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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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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自述片断》中没有忘记这件事：“马耳塞罗·格罗斯曼作为我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这样一件事：在我毕业后大约1年左右，他通过他的父亲把我介绍给瑞士专利局（当时还叫做‘精神财产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哈勒。经过一次详尽的口试之后，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儿了。这样，在我的最富于创造性的活动的1902—1909这几年中，我就不用为生活而操心了。即使完全不提这一点，明确规定技术专利权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它迫使你从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对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励作用。总之，对于我这样的人，一种实际工作的职业就是一种绝大的幸福。因为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这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够完成人们所期待于他的工作。作为一个平民，他的日常的生活并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我感谢马耳塞罗·格罗斯曼给我找到这么幸运的职位。”
当时，格罗斯曼自己刚当上助教，当然没有能力替他在大学里谋一席教职。但是，他把爱因斯坦的窘迫处境告诉了父亲。老格罗斯曼请自己的好朋友，伯尔尼联邦专利局局长哈勒帮忙。哈勒是在开山筑路的年代里苦干出来的工程师，他胸襟开阔，办事果断，说到做到。他一口答应帮这个忙。1901年12月11日，报上登出了伯尔尼专利局的“征聘启事”：“征聘二级工程师。应征者需受过高等教育，精通机械工程或物理学……”
爱因斯坦马上赶到伯尔尼专利局，呈上了申请书。他来到局长办公室，面对着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局长那一双锋利的眼睛，心在怦怦直跳。他知道，必须通过这场考核。父母亲希望他生活安定下来；米列娃期待他找到个固定职业；他自己，受够了学术界的冷淡，也把专利局的职位看作幸福的所在。
局长叫他坐下，拿出几份专利申请书，要他当场提出意见。爱因斯坦缺少工程知识，不懂技术细节，这一点逃不过局长的眼睛。可是，爱因斯坦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和判断真伪、对错的能力，也引起了哈勒先生的注意。局长收起专利申请书，和爱因斯坦谈起了物理学，从牛顿谈到麦克斯韦。哈勒理论修养不高，但是多年的专利局工作，使他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别优劣的能力。他看出，这个说话温和的年轻人，确实像老格罗斯曼介绍的那样，是有天才的，他决定录用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搬到了伯尔尼，未来物理学大师终于走到了辉煌的起点。
在一幢破旧的小房子里，爱因斯坦住了下来。哈勒先生已经通知他，专利局一有空缺，他就可以正式上班，在待职期间，他可以当家庭教师，以此糊口。首都有的是学生，爱因斯坦呢，他有的是物理学。于是，伯尔尼的报上出现了一则小小的广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联邦工业大学毕业。讲授物理课，每小时3法郎，愿者请洽。”
广告吸引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一副坦然成熟的心态。一个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描述当时的爱因斯坦：“身高约5英尺10英寸，肩膀宽阔，腰稍微有点前曲，棕色的皮肤显得苍白，长着一张引起美感的嘴，上唇留着黑胡，鼻子稍带鹰钩，棕色的眼睛十分明亮，语音欢快、法语发音准确、但略带德语口音。”
1902年3月底，一个应广告而来的学生结识了爱因斯坦，他就是莫里斯·索洛文。索洛文是罗马尼亚人，他来到苏黎世上大学，同时希望加深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初次谈话导致后来不断见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终身友谊。
