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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风云录-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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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中了这个地方，一方面作调查，一方面休养。
刘晓和何长工听说毛主席要来他们这里，早就在镇外等候。直到太阳偏西才看见前方有四个人走来，匆忙迎上前去。
“主席！”
刘晓和何长工亲热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而后同王首道等人握手。他们相互问候着，走进了省委驻地。
文武坝的粤赣省办公处，是一座青砖青瓦颇具江西风味的民宅。
毛泽东刚落座，就说：“刘书记、何司令员：我们来你这里，会给你们增加一些麻烦。同时要召开几个座谈会，了解一下扩红问题、土地清查和拥军优属问题。前方在打仗，我们呢，在后方做好一切支前工作。”
王首道：“我和毛主席在来的路上，看了几个地方，搞得还不错。毛主席很高兴，还表扬你们工作做得好哩。”
刘晓说：“毛主席能来我们这里，是件幸事，是求之不得的。”
何长工很自谦：“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些工作。前方在流血，我们后方应该多流汗，不知北线打得怎样？”
毛泽东一听到北线，就有些担心：“据说打得很艰难。你们这里怎么样？”
何长工愤愤地说：“二十二师在筠门岭打得也很惨，总指挥部要堡垒对堡垒。我把他们撤下来了。”
不久，从瑞金传来了消息，广昌失守了！
毛泽东在他的临时住处，抽烟不止地来回走动，王首道闷坐在一旁。
毛泽东痛心地说：“广昌失败，不是战士们不勇敢，也不是军团指挥员不会打仗，而是决策的错误，战略上的错误。说到底，是军事冒险主义和极左路线在作怪！”
何长工深有体会：“从立三路线开始，这几年左的东西一直困扰着我们。‘福建事变’没有很好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就是一大错误。”
王首道不满地说：“蒋介石怕的就是十九路军同我们搞联合，而我们却把‘福建事变’看成是‘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坐失良机呀！”
毛泽东：“目前，苏区人力、物力都已很匮乏，我军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军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寻机歼敌。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本来有很多有利条件，都错过了。拚消耗的主张，对我们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何长工痛恨地说：“会打仗的不让打，不会打仗的却在那里瞎指挥。你反对他，他就排挤你，甚至无情打击。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由他们瞎指挥，非断送革命不可！以前，南线军民反‘围剿’，领导不从实际出发，在筠门岭一带修堡垒，都是土造的，没钢筋水泥，一摧即垮，贻误了战斗，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我来后就不修这玩艺。”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何长工告诉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仍搞咱过去的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有必要修那东西。在乌龟壳里怎么打游击？净挨人家的揍。”
毛泽东很是赞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坐在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去打仗。现在，你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一小部分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拖垮敌人。”
在前线同敌人拼消耗的二十二师，撤了回来。他们在站塘一家祠堂里由政委方强主持，正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
政委方强在会上说：“同志们，在南线我们二十二师承受着数倍于我们的两广军队的进攻，掩护后方。以前，咱们天天打胜仗。如今，打阵地战，怎么老打不赢敌人。这是什么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筠门岭战斗的失利，我作为师政委有责任，但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师司令部的郭参谋进来，对正在讲话的方强说：“会昌来了电话，说是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
方强听后，很惊喜。他暗想：“毛主席怎么没有去北线指挥战斗，忽而到了南线呢？毛主席来了，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
方强愣着没有动。郭参谋又提醒地叫他一声：“政委。”如梦初醒的方强，这才快步离开会场。
他来到另一处房内，拿起电话激动、兴奋而又谨慎地叫道：“是毛主席吗？”耳机中立时传出毛泽东的声音：“你是谁呀？”
方强怕对方听不清，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我是二十二师政委方强”。
耳机中传出毛泽东的问话：“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什么动向？”
方强恢复了镇静：“毛主席，我们前方有敌人三个师的兵力，部署在筠门岭一线。他们同样筑起了钢筋水泥碉堡，一步一步向苏区推进。”
耳机中又传出毛泽东的问话：“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如何？现在兵力是怎样部署的？”
