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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风云录-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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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不吃他那一套，拂袖而去。
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张静江的报告，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出面阻止十九路军可能发生的情况。1月27日晚，他俩人禀承蒋介石的旨意，连着发了三道急电，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要求他，要“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急电接二连三的是发给了蔡廷锴，可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又连夜秘密调宪兵六团在28日赶赴上海，从北站下车，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宪兵六团到达后，蔡廷锴指示在闸北驻守的军队拒绝移交防务。
淞沪一开战，南京政府毫无思想准备，马上迁都洛阳，躲避战乱。“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抗战的姿态。在1月30日发表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乘坐的是火车，张治中到浦口迎接他，提出“中央部队必须参战，若没有别的人可去，他愿意带兵前往。”蒋介石当时满口答应。“好，很好！”
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京沪、京杭线上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参加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坚持了33天，最后以妥协告终。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驻守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又采取了他惯用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同红军作战。要么被红军消灭，要么消灭红军，这两种结局，对他来说，哪一种都好。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逼张学良下台，让何应钦取而代之。
蒋介石在第二次上台以后，尽管他东奔西跑，摆出抗战的姿态，那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围剿”红军作为他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当他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后，于1932年4月7日，蒋介石乘军舰到武汉视察，听取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关于湘鄂西、鄂豫皖红军的情况汇报，又于4月18日，在庐山召开了由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五省“剿匪”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围剿”的计划和战略战术。蒋介石把这次“围剿”定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先占领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第二步东西夹击，而后由北向南推进，妄图把红四方面军挤出大别山，在湖北的英山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消灭红四方面军。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5月22日，南京在各大报纸上和电台予以公布。蒋介石又一次亲自出马，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江城的武汉。出兵30万“围剿”大别山和湘鄂西的红军。
蒋介石在鄂豫皖军事上得手后，又着手对江西红军采取“围剿”，多次电告前线将领，催逼各路兵马加快推进速度。军事布置大体上有了头绪时，蒋介石于2月6日亲自到了南昌，召开“围剿”会议。到会的有：何应钦总司令、贺国光参谋长、中路车总指挥陈诚、第一纵队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吴奇伟、第三纵队指挥赵观涛、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等围坐在一条长形桌前，正在相互议论和私语。
“委员长到。”厅外一声长呼。
众将官霍然站起，人人昂首挺胸，精神十足。
蒋介石军装笔挺，迈着方步进到厅中，在主座位置上站定。他微笑着又不失威严地扫视着诸位将官，而后抬起双手，示意众人坐下。
众将官在蒋介石的手势下动作利索地落座。
蒋介石缓慢而又有力地讲道：“我把诸位从前线召回来，不用讲，各位司令官都明白，从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初，三年多来，我们兴师动众，‘围剿’江西‘赤匪’，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这次出兵40万。”讲到此，蒋介石伸出右手张开四指，提高了声调。“当前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圣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五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弄得国乱，民不聊生。”这时蒋介石动了情感，眼中挤出几滴眼泪，用手绢擦擦，接着陈词激昂。“望各司令官，效命党国，解救民众与水火之中。‘分进合击’，聚歼‘赤匪’，重奖作战有功人员。”
