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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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话，满怀激动和感激地接受了顾璘赠送的礼物。从那之后，张居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报国安邦的决心，而且终生不变！

　　　　龙门一跃庶吉士举人张居正并没有按照惯例，在考取举人功名后继续进京参加会试，考取进士，却躲在家中钻研起了古典，这使得他在读书求仕的道路上再次出现了波折。

　　　　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他终于回到了攻读圣贤书的正路上来，最后在会试中龙门一跃，当上了庶吉士。

　　　　按照常理说来，考场得意的张居正应该乘胜继续到京城参加会试，以登科取士，成就自己的理想。而且，就在张居正乡试中举的第二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正好是全国会试的一年。

　　　　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历史悬疑：张居正在这一年是否曾经入京参加了会试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人说去了，有的人却说没有去。

　　　　后者的理由是：按照明代的科举制度，乡试的第二年便是会试，那年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会试。至于张居正没有去的原因，那是因为张居正的年龄太小，担心像上次一样又不被录取，因此没有去。

　　　　那么，到底这一年张居正去没去参加会试呢？笔者在这里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也就是张居正那年没有去参加会试。可是，除了担心因为年龄小而不被录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不去参加会试呢？

　　　　我们先来看一封张居正写给儿子张懋修的书信，这封信名为《示季子懋修》，内容如下：“夫欲求古匠之芳躅（音同“竹”），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张文忠公全集》）信的开头，讲的是张居正自己的读书心得，意思是说要想将古人的智慧用在现实很难，只有才情超绝的人才能做到。

　　　　接下来，张居正立即说到自己在治学和考取功名上的差错：刚刚考上举人，就丢弃了儒家经书，而用心于其他古典作品，结果使得三年的时间既没有学好科考书籍，在古典书籍上也没有获得多少知识，最终使自己“甲辰下第”。这里的“甲辰下第”，说的就是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也就是干支纪年法中的甲辰年，张居正入京参加了一次会试，结果却落第了。

　　　　对于这次会试的失败，张居正可谓是作了深刻的反思，在自嘲之余，他重新发奋努力，“昼作夜思，殚精毕力”，才在下一次会试中获得了成功。

　　　　由此看来，在嘉靖二十年，除了担心由于年龄小而不被录取的原因外，让张居正没去参加那年会试的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古典作品。那段时间，这位读书天才被古典作品中闪烁着的智慧光芒『迷』住了，以至于连考取功名也不在意了！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一样，喜好儒家经书之外的书籍进而“走火入魔”，只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驰骛古典”，并且很快就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此将心思重新用在了钻研儒家经书以考取功名上。不然的话，大明朝日后就没有那位功高盖世的首辅了！

　　　　在经过了因醉心古典、荒废科考而会试落第之后，张居正痛改前非，努力学习了三年，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也就是丁未年再次入京参加全国会试。这次的会试，张居正获得了成功。这既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结果，也是他才华横溢的证明。

　　　　会试结束后，按照明朝的科举制度，参考的举子们都需要接受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张居正同样获得了成功，最终他得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了庶吉士。

　　　　大家可能对庶吉士这个科举功名非常陌生：被选为庶吉士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明史·选举志》是怎么说的吧：“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这段话中的“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一句，很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庶吉士的地位，在当时庶吉士实际就是“储相”，也就是宰相的后备官员。换句话说，张居正这个时候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如此说来，张居正才走进政坛，就已经站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这为他以后逐渐往明王朝政治的最高层上升奠定了政治基础。

　　　　然而，尽管如此，也需要很清醒地看到，张居正在这次考试中也仅仅是得中了二甲进士，与他同科考中而且比他成绩优异的人还有许多。

　　　　这些人当中，包括一甲第一名李春芳，这个人其后与张居正同时为大学士，还包括殷士儋（音同“单”）、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等。

