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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近代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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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半推半就，也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宋教仁。如果施行内阁制的话，国民党一定选不过民主党。但是，如果施行总统制的话，凭宋本人的魅力，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所以，国民党内部，也有所争议。
其实，国民党同意与否，并不是很重要。民主党占据了国会大半席位，在参众两院都占据压倒性优势，轻易就主宰了决议案。
国民党议员提议，总理与内阁成员应为议员。这样一来，我没有议员的身份，就只能作为空头大总统了。这样不怀好意的提议，自然被否决了。决议案没有规定总理与内阁成员需要议员身份。只是规定，议员的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一选区只选一席，并采多数决的选举制度。总理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内阁成员由总理提名，国会通过。
此外，在我的大力推荐下，国会还通过了国旗、国歌、海军旗和陆军旗。其中，国旗为：上红下黄各半的底色，图案为一条飞舞的金色巨龙，龙身之上有二十六片完整的金鳞，代表了中国的二十六省，都是炎黄子孙，龙的子孙；在金龙的周围用丝丝白云，使金龙与黄底区分开来，整个云龙图案恰似中国地图。
国歌是杨度作词作曲的《中华》。海军旗是白底的青龙旗。陆军旗是黄底的有翼白虎旗。
这些东西算是我个人的意见吧，主要是我一力支持。我对理事们解释说：“今后，我们会全力向西方学习，必然会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所以，在可以的时候，就多保留一点儿，我们的传统吧！”然后，各理事无可无不可答应了，他们大概把这当成是，我在国外长大形成的怪癖，加以包容了。在民主党的推动下，最后都在国会通过了。
通过后，很多新潮的议员说，外国人看不懂，说“长四脚的蛇，感觉怪模怪样的”。我就温和地批评他们，“为何在汉唐的时候，外国人一看就懂了，觉得威风凛凛？还不是我们不够强大，我们落后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外国人该瞧不起你，还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时间讨论这些，不如想办法把中国建设的更好些儿。那时候，随便用什么图案，别人都会觉得美了。”
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过，他们也不会和我争执，声望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像满清的龙旗什么的。然后，被我大批一顿，“数祖忘典，这是黄帝制定的，跟满清什么关系？不学无术！”
后来，我还设法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恶”作为基础，来阐述现代西方的思想内涵，在严复、戴季陶、胡适、王国维等人的支持下，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称之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认识了“中庸之道”和“仁义”。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钱有势的人，虽然少，影响却大；穷困的普通人，数量多影响却小。故国家政策常倾向于富者，然长久如此，不满者日众，终不利于国，也就是说，不利于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应当保护弱者。并提出了发展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执掌国政，变须以天下人，即国民利益为先。也就是说，“仁义”是对国民而言的。对外国讲“仁义”，不能够损害国家、国民之利益。否则，无异于以公共利益，博取个人名誉。所以，推崇“国与国之间唯有利益”。
……
这些言论一现世，就引起极大争议。刚刚平息了“清史”之争，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新儒家”之争。后者在当时的远不如前者，引人瞩目，然影响更为深远。
批评者说，“这不过是把现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话，加以阐述”。还有守旧者指责“新儒家”，篡改歪曲圣人言论。我一概不加理会，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如笔名为“类田鸡”的后世学者王某某的评论——“‘新儒家’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从中获得了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西方思想，却获得了传统基础。两者的结合，使国学最大限度被继承，也促进了西方思想的全面推广和广泛传播。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儒家”运动，我的笔杆子们作了引言；“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们，把其发扬光大；随后，功底深厚的国学大师们，加入其中。胡适等人，是为了宣传西方思想和文化，推进思想解放；而王国维等人则敏锐地发现了，该运动对儒家延续的重要意义。双方，不对，是N方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火花四射，最后形成了上述主流理论。孟子取代孔子，成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当然，我在文化上的推动，基本就是如此了。白话文已经正式被列入课本，义务教育中古文部分再次减少，同时，改变学生的语文教育目标为：“能够通畅的用白话文读写，并能顺利地阅读一些优美、经典、不是很难的古文文章和诗词，并理解其中含义”。我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努力，就是在五年后，把新儒家的几篇经典文摘，列入必须阅读科目。
