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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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张永兴换成便装，手拎一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赤塔的列车。
　　11月4日，张永兴秘密潜回了齐齐哈尔。早6时，他拎着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处仁惠胡同走去。由于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围发现了几名便衣特务。他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故意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隐蔽点。
　　躺在床上，张永兴苦苦思索。看样子，三道沟的事牵连了齐齐哈尔情报点。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家中还有数百份未及时送出的机密军事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手中，势必暴露组织的真实身份。不行，无论如何要转移这些情报。
　　以后几天，他几次来到仁惠胡同，想潜入自己的住宅，无奈特务看守太紧，无法入内。
　　16日，张永兴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悄悄打听谭继恕和魏世芳的情况，不料，听说二人已被宪兵队逮捕。这时，张永兴猛然意识到，情报组出事了。不用说，其他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回到中央路秘密隐蔽点，张永兴销毁了所有文件、材料。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潜入家中，将所有的情报销毁。
　　17日晚，张永兴利用特务交接班的空隙，翻墙进入院中，溜进了屋内。他不敢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电台密码本，点燃火柴将其烧掉。这时，他不慎将咸菜坛子绊倒，“咣”的一声，惊动了院外的特务。立刻，七八名特务破门而入。张永兴见情况危急，只好跳窗从后院逃走。
　　一口气跑了七八条街，张永兴才定下神来。此刻他挂念着弟弟张庆国。他离开齐市这段时间，张庆国一直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如果这时候回来必定被捕无疑。于是，张永兴回到中央路秘密地点，向富拉尔基、昂昂溪的交通点发了两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深夜，风尘仆仆的张庆国赶回齐齐哈尔。一进仁惠胡同的家门便被特务逮捕，当场在他的身上搜出军事情报一份。
　　由于张永兴多次往返于中央路与仁惠胡同之间，终于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几名巡警闯进了张永兴在中央路的住处。张永兴见是巡警，并没在意。
　　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住在这里吗？”
　　张永兴掏出证件，平静地说：“我是做小买卖的，是住在这里。”
　　警尉看了看证件，忽然问：“那你总往仁惠胡同跑什么？快说！”
　　这时，张永兴才意识到这伙巡警来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张永兴应付着说道。
　　“看朋友？”警尉恶狠狠地说，“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间谍窝，你去那儿看朋友，肯定有问题。”他回头对手下警察说，“带他去宪兵队！”
　　张永兴被带到宪兵队后，土屋雄芳根据照片认出了张永兴。他如获至宝，立即将张永兴收押，连夜带人搜查了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仓库时，土屋雄芳终于发现了情报组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机、化装用具等，还有3500元工作经费；另外还查出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几百件。
　　破获这样大的“间谍案”，自关东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还是第一次。此案上报关东军司令部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的情况，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布了紧急命令，严令“加强防谍对策”，实施了“军事特别地区法”，对有“通苏”嫌疑的“满洲人”可以“不加地方当局批准，立行逮捕”，并有“射杀危险极大间谍”的权力。
　　张永兴情报小组在北满战斗了二年零七个月后，终于停止了工作。苏军远东军区在齐齐哈尔的东线情报站不复存在了。不久，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也停止了工作。
　　张永兴被捕后，日本特务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庄之助大佐一开始便极力劝降他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主审此案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深知情报组织的联系多为单线，一般组织人员不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把张永兴作为突击审讯的重点对象。
　　坂垣自恃自己是情报战的行家，跟许多间谍打过交道，再一次对张永兴进行利诱。
　　坂垣很郑重地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于支那山东蓬莱县。在南开读的中学，进入满洲以来，一直从事赤色运动。曾用过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于赤俄军事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张永兴义正辞严地说：“办不到！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我怎么能投降你们，为侵略者工作。”
　　坂垣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一种口气说：“既然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也不勉强。那么，你就谈谈你们的组织。尤其是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所经历过的事情。”
　　张永兴冷冷地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任何人讲起。”
　　坂垣恶狠狠地叫道：“我会让你开口的！”
　　敌人见利诱不成，就使用严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对张永兴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上，然后用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里和鼻子里。不一会儿，张永兴的肚子鼓得像个大皮球。这时，刑审特务又骑在张永兴身上，把他肚子里的水全挤出来。这样，反复地灌水，用了几个小时的刑。张永兴面对敌人的野蛮行径毫不畏惧，紧闭双眼，以死相待。后来，敌人又用了多种重刑，企图从张永兴口里了解国际情报组织的情况，但终未如愿。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使张永兴几度昏死过去。张永兴嘴里流着鲜血，始终咬紧牙关不说话。
　　敌人见张永兴毫无惧色，怕他在重刑下有死亡的危险，就决定改变方法。他们将张永兴的妻子孩儿找来，对他们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你丈夫早一天改变态度，向我们讲清楚，我们就释放他回家。”
　　张永兴面对家人说道：“我的事你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我的事我自己担着！”
　　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张永兴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不久，关押张永兴的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又押来了一名“要犯”，他就是张永兴的战友许志岚。许志岚也是一条刚强的汉子，敌人在他的身上依然捞不到什么油水，便将他扔到一间二三十人的“大号”里去。这里关押着不少抗联战士、山林队员和原东北军的士兵，自发地形成一个很强的战斗集体。
