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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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不说话还好，他这一说话，事情立即激烈起来。殷士儋立马撩起了袖子，指着高拱大骂道：“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现在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他一边骂，一边还准备上前打人。果然不愧是山东人，『性』格真是直爽得很！就在这时，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也上前准备劝架。谁知，好心的张居正也被殷士儋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时间，庄严肃穆的内阁大院简直成了菜市场，叫骂声、打闹声和呻『吟』声混成了一团！

　　　　战斗终于结束了，双方各有损伤。更大的损伤在后头：御史侯居良弹劾了殷士儋，殷士儋也实在厌烦政治，干脆就上疏请求辞官。终于，在那年的十一月间，殷士儋离开了内阁。

　　　　殷士儋大闹内阁的事情结束，高拱终于有了机会向张居正开刀了。他也的确动了一次手，却被张居正给躲了过去！

　　　　那时的内阁，大家想一下就知道，其实就只剩张居正和高拱二人了，因此高拱对于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张居正自然是用尽心思，只要一有机会便要攻击张居正。面对一个气势旺盛的首辅，张居正只好更加谨慎了！

　　　　其实，不仅高拱，而且高拱手下的得力干将们也想整垮张居正，因为如此一来，这些干将就能更得高拱器重了！张居正的处境，正在一天天危险起来！

　　　　此时的张居正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暗中保护徐阶家小的事情被高拱及其爪牙察觉。

　　　　实际上，这帮人是知道自己和徐阶家的亲密关系的，只不过没有真凭实据，这些人不敢轻易动手。可是，人越是担心的事情，往往越会发生。

　　　　有人向高拱报告了一个据说千真万确的事情——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让张居正帮助他们在上面活动。

　　　　高拱听见这个消息后，半信半疑，因而还是没有立即动手弹劾张居正。他只是在大学士的朝房里，语带机关地讥刺了张居正一顿。

　　　　张居正是何许人物！自然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于是他当时就变了脸『色』，发誓赌咒地否认了这件事。

　　　　看见张居正坚决的态度，本来就不太相信的高拱意识到自己太过心急，于是他一面低头承认是误会，一面准备再次的攻击。

　　　　然而，高拱不知道，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倒张居正的时机了。

　　　　因为，张居正经过这件事之后，已经意识到高拱处处针对自己，而且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于是更加提高警惕，同时也在谋划着一场大的“倒高”计划。

　　　　后发制人的决胜局张居正的隐忍和潜伏，为他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等到时机成熟，张居正看准了高拱和冯保之间的矛盾斗争，他权衡利弊，机智地站在了冯保一边，虽说是后发制人，却仍然取得了决胜局的胜利。

　　　　在这件事情之后，内阁表面上暂时平静了一阵子。到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五月，上文说到的第二件事情发生了——明穆宗驾崩，明神宗即位。于是，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明朝『政府』！

　　　　就在隆庆六年的四月，内阁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为文华殿大学士，内阁于是就由张居正和高拱二人分权，变成了张居正一派，高拱、高仪一派。

　　　　这件事情没有引起什么政治上的波动。可是到了五月，穆宗在上朝的时候突然中风，竟然就这样撒手而去了。在穆宗去世之前，他召来了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当着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的面，由太监冯保在乾清宫宣读了自己的遗诏：“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在这个遗诏里，“太子”就是穆宗和李氏，也就是后来的孝定皇后生的朱翊钧、历史上的明神宗。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深得穆宗的喜爱，因此他被立为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穆宗死得太早了，翊钧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十岁的小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后来张居正辅佐神宗的佳话。

　　　　然而，眼前的事情却是：如何辅佐这个年幼的君主呢？英明智慧如高拱者，在退出乾清宫回到内阁之后，仍然不免号啕大哭：“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