方强对现在的打法早有意见，苦于无处诉说，这时，他再也憋不住了：“要我们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打正规战、阵地战，实行单纯的防御。我们不得不堡垒对堡垒。结果敌人是钢筋水泥，而我们的是松木加土，一打就垮，反而自己把自己拴住了。一仗比一仗艰难，一仗比一仗打得惨。战士们倒不怕死，可这样白白送死，不值得嘛。战士们情绪可大了，都在问：我们过去为啥老打胜仗，现在就不能呢？总之，现在心里总窝着一股火。”
耳机中传来了毛泽东的鼓励：“你们打得很好，你们师是新组建不久的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这么久，敌人才进了一点，这就是胜利！是一个不小的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牵制住敌人。你们在进行战斗总结，这很好。要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方强一直在握着耳机，认真地听。毛泽东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他放下电话，在走向会场的路上，耳边还响着毛泽东的声音。“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方强来到会场，大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到了会昌！”
在座的干部异常激动，热烈地鼓掌。
方强还告诉大家：“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牵制敌人’。同时，还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又是一阵掌声。
一个受伤的干部激动地说：“还是毛主席了解我们，关心我们。我们只有按毛主席的战术打仗，才能战胜敌人。”
“什么他娘的‘堡垒对堡垒’，只要能打败敌人，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敌人有敌人的打法，我们有我们的打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
毛泽东在南线调查、指导工作期间，蒋介石进行了他的第二步作战计划。
红军在保卫建宁的战斗中多次进行反击，都未奏效。在5月底丢失了建宁6月底7月初，在古龙冈以北地区，反击敌人的进攻，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强大攻势，反而丧失了古龙冈以北的地区。
这时，红区进一步缩小。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在他的指挥大厅里，独自立在地图前，欣赏着红区在逐步缩小的那一块土地，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
军用地图标记得清清楚楚：红区仅剩会昌、瑞金、长汀、于都、兴国、宁都、石城七县。而他的部队呢？自西向东，周浑元第八纵六个师进到兴国；吴奇伟第七纵四个师进到古龙冈；罗卓英第五纵四个师进到宁都北；樊崧甫第三纵二个师进到石城北；汤恩伯第十纵三个师进到广昌南；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三个师加三十六师、十师、五十二师进到长汀东南；南路军陈济棠一纵二纵进至会昌南筠门岭。
正在这时，侍卫室主任晏道刚进来告诉他，说是共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在兴国到周浑元部投降。
蒋介石大喜过望：“天大的喜事！天大的喜事！看来”共匪“也不是铁板一块。电告周司令官，立即解送南昌。我要见见这位共军的军长。”
孔荷宠，原是红十六军军长、兼湘鄂赣军区司令员。1934年初，为了提高他的文化和理论素质，调他到红军大学学习。
因此，他对上级不满，在学习之际偷偷草拟了中央领导办公位置的地图。他借口去前线了解情况，到兴国投奔了国民党，成了周浑元的座上宾。
数日后，还是在那个大厅里，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叛徒孔荷宠。
孔荷宠见到蒋介石，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站在那里，说了很多赞美蒋介石的话。
蒋介石极力夸奖他：“孔先生弃暗投明，实属明智之举，堪称‘赤匪’之楷模。”
孔荷宠从身上掏出他早已画好的地图，恭恭敬敬的双手送到蒋介石面前：“委员长，在下迷途知返，无有大的见面礼，现送上一份中央在瑞金首脑机关的分布图。”
这可是一份厚礼。蒋介石早就想把红军首脑统统炸死，就是弄不清红军首脑机关的确切位置。蒋介石接过看了一眼，连声说：“好、好、好！”
他转交给侍卫室主任，吩咐道：“立即送到空军毛司令官那里，马上标好方位，即刻轰炸。”
就在这当天，瑞金沙洲坝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而且，一连三天遭到狂轰滥炸。由于飞行员的军事素质低下，投弹出现了偏差，仅炸毁中央大礼堂的一角，别处毫无一丝一毫的受损。
红区的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的匮乏，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人军事“围剿”的可能。以博古为首的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州为首的红七军团6000多人，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随军代表，从闽西出发，以期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由曾洪易、寻淮州和乐少华组成三人军团军委。