　　　　这些人有的成了第一流的文人，有的成了立功边疆的大帅。从某种角度讲，他们都可以说是张居正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此时的张居正虽然已经进入了翰林院，但是这个地方高手如云，他想要在这里出类拔萃，甚至鹤立鸡群，那就需要很久时间的历练和忍耐。

　　　　此时的张居正虽然已经靠读书走出了一条通向政坛的路子，也即将用取得的权力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宏愿，但是他毕竟只有二十三岁，明王朝复杂的政局他还不清楚。因此，如果说当上首辅后的张居正是个政治上的成年人，那么此时的张居正还只是政治上的一个青年！

　　　　

张居正十讲　第二讲　出世逍遥和入世报国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有着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在境遇不佳时憾然归去，等到时机成熟就会立即出山。无疑，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居正也有这种双重『性』格。可是，如此的双重『性』格在张居正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是否一直会在这两个『性』格之间徘徊呢？

　　　　初登政坛的险恶局势

　　　　张居正终于踏入了仕途，迎接他的并不是坦『荡』的锦绣前程，而是布满荆棘的崎岖小道。张居正初入政坛的时候，正值严嵩大权在握之际，年轻的张居正，对于这个声名远扬的『奸』臣，采取的是低调从事的策略，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逐渐让他认识到了严嵩的真面目。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被选为了庶吉士。前面说过，庶吉士就是所谓的“储相”，因此这就是他踏上仕途的标志。可是，这会是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呢？此时的张居正根本不清楚，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对于一个许多代人都在社会底层打转的家族的后代，摆在张居正面前的是一个复杂而又陌生的政坛：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处理，有那么多的政客需要结交，有那么多的政治规则需要学习，有那么多的政治旋涡需要规避。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面临着比读书考试更为艰难的学习任务。

　　　　对于大明朝的政局，此时的张居正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然而，张居正明白一点，那就是：只有在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取胜，最终掌握大权，才能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百姓的宏愿。实力不足的他，现在正谨小慎微地潜伏着，静静地观察着整个政局。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所谓的君主专制。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一方面，的确，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君主也就是皇帝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是最大的独裁者；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不要忘记了皇帝之下的那帮大臣以及归属大臣管辖的庞大官僚系统。

　　　　一般说来，即使皇帝是比较有能力的，他也不能事必躬亲，也需要将一些具体的权力交给大臣们。如果遇上一个能力较弱的皇帝，这时非但不能统掌大权，反而还会受重臣的制约，有时甚至形同虚设，这就是历史上出现大臣专权的原因。那么，张居正走进政坛的时候，大明朝的权力格局是个什么样呢？

　　　　先来看一下皇帝的情况。张居正当上庶吉士时，皇帝是明世宗，这是一个大权在握而且非常英明的君主。他的英明，从他十六岁时入京的一件事情就看得出来。那时的明世宗只是兴王，明武宗死后遗诏要他嗣位。

　　　　于是，他就从安陆的兴王府来到了北京。到城外时，当时的礼部尚书请他用皇太子的即位礼，世宗立即就拒绝了，并且坚持说遗诏上指明自己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从此以后，朝中大臣都不敢轻视这个十六岁的青年。

　　　　明世宗即位以后，做了许多兴礼作乐的事，比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称其为先师，撤除孔子的塑像。从反对盲目『迷』信儒家来讲，这些举动可以说是不失为开明的。但是，随着明世宗年龄的增大，尤其是到了张居正入朝为官的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四十一岁，他逐渐厌倦了皇帝的生活。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居然有人会厌倦当皇帝？其实，如果有人这样问，他只是站在平常人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换成明世宗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他的厌倦了：整天都大权在握，待在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位置上，长久下来肯定会失去上进心，会觉得生活很无聊。这个时候，如果再有繁杂的政务，那就会更加加深他的厌倦感。

