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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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同他一握手，马上想起自己早已见过他。当时张一萍正在中央“苏准会”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思齐正寄养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妇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家中，她经常去看望思齐，在董家结识了史沫特莱。
　　有一回，史沫特莱约张一萍在董秋斯家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子。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那人只是友好并且关注地看着她，当她同史沫特莱谈话时，那人就在一边倾听着，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她，似乎对张一萍有特别的兴趣。
　　佐尔格见张一萍也认出了自己，会心地朝她笑了，并且格外亲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周恩来这才向张一萍介绍道：“这位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负责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的。”
　　周恩来又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许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
　　临别时，周恩来又再三叮咛张一萍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绩，争取成为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回身对张一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记得吗？”
　　张一萍道：“当然记得，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还有史沫特莱女士。”
　　佐尔格笑道：“对，我就是听了他们说了你的情况，对你进行了考察后，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的。”
　　张一萍真诚地说：“怪不得上回你那么注意观察我呢，原来早有预谋！”
　　“什么，早——有——玉魔，是妖怪吗？”佐尔格没有明白张一萍的意思。
　　张一萍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概佐尔格知道自己理解错了，也陪着她一起笑起来。
　　总之，张一萍给佐尔格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佐尔格稳重的气质，迷人的风度，也深深打动着张一萍。
　　一开始，佐尔格只是让张一萍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交给方文的翻译组译成外文和编成密码，再发回莫斯科总部。张一萍负责查阅和摘编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几个大城市的权威大报上的资料，还负责接收江、浙、赣、闽、粤等南方各省送来的同类情报资料。
　　劳累枯燥的工作，并没有使张一萍气馁。张一萍原名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毅然承受住刚刚失去革命伴侣的心灵苦痛，服从组织安排，加入到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中，与“佐尔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德籍华人吴照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段时间以后，吴照高才告诉张文秋，那位外国妇女就是他的俄国妻子，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二楼每天摘编和译出的资料，都由吴照高和她一起校订，并由她翻成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然后交佐尔格去处理。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她用电话及时向佐尔格直接报告。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儿，张文秋回到二楼，谁知一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文秋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同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了东三省，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
　　这个时期，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不但更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时期。共产国际指示，情报小组必须全力以赴了解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动向，不但对中国革命，对有关苏联远东地区的动态也要极为关注。
　　1931年初冬，根据斗争的需要，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周恩来来到法租界佐尔格的寓所，并给他带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见到佐尔格，周恩来便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报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从今以后他将到你这里工作。”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便同章文先闲聊起来，两人都用俄语进行交谈，自然话题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佐尔格非常激动地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乐园。我可以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在那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革命文献资料为你服务。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头，再不用东张西望，提心吊胆，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当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我就想尽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节奏，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我有时甚至担心，眼前的一切会突然像梦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么你的心情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呢？”佐尔格有些兴奋，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章文先，“亲爱的章，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里。”