因为我对此类运动的支持，加之，我在重要场合，身穿汉服以为礼服。鼓励支持人们在传统节日和重要庆典中，穿汉服。与我对驻外使节的规定，截然相反——他们被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穿西服。
所以，时人遂评论说，“袁世凯看起来新式，本质却是旧的；董正朝看起来旧，实质都是新的。”
这话听起来，应该是在夸我。但我总觉得别扭。似乎在形容“香蕉”一样。
1919年11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国第二届国会，历经216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制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
《宪法》规定：
“一，国会；
二，内阁；
三，司法；
……”
《宪法》制定通过后，组阁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民主党上次的理事会议，已经把事情定了下来，在国会很快通过了。由于张謇更中意农林总长，谭延辏П煌凭俪晌芡常溲卓党晌我樵阂槌ぃ醪┪某晌谝樵阂槌ぁＮ以蚓腿沃泄诟笾频牡谝蝗文诟笞芾怼�
1919年11月28日，我在在过会发表了就职演说，表示“不负国民的期望，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富民强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在议员的欢呼声中，内阁名单一次通过。
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韩铁
国防总长陈士诚 教育总长邓绳候
财政总长田清泉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柳澹方 农林总长张骞
工商总长钱凤梧 交通总长魏泽平（原交通司长）
不好意思，因为某人用计算机，所以，我是把原文打印后，在纸上修改的．而奋发图强榜三天不更，就下榜．所以，不是我想忽悠大家．不多说了，给大家拜个年——新年好！
继续码字中……
第62章
国防军入川以后，迅速平定了四川的战乱。然后，韩伯平就开始收集西藏的情报。他先是召集了部分可靠的大马帮，熟悉在西藏活动的注意事项及西藏的情报，并派谴部分合适的人员，就入马队深入西藏，以便探查虚实。
同时，国防军集结了一个团，开展了骑马训练，不要求战士们能够在马上作战，只要能骑马赶路即可。也就是龙骑兵，骑马行军，下马作战。并对进藏部队，进行了适应训练和西藏风俗习惯的学习。
1919年夏，各省，尤其是云南军队的整编，基本完成。国防军对西藏的情报，也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因为英国人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直接危害到达赖等的利益，达赖集团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恶化，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11日，国防军从四川，蔡锷指挥滇军从云南，同时并举，开始向西藏进军。
此次作战，进攻路线与此前川滇军进攻西藏的路线，是一致的。国防军越金沙江、打箭炉（康定），到达了察木多，由中路直达拉萨。滇军也进入康区，攻克了乡城，由南路经波密进军拉萨。
几日后，国防军与滇军在昌都汇合，包围了昌都。而第二十一师副师长赵家芳亲自率领，临时转职成龙骑兵的二团，直扑拉萨。战斗过程很顺利，藏军的装备很差，有人甚至还装备着老式火绳枪；而国防军虽然考虑高原作战，而将火力一减再减，却仍然远超藏军。藏军的唯一优势，就是地利。国防军集中了狙击手，交替掩护战士进攻。在五六百米的距离，装备狙击的狙击手即便不能说是百发百中，却也是十中其九了。藏军很快就被压制住了，每每刚一露头，便被击毙。后来，甚至发展到刚刚暴露，就被打伤。而藏军依靠的几处堡垒，也迅速被迫击炮的直射穿甲弹摧毁。
不到三天，国防军便以三十几人的伤亡，攻克了昌都，俘虏守军一千六百多人，再五日，拉萨陷落。整个行动中，预备时间较长，真正行动却不过二十三日。国防军以微乎其微的伤亡，完成了作战任务。但是，解决西藏问题，军事行动不是主要的。那只是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以避免西藏方面，狮子大开口。至于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政治手段。
赵家芳攻下拉萨以后，命令部队维持秩序，保护布达拉宫的安全。并派人邀请达赖会面，在反复交涉后，赵家芳在第二天见到了达赖，转交了我的亲笔信。
