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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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对付张居正的，即使他是皇帝，张居正是他的大臣。他的心里很清楚，就连母亲慈圣太后和司礼太监冯保都要尊敬张居正，自己哪敢不恭敬呢？神宗只要一想起冯保叮嘱自己的话，就觉得害怕：“‘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得要仔细听啊！”于是，神宗只好听话了，他甚至只敢称呼张居正为“先生”。在张居正面前，除了感到恭顺之外，就只有觉得敬畏了！

　　　　可是，神宗毕竟是世宗的后代，他血『液』里流着的傲气不可能允许他长久地害怕和屈尊。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会发泄自己的怨气“帝师”与“天下师”：哪个更难做之所以说张居正这个帝王之师难做，不仅因为他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关系，还因为真正的帝王之师，也应该是天下之师。这就意味着张居正需要处理好明朝的学政问题，纠正当时乖戾的学风。

　　　　如此看来，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当起来可真不容易。后来，张居正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感到神宗之所以会因小事而大发雷霆，其实就是因为长久居于自己之下的缘故，因而越发觉得自己肩上这副帝王之师的担子太重了。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卸下担子，因为一方面自己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本身就负有辅佐和教育神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身为首辅，自然也要对皇上的教育负责。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向虎山行了！

　　　　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居正的难处还不止是要用心处理好与李太后、冯保的关系，处理好与明神宗的关系，还要解决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必须负责好对明神宗的教育，以期培养出一个有道的明君，因而他需要一面用心教神宗学问，另一面要改善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为自己当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天下的教育状况，而他作为帝王之师自然就是天下之师，因此也需要注重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

　　　　换句话说，对明朝当时在教育制度上的问题进行整治，就应该是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的本分。那么，明朝的教育制度又有着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让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觉得为难呢？

　　　　明朝的公立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各级学校制度。在中央、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往下走，到了府就有府学，到了州就有州学，到了县就有县学，到了乡村之中还有社学，这就是明朝的学校建制。然而，将府学、州学及县学与社学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有一定的限额，这些数量额由各省的提学官统一管辖，而社学则允许老百姓的孩子自由进入学习，并不受学生数量定额的限制。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学政”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学生数额的限制上。对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进行限额的规定，是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的。

　　　　当时的规定是：府学中的学生限额是四十人，州学的学生限额是三十人，县学的学生限额是二十人。为什么会作这个规定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可以挑选优秀的学生入学，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入学的人每天都可以享受廪（音同“凛”）膳，也就是可以免费供应饮食，因而这些学生也被称为“廪膳生员”。对于“廪膳生员”的饮食供应，洪武十五年的规定是：“廪膳生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一石米，其他的鱼肉盐等物品也由官方供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规定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到了明宣宗宣德三年的时候，就有了新的规定：在府学、州学和县学各设“增广生员”，他们的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对于这些人，国家并不供给米，但是他们和“廪膳生员”一样，可以享受免去其家里三个人的差役。也就是说，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进入这三级学校，就可以使三人免役。这样一来，社会上又少了履行差役的人，而这些差役就要转移到那些没有入学的人身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地方『政府』在添设了“增广生员”后，接着又添设了“附学生员”，他们享有的权利跟“增广生员”是一样的，同样不需要服差役。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教育制度，不养出许多游手好闲之人才怪！

　　　　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民间叫做秀才）如果继续努力考中举人或者进士，自然就脱离了地方，也给地方少了负担。可是，一旦这些人再没有进取的可能，他们在乡里就形成了一股白吃白喝、整日东游西逛的寄生虫势力。

　　　　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地方上的特权阶级，他们勾连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学霸”。他们不仅鱼肉百姓，甚至还压迫到地方上任的官员，危害深重！无疑，这帮人已经是明朝的一股地方恶势力，迟早需要铲除。这便是明朝的“学政”问题。

　　　　其实，在张居正下决心整治明朝的“学政”问题之前，明朝『政府』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已着手整顿过。嘉靖十年的时候，明世宗曾经下旨说：“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明会典》卷七十八）这个问题积弊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有『政府』出面的大力整顿，到张居正当政时，学政问题依然很严重，学霸依然非常嚣张。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学政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省的提学官，因为新增设的生员，就是他们干出来的好事。因此，在改革的开始，张居正认定只有管理好各省的提学官，才能够控制生员。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说服神宗特敕吏部要“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可是，改革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仍然没有见到问题的好转。于是，他上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比较了自己幼时所见之提学官与现在的提学官，认为前者“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而后者却“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所以，需要在提学官的人选上慎重选取。