　　章文先接过酒杯，说：“我是1925年3月到达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个难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是经过联共（布）哈莫夫尼地区委员会批准的。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一天，佐尔格特别高兴，同章文先谈了三个小时，喝掉了两大瓶威士忌。从此，章文先就在佐尔格的手下搞情报翻译工作，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直到佐尔格离开中国，他才转到地方党组织。
　　在众多的中国情报战士中，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吴仙青。
　　吴仙青是位非凡的女性，当年只有29岁。1928年到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就在佐尔格到达上海后的第四个月，也就是佐尔格广州之行前，到达上海。吴仙青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俄文名字叫叶琳娜。由于她在莫斯科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使她接触了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博古、王明、刘少奇等。同时，她也受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青睐。在苏军情报机关，她接受了正规的特工训练：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
　　到达上海以后，佐尔格将其视为奇才，甚至当做一件秘密武器，轻易不让她外出活动，更不允许她和朋友，特别是相熟的中共朋友见面。
　　终于，有一日，佐尔格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琳娜，你是不是觉得当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却无事可做，好像我很不信任你？那你就想错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我要让你担负更重的工作。”
　　吴仙青这时才明白佐尔格用意，她回答道：
　　“佐尔格同志，请下命令吧，我会认真去做的。”
　　佐尔格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建立情报小组，一方面收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情报，向莫斯科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就需要有大批的中共党员加入到我们的组织，帮助我们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
　　不久，吴仙青走出租界内的漂亮洋房，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女工，甚至扮作村姑，频繁出入市井乡村，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战线。
　　吴仙青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她在华东、华南建立起二十多个情报点，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城镇乡村。同时，对于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她只要经过考查后，都将其安排在组织中，使其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期间她就发展过沙文汉、沙文威、陈修良等同志。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沙文威解放后从事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修良，沙文汉的妻子，解放前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宣传部长。可以说，吴仙青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栋良之才。后来，中共党内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她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在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一位奇人，他叫蔡叔厚。此人早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他入党后，“绍敦公司”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并为党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了李强，同时调蔡叔厚协助他。周恩来所以这样安排，除了蔡叔厚政治上可靠外，更主要还在于他是留日机电专科学生，技术方面堪称一流。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1929年夏，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第一个电波，就从法租界的一间小屋子（蔡叔厚的寓所）里传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定专人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由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朱毛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系。随即，蔡李两人又先后赶制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大别山徐向前领导的红军驻地。
　　蔡叔厚丰富的社会关系，卓越的无线电技术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1932年，佐尔格向中共中央局点名要蔡叔厚加入情报小组，协助共产国际开始情报工作。
　　蔡叔厚经周恩来批准调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被分配到佐尔格小组上海情报站。同时，按组织规定，他切断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成了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中国同志，佐尔格小组在中国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佐尔格领导下的情报小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为便于读者熟知其行动规律、人员的隶属关系，现将有关组织情况介绍如下：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方文、章文先
