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去世了。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通讯极为不发达。据说，在张文明死后十二天，也就是那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报丧的人才从江陵到达北京。张居正得知噩耗，自然悲痛万分，几日茶饭不思，为自己没有送终感到遗憾和内疚。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同道们纷纷前来探望和吊唁。明神宗是从吕调阳和张四维那里得知消息的，他对张居正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闻忧谢降谕宣慰疏》）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他感到无比的心痛，另一方面，他劝张居正不要太过悲伤，因为张居正非比寻常人，肩负有先帝的托孤重任，还要扶保社稷，真是从古到今都没有过的。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居正的父亲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感到欣慰，因而劝张居正要看在神宗份上，各自节哀。

　　　　神宗不仅降圣旨慰劝，而且赐予了财物若干，要求对张文明的身后恤典，一切从厚。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一方面神宗要表达对有功之臣的体恤，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安稳住张居正，使他不要因为父亲的去世耽误政务。在明神宗眼里，对皇上的效忠才是“大孝”，因此就算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也应该“以朕为念，勉抑哀情”！然而，张居正的丧父之痛岂是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就能安抚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下决心要按照明朝的丁忧制度回家守孝了！

　　　　夺情：自愿还是被动按照明朝的制度，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情。然而上有明神宗的挽留，下有自己放不下的政权，而这二者对于张居正来说，都是难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张居正最终还是无奈的留了下来。

　　　　在讲到张居正和明神宗为他是否遵守丁忧制度而争执不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制度。

　　　　首先，这个制度是适用在内外官吏身上的；其次，当这些人在遇到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丧事时，从知道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的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做“丁忧”；最后，这个守孝时期一满，守孝的官员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叫做“起复”。

　　　　以上是这个制度的主要规定，围绕着这些规定，出现了一些补充规定。第一个规定是“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第二个规定是“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这两个规定都是明英宗在位时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夺情”——在守孝的二十七个月中，如果皇上作出特别的指示，官员就不许解职，称为“夺情”。之所以这是个灵活的规定，是因为“夺情”一直以来就很少出现。当然，以上的所有制度规定并不适用于带军打仗的官员，这主要是基于战事的考虑，古人将这种规定称为“金革之事不避”。

　　　　在有如此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内心的哀痛，张居正按照惯例，向吏部提请将自己放回原籍江陵，准备守孝二十七个月。由于是张居正要执行“丁忧”制度，所以吏部接到他的提请，就向神宗作了汇报。神宗很快就下旨回复：“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不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了。“岂可一日离朕”，这句话说出了神宗的心思。但是，考虑到守制乃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废止，因此他还是允许张居正守所谓的“七七”之孝，也就是四十九天的孝，可以不用上朝。

　　　　看来，明神宗动用了“夺情”的制度规定。本来，按照一般的制度规定，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是张居正，所以才出现了接下来他和明神宗之间往复多次、关于是否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争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上疏和下谕吧！

　　　　明神宗不允许张居正守制的上谕一下来，张居正就立马上疏请求：“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张居正在这个上疏里先表明了自己“非常”的地位，主要就是受先帝托孤重任，而且得到神宗的信赖。这次父亲去世，神宗亲自吊唁，让他感动万分。接着，张居正说古代的大臣都是“以忠结主”，就是对主上忠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神宗对待自己那样“恳笃”的，因此张居正觉得这个恩情太大了，自己就算拼了『性』命也报不完。

　　　　然而，伦理价值有很多，有的是等值的，有的不等值。对于不等值的，可以“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对于等值的，则要好好权衡才能决定要谁。这就如同现在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在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徘徊，仔细斟酌谁重谁轻。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的苦衷：自己现在是夹在了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很费脑筋，就算是“称量而审处之”，也难以摆脱两难困境。这里他一方面有坚决回家守制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也有所犹豫，因为他面对神宗那句“父制当守，君父尤重”的话，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明神宗收到这个上疏，一点儿也不含糊，下旨道：“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明神宗还是那个意思：“你孝顺我理解，可是我才这么点儿岁数，政务什么的全要靠你！现在国家的各种大事刚刚见到一些起『色』，怎么能让你走呢？”

