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风云录-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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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有些低烧，时而大咳不止。贺子珍为他端来了一碗凉白开，让他润润嗓子。他感激地接过喝了两口，然后把那只浅兰细花碗放在桌上，摸索出一支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旧火柴盒里早已空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贺子珍心疼地说：“润之，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抽了。”她见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不由叹了一口气。她还知道，他有时抽烟不仅仅是来了烟瘾，往往有重大决策或是心情上有压抑时，习惯抽烟。贺子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痛快，连续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而且是前所未有。她简直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然而，毛泽东外表上依然平静如水。他愈是这样平静，贺子珍心里愈是焦虑不安。她无言地把马灯拿在手上，并且按下灯罩下面的机关，使灯罩上移，露出里面的火焰，双手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向她投去感激的一瞥，继而伏在上面把香烟点燃。
　　毛泽东抽着烟，在木质楼板上轻轻地走动。他虽然走得很慢，脚步踏得是那样的轻，楼板依然发出有节奏的轻微声音。那轻微的楼板声，不断地敲击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他又一次的想起了会议上的情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历史上称为“赣南会议”。
　　任弼时高深莫测地坐在显赫的位子上。他虽然才有28岁，显得是那样的深沉老练。他1904年出生在湖南的湘阴，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担任过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4月他同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长。实际上他是三人代表的当然领导者。这次会议上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批评，虽是有远在上海中央的指示，可他们也从心眼里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项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主持者之一。他先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于在处理“富田事件”上，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项英认识问题快，弯子转得快，又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所以在批评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的。至于有没有上次在反围剿中，他提出转移到四川的主张被毛泽东所否定和说毛泽东的战术是“钻牛角”被驳回的因素存在，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批评的措辞是严厉的。要说带有火药味的批评还要算顾作霖的发言。顾作霖年轻气盛。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他的讲话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把中央的精神和自己的意见揉合到一起，拉着上海的腔调，把会议推到了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境地。现在的王稼祥，经过半年多同毛泽东的接触，尤其是毛泽东指挥反围剿的雄策大略，使十倍于我的敌人接连败北，壮大了红军队伍，扩大了苏区地盘，鉴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他由于还没有认识问题的全部，也作了一些言辞较为温和的发言。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过报告后，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一直处在被动受批的局面。有些问题他也想不通，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朱德虽没有受到批评，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谁不知道苏区红军里有个“朱毛”，假如“毛”的决策是错误的，他“朱”能脱得干系吗？然而，他却一点也未受到牵连，仍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把会上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贺子珍见毛泽东手中的烟头快要烧到手指了，他还未知觉，忙提醒道：“润之，烧到手了。”
　　“哦。”毛泽东把烟头丢掉，并用脚踩灭。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渴求的目光，无声地走出小房，沿木楼梯拾级而下。贺子珍将马灯弄灭，也随着下了楼梯。
　　夜，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毛泽东同贺子珍并肩走在楼后的大榕树下。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红红的光。
　　他们俩人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向北慢慢地走，脚踩在地上的落叶和野草上，不知名的小虫在啼鸣着。
　　毛泽东停下，贺子珍也停下。毛泽东丢掉烟蒂，并用脚踩灭，解开胸前的衣扣，发出一个深呼吸，像是要借凉爽的风，消除心中的烦闷，驱赶思想上的不快。他两手卡腰，遥望着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贺子珍几次欲言，她都忍住了。她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俩人就这样无声地站着，望着天空。毛泽东外表平静，胸中却像汹涌澎湃的大海。
　　朱德居住的房间里，透过开启的小木窗，看见朱德现出的上半身。接着灯灭了。贺子珍无意间看了一眼。
　　朱德立在窗户前，透过眼前的一孔之窗，也望见了黑夜中的毛泽东。
　　康克清推门进来：“玉阶，怎么不点灯？”
　　朱德回身：“你回来了。你们交通大队的情况怎样？”
　　康克清今年才20岁，她生于1912年，万安人。14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毛泽东同朱德在江西宁冈的砻市会师，那一年她才16岁，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经人介绍同朱德认识，在1929年的3月间，红军在长汀休整，她同朱德结为终生伴侣。别看康克清年纪不大，认识问题倒是是非清楚。她不仅性格开朗，而且工作顽强，敢想敢干。她现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康克清有情绪地说：“我这个政委也不好当，批判毛泽东，下面想不通。”
　　朱德：“我也想不通。以前有个李立三，搞左的那一套，无辜地死伤了很多战士，是他站出来抵制的。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哪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些都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康克清欲点燃马灯。
　　朱德忙制止：“省些油啰。不点灯打开窗户，屋内凉快些，也飞不进虫子。”
　　康克清十分关切地说：“你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朱德有苦难言：“讲啰。别人不听嘛。他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如果说有错，我也有错嘛，更何况那不是错！”
　　康克清同情地说：“有机会，你同他谈谈，让他想开些。”
　　朱德：“夫人讲的是啰。不仅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嘛。
　　不过不要紧，润芝胸怀博大，他承受得了。“
　　深秋的夜不仅静悄悄，而且还带着凉爽。毛泽东和贺子珍漫步在草坪上。当他俩人来到一棵大榕树下时，毛泽东摸出烟夹在手指缝中，另一只手拿出火柴准备划着，此时他却没有划。毛泽东暗想：“王明路线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他们不晓得山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们下车伊始，会把革命搞糟的。”