索洛文在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希腊文、数学、物理学、地质学，还在医学系听课。作为阐明自然界一般观点的手段的理论物理学引起了他的兴趣。当索洛文按广告找来时，虽然爱因斯坦是在半明半暗的楼道里迎接他，可爱因斯坦那双大眼睛射出的不寻常光辉使他感到惊讶。第一次谈话就确立了他们观点和兴趣的一致。会晤接连不断，他们以长时间的讨论代替了上课。
这样，私人授课变成了聚会、读书、讨论、探索和研究。几个星期后，哈比希特也来参加他们的讨论，他来到伯尔尼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
通常他们都在工余和课后见面，在一起散步或在谁的寓所聚会，座谈和一起大量阅读。他们研究过斯宾诺莎和休谟的一些哲学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新著，安培的作品《科学的哲学经验》，亥姆霍茨的文章，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和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的假设》以及许多别的东西。
他们还一起读过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昂朵马格》、狄更斯的《圣诞节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世界文学的其他代表作品。他们经常就某一页、某一句话引起争论，争论持续到深夜并一连几天。在米列娃搬来之前的日子里，朋友们是在一起吃饭的，午餐通常是灌肠、干酪、水果和加蜂蜜的茶。授课收入差，课又少，爱因斯坦常开玩笑说，也许沿街串巷演奏小提琴更好些。但至少他们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在谈及这几年的时候，索洛文曾引用伊壁鸠鲁的名言：“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
精神的欢悦与物质贫困间的反比越大，人的身上就会产生奇迹了。
团结、友爱、共同的兴趣、思想，使三人间心心相印，他们干脆为三人世界起了个名字：奥林比亚科学院。
爱因斯坦晚年曾回忆起这段时间。1953年4月3日，在给哈比希特和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敬致不朽的奥林比亚科学院：在你的生气勃勃的短暂生涯中，你曾以孩子般的喜悦，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中寻找乐趣。你的成员把你创立起来，目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开玩笑。他们这么做是多么正确，我通过多年的细心观察，懂得了对此作出充分的评价。
我们三个成员至少都表现得是坚忍不拔的。虽然他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道路；因为你并没有同他们一起衰老，而却像蓬勃生长的莴苣那样盛发繁茂。
我永远忠诚于你，热爱你，直到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仅仅是通讯院士的A。E。普林斯顿3。Ⅳ。53。“
爱因斯坦写此信的原由是，1953年哈比希特到巴黎访问了索洛文，他们回忆了半个世纪以前那些峥嵘岁月，于3月12日一起写了一张明信片给爱因斯坦：“敬致我们科学院的无比敬爱的院长：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科学院今天开了一个忧伤而肃穆的会议，虽然你缺席了，还是给你保留着席位。这个保留席位，我们始终使它保持温暖，等着，等着，一再等着你的来临。
哈比希特我，这个光荣的科学院的往昔成员，当看到该由你坐的那个空席位时，也忍不住老泪纵横。留给我的，只有向你表达我的最微末、最诚挚的衷心祝愿。
M·索洛文“
奥林比亚科学院，相对论的摇篮！
三人世界形成后不久，奥林比亚科学院又增加了新的成员，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同事，意大利人、工程师米盖朗琪罗温德勒的丈夫，还有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的丈夫泡利·温德勒，他也是爱因斯坦在阿劳读书时的朋友。贝索于1904年由爱因斯坦介绍进入伯尔尼专利局。他们一起工作，一起下班。贝索在哲学、社会学、医学、技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使爱因斯坦有了与之共同探讨各种新思想的至朋好友。爱因斯坦后来曾说过，贝索是他在全欧洲都找不到的“新思想更好的共振器了”。看来，贝索具有接受新思想和给它增加某些非常重要的欠缺的线条的惊人能力。