　　　　事实上，从嘉靖十八年开始世宗就不再上朝，后来甚至连宫内也不住，干脆搬到了西苑万寿宫。

　　　　可以想见，这个时期的政务，他几乎是理都不想理。那么，这时期，他又在干吗呢？

　　　　原来，从嘉靖二年起，世宗就开始修醮（音同“交”），也就是修行道教，整天跟道士混在一起。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明世宗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权。尽管世宗一心向道，但是对于政局，他仍然牢牢地把持着。

　　　　因此，应该这样理解他：他只是厌倦了政治生活，但却没有厌倦到抛弃的地步。毕竟，当皇帝还是可以享受到很多优越的生活条件的。

　　　　可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明世宗的大权毕竟有些旁落了。试想，那么多精明能干的大臣在身旁，一旦皇帝无心政事，他们能不趁机捞取政治权力吗？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权就逐渐落在了一个大臣的手中，他就是显赫一时的严嵩。那么，这个严嵩又是怎样一步步取得这样大的权力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

　　　　明朝政治的核心是内阁。这个内阁可不是西方国家的内阁，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厅，专门负责为皇帝起草诏谕。

　　　　内阁里的成员称为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成员的数目多的时候有八人，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他们都是由皇帝任命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在内阁讨论问题时，经常会出现意见上的很大分歧。在争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领袖制度，这就是明朝著名的首辅制度。

　　　　首辅是个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其实，他就是皇帝的秘书长。由于他的这个地位，因此在内阁起草皇帝的诏谕时，事实上都是由首辅一人拟稿（被称为“票拟”），其他人只有偶尔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

　　　　关于首辅的产生，长期以来的习惯是根据内阁学士的资格，谁资格越老，谁就能当上首辅。其余的人，就被称为次辅。

　　　　这就是作为明朝政治制度核心的内阁。虽然由于内阁成员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权力仍然低于皇权，但是由于内阁负责着诏谕的起草，因此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另外，由于内阁首辅在内阁起草诏谕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内阁以及内阁首辅就成为了明朝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

　　　　每个进入政坛的人都知道，只要能够进入内阁，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只要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拥有了对于大臣来说最高的政治地位。

　　　　首辅政治的残酷『性』正是由于内阁首辅的重要政治地位，再加上首辅和次辅的职权划分一直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内阁里面，就存在着首辅和次辅的权力之争：次辅因为想要当上首辅，就会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到次辅的威胁，也要想办法驱逐次辅。

　　　　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取悦于皇帝，以求得皇帝的信任，同时降低皇帝对自己对手的信任，从而借助皇帝打败政敌。于是，在这个明朝的政治核心里，就充满了血腥浓重的明争暗斗，这里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和杀机。

　　　　严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掌握大权的。在张居正当上庶吉士那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内阁中的大学士除了严嵩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夏言。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一个来自分宜，一个来自贵溪。但是，这两人却毫无同乡之谊，只有相互的敌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九月，皇上就让夏言进了内阁，由于他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比严嵩老，因此严嵩只好退为次辅。

　　　　从这之后，两人就结下了仇怨。尤其是严嵩，一有机会就会攻击夏言。正好夏言又是一个『性』格刚强傲气的人，自认为君子坦『荡』『荡』，这就给了『奸』佞的严嵩很多机会。

　　　　一次，世宗戴着香叶冠醮天，一时高兴，就做了几顶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戴着香叶冠到西苑来了，可夏言竟没有戴。当世宗问他为什么不戴时，他却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戴道士的衣冠，惹得世宗心里非常不快。

　　　　严嵩看出了世宗的不快，就借机会向世宗哭告夏言欺负他。世宗本来就不爽夏言，于是便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的第一次失败。

　　　　夏言走后，内阁成了严嵩的天下，一时间贪污腐化成风，这时世宗才想起夏言，让他又进了内阁。

　　　　可是，经历了失败的夏言仍然是那个『性』格，决不讨好皇上的内宠。比如，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去时，夏言把他们当奴才看。严嵩却与小内监并坐，小内监走的时候，他更是送给他们很多的金钱。