　　许志岚看中了这一点，决定趁机越狱逃走。他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由他和抗联三军的一个连长李火山负责暴动越狱。很快，他们用秘密的方式串联了同一监号的近百名犯人，决定在年底发动越狱大行动。
　　几名山林队的队员用门折页磨制成了匕首，几名抗联战士把竹筷削成了锋利的竹针。
　　此刻，许志岚心里惦记的仍是张永兴。越狱时，他的首要目标，不是向外逃，而是折回要犯“监号”营救张永兴。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转眼到了12月30日。临近新年，日本督导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值班的军警也无心看守，心思早飞到了小酒桌上。
　　这一天夜里，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冲出这个人间地狱。
　　12月31日上午6时，许志岚等人趁军警给犯人送早饭之际，用准备好的匕首、竹针刺杀军警，抢夺武器冲出牢房。
　　霎时，院内人声鼎沸，喊杀震天，枪声四起。许志岚等人不顾一切地向重犯监号冲去，企图营救张永兴。无奈被岗楼上的机枪封住去路，无法冲进去救张永兴。最后许志岚只好和一百多名犯人冲出牢房，向外逃去。
　　一百多人的暴动队伍，在许志岚、李火山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寻找抗联。
　　1月1日早晨7点左右，暴动队伍到达小哈伯村。下午2点，从西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在屯子上空来回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不出十分钟，公路上就出现了四辆满载着日军的卡车，在距屯子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下，大约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跳下车，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摆出进攻的阵势，小心翼翼地向屯子围拢过来。这时，李火山很沉着地对大家说：“鬼子来包围我们了，可我们只有七八条枪，大家不要怕，让老许带着你们往东跑，我来掩护你们！”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李火山带领着几名抗联战士用仅有的七八条枪狙击着成百的鬼子兵。仅仅十分钟，鬼子便冲破了李火山他们组成的薄弱防线，八名勇士壮烈牺牲。
　　许志岚带着大批越狱的犯人没有走出十里，便遭到伪满军的阻击，这时，鬼子的追兵也赶到了，两面夹击，当场就被打死40人。许志岚带着大家拼命地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三天后，越狱的犯人，除冻死、遭枪杀的外，其余50多人尽数被日军捉回，许志岚下落不明。恼羞成怒的敌人，残酷地将捉回来的50名犯人全部枪杀。
　　越狱事件的发生，使日军宪兵胆战心惊，他们害怕再发生类似事件，决定紧急处理张永兴等一批“要犯”。
　　坂垣在给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写道：“……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着当初拟定的方针，收买不成则刑审后枪决。”
　　东条英机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责成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执行。
　　坂垣拿着东条英机签发的判决书，来到牢房亲自向张永兴宣读。然后，坂垣用同情的口气说：“张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为你惋惜。不过，死刑还没有执行，你还是有生存的希望的。你好好想一想，做为一名满洲人，为俄国人送命，值得吗？你要三思。”
　　张永兴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用沙哑的嗓子说：“　我告诉你，坂垣，我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正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坐视不顾，现在中国人民不能马上把你们赶出中国，但我们要同侵略者血战到底。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国土，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我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我的祖国，我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此，我死而无憾。”
　　坂垣呆呆地愣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曾是个基督徒，信仰过上帝现在跟赤色魔鬼搅在一起，不怕上帝惩罚你吗？”
　　张永兴冷冷地说道：“本来就没有什么上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坂垣被眼前这条硬汉折服了，他默默地退出了牢房。
　　一直主管此案的土屋雄芳看到了判决书以后，非常想知道张永兴会有何反响。
　　一天深夜，他来到张永兴的牢房，还特意带了一瓶日本清酒请张永兴喝。这一次，张永兴没有拒绝，喝下了土屋雄芳带来的日本清酒。
　　土屋雄芳神秘地对张永兴说：“想必坂垣分队长已向你宣读了判决书，不知张先生有何感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永兴豪迈地说道。
　　土屋雄芳阴险地眨了眨眼睛，“恐怕你所谓的功绩，是不会载在你们国家的史册上的。”
　　张永兴平静地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人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无所求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
　　土屋雄芳无言以对，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原只知道有大和魂，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支那人的勇气，支那魂也是很了不起的。”
　　1937年1月5日，清晨。这一天格外的宁静。北大营外白雪皑皑，几株青松更显苍翠。
　　几辆囚车缓缓驶来停下，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跳下车分列两排站好。
　　随着一阵脚步声，张永兴、张庆国等八名国际情报战士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来。
　　坂垣作为行刑的指挥官，披着军大衣站在远处，凝视着这群视死如归的抗日志士。
　　行刑的日军士兵排成一排站好。张永兴等八名勇士面对着宪兵站成一排。
　　坂垣抽出指挥刀高叫：“预备——瞄准！”
　　行刑的日军士兵举起了上了膛的三八步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张永兴发出了怒吼。
　　一阵枪响过后，张永兴等八位烈士倒下了，鲜血洒在了苦难的东北大地上，染红了皑皑白雪。
　　第五章　从莫斯科归来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7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站在一处高楼的平台上观看远处的学员训练。
　　别尔津满意地说：“阿尔布拉莫夫同志，感谢国际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阿尔布拉莫夫谦虚地说：“我没做什么，这都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功劳。”
　　提到皮亚特尼茨基时，大家都不作声了。能看出阿尔布拉莫夫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僵硬了。一旁的廖雯初心里也不是滋味。别尔津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自然明白其中的内幕，他虽然也替皮亚特尼茨基惋惜，但他却不会轻易表露什么。
　　过了一会儿，别尔津对廖雯初说：“瓦西里，你提供的中国同志非常优秀，我这里也谢谢你的帮助。”
