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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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张居正上面的这些改革措施，其主要意思如下：一、官员不是办理公事的，不许开给勘合；不是办理军务的，不许使用金鼓旗号；就算是官员办理公务，抬轿的人太多，不管官职高低都不予接待；二、抚、按、司、府的官员，不许借口要走远路，而使用驿站；三、设有驿站的州、县，只需要供应油烛柴炭；四、前到北京朝觐的官员，除了带上自己随身需要的人员外，不许又向驿站附近索取车马等；五、所有的官员只要是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都不许给予勘合，也不许使用驿站。

　　　　除了上面这些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后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严格限制的规定，包括：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这些规定对于积弊深重的驿递制度，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张居正看来还是不够完善，可是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简单的几条规定。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也是张居正一直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真实效果，制度规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这里，张居正再次使出了他的法宝——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各种制定好的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为了敦促新法的执行，张居正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考试，叫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让仆人骑驴回家祝寿。首辅的带头严格执行，使得各级官员都开始严格要求起自己来。

　　　　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不过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到驿站，被人给弹劾了。虽然侯东莱是张居正的得力手下，镇守边疆有功，但是张居正仍然不徇私情，把侯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和朋友，就破坏新法。

　　　　整顿驿递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问题。衍圣公其实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子孔尚贤。这个家伙毫无圣人后代的作风，不仅一点不知道体恤百姓，反而在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时，肆意『骚』扰沿途驿站，搞得怨声载道。实在忍不下去了，山东布政只好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坚决地回答说：“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徐中台》）张居正在这封信里，表达了如此的意思：就算是圣人的后代，也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不能因为是圣人的后代就放宽不究，反而应该“一体参究”。

　　　　在他看来，现在大小官员违反法律，都要绳之以法，可是孔尚贤却逍遥法外，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算是孔子活到现在，也要严格遵守法律，何况他的后代？因此，以后只要孔尚贤再『骚』扰驿站，就依法处治。

　　　　到了万历九年，孔家出了一件大事：孔尚贤的庶母郭氏把孔尚贤告了，这件家事最后竟然闹到了需要朝廷派员查勘的地步。于是，张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就乘机重新商定了衍圣公入朝进贡的办法，张居正的意见如下：“……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要每年都来进贡了，而是三年进贡一次。这样一来，这个“沿途生事百端”的衍圣公就会少给百姓添些惊扰了！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弊政，我们就讲这些。其实，他的改革措施不止以上所述，比较重要的还包括改革学政、改革水政等。可以说，他的这些改革几乎都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因而使得明朝在他当政时期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张居正毕竟只是一代名相，他能够在生前改变明朝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却不能在死后继续保持他和他的改革措施的力量，因此明朝也仅仅延续了七十二年的国运。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治世之能臣的悲哀！

　　　　

张居正十讲　第五讲　治河：明王朝的政治顽症

　　　　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在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朝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朝治水不仅有着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的考虑，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政治、军事考虑，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考虑，使得张居正这个并非水利专家的政治家煞费苦心！

　　　　积重难返的水利难题

　　　　治水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事，明代也不例外，张居正身处的时代，南北的粮食运输主要依赖运河，而运河又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了修筑新河的想法，最终却因为不切实际，被张居正否定了。在否定这个提议的过程中，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可是北方并不是当时的产粮地区，其他经济也不发达。

　　　　明朝真正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杭二州，这里是当时的产粮大区，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这个原因，北京『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都是从南方调济过来的。要调济物资，自然就需要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然而，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运输路线，就只有一条大运河。

　　　　有人会觉得，有了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还需要为运输物资发愁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缺乏对大运河情况的仔细了解的，大运河实际上并不像书本上或者传说中说的那样便利和畅通无阻。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运河到洪泽湖时，就会遇到从安徽流来的淮河，这条河会在运河的清口与黄河交汇。这里是第一道难关，因为一旦遇到黄河涨水，就会堵塞河道，运河就无法运输；再接着往上走，当运河到达徐州的茶城时，接替运河工作的就是黄河，也就是黄河的这一段便是运河，这里是第二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口。因为黄河做运河，遇到涨水时水量太大，会使南方的粮船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而遇到枯水季节水量又太小，粮船便要搁浅在河中，无法顺利到达北京。

　　　　大家想想看，这样一条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运河，怎么能够担当起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运送物资的重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北京事实上处在国防第一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南方的物资一旦不能顺利运到北京来，不仅关系到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温饱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国防安全。

　　　　可是，就是这样一条至关紧要的运河却老是发生问题，这怎能不让人为此发愁？

　　　　张居正就是为了这条很成问题的运河煞费苦心！他也知道，将整个国家、北京的安全和温饱完全交给一条根本无法捉『摸』和控制的运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肯定小不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尽快想办法治水。张居正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就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决口了。这样一来就使得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很快变浅，正好将前往北方的粮船搁浅在黄河里，一概不能北上，情况异常紧急。可是，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治水呢？