当时，寻淮州正在连城，接到命令马上到了红都瑞金，经过几天的准备，于7月6日率军出发。当时正是盛夏，天气酷热，蚊虫叮咬，有时又是倾盆大雨，既要行军，又要打仗，环境十分艰苦。凭着一颗红心、一份坚强的意志，这些困难都能忍受。让人忍受不了的是中央随军代表曾洪易，思想上还是左的那一套，突然改变原计划。按当时的原定计划，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北上浙西，在8月中旬到皖南，调动“围剿”江西红军的敌人。曾洪易提出攻打福州，寻淮州一面执行，一面打电报请示中央。在没有收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在福州外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除留下了惨重的伤亡外，毫无一点收获。在被迫转移途中又受重创8月16日，在宁德县同叶飞的闽东红军会师。这时的曾洪易产生了悲观情绪，在部队中广泛散布，受到寻淮州的批评。不久，他也私自离开了革命队伍。当他们到达德兴县时，受到了方志敏、邵式平的欢迎。后来同闽浙赣军区的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这时的领导有些调整。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仍为军团政委，粟裕为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寻淮州为十九师师长。寻淮州师长后来在乌泥关战斗中腹部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2岁。
由于兵力太少，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夏天的会昌岚山岭，尤其是清晨，淡淡的薄雾，在山腰中飘散，给人以神秘而幽静7月23日的早晨，毛泽东由刘晓、何长工和其他人的陪同，登上岚山岭。他们伫立在高山之颠，纵览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锦绣山川，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毛泽东长久地站立着，眼观山岚云海，脑子里却在追忆着往昔的岁月，使他心潮难平。说实在的，这几年他太不幸了，总在历史的政治激流中沉浮，总在历史的政治烟云中淹没。反“围剿”的节节失败，红区的渐渐缩小，人们都在为共产党的前途着想，为红军的前途着想。他也不例外，在为大家的将来着想，为人民的将来着想。不管到了什么困难的危机关头，他都是乐观的。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眼前，他不由诗兴勃发，随口吟出一首《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的声音在山中传响回荡。
当他回到文武坝时，接到了要他赶回瑞金的急信。毛泽东在会昌“病休”三个多月，实际上他一天也没休息，都在繁忙地调查、了解情况中度过。
翌日。毛泽东身背红纸雨伞，在刘晓、何长工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文武坝渡口，上了一条烟蓬船。小船载着毛泽东走了，永远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到这里。
第三部 血沃红土（八）
19。艰难防御
7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抱着小毛毛的贺子珍在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沙洲坝，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西缓行。他们是要迁往瑞金城西19公里的云石山。
在此以前，中央机关已迁移到了梅坑。梅坑就在云石山下，相距不远。
云石山，是石灰岩，经过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雕刻，使无数个裸露在表面的石头，形成了一个个如云朵状的石头。因此得名云石山。
毛泽东、贺子珍等人沿着上山的小道，在树木掩映的绿荫中行进，几分钟便到了山顶。因为山不算太高。
毛泽东一行登上山顶。山顶很是平坦，正面有座石头砌成的古庙。古庙二十余间，四周竹林茂密，高劲挺拔，景色宜人。毛泽东打量云石山。在他观望山上和山下的景致时，他的随行人员已将东西放在庙前。贺子珍忙着清理东西，让近两岁的小毛毛蹒跚地在空地上自己玩耍。
毛泽东立在庙前，抬头望着庙门两边鎏金的对联：“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庙正中有如来佛坐像。坐像两边有副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
毛泽东一眼觑见警卫员正在帮庙里的东能和尚同两个小和尚向外搬东西。
“昌奉，这是为何？”
陈昌奉告诉他：“主席，考虑到你的安全，给他们换个地方。”
毛泽东一听脸色变得严肃了，忙制止道：“他们是这里的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毛泽东说着，既客气又恭敬地走过来，对东能和尚说：“老师傅，多有打扰，还请见谅。”
“阿弥陀佛。”东能和尚双手合掌举在胸前，谦和地说：“能和贵人相伴，是小寺之福。施主不必见外。”
陈昌奉等只好又将和尚之物搬回右厢房。毛泽东同贺子珍自己动手搬东西进了左厢房。他从左厢房出来，对搬东西的吴吉清讲：“张闻天同志也住庙中，此时他正在‘闽赣省’巡察，住处你们也给整理好。”
毛泽东总是关心别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同张闻天的关系很是一般，既无敌意又无好感。原因是他有如此处境，正是这些有“左倾”思想和坚决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的杰作。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伟人，有一个博大的胸怀；作为一领导者和长者，有容人的情怀，善于团结人，帮助人。实践证明“左”的那一套行不通，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至今不认为自己被实践证明了的一系列决策和理论是错误的。这并不是他的顽固不化，而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了解和深信不疑的信念。他深信中国的革命是要靠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团结的人。
吴吉清跟随毛泽东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因此，就一声不响地帮张闻天收拾房子去了。
寺庙正殿后又是一进院落，有东西厢房。院中有一棵大樟树，浓荫蔽日。树下有块青石板，青石板四周有几只石圆凳。