南昌军事会议后，各路兵马依令而行。
到了2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俩人正在商议作战部署，刘伯承总参谋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匆忙进入总部。
刘伯承告诉他俩人：“敌情发生了变化。”
周恩来、朱德同时转身望着进来的刘伯承。
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根据我们的侦察，罗卓英的第一纵队三个师，现由宜黄、乐安地区向我军后方迂回，吴奇伟的第二纵队已集中于南城，一个师到了新丰街，企图在赵观涛第三纵队的策应下，同我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
周恩来思索后说：“敌人在南丰地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妄图同我决战。在如此密集的敌人面前作战于我不利。”
朱德：“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主动撤出南丰地区，向南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等待时机。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让周建屏、肖劲光带十一军壮大声势，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
这一计划果然奏效。进到乐安南某地的罗卓英纵队，在山间开阔地带竖起了无数个帐篷。连日来的疲劳，士兵都熟睡。纵队司令部的大帐篷内，却是灯火通明。罗卓英正对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讲：“据飞机侦察，共军主力已由新丰街南渡过抚河，陈司令官命令我部同二纵队、三纵队合围共军于黎川。”
李明道：“三纵在金溪，地处平原，适合于大兵团推进；二纵在南城、虽有高山，可沿抚河推进；唯我部处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境地。”
陈时骥建议道：“我部应合兵一处，循环渐进，虽然共军主力已经渡过抚河，还是小心以防不测。”
罗卓英：“十一师南下黄陂，你们二位率部经固岗、蛟湖到黄陂同十一师会合。”
俩人只好依令而行。这一天，蛟湖一带，山高林密，细雨朦朦，薄雾环绕。
雨雾中的李明在马上催军前进。因道路泥泞，加上视线不良，敌兵行进艰难。突然路两边的山上响起了枪声……
原来，这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此等候多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个团的兵力，活捉师长李明。接着又于3月1日，在登仙桥活捉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
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宁都北的红军总部听到两天两仗，活捉两位师长时，非常高兴。
而在抚州的中路军司令部里，陈诚正在为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军覆没，伏案痛哭不止，显得十分悲切。司令部把守的士兵得到了何应钦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有几位军官求见，都被挡了回去。
陈诚满面泪痕地立在蒋介石画像前，十分虔诚地忏悔：“校长，学生无能，出师未捷，先损兵折将，愧对校长的栽培。
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校长。“他说着拔出了腰间配剑，双手托在胸前，两眼长久地凝视着。
机要官手拿电报，匆匆走来。卫兵将其拦阻，机要官面带怒容地说：“南京急电。”卫兵这才将他放进。他一进去，就看见陈诚羞愧、悲痛地举起了“成仁剑”，机要官大惊失色，不由大叫一声：“司令官……”
陈诚一愣，看见拿电报的机要官，手中的“成仁剑”滑落地上。
“南京急电。”
陈诚神情呆滞地接视。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赴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除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惟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蒋中正。”
陈诚的中路军兵败后，在福建的蔡廷锴军静观其变。这一日，蔡廷锴正在看共产党的《宣言》，里面有：“中华苏维埃政府，愿同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战斗协定，并号召进攻苏区军队的士兵起来反对他们的卖国长官，与红军联合抗日……”他对这一段文字十分欣赏。思索有许，他起身走到收音机旁，调整收音机旋钮选台。
收音机中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国军将士们：南昌电，‘赤匪’在江西黄陂地区遭到国军重创以后，狼狈向南逃窜。
国军陈诚司令官率中路军，积极寻找战机，将‘分进合击’之战术，变为中间突破，以求全歼‘赤匪’。“播完后，又传出音乐声。
蔡廷锴听后不由揶揄一笑，自语道：“‘赤匪’向南逃窜，纯属胡说八道。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两个师长都被俘了，怎么不广播？同共军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看不出一点门道来。”