贝索本人曾说起过关于他同爱因斯坦的谈话：“这只鹰用自己的双翼把我——麻雀——夹带到辽阔的高空。而在那里，小麻雀又向上飞了一些。”
这是针对第一次口头解释相对论思想而说的。听完爱因斯坦的解释之后，贝索感到，而且是强烈地感觉到，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贝索与爱因斯坦围绕这个新思想展开了持续的讨论，所以爱因斯坦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著名论文中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最后，我要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伯尔尼时期的生活紧张而有趣。
索洛文回忆说，朋友们谈够和抽够烟之后就恭听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而有时去散步，在途中继续讨论。他们还在午夜后攀登过位于伯尔尼南面的古尔腾山。夜空的星辰把他们的思想吸引到天文学问题上，于是谈话又以新的活力重新开始了。他们在这里呆到天明并观看日出。他们看见太阳如何从地平面冉冉升起，黑压压的隐约可见的阿尔卑斯山的轮廓染上一层迷人的绯红色彩，巨大的山国以深沉的宁静感召着一群新时代的精英的灵魂。
清晨来临了。
几个年轻人走进小饭馆，喝过咖啡，大约9点钟以前才下山，他们疲惫而幸福。有时他们徒步到20公里外的图恩城去。步行从早上6时持续到中午，他们重又置身于阿尔卑斯山脉之中。朋友们谈起地球的历史，山脉的形成，地质学问题。他们在城里用过午饭，然后在湖畔坐下并呆上一整个下午，傍晚才乘坐火车回伯尔尼。
此时的爱因斯坦，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
索洛文回忆道，此时的爱因斯坦，说话缓慢、单调，时而缄默沉思。人整个儿沉浸在思维过程中，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索洛文回忆的一些轶闻趣事，很可说明这一点。
在爱因斯坦生日的那一天，索洛文和哈比希特打算去他家吃晚饭，所以带去了他从未品尝过的鱼子酱，这也是爱因斯坦早就想品尝的东西。吃饭之前，大家一直谈着惯性原理的话题。朋友们入席后，爱因斯坦仍滔滔不绝地讲着惯性问题。他把鱼子酱送到口里，仍在继续评论：“牛顿说，物体的惯性是对绝对空间讲的。马赫说，物体的惯性是对遥远的星系讲的。到底谁对呢？”
鱼子酱吃完了，演讲的人停下来，用手在桌上划了一个大问号。
朋友们问他：“请问爱因斯坦先生，你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爱因斯坦反问道。
“是鱼—子—酱”，朋友们齐声告诉爱因斯坦。
“怎么？哎哟，是鱼子酱呀！”爱因斯坦惋惜地叫了起来。
沉默片刻后，他又说：“不必请我这样的家伙尝什么山珍海味，他反正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朋友们大笑起来。
在伯尔尼，常有一些大音乐家来巡回演出，朋友们常出席他们的音乐会。有一次，捷克交响乐队要来伯尔尼举行音乐会。音乐会前夕，索洛文提议大家去听音乐会，但恰好这些天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休谟的书。遵照爱因斯坦的建议，他们决定放弃音乐会，代之以到索洛文那儿继续读书。可是第二天，索洛文弄到一张票，他预备好他的伙伴们爱吃的煮鸡蛋作晚饭，并留下一张便条：“亲爱的朋友们——请吃鸡蛋，并致敬意与歉意！”
按时来到索洛文家的爱因斯坦和哈比希特读了便条后，用完晚饭，在房间里抽够烟才走，走时也留下一张便条：“亲爱的朋友——请尝浓烟，并致敬意与歉意！”
第二天见面时，爱因斯坦紧皱双眉，气愤地责骂：“坏蛋！你竟敢为了什么音乐会就忽视了科学院会议！外国佬，蠢货！再有这种狂妄行为，你就要被开除了！”
然后，他们又一起坐下来研读休谟，直到午夜之后才分手。
爱因斯坦是在1902年6月16日正式得到伯尔尼专利局的正式任命的，聘他为三级专家，实际上就是技术审查员，年薪3500法郎。
爱因斯坦应聘二级工程师，结果降为三级，名称也改了。但是这些对于爱因斯坦都无关紧要。他终于有了固定的职业，不必再为生活操心。他可以在工作之余，专心致志地研究他心爱的物理学了，够了，他满意了。
爱因斯坦每天上午步行到专利局，走上四楼，坐在他那间狭长的办公室里，工作8个小时。当时，专利局里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坐椅，那些审查专利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把坐椅往后一仰，双腿翘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习惯这样，他宁可紧张、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一声不响地把椅腿锯掉了一截。他又可按自己的习惯，整个身子都埋在桌子上的图纸中。