　　　　改革已经一年，却未见成效，究其原因则在于“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也就是说，那些想要解决学政问题、奉公守法的人，往往被群起而攻之，而那些不愿改革的人却受到了赞誉。因此，如果想要真正地改革学政问题，首先就需要改革学风。所以，在这个上疏的后面，张居正列举了十八个整顿学风的条款，下面将主要的内容列出来：“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音同“帽”），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以上三个条款，分别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提学官聚集学生，表面讲学，其实“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其二，生员的多而且庸滥问题；其三，生员的考核问题。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整饬学风的用心：首先，他反对游谈，提倡实用的学问；其次，他要把学霸的根源斩断，所以裁减学额；最后，他严加考察生员，不让他们滥竽充数。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有了考成法的作用，到了万历初年，明朝的学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神宗下诏毁去天下书院。学额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至于生员的素质，自然也得到了提高。

　　　　在学政的问题上，张居正的确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为难。上文说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为，也是为了负起给天下当老师的责任。

　　　　他身为帝王之师，理应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老师，他整顿学政和学风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尽自己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然而，要尽到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谈何容易？

　　　　大家想一下，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难道就不会开罪于人？要知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领导阶层，一旦得罪了这个阶层，就会引来一些麻烦和风波。那么，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又得罪了当时的哪些领导阶层呢？其实，他得罪的是士人阶层。

　　　　不仅在明朝，在几乎整个中国古代，士人也就是读书人，都是政治的核心，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资源，既『操』纵舆论，也执掌政权。他们虽然在为皇权政治服务，但他们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是士人出身的首辅。这种身份让他的改革有些尴尬：为了改革教育的弊端，他不得不向士人开刀；但是，他自己也是士人。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向自己的同类开刀。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士人，张居正比起那些学霸士人来，更加符合儒家意义上的士人要求，因此他就照着这个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进而他也招来了士人阶层的许多非议。正是这些毫无理『性』考虑的非议，使得张居正改革教育弊病进而做一个优秀的天下之师的事业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因为在他之前，明世宗曾经主张沙汰生员，但却没有成功；在他之后，明思宗时的大学土温体仁也提出沙汰生员的主张，却遭到了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的弹劾而失败。因此，可以说，只有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才真正取得了成效。看来，他对自己的同类下手，是下对了！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下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是很难取得如此成绩的。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仍然没有忘记继续整顿学政，他在一封信里如此说道：“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看来，张居正知道自己的改革得罪了人。然而，他的这封信，已经讲出了他的决心：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打破得失毁誉的担心，干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振作明朝国势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十讲　名相式悲剧：谋国与谋身的失衡

　　　　张居正是一位功业卓绝的改革家，也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却受到清算，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为什么张居正的身后事如此的可悲？

　　　　国之后事与身之后事

　　　　张居正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而且重病缠身，精力也越来越不好。他已经到了需要处理身后之事的时候了。然而，作为首辅的他不仅需要处理身后之事，而且需要处理他去位后的国家之事。这样一来，年近六十的张居正只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鞠躬尽瘁了。

　　　　俗话说得好，人食五谷杂粮，岂会不生病？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的张居正。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时，张居正已经五十七岁了。那年的夏天天气极为闷热，加上首辅繁重的公务，终于使这个精力过人的老人倒在了病床上。

　　　　按理说来，这时的张居正完全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或许是老天爷也舍不得这位治世的能臣吧，一方面年少的明神宗断不肯放他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大事也的确让张居正不能释然而去。

　　　　他只好拖着虚弱的病体，继续呆在首辅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些国家大事让张居正放不下心呢？不是说，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和富庶时期吗？难道张居正对这样的结果还不满意？的确如此。

　　　　大明朝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兴盛。然而，这只是一些微小的改进。对于积弊已深的大明朝来说，要改革的事情还很多。并且，在一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又来了，比如外患问题的变化，比如内阁人选的增定等等。年将耳顺的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偶尔有退休的想法，也不可能真正释怀退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用病体与那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国家大事搏斗到底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

　　　　大家应该还记得，张居正上台后进行的所有改革，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个方针进行的。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这个方针既是张居正个人的抱负，也是大明朝在当时所必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只有国家富强才能给军队的强大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队强大了，才能解决明朝政权最担心的问题——外患。可以说，明朝外患的严重史无前例，因为几乎在明朝疆域四周都有外族入侵。