毛泽东的晚餐就在大樟树下的青石板上，吃的是青菜、苦瓜、青椒和红米饭。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和警卫员围在青石板周围。
老和尚东能路过此处，看见毛泽东饭食十分简单，不胜惊讶，自言自语地边走边说：“施主实为贵人，用膳清淡，堪为清官。”
毛泽东挟住一个青椒，放到陈昌奉碗中：“昌奉，今日你出力最大，奖励一个辣子给你吃。”
陈昌奉咬了一口，辣得他直吐舌头。众人见状个个哑然失笑。
毛泽东又风趣地告诉他：“不吃辣子，就不会战斗。”
7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云石山接受了《红色中华》报记者的采访，回答了题为《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毛泽东告诉记者：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和华北之后，又企图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政府却不放弃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还宣布了一个新消息：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决定，8月1日派遣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抗日反蒋，建立新中国。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新组成的红六军团担任，共3000多人。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实际上是红军的西征。是在根据地愈来愈小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也愈来愈感到这里呆不下去了，才派出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在湘鄂边界开展武装斗争的红二军团的支持。红二军团的军团长是有名的贺胡子——贺龙，军团政委是关向应。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任弼时是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认为他反毛不坚决，把他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撤下来，调任湘鄂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这一次的红六军团西征，他又被博古看中，临危受难。
肖克是湖南嘉禾人，参加了苏区历次反“围剿”，曾任独立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
王震也是湖南人，老家浏阳，1908年生，14岁就到铁路上当工人，16岁就担任了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执行委员会纠察队长，19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了长沙工人暴动。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先后担任：湘鄂赣边区赤卫队队长兼政委；湘东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8月7日夜，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的带领下，以军事演习为名突围西征，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红六军团带着红军的希望走了……
这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实际上也被架空了。他两个虽然还在指挥作战，可作战方针都是博古和李德在独立房子里面策划好的，他们只能照胡芦划瓢，没有一点决策和主动权。这时的军事形势对红军愈来愈不利，敌人从六个方向逐步向红区推进，使苏区仅存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和会昌八县。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了“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决定了全线抵御、六路出击的方针。所谓六路出击：红三军团的六师和八军团的二十一师，在兴国的西北沙村地区，抵御周浑元第八纵的六个师；以红八军团的二十三师和江西的独立团，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吴奇伟第七纵的四个师；以红五军团的十三师在宁都以北地区，抵御陈诚第五纵的四个师；以红三军团的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在石城北的绎前地区，抵御樊松甫三纵的两个师和汤恩伯十纵的三个师；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周建屏的二十四师在连城南的朋口地区，抵御李延年四纵的四个师又五十二、八十三两个师，共六个师；以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南路军李振球的一师、黄延桢的七师、黄质文的八师。这就是红军的“六路分兵”。
在绎前到高虎脑、万年亭15公里的地域内，红三军团的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构筑了五道防御工事。8月5日上午，樊松甫三纵的六师、七十九师；陈诚五纵的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四师和汤恩伯十纵的四师、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一共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大半天的轮番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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