我在信中很客气，回忆过去，对达赖抗击英军的英勇，表示了钦佩，也对《西姆拉条约》，表示了不满。我的信很长，说的也很实在。我在接下来的信中，先分析了西藏的现实情况，指出“西藏地广人稀，实力不足为凭，物资不能自给，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必然会依附中国/英国一方”。然后，根据英国对待殖民地的几种待遇，及共和国提供给地方政府的政治条件，加以对比分析。作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自然享有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利，包括：选举国会议员，即参议员、众议员；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制订地方法规；地方自治；义务教育；等等。而这样的条件，是英国所无法提供的。再后来，我分析了西藏需要付出的代价，无非是承认中央政府，废除奴隶制度，不得组织私军云云。并邀请达赖，到安庆作客。
我在信中，杂七杂八的说了很多，关键其实就五条：
“一，《西姆拉条约》；
二，西藏作为中国的省份之一，享有应有的一切权力（参议员、众议员等等）；
三，西藏的奴隶解放问题：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中央政府愿意为施放奴隶作出补偿；
四，驻军；
五，行政；”
当然，我在信的最后表示，具体条款由双方谈判代表详谈。
老实说，我给予的条件太好，好到达赖不敢相信的地步。所以，在布达拉宫里，引起了激烈地争议。部分亲英派人士，就此提出了置疑。于是，达赖再次约见赵家芳。对此疑问，赵家芳考虑过后，回答说：“中央政府对西藏没有太多的要求，唯希望西藏安定而已。论富饶，西藏远不能够与内地相提并论。”然后，赵家芳讲述了“北风和太阳”的故事，表示中央政府愿意用更柔和的手段，使汉藏亲如一家。
西藏方面对这种文化上的吞并，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虽有警惕，却也能够接受。而且，我方的态度虽然温和，但国防军的数万大军，可是控制了全藏。再强硬的人，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现实。
五日后，中央谈判代表朱秀，抵达拉萨，受到了拉萨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稍后，朱秀与达赖的代表登增顿珠，开始了谈判。也许是我条件给的太好，也许是了解了中央政府的态度，登增顿珠漫天要价，朱秀只好就地还钱，谈判就长期化了。
……
在谈判期间，国防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彻底控制了富饶的藏南。在此过程中，国防军驱逐了侵入门隅和察隅的少量英军。也许是数量相差悬殊的缘故，英军撤离了该地区，双方没有交火。后来，为了守护这一地区，国防军在谈判过后，迁移了大批刚刚解放的奴隶，并以这些人为基础，组织训练了一支守备部队。
9月11日，西藏发表声明，废除《西姆拉条约》。双方代表基本按照我的设想，达成了妥协。虽然每人20元的补偿费，稍微多了一点儿，但以西藏的奴隶人数计算，也就是几百万而已。
此外，达赖还要求提供纺织机械，发展西藏工业。朱秀直接了当的回答说：“西藏方面可以购买一切合法的，不受限制的物资。类似此类问题，中央政府并不限制。反而鼓励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并愿意提供相关信息。不过，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纺织发展毛纺比较适合。另外，还可以发展食品加工、皮革、采矿等行业。中央政府不仅会为西藏修公路，还会为西藏修铁路的。西藏不光要普及教育，也可以派人到内地去上大学……”
朱秀为民国西藏第一任省长。在任时，普及教育，解放奴隶，支持西藏人——主要是贵族——发展工业，无偿将国有土地（原公共土地）分配给平民和解放奴隶，修建了四川到拉萨的公路。在十年后，西藏第一次选举省长的时候，再次以高票当选。
国防军在西藏驻军一旅，旅长赵家芳，总兵力为一万两千人。主要职责为“守护西藏边防，镇压叛乱”，但在实际工作中，该旅还为普及教育提供了大量教师。
英国对国防军驱逐英军的行动，提出抗议。顾维钧答复说：1）西藏是中国领土；2）麦克马洪线既没有被中国，也没有被西藏承认；3）西藏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不具备外交权力，故《西姆拉条约》是无效的。
英国虽然有不同意见，却没有什么好办法。剩下的，就是笔墨官司了。
国内战争开始，欧洲战事却结束了。
1919年5月23日，德国首相马克斯亲王，不顾德皇威廉的意愿，强行作出决定，宣布德皇退位。两天后，德国与联军签订了停战协定，结束了西线的战争。至此，欧战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9个月，死亡人数为：战斗员约1000万，非战斗员约13O0万。无论是时间，还是死亡人数，及财产损失都要超出原来历史。
当天，我就收到了消息。我心中多少有些遗憾，一个发财的渠道消失了。国外市场竞争加剧，各种物资价格降低，利润空间萎缩。看来，国内的大规模基础，也应该开始了，以便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想到欧洲为此多死的几百万人，我不禁叹息一声，以水代酒洒在地上，表示慰问。然后，我决定给自己颁发一个和平奖章——我用这几百万欧洲人的命，换取了数以千万计的华人生命，真真是功德无量，可惜没有人会给我奖励，自我表扬一下算了。哎，委屈我了。
欧战的结束，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结果之一：中国受邀参加巴黎和会。要知道，中国对德国宣战过了。所以，中国虽然在此次大战中，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却也是堂堂正正的战胜国。
于是，我派顾维钧作为团长，率领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是确认了中国从德国收回得的青岛权益。此外，中国的世界地位略有上升，在与会国家中，北列为次要国家，可以派三名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结果之二：中国被邀请，参加第七届奥运会。