　　　　不仅如此，张居正和高拱心中都明白，穆宗刚死，神宗新立，正是自己大展宏图、消灭异己和扩张权力的大好时机，此时如果不做好战斗准备，就很容易败于对手的政治阴谋之下。

　　　　可是，后来的历史说明，高拱接下来的失败，不完全是张居正一个人的力量，另外一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太监冯保。

　　　　冯保是个三朝老太监，早在明世宗时，他就已经当上了司礼秉笔太监。在明朝的制度中，司礼秉笔太监的职权是“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职位，有了这种权力，冯保就可以对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进行最后的判定。

　　　　如果说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那么司礼秉笔太监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虽大，但是却还没有达到太监的权力顶峰，真正做到最高的是专门负责“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的司礼掌印太监。因此，一直以来，冯保就想坐上这个位置。然而，他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这个反对者就是高拱。

　　　　在高拱的一再反对下，冯保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这两人之间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有人会问：为什么高拱要阻拦冯保坐上司礼掌印太监的位置呢？其实，不管谁坐上这个位置，高拱都不会满意的。什么意思？原来，高拱根本就是在反对明朝的制度设计本身。让他不满意的是，在内阁之外，还有一个会参与政治决策的机构——无论是司礼掌印太监，还是司礼秉笔太监，都可以利用掌理奏章的机会干预实际政治，这就无异于给内阁增加了一些权力争夺者。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作为首辅的高拱自然就不会满意了。他对冯保的不满，其实只是他对明朝制度不满的一个折『射』。

　　　　本来，如果明穆宗晚点儿死，高拱和冯保的矛盾也是可以晚点儿爆发的。原因在于，这两人的矛盾无论怎样尖锐，也不会上升到直接的政治斗争，而只是在一些具体行政事务中出现摩擦。可是，明穆宗一死，冯保就觉得是到了夺取司礼掌印太监大权的时候。

　　　　其实，早就在明穆宗即位，也就是明世宗去世时，他就想实现这个夙愿，只是那一次由于高拱的阻拦没有成功。这次他决心抓住机会，不仅坐上司礼掌印太监的位置，而且除掉自己的大敌高拱。

　　　　在明穆宗去世的隆庆六年六月初十一直到十六日，这几天的时间里，明朝的最高政治中心出现了一次大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分别是冯保和高拱，冯保的背后是皇后、皇贵妃以及只有十岁的神宗，而高拱的背后则是六科的给事中和十三道的监察御史。在斗争的最初，高拱是自信满满的，他相信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也相信自己的战友，尤其是内阁中的其他大学士。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张居正的心思。

　　　　在他看来，这位曾经和自己一起做过明穆宗的讲官，一起辅佐明穆宗的老“同志”，是肯定会在关键时刻站在自己这边的。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想错了。

　　　　战斗是从一个“中旨”打响的。中旨是什么？其实就是皇帝的手谕。由于中旨的内容大多是超出正式制度规定之外的“皇帝法令”，因此它就很遭内阁大臣的厌恨。

　　　　尽管内阁大臣很讨厌中旨，可是在神宗刚即位时，他就下发了一个中旨。这个中旨的内容几乎把高拱的鼻子给气歪了，因为明神宗在中旨里引用了明穆宗的遗诏，让冯保当上了司礼掌印太监。

　　　　看到这个新法令，高拱气急败坏，于是就对传旨的太监声『色』俱厉地说：“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还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出去。”

　　　　传旨的太监哪见过这般凶狠的首辅，吓得赶紧回去报告冯保。冯保听见消息后，觉得又气又惊：“高拱你又要阻拦我！竟然连皇上的中旨也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就急忙跑到皇后和皇贵妃那里去告状，说高拱根本就是不想辅佐皇上，甚至想取而代之。

　　　　他故意将高拱在穆宗逝世那天说的那句“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曲解，以此来争取皇后、皇贵妃以及明神宗的支持。很快，皇族听信了他的话，定下了贬斥高拱的计划。