　　　　外患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明朝的统治和安定发展，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自己就生长在外患问题最严重的嘉靖年间。亲眼看见京城几次戒严，明朝军队却兵败如山倒，年轻的张居正心中就下了解决外患问题的决心。等到他上台，经过十年的努力，整个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领导鞑靼从北边进攻的俺答，已经向朝廷投降。在大体上，明朝的外患问题此时并不明显。

　　　　然而，这只是在大体上。在局部上，外患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俺答归顺了朝廷，明朝的边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肯定会有一些人不服气，或者基于利益的驱使，觊觎着明朝的财富和权力。很显然，张居正也是了解这些事实的，他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他采取的是两手抓的方针：一方面，对于已经归顺的俺答，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他采取的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的方针；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胆敢进犯和造反的外族，他决不留情。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俺答准备修筑城墙，派人向朝廷请求提供人力和物力帮助。

　　　　这个消息传来，朝廷上议论纷纷，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主张给予帮助，有的则主张拒绝给予帮助。最后，这些人都来向生病中的张居正请示。

　　　　张居正认为，鞑靼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移，形成了极强的机动作战能力，可以随时采取进攻，根本没有被敌人围攻的危险。现在俺答准备筑城，我们完全可以答应他，因为他这样做是在自己包围自己，实属下策。

　　　　众人闻言，无不赞同首辅的英明。经过商议，张居正最后这样答复了俺答：“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也就是说，朝廷只给予物力上的帮助，人力上的帮助就免了！

　　　　办完这件事后，病中的张居正在名为《答宣大巡抚》的一封信里高兴地说：“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宣大巡抚》）这个问题很容易便解决了，可是第二年的一个问题又让张居正大费了一番心思。这一年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春天的时候，俺答死了。

　　　　张居正听说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他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俺答的死是小事，北边的国防才是大事！这些问题是不得不引起思考的：俺答死后，西部鞑靼的领导权应该如何归属？最让人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俺答的死，使西部鞑靼全部投向辽东土蛮的领导，进而和朝廷作战？

　　　　稍好一点儿的情况似乎是，俺答死后西部鞑靼有可能分裂，分裂后的西部鞑靼势力就更小了，就完全没有了跟朝廷作对的力量。

　　　　然而，他们的分裂也许对朝廷并不有利，因为辽东土蛮也会乘机扩展势力，这就对朝廷有害了。

　　　　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苦苦地思索着。最终，他想到了俺答的后妻三娘子。大家或许还记得，当初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才使得把汉那吉投降，最后造成封贡的成功以及北边的安定。

　　　　换句话说，只要北边还有三娘子，即使俺答死了，还是能够维持安定。况且，要想三娘子帮忙，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当年她入关进贡时，时任宣大总督的吴兑曾经赠她八宝冠和百凤云衣，让三娘子非常开心。从那之后，三娘子就成了朝廷和鞑靼友好邦交的红人。

　　　　可是，完全依靠三娘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底是谁上台接俺答的班。在这方面，张居正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也就是说，让这些有继承权的人先决个高下，等到局势明显了，再全力支持那个即位者。在俺答才死的时候，张居正命令沿边的督抚们对于各个候补者，分别都给予应得的帮助。不久，黄台吉即位的大局确定了下来。于是，张居正就向黄台吉表示支持其上台，但是同时要求黄台吉归顺朝廷，并告诉他说只有服从朝廷，才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经过考虑，黄台吉最后答应了这个条件。

　　　　那么，三娘子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张居正认为，三娘子的作用仍然是做朝廷和鞑靼交流的红人，替朝廷控制住鞑靼。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需要三娘子再嫁给黄台吉。然而，就在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便带着自己的部众走了。气急败坏的黄台吉认为三娘子及其部众都是父亲的遗产，只有自己才有继承权，于是就带着部队追三娘子。就在这紧急关头，宣大的总督也意识到三娘子的重要作用，于是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络绎不绝，不然的话，你也只是塞上的一个鞑靼『妇』人，那就没有什么恩赏了。”三娘子听完这话，就停止了西去的脚步，重新回到了“顺义王”黄台吉的怀抱。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又解决了，明朝又赢得了宝贵的边疆安宁。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张居正不能完全放下心来离去。首先是辽东的问题。万历九年（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