收音机中又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国军将士们，南京15日电：蒋委员长手谕。‘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圣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之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望我政治宣传各同志，刻苦耐劳，坚定工作，忍辱负重，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厚望焉，以致宣传诸同志。蒋中正，3月14日。”
这正是蒋介石用毛笔书写的手谕。
蔡廷锴生气地关掉收音机：“‘攘外必须安内’。哼！国难当头，不思抗日，谁抗日就排挤谁，算什么‘国民革命政府’？”
“报告。”门外传来。
“进来。”蔡廷锴说了声。
上校参谋进内：“报告总指挥，南昌何长官来电。”
蔡廷锴：“念。”
上校参谋念：“左路军蔡司令官：中路军陈诚司令官已率部同‘赤匪’有战斗接触，望你部火速向西推进增援，汇合中路军，形成大军合围之势，将‘赤匪’聚歼于黄陂地区。务必遵令即办！何应钦。”
蔡廷锴扬扬手，示意他退下。
上校参谋退下后，蔡廷锴踱到军用地图前，望着标记好的敌对双方态势，若有所思；继而大步跨到司令部门口，大声叫道：“来人！”
上校参谋应声而至：“总指挥有何吩咐？”
蔡廷锴：“你马上向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五十六师和新二师各部发报，命令各部向西推进到白沙、连城、清流、归化、将乐一线，集结待命，没有命令各部不得擅自行动，违者斩！”
他本人虽然不想同红军作战，但是他又碍于军令，不得不作出一些相应的行动。此时的蔡廷锴实际上同蒋介石是貌合神离。
敌人的军事行动，又一次的被红军首长捕捉到。朱德同刘伯承飞马来到红军总部。刘伯承展开地图，告诉周恩来和王稼祥：“我十一军在周建屏军长，肖劲光政委率领下，向广昌前进，已吸引敌军前纵队、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九十师和第五师，到了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第五师、第九师、第十一师到了草台岗，徐庄一线，敌前后距离在五十里左右。我军主力已秘密向北转移。目前敌十一师萧乾部在草台岗。”
周恩来立在地图前思索着，一时没有表明态度。朱德很有把握地说：“总政委，咱们集中优势兵力吃掉十一师。”
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对，吃掉十一师！”
当时的部署是：董振堂率五军团和张宗逊率十二军，加上宜黄两个独立团从右翼出击；林彪率一军团，彭德怀率三军团，寻维洲率二十一军加上江西独立五师从左翼发起攻击。罗炳辉的二十二军为预备队。各部20日进入战斗地点，21日拂晓发起攻击，全歼十一师。
十一师又于21日在草台岗全线崩溃，旅团长伤亡过半，师长萧乾负伤。当陈诚接到报告时，简直要气昏了。大骂逃回来的残兵，说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死，打败仗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以陈诚的中路军失败而告终。
事后十一师师长萧乾到北平治伤，和在古北口同日军作战负伤的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同住一个医院——协和医院。
因关麟征是抗日负伤，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天天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看望的人有政府官员，有军队人员，也有学生，还有工人及各界代表。他是同红军作战负伤，根本没有人来看他，相比之下，确实有点那个难为情。弄得他都不敢抛头露面，见了人也自觉矮人三分。他曾私下里发牢骚，“今后，谁还敢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华北进犯，民族危机，国民党的许多爱国将领纷纷提出抗日。3月23日，蒋介石从北平给在南昌的何应钦发来了急电，电中说：“此时剿赤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到了27日，蒋介石又给湖南的何键发报，说“中刻回京，闻江西进剿失利，匪势猖獗，众议非中亲往主持，则应另派大员督剿。中此时以抗日之任，未能诿御，故不能兼顾剿匪，未知兄能赴赣督侧代我职权，以分忧劳否？如能毅然慨允，则南顾无虑，公均感矣。”
显然，蒋介石念念不忘的是“围剿”红军。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小红楼，既关心前方的战事，又关注着后方的斗争。
油灯下，毛泽东坐在桌前，凝视着张闻天的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和博古的讲话《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许久，毛泽东站了起来，心中有些烦躁。他走出书屋，来到卧室门前。见贺子珍在抄写他整理出来的诗词，小毛毛躺在摇篮内静静地睡着，犹豫了一下，便悄悄下楼在小红楼外漫步徘徊。
朦胧的月光，洒在地上。
毛泽东划着火柴点烟，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忘记了点烟。
第三部 血沃红土（六）
13。斗争升级
前线战斗的异常激烈，后方的斗争也开展得异常残酷。
博古在他的住室里召见了张闻天和刚到苏区的李维汉。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又叫罗迈。1896年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主持了“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9年曾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任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到苏联学习，1933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刚来苏区，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甚了解。