　　　　高拱这边也没有闲着！他知道自己那样生气之后，冯保肯定有所行动。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想了一下，决定还是采取上疏弹劾的办法。

　　　　第一轮弹劾由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人负责，第二轮则由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和吏部都给事中雒（音同“洛”）遵牵头，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冯保身上。这些弹劾中，陆树德的上疏最具攻击力：“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多么绝妙的逻辑推理呀！几句话，既表达了中旨是冯保所做的矫诏的意思，也没有将罪责归在神宗身上。于是，应该受到处罚的就只有冯保了。

　　　　无数道奏疏一齐向冯保发出了猛烈的进攻。高拱心想，这下整不倒冯保才怪，因为奏疏上去之后，按照规矩皇帝就要发交内阁拟旨处理。只要皇帝这样做，冯保的命运就落在了自己掌握之中。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轻飘飘了！

　　　　然而，在高拱的心中，也不是没有担心。虽然前面我们说过，高拱自信内阁的同僚会站在他这边。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却让他有些顾虑起来。

　　　　就在他开始炮轰冯保的时候，两位内阁同僚却都病了。最开始是高仪，这家伙在没有来上任之前就说自己病了来不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内阁之后，他果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接着，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张居正也病了。

　　　　他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在神宗即位以后，他就奉诏到大峪岭视察穆宗的葬地，为穆宗准备丧事。谁知，天气太热，张居正在办完事回来后就中了暑热。

　　　　就在高拱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张居正请了病假，一直没有出现在内阁大院里。这明显是故意在避祸，也可以说是坐山观虎斗。这些高拱也逐渐意识到了，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自己一个人继续斗争下去了！

　　　　到了六月十六日，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终于要见分晓了。那天天还没亮，神宗就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自然去了，他坚信这是自己打倒冯保的一次早朝。张居正仍然在“生病”，所以没有去。

　　　　到了朝上，高拱突然看见明神宗的身旁赫然立着一人，那就是自己梦寐以求要赶跑的冯保。就这一瞬间，高拱知道自己败了。他终于明白，『政府』的力量没有斗过皇族的力量，因为『政府』只是皇族的『政府』。很快，冯保宣读了皇后、皇贵妃和神宗的谕旨：“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出版社）这个谕旨彻底击垮了高拱，这位首辅再次面临着被罢官的命运。那么，张居正呢？很显然，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先帝的两个顾命大臣之一，而且在内阁中资格最老，内阁终于成了张居正的天下。他的宰辅梦终于圆了！

　　　　经过无数的风浪，张居正成了明穆宗时期内阁混斗的最后胜利者。其实，他对于六月十六日的大政变，绝非没有消息。他的“生病”，只是他政治策略的运用。

　　　　他知道，如果这时自己不避开，无论高拱和冯保谁输谁赢，都会得罪其中的一方。因此，英明的办法是抽身离开、坐山观虎斗，如果高拱赢了，自己也不会失去次辅的位置；如果冯保赢了，内阁中只有自己资历最老，首辅的位置非自己莫属！

　　　　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成了最大的收获者。本来，按照政体的原则，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应该将内监的权力收归内阁，因而张居正就应该帮助高拱。可是，就算帮助了高拱又怎样呢？他一旦渡过这次难关，张居正又会成为他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治对手。因此，还不如坐视不管，心中希冀着高拱的失败。

　　　　对于张居正的做法，不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更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势分析。试想，如果当初张居正要讲同事、朋友义气，就等于是养虎为患，他日必遭高拱毒手，又怎样能实现他当上首辅，进行富国强兵改革的宏愿呢？

　　　　因此，张居正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是圣贤之人。或许，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振作明朝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四讲　谋国韬略：制度性变革

　　　　有些人是天生的权力热爱者，他们『迷』恋权力，甚至可以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张居正便是这样的人！他上台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局面？这个古老的国家，又面临着哪些急需医治的弊病呢？张居正一直希望手握重权，改革弊政，现在他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又能否成为一个改革弊政的能臣？