　　联络员：蔡叔厚、张文秋（女）、老常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
　　华南站：董秋斯、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
　　武汉站：刘思慕
　　以上人员只是佐尔格情报系统中国组的一部分成员，因保密工作性质决定，其他成员已无法搜集到材料，在这里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中的中国战士，断绝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加入到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开始了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战斗。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批惊人的战例。
　　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中国短短的三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情报战士功不可没。
　　张文秋——最后的“家”
　　1932年初春，张文秋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一天，吴照高将张文秋请到了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严肃地说道：“现在佐尔格同志要你向香港那里的同志传达一项特别指示，再亲自把那里的情报取回来。由于这个指示需要绝对保密，不能见诸文字，只能由你一字一句地背下来，记在脑子里作口头传达。”说完吴照高将一页文件交给她，让其迅速背诵下来。
　　按照佐尔格的批示和吴照高的安排，张文秋化装为一个阔太太，乘英国“皇后号”豪华客轮的头等舱赴香港。
　　一百年来，五口通商以后，我国沿海、沿江、甚至连大运河的客运、货运多被英国的“怡和”（在香港称为“渣甸”）、“太古”两家公司包办了。后起直追的日本人虽然办了“日清”公司，怎么也追不上大英帝国，只在大运河里穿梭。至于本国“招商局”的船能作沿海航行的为数极少，而且乘客多为散兵游勇、落魄军官，或者吞云吐雾的瘾君子，稍有身份的所谓政治家、资本家、革命家甚至歹徒都是不愿乘坐的，其陈设恶劣，不够舒适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个“治外法权”问题。踏上帝国主义的船只，只要有钱，就可以无所不为。但这个特点有时也能为真正的革命者提供掩蔽所。
　　张文秋身穿质地考究的旗袍，外罩披肩，拎着一只款式新颖的小皮箱，从容地登上“皇后号”客轮。白衣侍者见是位中国的阔太太，马上笑脸相迎，接过皮箱，将张文秋引至左舷的一间客房里。张文秋顺手将几张钞票塞到侍者手中，吩咐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她。侍者连连鞠躬答应，送上咖啡茶点，转身退出客房。
　　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香港。
　　下船后，张文秋顾不上休息，立即乘坐电车向皇后大道驶去。在那里有她分别了近一年的战友董秋斯、蔡步虚夫妇，也就是这次的接头人。
　　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造诣的翻译家。他们两位都是方文的同学，与史沫特莱有着很深的交谊。就是史沫特莱介绍他们与佐尔格相识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考查，佐尔格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便把二人吸纳进小组，派到香港建立华南情报站。因为蔡步虚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尽管张文秋早就和他们夫妇相熟，并且还托他们照顾过幼小的女儿思齐，但是，由于组织纪律上的要求，他们还从没在一起交流过情报活动。
　　张文秋在皇后大道附近下了车，直奔董蔡二人的居住地点——皇后大道28号。当时行人很多，张文秋正在匆匆赶路，忽然人丛中冒出一个人，高声叫唤：“秋萍，秋萍！”张文秋闻听一惊：这是她刚参加革命时用过的化名，此人八成是她的熟人。
　　眨眼间那人已来到她的面前。张文秋马上镇静下来，定睛一看，竟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同事。此人叫范宗义，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张文秋因和他分别近三年，不知底细，所以没有立即相认。
　　张文秋冷静地问：“先生，你在叫我吗？”
　　范宗义激动地说：“秋萍，可不是在叫你吗？自从武汉一别三年有余，我跟组织失去……”
　　张文秋见状，知道不好脱身，急忙将他拉到一条巷子口处，说：“我们是有三年不见了，今天我还有事，改日再说好不好？”
　　张文秋虽然认出他是以前的同志，但因不摸底细，再者自参加国际情报工作后，她必须中断与以前同志的来往。所以，这次被熟人认出她感到非常棘手。
　　范宗义恳切地说：“秋萍，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络。过去的同志死的死，走的走，如今，我能碰到你，我死活也得让你帮我找到党组织。”
　　张文秋没有答话，只是冷静地观察他。只见他穿了一件格子西服，一双黑皮鞋，梳着分头，显然生活过得很富裕的样子。
　　张文秋急于摆脱他的纠缠，小声说：“这样，今天晚上你到莱达旅馆找我。我有事，先行一步。”
　　范宗义欢天喜地地点头道：“好，咱们不见不散。”
　　张文秋和范宗义分手后，为防他跟踪，特意绕了几个圈才到皇后大道28号。
　　张文秋和董秋斯、蔡步虚夫妇见面后，几个人都异常高兴。问寒问暖之余，免不了又谈起小思齐。
　　闲聊了一会儿，董秋斯说：“请把佐尔格同志的指示拿出来吧。”
　　张文秋笑了。“拿出来，怎么拿出来？我一张纸一个字都没带。”见他们夫妇二人惊疑的样子，张文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为了绝对保密，佐尔格同志让我把指示藏在这里，用口头向你们传达。现在请你们仔细听好……”
　　说着，她一字一句地向董秋斯反复传达了两遍，又检查了对方的笔录，准确无误后才轻松地笑道：“好，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董秋斯高兴地说：“这个办法真绝，无论敌人用什么手段也查不出证据。”他们对张文秋的记忆力更是赞叹不已。
　　由于范宗义的出现，张文秋不敢贸然住在董秋斯夫妇的家中，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她便在皇后大道附近选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旅馆主人是位上了年纪的广东老太太，人很好。
　　第二天，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取回组织上需要的情报，向旅馆走去。
　　张文秋走到旅馆门口，忽然看到广东老太太正把她的行李搬到楼下。她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惕性驱使她没有吭声。广东老太太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张文秋，连忙给她使了个眼色。张文秋知道有问题了，转身就走。哪知屋里密探早就看见她了，一见张文秋扭头就走，知道肯定是他们要抓的人，便立刻冲出房间。张文秋身上没有武器，不能和他们硬拼，只好拼命地跑。香港的路她又不熟，有几次几乎被他们抓住。张文秋心想，要是这样在街上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