　　廖雯初急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别尔津同志，你是怎么想起要扩充这座学校的呢？”
　　别尔津得意地说：“这个想法早在去年年初就成型了。虽然你们的训练学校办得很好，但比较单一，只是无线电培训。而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对情报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创建一所全面、系统的特工学校也就迫在眉睫。”
　　阿尔布拉莫夫接口道：“是啊，谈起扩建学校的事，还得感谢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没有他也就没有学校。”
　　别尔津点头说：“是啊，提起缪勒尔，我就又想起了去年年初的情景……”
　　第2节　“间谍”在这里诞生
　　特种学校
　　1934年2月，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的森林中，座落着一栋灰色小楼，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围墙。一切都显得宁静安详，就像是在苏联常见的疗养院。然而，这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这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的所在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人会发现，树林中隐藏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进出这所建筑的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有黄头发、红头发、黑头发，并且操着各国的语言。这里，其实又是一片禁地。因为，在这座建筑100米之外，悬有一块警示牌：谢绝参观，无证件者禁止入内。
　　在情报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身军装，年约四十的一位军人正凝视着窗外。此人，便是情报学校的校长，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
　　“校长同志，第一期毕业的三名中国学员奉命来到。”校长助理米哈依尔上校进来报告。
　　缪勒尔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很好，让他们进来。我要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房门一动，三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声用俄语报告：“报告校长同志，第一期中国学员向您报到！”
　　缪勒尔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小伙子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利用你们所学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停了片刻，他又说：“在临行前，我赠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说完，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三个中国年轻人面带喜悦，相互看了看。然后齐声答道：“愿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勇敢的士兵们，出发吧！”缪勒尔大手一挥，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
　　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立刻敬礼，转身走出门外。不久，米哈依尔走了进来。
　　缪勒尔带着欣赏的口气问道：“米哈依尔，这三个中国学员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是由谁介绍来这里的？”
　　米哈依尔回答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王济之、李发、徐义德。是由中共满洲省委的张同志介绍来的。这次，他们将去满洲的安东、营口等地开展工作。”
　　缪勒尔又问：“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米哈依尔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据杜曼宁同志讲，好像是位潜伏在奉天的德国女同志。”
　　“索妮娅！”缪勒尔高兴地说：“一定是她。”
　　“校长同志，”米哈依尔问道：“您认识她？”
　　缪勒尔点了点头，“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济之等人离开学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国学员来到了军事情报学校。他们分别是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是学校的第二期学员。
　　纪守先，毕业于吉林省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冬，在哈尔滨参加国情情报组织，代号万尼。
　　黄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抗日铁血救国军。1932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瓦夏。
　　赵国文，就读于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舒拉。
　　由于第二期学员知识水平高，又多数为中共党员，军事情报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学校必开的政治、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外，还着重对第二期学员进行“自制炸药”、“速燃法”、“反跟踪术”等科目的训练。
　　缪勒尔发现纪守先知识渊博，并且颇有语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语），是个难得的情报人员，便多次和他交谈，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高级别的情报人才。
　　1934年2月刚过，缪勒尔便将纪守先找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
　　“万尼，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能谈一谈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吗？”缪勒尔问。
　　“校长同志，我认为情报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运用情报的特殊手段来服务于革命斗争。”
　　“好极了。”缪勒尔赞同道：“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我有个想法，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苏联为红军服务。”
　　“可我是个中国人，”纪守先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要回去战斗！”
　　缪勒尔似乎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个月过后，纪守先告诉黄振先训练要结束了。
　　黄振先笑着对纪守先说：“这学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鸭，为了养得肥肥的，硬往你嘴里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纪守先也笑了，“老黄，你别说，你形容的还真恰当。有点意思嘛！”
　　“啧，老纪！”赵国文突然神秘地问道：“校长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给我们重要任务了？”
　　“反正回国以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纪守先没有回答赵国文的提问。
　　“咱们是一伙的，你还保什么密。”赵国文有些不高兴，推门走了出去。
　　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骚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