　　　　正臣僚而正国法

　　　　长期的隐忍终于给张居正带来了回报，内阁之中的大权已经由他独掌了。一般的政客，倘若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现有的权力。但是张居正不然，他可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胸怀兼济天下的抱负，怎么会满足于只是为自身计！手掌大权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匡扶大明，辅佐幼主的征程。

　　　　很显然，刚当政的张居正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刚刚大权在握的人，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开始，都会有大干一番的激情，这时的张居正也满怀憧憬地准备投入改革明朝弊政的行动中去；第二个方面，张居正刚一当政，就面临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需要辅佐年幼的明神宗。

　　　　在他面前的任务显得比较艰巨：既要改革以往的弊端，也要维持好现状，还要开创美好的未来。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勇往无前地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在一封信中，他说到自己面临时局的心态：“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张文忠公全集·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张居正才上台时的心态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他认为自己在国家大事发生重大变化时上台，只有抛却自身，全心全意为国事『操』劳才是正事。

　　　　有着这样的心态是不错的，但是万事开头难，怎样打好开始的一仗，对于以后接着就要开展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居正会烧哪三把火？最关键的第一把火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大力整顿纪纲，也就是大搞官员纪律建设。他为何会先从这里着手呢？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有嘉靖年间武备的荒废松弛以及隆庆年间政局的极度混『乱』，原因就在于整个官员队伍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纪纲的不振，也就是官员纪律不严明。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其实早在严嵩当政时期就已经上疏说到过。只不过那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因此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仔细考虑和采纳。现在，时代和情况都不同了，张居正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饬纪纲。

　　　　整饬纪纲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整顿官员队伍纪律状况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集中的纪律检查措施！因此，这里强化的是检察权。具体到明朝来说，整饬纪纲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所谓的“京察”。谁手里掌握着京察的大权，谁就可以整顿吏治，严肃纲常，从而达到净化官员队伍的目的。

　　　　此时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手中肯定掌握着京察的大权。因此，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七月间，也就是张居正当政之后，他就向明神宗上疏请求举行京察。张居正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改革吏治和优化官员队伍了！这次的京察，张居正仍然是依照了传统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京察，到这个月的中旬时，检查结束了。

　　　　这次京察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或许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具体讲述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隆庆六年七月十六日，由张居正亲笔写的明神宗下的诏谕，它可以看做是张居正宣告改革开始的一份宣言书：“……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勅保�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粥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张文忠公全集·戒谕群臣疏》）这个诏谕的意思是：神宗登基以来，在一些官员身上出现了投机取巧、呼朋唤友、相互排挤、谗言忠臣等不好的风气。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官员之间怨愤丛生，彼此争权夺利，严重败坏了清明的政治。神宗本来上台就要严肃查处这些事情的，只不过由于担心伤及无辜，因此只需稍微对之进行惩戒。从今以后，希望官员们不要怀有私心、不要拿着俸禄吃喝交游、不要谗言以『乱』政。辅佐的大臣应该主持正义、协调各种关系；内外官员也要恪尽职守；言官们也要敢于直言，明辨是非。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清明的境界，官员们也会因为这而福荫后代。如果在这个诏谕之后，还有官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自然会有国法惩治。

　　　　张居正的这份宣言是有分量的，他说到做到，就在这次京察的过程中，他就对几个“以言干政”的人严加惩处，免去了他们的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在对违法『乱』纪的人严加处治的同时，张居正对于真正的人才则是予以重用。在用人上，张居正的要求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一点，他是在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徐阶当初同样抱持着如此的用人理念，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在提拔士大夫上升。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士大夫，有些这样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况且，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出身大多数是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官员队伍的一大部分，在实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人却因为这个而对张居正心存不满。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不满，抱的是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说：“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是一心为国，也是为士大夫。如果自己的作为有不合于流俗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