　　　　在张居正当政之前，曾经提出过两种解决运河问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不一定非要依靠运河，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海运来解决南方物资的北调问题。提出这种办法的人还设计了一条海运的路线：从太仓、嘉定沿东海航行，就可以到达天津；到天津后无论陆运还是河运就非常方便了。

　　　　路线虽好，却不能保证运粮船在海上不会出问题，因为那时的航海技术毕竟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当使用这个办法出现事故之后，明朝『政府』就没有再利用海运进行南粮北调了。第二种办法就是修胶莱新河。正是在对是否应修这条河的争论中，张居正第一次碰到了治水的难题。那么，胶莱新河是怎样一条河呢？张居正对开通胶莱新河持什么态度呢？

　　　　胶莱河是发源于山东高密县的一条入海河，有两条支流，一条在北边，一条在南边。由于南边的支流在胶州的麻湾口入海，因此被称为胶河，而北边的支流则在山东掖县的海仓入海，所以被称为莱河。两条支流之间隔着一个高大的分水岭。那么，什么是修胶莱新河的计划呢？胶莱新河其实就是将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从中凿开，开通一条水道。可是，开凿胶莱新河能解决运河的问题吗？

　　　　在提出这个办法的人看来，胶莱新河可以替代一段异常危险的海运路线，进而将原来的海运路线变成如下情况：从南方出发的运输船先走海路，到达胶州麻湾口时，逆流而进入胶河；在胶河航行一段之后，就往北进入新开凿的胶莱河，一直航行进入北边的莱河。只要运输船能够顺利到达莱河，剩下到北京的航运就是从莱河的海仓口再度入海，再往北航行一段海路就可到达天津。

　　　　这个主意看起来的确不错，因此它一被提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隆庆四年黄河再次决口之后，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给事中李贵和就上疏请求修胶莱新河，内阁大学士高拱同样极力赞同修胶莱新河。不仅是他们俩，朝中的大臣几乎都赞成这样做。可以说，当时的明朝政界，几乎都在为这个近乎天才的创见摇旗呐喊！

　　　　那么，张居正对于修胶莱新河的主张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跟高拱一样，张居正同样出于为国为民之心，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妥善的办法能够解决运河的问题。开通胶莱新河的主张一提出，张居正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思考。他在思考什么呢？

　　　　其实，他是在从现实的角度思考开凿胶莱新河到底行不行得通。的确，作为一个手握重权的内阁大臣，不能跟那些手下一样，听风便是雨，一见到理论上可行的解决运河的办法，就兴奋得忘乎所以，根本不计较事实情况了。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示了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稳重和审慎。

　　　　让张居正首先就觉得为难的问题是：水源如何解决？什么意思？前面已经说过，在胶河和莱河之间的分水岭是个高大的山岭，暂且不计算把它开凿通了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先思考一下即便是开通了河道，那么河里的水从哪里来？

　　　　有人会问：不是在沟通两条河吗？何愁没水呢？这样想的人就有些不顾实际情况了。仔细想想，这个河道不是在平原上，更不是在低洼的盆地，而是在丘陵和高山地区，这样的地势，就算开凿出了连通胶河和莱河的河道，这两条河里的水也进不来！如此说来，胶莱新河还是有问题！

　　　　对于这些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问题，谨慎的张居正都一一考虑到了，在他的心中已经拿定主意不赞同开凿胶莱新河。然而，这个时候的朝廷上下似乎已经对开凿新河呼声一片。对于大多数大臣，张居正倒不用顾忌，让他顾忌的是高拱。

　　　　前面我们讲过，高拱虽没跟张居正有过直接和正面的冲突，但是两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一为首辅，一为次辅，而且都很有才干，自然不能相容了。因此，当自己的意见与高拱出现不合时，张居正就觉得千万不要因为治水而得罪了高拱。

　　　　可是，胶莱新河是决计不能开的。又该怎样说服高拱和一帮不理『性』的大臣呢？张居正想到了这样一个好办法：他让给事中胡槚前往山东进行实地勘察。

　　　　为何要选这个人呢？原来，胡槚是高拱的亲信，而且最重要的是胡槚是一个有主见、看重实际调查研究的人。张居正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身份和『性』格，于是来了个一石二鸟之计。至于高拱，见到张居正派自己的亲信前去勘察，自然是一百个同意。就这样，胡槚去了山东。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果然证明张居正的考虑没有错——开凿胶莱新河有太多的现实困难，胡槚也主张不开胶莱新河了。

　　　　由于张居正的明智，他既没有得罪自己的政敌，也阻止了肯定会没有成效的胶莱新河的开凿。

　　　　在得知胡槚从山东传回来不能开凿新河的消息后，张居正在给胡槚的一封信里说起了自己的心思：“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张文忠公全集·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由于是给胡槚的书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张居正是在胡槚面前极力褒奖高拱。张居正首先谦虚地说自己已经料到修新河是不行的。他知道，高拱本来是赞同开凿新河的。可是经张居正一说，竟然变成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