　　他们无声地站了好长一会。贺子珍看看天，外面有些凉，提醒他：“外面冷，回屋去吧。”
　　“好的。”毛泽东划燃了火柴，点烟时火光映红了他那清瘦发黑的脸盘。
　　毛泽东开始向回走，步子很慢，抽烟的频率却很快，点燃的烟头，不时发出阵阵红光。他头脑里对会议上的争论，总也驱赶不散……
　　“我们也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条令和指挥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据理力争：“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也应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你这是狭隘的经验。是可怕的，危险的。”顾作霖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满，不由提高了声调。
　　“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丝毫也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一段争论。
　　毛泽东同贺子珍慢慢地走着。他心里却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
　　毛泽东同贺子珍来到大榕树下。毛泽东招呼道：“子珍，来，坐下啰。”
　　贺子珍提醒他：“小心着凉。天也不早了。”
　　“我们就坐一哈子。”毛泽东先坐下，略有欠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于打仗，很少和你在一起。来，坐下嘛。”
　　贺子珍就顺从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关心地问：“润芝，你感到压力大吗？”
　　毛泽东想了想：“压力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压不垮我！去年，李立三曾批评我毛泽东：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并且提出要对我‘根本解决’！先是派了余震农传达他那个中央的指示，后来派周以栗同志。李立三倒了，却又来了个王明，接着又派项英，最后来了‘三人代表’，推行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国革命又将面临着一场抉择。“
　　毛泽东又点燃香烟，呛得他大咳起来，并且说道：“我能用我的战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可在党内的斗争中，我的正确主张，得不到上级党的承认。”他又大咳不止，好容易止住，充满信心地说：“有时候，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少抽一些，烟抽多了伤身体。”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贺子珍又一次提议：“明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要搞庆祝活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还要做《政治问题报告》，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休息。迎接明天，迎接挑战。”
　　大会就在谢家祠堂召开。这是一座砖木质结构坐北朝南的大房子。南面是一个若大的空地，西面和西南面错落着几栋房子。
　　祠堂正中的主席台上，一面缀有五星和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挂在正中央，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是列宁像，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由主席团主席项英主持会议，在前面就坐的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朱德等人。项英宣布大会开始，台上台下热烈鼓掌。毛泽东这个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叱咤风云、震惊中国的人物，此时只能坐在里排最边不起眼的地方。他也鼓着掌。台下是六百多人的各根据地、白区和红军代表。祠堂内坐不下，外面若大的空地上，也坐满了代表。
　　到了晚上，提灯游行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北的官道上举行。一条无数灯光组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如同一条游动的火龙，十分壮观。游行队伍中，有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群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妇女。他们的手里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用竹蔑制成的灯笼，上面贴着五星、镰刀、斧头图案，还有的提着马灯。
　　长长的火龙阵，根据路面的曲折高低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上一下，长达数里。
　　火龙阵进入叶坪村，来到谢家祠堂。祠堂里挂着小灯泡。
　　那是自己发的电。
　　项英、朱德、周以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站在主席台显要的位置。后面挤满了人，毛泽东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过他那瘦高的身材，尤如鹤立鸡群。他脸上挂着微笑。
　　不过，那微笑多少带点勉强。
　　项英发表了即兴讲话：“同志们、同胞们、工农弟兄们，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搞提灯游行？那就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和我们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项英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虽然受到了中央代表的批评，而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成功地粉碎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不久，在宁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2。宁都风暴
　　宁都地处赣南，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宁都城东依梅江，西靠石鼓山。这里是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和蒋介石军队多次激战的战场。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利以后，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同年9月归国，在五原誓师，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废除了愚兵政策，先后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此任职。刘伯坚就是其中的一个。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西北军。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果，冯、阎以失败告终。冯玉祥的这支队伍在孙连仲的领导下，被蒋介石调防山东的济宁，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个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四个旅（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孙连仲为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赵博生为军参谋长，高树勋为二十七师师长；董振堂为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七十四旅旅长。
　　1930年初被调到南京的浦口，又进行了整编补充。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前夕，也就是二三月间，被调到江西的宜黄地区，同红军作战。由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愿同红军作战，尤其是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下层军官要求北上抗日。二十六路军大都是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病死比战死的还要多。运来的药净是假药，短短的几个月，就死了千余人。这支队伍里早就有共产党的活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秘密成立了几个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正在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由于不慎，接头时泄了密。南昌行营派来了送专件的飞机。