　　　　由于这样的原因，夏言得罪了许多内监。这些人就经常在世宗面前说他的不是，再加上严嵩借在外患问题上世宗和夏言的矛盾，极尽其诬告的能力，最终使得世宗龙颜大怒，下令杀死了夏言。

　　　　可以说，夏言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他的能力上，而是输在了他的『性』格上。

　　　　从那之后，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再没有谁能够跟大权在握的他硬碰硬，明朝的政局就这样被他一直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这里有一个问题：夏言和严嵩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之争时，张居正在干吗？他对当时的政局又有着怎样的政治态度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参加会试，考中了二甲进士，因而在当上了庶吉士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实际上是待在翰林院里的。

　　　　明朝的翰林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一般说来，翰林院是新科进士向其他官职升转的一个中间机构，因此对于实际的政治，它并不承担任何职任。

　　　　在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同以前进来的士人们一起研讨诗文，过着悠闲的日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翰林院里养的只是一些会『吟』风弄月的酸文人，这里同样有一部分士人在研讨朝章国故。因此，准确地说，翰林院是一个既培养文人，也培养政治家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在张居正进入翰林院的时候一样存在着。大多数的进士们，都颇有兴趣地讨论着怎样才能做出西汉的文章、盛唐的诗句。

　　　　张居正并非不热心这些活动，只是在他的目光里，正在关注着更为紧要的事情：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他正在注意观察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仔细寻找着自己应该依附的“大树”。

　　　　要知道，对于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是绝不会只用心于诗词歌赋的。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里，应当怎样保护自己进而从容向政权的最高处上升，才是此时的张居正最热衷的事情。

　　　　既然如此，张居正不能不知道朝廷当时的一些大事：他肯定已经了解到了在内阁里面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也知道了夏言的失败和严嵩的胜利。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作为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但是他对于时局还是有了如此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态度呢？他肯定也听说过严嵩的『奸』佞，那他又会对严嵩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不可能不跟严嵩发生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严嵩作为内阁大学士，同时也是翰林院的长官，他的一切公务都是使用翰林院的印，因此在严嵩往来于内阁和翰林院办公时，张居正跟严嵩发生联系是很正常的。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张居正在与严嵩的交往中，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张居正留下来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和《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几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张居正对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采取的是合作态度，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代严嵩做的。

　　　　张居正虽然知道严嵩并非良臣，甚至就是一个坏主之臣，但是他没有傻到直接与之对抗。因为他知道，跟严嵩对抗没有必要，再说也对抗不起。在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大时，只能保存力量，不能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从这方面看，张居正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并且，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张居正对于严嵩的这种合作态度维持了很久，甚至后来出现了“庚戌之变”，他也没有跟严嵩决裂。这样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了严嵩当权时期张居正的一些政治行为上。

　　　　先来看一下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张居正进入翰林院时是庶吉士。按照明朝的制度，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等到三年期满后就要“散馆”，这时候凡属于二甲进士的，都要赐予编修的官衔。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时，张居正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然而，此时的他仍然没有实权。他只能上些奏疏，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

　　　　尽管如此，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居正仍然上了许多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种臃肿痿痹的病况，这些病况分别是：“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张居正指出的五种政治病状分别是：宗室势力过大、官员不尽职、吏治不好、边境守备不严和财政开支太大。紧接着，他还指出了政治上应该作的改进：“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张居正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喻成使身体血气畅通的方法，认为要想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只有“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才能实现。

　　　　从后来张居正留下的奏疏看，这是他第一次上疏，对问题的分析十分到位，说明他的确很留意政治上的缺陷。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奏疏中提到的问题，不是只有他一人才看见的，其他一些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等，也十分清楚地向皇上指出了。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这些清廉的官员大多没有因为上疏得到好结果，相反还身遭刑狱之灾，甚至还丢了『性』命。可张居正却安稳如泰山，既没有得罪明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却仍然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