体育活动很重要，最直接的好处，，就是锻炼身体、强健体魄。丛优生学的角度讲，身体健康的父母，有利于子女的健康。体育活动还可以磨练意志，振奋精神。而且，体育是极少数，我们与西方人能处在基本平等条件下的场合，且在西方国家很受国民欢迎。如果我们能在此有所作为，对提高我国的地位，改善我们的外交环境，很有帮助。我不仅是要发展全民体育运动，还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参加奥运会的赛事——这在外交上意义重大。
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体育活动。所有学校都必须具备与之相称的运动场所和设施。体育课课时，也占到总课时的10％以上。
但是，联省的第一个半官方机构中华体育促进协会——简称体协，建立仍然较晚。体协成立于1914年年初，负责组织体育赛事，推动全民体育活动。宋教仁被聘请为第一任理事长。
宋教仁接到聘书后，有些犹豫，就与安徽国民党支部部长常恒芳商议。常恒芳见到聘书后，十分高兴，大声说：“去！怎么不去？这不是正好救急了嚒？”
宋教仁的家境不好，家中又有老母亲要养活。被枪击以后，先后几次住院花费很大。特别是住进庐山医院后，更是花钱似流水，都是朋友出的钱。现在，伤好了，也不能再用朋友的钱了。常言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再说。宋教仁也不愿意老受别人的恩惠，老母亲总要自己养活吧。
这回收到聘书，宋教仁是很高兴，但国民党与安庆关系平平，他很担心有人说闲话。
常恒芳翻了翻与聘书一起送来的小冊子，果然是行为守则。
“你可以支配这笔钱，却不得用于自身私事；
你可以选择任何厂商，却不得从中谋去个人利益；
……
你可以挑战自我，追求高难度技巧，却要有失败的心里准备；
来自民众的监督，无处不在。
1913年度，经审查核实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案件，累计共用1093件。其中，347人被剥夺公职，132人被判入狱。
请务必谨慎抉择，保持职业道德。”
常恒芳拍了拍小冊子，笑道：“安庆的政策，谁不知道？再说，袁世凯的50万都不能够收买你。难道安庆每年几千块，还就收买了你？不会有人相信的。”
宋教仁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宋教仁需要了解别人的看法。
民国三年年初，宋教仁就任中华体育促进协会会长，负责组织比赛等活动，促进体育运动的推广。体协是民间组织，官方只提供部分资金并监督帐目而已。
1914年，宋并没有什么改革，当年的赛事照常，一方面是人心不稳定，难以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军政府也没有提供更多资金开展新的赛事。所以，宋只是接管了庐山围棋赛、联省足球赛和一些小规模的运动会。
与此同时，联省实业司建设处也对运动场所的修建，进行勘测和规划。从战区招募劳工，修建了安庆大体育场。直到青岛大局已定，各方面建设才全面铺开了。
说到运动会，中国此时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国最早的博展会即南洋劝业会的一个附带集会，那是1910年，还是前清。第二次是今年北京天坛运动会，南北方去年刚刚大战一场，至今仍关系紧张，所以联省并没有参加。听说，参加的运动员很少，还不到一百人。这两次运动会，名义上，是中国的运动会，但究其实质，组织操于外人之手，文字、量度都采用英制。
11月，安庆大体育场建成，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自己的第一个现代体育场，由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游泳馆组成。为了庆祝它的落成，体协在中国青年会的协助下，组织了第一届联省运动会。
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有，男子田径、全能、足球、篮球、网球、排球、棒球和游泳，另加国术一项。比赛等一切事宜都是国人自行组织实施，只少数聘请了外国人作裁判。运动会很受欢迎，收到邀请后，不仅联省各省和上海组织了参赛队伍，就连广东、香港也组织了参赛队伍。共有11支队伍600多名运动员参与。
赛事从12月11日~16日，共持续6日。此时此刻，民众的娱乐活动不多，故运动会一开始，便引起轰动。安庆人空城而出，观看比赛。最受欢迎的有足球和田径，每每有二三万人之多，而其它比赛，便相形见拙了。
最终，安徽、上海、广东、香港分获总锦标。其中安徽夺得篮球、田径、游泳锦标，上海得全能锦标，广东得男排、男网锦标，香港得足球、棒球锦标。
中国青年会是民主党成立的。王博文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组织青年会势在必行。我深以为然，遂另命戴季陶牵头组织了中国青年会作为民主党的外围组织。青年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组织扫盲教育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培训，如，演讲培训班、财会培训班等。青年会为非盈利机构，其成员多受过高等教育，所做工作多为义务劳动，无偿服务，以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当然，也有一些勤工俭学的无偿中介服务。此次运动会，青年会就招集了许多志愿人员为大会服务。
1915年，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行。1912年，中国、日本、菲律宾3国代表经协商后成立了“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在次年于马尼拉举行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海这届是第二届，仍然只有中国、日本和菲律宾3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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