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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钻进了金字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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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小个子路透社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1345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直驶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伸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那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
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三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我们的车。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外面的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跪那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等着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公路。我将信将疑的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我身上的胶卷全是五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一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登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度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双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退色的蓝月（B1ue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缥。”说得他将信将疑。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一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六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急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移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人，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
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大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一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牌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牌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论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五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两米远处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位至少有1米90高高的彪形大汉，登伞兵靴，穿皮茄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
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就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那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五张”。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五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1988年1月采访阿兰·德隆时遇过，可阿兰·德隆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
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45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
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take any picture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象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用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五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退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第2节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一）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闻机构同时播发了一条足以断送我前程的电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驾吉普车自西奈非法闯入加沙地带，以色列南方军区追捕数小时后将其拘押。”以色列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臭名远扬，继而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讹传——《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埃及华夫脱报》……远东的港澳报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个敢在加沙折腾的中国倒霉蛋了，就连中国大陆的某大报也卷了进去。眨眼间，我成了驾MIG一25飞往函馆的别连科，或是从天降落在红场的鲁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闻同行绘声绘色描绘我在以军枪口下的种种狼狈之时，我却在特拉维夫阳光明楣的哈美利兹大道为沙米尔拍照。当这张新华社特拉维夫传真照片被《大公报》采用时，《星岛日报》还在做“大陆记者非法入境，以色列军队穷追数小时”的文章。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那天在我吉普车顶上盘旋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带着“陶”式反坦克导弹；而迎面挡住我去路的那辆M113装甲车上的7。62毫米机枪在瞄着我的脑壳。
（二）
我本应早些时候由开罗动身前往大选在即的以色列、可种种繁文缛节直耗到6月2一日中午才开亮最后一盏绿灯。当我驾车渡过苏伊士运河，横穿整个西奈半岛驶抵埃以边境对，已是晚上9点。埃及边防军不许我靠近，命令我折回55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馆。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横穿沙漠，总有点不寒而栗，多亏一位名叫埃尔桑的埃军准慰，破例让我将车停在哨所的灯影里，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红茶，香烟、清凉油分给弟兄们，说尽我所会的所有表示感谢的阿文单词后才钻进吉普车后座的睡袋里。
我开的是辆1991年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广东人称之为“沙漠王”。线型排列6缸4500毫升“3F”汽油发动机和沙漠色的防热漆，是专门为海湾产油国设计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达180公里／小时，负重爬30度陡坡，超“奔驰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说沙漠越野了，我曾让它的前轮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从红海到地中海，我驾着“无言的战友”跑遍整个埃及，我管它叫“长腿沙漠跳鼠”。我说过我嗜吉普如命，驾校学的是吉普、追大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在返安曼一巴格达的还是吉普。我喜欢开吉普一人远行，任意在沙漠上驰骋，寻找汉尼拔、巴顿、隆美尔、巴列夫们鏖兵的遗迹，缩在吉普车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风卷来上万只伊蚊，吹着“军号”向我轮番进攻，害得我将清凉油通体涂遍，权当驱蚊剂。刚刚入梦，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让我分享滚烫的煮红茶，从此再也没睡踏实。接连不断的噩梦、驱赶不走的蚊群的尖啸犹如当年的“飞毛腿”警报一般彻夜不停。
在边境熬过一个难眠的仲夏夜，已是22日凌晨，离以色列大选还有24小时，可我还未踏上以色列国土。和埃及边防军挤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饼，远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致虽好可味同嚼蜡，心急如焚。
在埃尔桑准尉帮助下，我好歹办完了离境手续。埃方收走了我的所有物品的证明文件：包括汽车、相机、放大设备、传真机过关证明、吉普车行车执照及汽车号牌，只将护照还给了我。我大惑不解地追问没有行车执照和号牌的汽车能否上路时，一位便装男子朝以色列方向一指：“那个操蛋国家（Fucked country）会给你安个新的。”
我开着这辆没有牌照的大吉普咆哮着冲出埃及，就像当年乔治·巴顿强渡莱茵河。现在惟一能证明汽车身份的是前风挡上手提相机狂奔的卡通人唐老鸭和我手书的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Photo（新华新闻摄影）。
穿过100米长的全封闭地带，眼前是高悬蓝白大卫星旗的以色列边境。蛇腹铁丝网后面蹲坐着头顶钢盔、戴墨镜、穿防弹背心、挥着大毛胳膊、平端M——16步枪的以军。
摇下国窗，右手戳向太阳穴，来了个联合国军式的敬礼，摘下墨镜，有海湾战争中学来的两句半希伯来语大喊：“沙巴沙龙！（安息日好）那条路通耶路撒冷？”一位小个子士兵倒背起M——16，朝我回了个巴顿式的军礼，咧开大嘴：“照直走，日本人！”边喊边跑到角铁焊成的拒马旁，移开挡在路中央的横秆。
在我前面是辆MFo（多国部队观察员）的大号雪佛莱，还有一辆UNTsO（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大吉普。
在中东，军车在值勤或集体调动中，不论昼夜都是开亮大灯的，美军、伊军、以军……全是如此。我前面的两辆军车分别属于挂玫瑰红旗的多国部队和挂蓝色联合国旗的联合国军，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样亮着大灯，我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伴随汽车收录机中瓦格纳辉煌的旋律，我的沙模鼠以120公里的时速狂奔着。沙漠太阳升起来，我放下遮阳板，戴好波拉墨镜，可映在引擎盖上的另一个太阳照样刺得我双目微合。踌躇之际，雪佛莱和大吉普一左一右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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