爱因斯坦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一个同事问他：“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公务员？”
爱因斯坦微笑着看了这位同事一眼，慢吞吞地说，这有一个公式：A＝X＋Y＋Z，在这个公式中，A是成功，X是干活，Y是游戏，Z是沉默。
有一次，一位喜欢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后，来找爱因斯坦评理。爱因斯坦听他说话的火药味儿还浓得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便笑呵呵地拿起心爱的小提琴，说：“来，来，我们还是来拉拉韩德尔吧！”
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为作为德国古典作曲家的韩德尔的名字，在德语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我们这位喜欢幽默、说话诙谐的三级专家，坐在四楼86号办公室里，审查一份份专利申请。他必须像局长所严格要求的那样，提出一针见血的意见，并且写出精确的鉴定书。当时正是人类发明欲望极为强烈的时代，专业和业余发明家，工人农民和大学生，大家都在开动脑筋搞发明，都想取得专利权。呈报上来的新发明，大部分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东西，还有不少是永动机之类的无聊玩意儿。
爱因斯坦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这些五花八门的新发明。敏锐的直觉，使他很快就从复杂的图纸中抓到了本质的东西。错误的、荒唐的、异想天开的，往边上一扔；有价值和新颖有趣的新发明、新创造，分别写出鉴定书，归档。一天的工作，往往不到半天就做完了。
这时，他就可以拿出小纸片来，做自己的物理学研究了。原来，这就是他那个成功公式中的游戏Y呢！一行行数字，一个个公式，很快就写满了一张；一张张纸片，很快变成了一叠。他眼睛盯在纸上，耳朵听着门外，一有脚步声，就赶紧把纸片藏到抽屉里去。因为局长规定，上班时间不准做私事。他“偷”上班的时间做私事。不，他是在发现自然的规律，这应该算是人类最大的公事。
8小时之后，爱因斯坦回到家里，又继续他那发现自然规律的工作，至于到什么时候结束，那谁也不知道了。上班是有钟点的，下班以后，时钟上的那两根指针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其实已没有任何作用。
有了固定职业后，爱因斯坦在克拉姆胡同49号租了一套便宜的住房，他可以考虑成家了。在定居伯尔尼之前，爱因斯坦就有了和米列娃结婚的打算。但爱因斯坦的双亲极力反对这门婚事。1902年，爱因斯坦为此事还与母亲之间产生了暂时的不和，他的母亲不论当时还是后来，一直都不喜欢米列娃。1902年，爱因斯坦的父亲患心脏病，爱因斯坦回到米兰父亲身边。父亲终于在临终之前同意了儿子的婚事。1902年10月10日，赫尔曼·爱因斯坦逝世，葬于米兰。1903年1月6日，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结了婚。婚礼十分简单，证婚人是索洛文和哈比希特。喜庆筵席结束之后，爱因斯坦带着新娘回克拉姆胡同，走到房门口，糟糕，又忘了带钥匙！新娘只好站在新房门口，等新郎去找钥匙。米列娃知道，忘记带钥匙是爱因斯坦的老毛病了。在苏黎世上大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邻居就常听见他半夜三更站在大门口，压低了嗓音向着门缝里叫：“房东太太！我是——爱因斯坦！对不起，我又忘记带钥匙了！”
1年多后，米列娃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汉斯·阿尔伯特。儿子的出生，给爱因斯坦带来快乐，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本来已经拉着专利局和物理学研究这两部沉重的车，现在又套上了家庭这部车。
一匹马同时拉着三部车！
这是奇迹，是人的智慧、精力和耐性极度发挥的奇迹。
这个年轻的父亲，左手抱着儿子，右手做着计算。孩子的啼哭和他自己哄孩子的声音：“嗯，嗯，小汉斯，小汉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声音。他有一种奇妙的自我孤立的本领。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一个人，那里的声音是分子、原子、光量子！空间、时间、以太！