　　　　张居正甚至为高拱辩护：“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这样说来，高拱的确没有什么错了，连领导的判断失误也被张居正说成是由于忧心国家久远之计所致。张居正的政治素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进退两难的治河窘境水利始终是明王朝的一大问题，水患导致的运输危机使得张居正寝食难安。为此，他咨询下属，详细研讨各种方案，最终，提出的数种方案都是无疾而终，张居正的治水努力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运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居正只好继续苦心思索。万历头两年，那条问题成堆的运河总算让张居正和朝廷上下缓了口气——竟然没有出问题。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运输四百万石粮食的船都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张居正兴奋地给河槽总督王敬所去信：“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漕王敬所》）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显得正满怀着信心和希望。他一面在为运粮船的顺利到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甚至都在准备着国库充实之后的国家计划了。或许，这时的张居正认为，运河可能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这两年都这么顺！可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一场大水，又让他费尽了心思。万历三年，黄河暴涨，水量特别大，在砀山决口了。肆意的黄河到处流淌，很大一部分由淮安进入运河，甚至直接流到了长江。如此一来，江淮和扬州一带就面临着发生水灾的危险。这场大水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既担心百姓的身家『性』命安危，更担心这年南方物资的北调。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明朝『政府』之前解决黄河水患的主要办法就是修筑堤岸，也就是用堤岸拦挡暴涨的河水。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人为什么非筑堤不可呢？这里的原因在于明朝人治河，必须遵守如下的几条原则：第一，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南流，因为黄河向南流的话就会破坏掉明朝皇帝祖墓的风水。

　　　　第二，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北流，因为黄河向北流就不能向南回流，这样就会使得淮、徐一线的漕运发生问题。

　　　　第三，即使没有过徐州的黄河也不允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很容易便会出现浅滩，肯定会阻碍一边运粮船向北，另一边空船回南的路线。

　　　　正是由于有这几个原则，所以即使在黄河肆意成灾，洪水漫流的情况之下，明朝人也不会想办法改河道，只是沿岸筑起高堤抵御洪水的侵袭。可是，肆意的黄河水哪是抵御得了的？万历三年的黄河决口，就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刚听见黄河决口的消息，张居正还不怎么了解实情，因此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写信：“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张文忠公全集·与河道傅后川》）看来，张居正对当时的情况的确不怎么熟悉，他不知道到底是由黄河入海口淤堵导致黄河决口，还是筑堤岸的原因，因此希望傅希挚说清楚点儿。

　　　　傅希挚回了一封信《治河议》，但是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张居正于是再次写信给他询问情况以及傅希挚的解决办法：“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答傅后川议河道》）从这封信我们看得出来，张居正的确很着急，他急着想要找到一个“至当归一之论”，也就是确定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情况紧急呀！张居正怎能不急？

　　　　在张居正的催促之下，傅希挚想到了曾经有人提出过的开通泇河的办法：首先，由于泇河有两个水源，一个在峄县，一个在费县，因此被人们称为东、西二泇河；因此接下来就将北边的微山湖、赤山湖和中间的东、西泇河以及南边的沂水、宿迁骆马湖用水道连接在一起，最后则把这条水道引入黄河。在仔细思索之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二月，傅希挚向明神宗上疏，将开通泇河的计划提了出来。在他看来，与其花费大量费用在其他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用的水利工程上，还不如一次多花点儿用于开通泇河上。这种思想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一向看重实效和希望节省财政开支的张居正来说，还是觉得不甚妥当。于是，当傅希挚上疏以后，张居正就在户、工二部正在商议以及在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的请求下召开廷臣会议的时候，给傅希挚写了一封信：“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音同“挠”）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道总督傅希挚》。）张居正的意思是：“现在说要修河，很有可能是要修的，但是事关重大，甚至有人说要花七八百万的钱，因此需要仔细斟酌。因而，派来了人亲自考察。这件事情，以前也有大臣提起，知道它的便利之处，只是由于任务太重，没有人敢担当。现在你既然要担当，你就要坚持己见，仔细办理。”

　　　　自然，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的忧心，然而他仍然寄希望于傅希挚，希望他能够“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然而，这个傅希挚恰恰就没有把“其中事体”详慎思考。在经过侯于赵的亲自勘察之后，勘察大臣认为要开通泇河，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开通这条河，就一定要经过良城，那便意味着需要开凿和搬运走这里的五百五十丈石地，工程太过庞大，所需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商议之后的户部官员认为，“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只能用来解决今年的水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三年的六月，明神宗下旨不再开通泇河。

　　　　大臣们一个人一个意见，自然惹得神宗不开心了。在神宗看来，正是要这帮子人干实事的时候，却“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根本没有人愿意“视国如家，忠谋远虑”。但是，他这样说，也不是怪罪傅希挚，只是将怒火发泄到了河道的其他官员身上。傅希挚接到圣旨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停止了开通泇河的计划，专心去做治河的工作去了。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