博古说：“前方，周恩来、朱德已胜利打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我们后方呢？也要开展一个大的战役。前一段批判了福建的‘罗明路线’，我讲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张闻天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烧了一把火，我还要烧第二把火，就是要批江西‘罗明路线’。永吉泰的毛泽覃、会寻安的邓小平，长期陷入纯粹防御的泥坑中，积极推行‘诱敌深入’。同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对抗。江西省委行动不积极，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决定甩开江西省委，由张闻天同志直接在宁都召开‘会寻安’积极活动分子会。你也是党的老同志，做过多年领导工作，这是会议《决议》，你先看看。明天咱俩去宁都，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
博古在江西省军区会议室召开了江西省委扩大会，李维汉、李富春（省委书记）、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等二十多人到会。
博古的讲话点了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和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名，会上批评他们积极推行“纯粹防御路线”，同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对抗。同时点名的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的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兼独立五师师长的谢维俊，也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理人。博古讲省委在开展斗争中，行动迟缓，态度不坚决，也犯了错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理人，不尊重领导，私下称中央派来的人为“洋房子先生”。他们讲“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言论反动，至今他们还搞私下活动，结成派别。会议开得紧张、严肃，人人都绷着脸。
休会期间，博古同李维汉漫步在梅江江堤上。
博古告诉李维汉：“至今，邓小平、毛泽覃还同毛泽东有信件来往，他们这是拉帮结派，是反党活动。”
李维汉疑惑地说：“毛泽东在党内、军队、政府里的威信很高，在苏区群众中人人称他毛委员。苏区，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博古拦住他的话题，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就是通过批江西‘罗明路线’，让毛泽东威信扫地。会议以后，我有事要去前线，你回去后要写文章。”
李维汉听了博古的话十分惊诧。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批判“罗明路线”不断升级和加温。在瑞金叶坪中央局召开的江西省前三个月工作总结，把批“罗明路线”提高到了一个高度。
会议在谢家祠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顾作霖，张闻天等在后方的中央领导及李富春江西省的领导。
博古的讲话进一步定了调子：“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们给于无情的打击！”
不久，他们四人都被撤了职，甚至还关押起来了。
这时的毛泽东由长汀搬回了叶坪，说是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只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查田。一方面开调查会，一方面抓春耕生产。这年的春天，在瑞金的沙州坝调查时，发现群众吃的水是塘水，又脏又容易生病，就同地方政府商议挖一口井。这是一个春暖花开季节，毛泽东在沙州坝同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一起在开挖水井。
当井挖好后，一个小伙子用水桶从井里提出第一桶井水时，众人都拿着碗等候，见水提上来了，都争着去盛水喝。老爹将大家拦住说：“都先不要抢，第一碗应该让咱毛主席先喝，你们说行不？”
“行！”
群众异口同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毛泽东今天特别开心，脸上有着掩饰不住地笑。他连连说：“大家喝，大家喝嘛。”
老爹盛了满满一碗，双手恭恭敬敬地送到毛泽东面前，说：“毛主席，您先喝。”
毛泽东很动容，双手接过碗，望着碗中清凉的井水。
众人大声说道：“毛主席您喝。”
毛泽东轻轻呷了一口：“甜、甜。大家都喝吧。”
众人一轰而上，争相盛水喝。
毛主席将碗又恭恭敬敬地还给老爹。老爹一气喝完，用手擦着嘴上的水，连声说：“甜、好甜。”
喝过水的男女老少都赞不绝口。
老爹把碗送给身边的一个后生，用他那粗大坚硬、生着老茧的手，无比激动地抓住毛泽东的手：“毛主席，我们‘吃水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啊！”
叶坪地处开阔带，容易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首脑机构搬迁到了沙州坝。
毛泽东走进自己新的住室，看到桌子上放着几份文件和《斗争》、《红色中华》等报纸。他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坐下翻阅报纸。接着又翻文件，看着看着他震惊了。
他从上面看到谭震林，因抵制批判“罗明路线”不力，被撤销福建军区司令员职务；撤销张鼎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领导职务，改由巡视员到突击队（工作队）工作。任弼时也因执行中央指示不够坚决，调任湘赣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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