这个专利局的小公务员，推着一部婴儿车，在伯尔尼的马路上散步。他迈着庄重的步子，每走十几步就站住，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纸片和铅笔，写下几行数字和公式，低头看一眼恬睡的儿子，抬头看一下钟楼上的那座大钟，又向前走去。时间到了，已经尽了做父亲的职责。他赶紧回到克拉姆胡同，把儿子交给米列娃，自己钻到一角去做他未完成的计算。
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激荡着实验、假设、公式和定律，眼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手在飞快地书写，那一个个奇妙的数学符号，将构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他是艺术家，他在窥视自然的奥秘，陶醉在自然的庄严、和谐和美丽之中；他是战士，他在向茫茫的未知世界进军；他是劳动者，他写过的一张张草稿纸，可以堆成一座山。
这个年轻人，哪里像物理学家呢？他没有受过名师的教诲，也没有在大学里占有一个席位，他连研究物理学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图书资料都没有。可是，这个年轻人有勇气，有决心，他要解决物理学中最困难的“以太之谜”。这个难解的谜，困惑了多少物理学家！现在，这个年方26岁的小公务员已经披挂上阵，他要来解这个谜了。
爱因斯坦在心头酝酿这个问题，已有10年之久。多少次，眼前似乎闪现出亮光，再转个弯，该就是光明的境地了。可是，忽然又坠入黑暗之中。又有多少次，他似乎已经走近成功的大门，钥匙又拿在手上了。可一个不眠之夜后，他又会悄悄走到贝索那里，轻声告诉他，手上的钥匙开不了那扇大门。
再说，大门里面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爱因斯坦手里又握着一把钥匙。他相信，用这把钥匙，总能解开那个以太之谜了。可是，在下班的路上，他拖着疲乏而又绝望的脚步，对贝索说：“不行，不行！一切都是错误的，徒劳无用的！”
夜深了，爱因斯坦躺在床上，他哪里睡得着！那个谜还在折磨他。没有一丝希望，没有一线光明。但是突然，在笼罩着一切的漆黑的天幕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搏动。出现了一线亮光，黑暗裂开了。一下子，那淡青色的、杏黄色的、血红色的、绛紫色的千万道光芒，全部冲了出来。太阳升起来了，他心里的太阳升起来了，爱因斯坦立即翻身起床。他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米列娃和小汉斯，悄悄走到外面的屋子，点上煤油灯，开始写……
爱因斯坦终于找到了解开以太之谜的金钥匙。
像山里的溪水，被巨石拦住去路，流水积聚起来，一旦溢出，即为飞瀑，奔腾跳跃，一泻千里。现在，爱因斯坦的笔在飞驰，像发狂一样……
5个星期以后，爱因斯坦写成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以前他还写了三篇论文，连同刚写成的这一篇，一共有四篇了。在这四篇论文中，他挑了份量最轻的那篇寄到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这次，大门向他敞开了，他成了爱因斯坦博士。但是，当不当博士无关紧要，在伯尔尼的专利局、邮政局里，博士多的是。重要的是另外三篇论文，他把它们寄到莱比锡去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5年。
可也就在1905年，哈比希特和索洛文先后离开伯尔尼。
富于创造性的奥林比亚科学院结束了辉煌的日子。1906年5月，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不无伤感地说：“你去后，我再没同什么人交往。甚至同贝索在回家途中惯常的谈话也中止了。”
1905年3月，爱因斯坦邀请哈比希特重返伯尔尼。
“敬请阁下莅临我们无尚光荣的科学院召开的几次会议，这样就可使它的成员增加百分之五十。”
此后不久，爱因斯坦又给哈比希特写了如下一封信：“亲爱的哈比希特！我们之间现在笼罩着一种神圣的沉默，如果我用无足轻重的废话来打破它，似乎是一种亵渎。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高尚的东西难道不总是遭到这种命运吗？您究竟在忙些什么，您，冰冻的鲸鱼，干瘪的罐头式的灵魂片，而……我还能把充满百分之七十的忿怒和百分之三十的怜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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