　　　　看到这样的回复，张居正肯定觉得非常无奈。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再次上疏（即《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这个上疏很快得到了回复：“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在这个下谕里，神宗见张居正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于是就硬说自己的话说的是常理。而且自己现在岁数小，国家大事没有人辅佐怎么办得好？自己几日不见张居正，已经有若有所失的感觉了，还别说张居正要回家去守将近三年的孝。因此，神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两人开始辩论起什么是常理，什么是非常理了。明神宗意思非常坚决：你就算说得再让我感动，但你守孝的行为只是符合常理，可国家大事绝非常理可比。别说你要回家呆三年，就是我准许你守四十九天的孝都觉得时间太长了。看来，神宗真有些下定决心不放张居正走了，他甚至对吕调阳、张四维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疏一百次，他也不会心软的。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大改变的可能了。君臣之间就这样僵着了，虽然后来张居正再次向神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神宗仍然雷打不动，坚决不松口。有一次，神宗甚至连“为天下”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张文忠公全集·乞守制疏》）这言语中已经隐隐有怒火和责怪了，但是神宗毕竟没有发火，他甚至还在替张居正想办法：让一名太监跟随张嗣修一起回去安葬张文明，结束后迎奉张居正的母亲来京养老，只是仍然不允许张居正回家。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语言太过激烈，于是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了言语和缓的亲笔谕旨：“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谢降谕慰留疏》）神宗的意思是，张居正屡次上疏要回家守制，在常理上已经尽了，可是对于先帝托孤的信义却没有尽到。而且自己学问还没学好，志向还没有定下来，张居正一走几年，那岂不是全荒废了？因此，还是像上次下谕说的那样由太监陪同张嗣修回家办理后事，然后接张居正老母来京。这样，张居正就应该安心辅佐自己了。

　　　　这样一来，张居正没有办法了。还能怎样呢？人家都把话说成那样了：又是效忠皇上才是大孝，又是为了天下和国家大事。皇上连帮助料理后事都考虑到了，自己还有什么好坚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承认“夺情”的局势已成。然而，尽管如此，张居正仍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条件：“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实际上，张居正一共开列了五个条件：第一，在守“七七”期间，他的所有俸薪一律不要；第二，这期间，他不参与任何的祭祀吉礼；第三，不管是入侍讲读，还是在阁办事，都要穿青衣角带；第四，所有的章奏上都要有“守制”二字；第五，请求允许自己明年回去安葬父亲，并迎接母亲回京。

　　　　这些条件并不过分，明神宗很爽快地答应了：“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只要张居正不离开北京，估计要求再高一点儿的条件，神宗也是会答应的！

　　　　张居正被“夺情”了，他只好留在遥远的北方，哀悼自己的亡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局面的出现呢？表面看来，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明神宗不肯放人，但实际上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仔细地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张居正被“夺情”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当时的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明神宗都离不开张居正来执掌政权，处理政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自从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六月执政以来，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五年多的时间，整个大明朝无论哪个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政治上国家安定，经济上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也减轻了赋役，据说当时的国家粮仓太仓所存的粟可够全国吃十年，国库太仆寺也有四百多万的积累资金；外交上收服了北边的俺答，唯一有问题的是辽东，但是它也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取得这样的成绩，自然离不开张居正的功劳。在这样的局面下，整个国家更加不能离开张居正，因为假设张居正一走，可以说大明朝『政府』将几近瘫痪。有人觉得疑问：后果有那么严重吗？如果真切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府』成员，就不会有人产生以上疑问了。

　　　　对明朝政治起着实际调控和布局作用的内阁里面除了张居正以外，没有什么人能够担下首辅之职：吕调阳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要他来全盘调度和协调，他的能力还差了点儿，另外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抱负；内阁里有些才干的或许就是张四维了，但是张四维的资历太差，干政治的人没有资历就不能服众，把政权交给他也会出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不能把权力交给内阁，把它交给明神宗不就行了吗？因为整个内阁的权力都是皇帝给予的。话虽如此说，可是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怎么能担负得起如此艰巨的工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明神宗一直不松口放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确实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张居正。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舍不得丢开自己热爱的政权，甚至害怕由于回家守制而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政权。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作如此的理解：无疑，张居正对于自己手中的政权是非常热爱的。

　　　　他获得这样重的权力、这样高的地位，虽然不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