　　飞机在宁都上空盘旋后，降落在简易机场上。机舱打开后，下来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声称要见参谋长。赵博生向前迎去，告诉来人：“鄙人就是。”
　　上校打开黑色皮包，取出一份秘令：“这是蒋总司令手谕，请参谋长即刻查办。”
　　赵博生接后快速看了一遍，心头一惊，他马上说：“请转告总司令，我即刻尊令查办。”
　　上校见完成了任务，说了声“告辞”就上了飞机。赵博生注目着飞机升空远去后，才匆匆赶回。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人，1897年生，原名恩博。18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20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系军队中任职，1923年冬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团副、参谋长，后来又升任特种旅旅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他是一个有志的热血军官，早就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同情共产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组织了中国人民救国军，起义失败后，到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手下任军参谋长。这年的7月间，他在江西的宜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密令促使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进程。情况万分紧急，犹豫就等于死亡。
　　一间密室里，赵博生、袁汉澄、罗振亚等召开支部会研究突发的事变。在此之前，赵博生就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南京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南京方面。同时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即作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把他们拉入革命的阵营；二是事不迟疑，马上派人去瑞金，同中央取得联系，求得红军的支持。赵博生提议由袁汉澄去瑞金汇报。
　　袁汉澄接受任务后，星夜就去了瑞金袁汉澄到达瑞金的当天，就受到了朱德的接见。朱德和蔼地问：“你是地下党员吗？”
　　袁汉澄激动地告诉总司令：“是！”
　　他接着又补充说：“是朱瑞让我来的。”朱瑞是当时党的一个领导的化名，也是秘密接头的一句暗语。如果说是“朱瑞”就证明曾同党取得过联系。朱德笑着给他倒了碗水，放在他面前。又问：“你们二十六路军共有多少人？”
　　袁汉澄回答：“在浦口。点名时二万多人。现在实际上没那么多。”
　　朱德：“在蒋介石的‘围剿’前线，二十六军起义好，影响大着呢。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欢迎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欢迎同我们一道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开个军委会，听听你们的准备情况。这是件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袁汉澄问了一句：“首长，你知道刘部长吗？”他说的刘部长就是刘伯坚。刘伯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任过国民党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朱德笑着说：“你说的刘部长，叫刘伯坚是不是？他就在这里。明天的军委会，他也参加。”
　　这时，康克清端一盆芋头红烧肉进来，后面的警卫员小王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
　　朱德热情地说：“吃罢，吃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在军委会上汇报情况。”
　　翌日，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朱德召开了会议，刘伯坚、王稼祥、叶剑英在座。袁汉澄首先汇报：“国民二十六路军，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仲夏，冯玉祥出走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受共产党的影响，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帝，打倒军阀。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下级军官对国民党不满。军参谋长赵博生同志这次派我来，取得联系，请示二十六路军起义事项……”
　　朱德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袁汉澄的汇报，对他们的起义作了详细的指示。
　　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澄。王稼祥、刘伯坚也在座。
　　毛泽东迎上前，并伸出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握住了袁汉澄的手。袁汉澄使劲摇着这位颇有传奇色彩领袖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毛泽东热情地让座，并说道：“你们在敌人的心脏中做工作，十分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袁汉澄鼓起勇气说：“有把握！”
　　“有好大把握！”
　　袁汉澄如实告诉毛泽东：“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有把握。七十四旅是冯玉祥的原手枪旅，旅长季振同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把握争取过来。二十七师两个旅，士兵支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动派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随后请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具体给你们交待。最好带上一份地图去。”
　　叶剑英总参谋长拿出一份地图和对他们起义的七条指示。
　　叶剑英早年就追随孙中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在北伐时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二师师长。192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这一年的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张太雷、叶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同任弼时等人一起到了江西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任总参谋部部长。前不久，郭化若不再担任代总参谋长，由他接任总参谋长之职。
　　宁都梅江西岸，仅一街相隔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司令部。赵博生走出设在耶稣教堂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大门，登上梅江江堤，向南走了一截便上了木桥。他长时间望着梅江对岸瑞金方向起伏的群山。昨日，他以打猎为名送袁汉澄去了瑞金。此时，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耽心的云翳爬满了他的面庞。
　　与此同时，在宁都城北，阴沉的天空笼罩下的山坡上，鼓起一个个坟堆。凄风摇曳着坟头上的黄草、枯枝。
　　一只孤伶的乌鸦，凄惨地叫着，从坟头上空飞过，更显得凄凉、悲惨。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徘徊的身影。在他身边不远有一匹战马，啃着山坡上的枯草。
　　远处的山道上，向坟场走来几个士兵。他们肩头扛着的门板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死者，后面是几个拿铁锹的士兵。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山坡上的军官看见后，来回走动的频率在加快。可以看出他心中很悲痛。他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董振堂旅长。他面对乱坟场，望着抬着死者走向坟场的这队士兵，心情十分复杂、矛盾。
　　士兵将死者放在坟场一边，开始挖坑。风愈刮愈大，枯树枝上的黄叶纷纷落下，更显得萧瑟凄凉。那只无处投宿的孤鸦，飞得很低，并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声，给乱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