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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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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还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颂扬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收入，日达千金。他既然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听我谈完后大为感动，很快做出了一首“纪思诗”：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
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
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
自意转沟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
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并提出了比金梁的条陈更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要减去，不仅能杜绝流失，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为内务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日夜值
大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究竟是谁把郑孝胥挤走的，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是个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一向不多问事。至于宝熙，来的时间很短，未必有那样大的神通。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做主张，竟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是面前出现了辛亥以来成堆的积案。郑孝胥对付的办法是先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由他的亲信佟济煦接任。可是没想到，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钱——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们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一样的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摆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心的人。
郑孝胥不想收兵，于是便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与此同时，被我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后来庄士敦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他指的那些人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说我不但给复辟犯张勋谥法，更非法的是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像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举动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务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押进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来不足为奇的事情，也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月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受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
我父亲这时找到我，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向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一句关于郑、金、荣三人的坏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这一天，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十 紫禁城的末日
十 紫禁城的末日
这次整顿内务府宣告失败，并不能使我就此“停车”。车没有停，不过拐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在我婚后，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继续地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徐勤写来奏折吹牛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曾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复辟，他给庄士敦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林俊廷和沈鸿英“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注＇。民国十三年春节后，康有为给庄士敦的信中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据他说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全都说好了，或者到时一说就行。他最寄予希望的是吴佩孚，说“洛（指吴，吴当时在洛阳）忠于孟德（指曹锟），然闻已重病，如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又说湖北萧耀南说过“一电可来”的话，到他生日，“可一赏之”。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大为欢欣鼓舞，并按他的指点送寿礼、赏福寿字。我在他们指点之下，开始懂得为自己的“理想”去动用财富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慈善捐款”。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不记得了，但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请报社代发，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的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X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各种报纸都给我做宣传。以至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的文章来：
时事小言 皇恩浩荡
皇恩浩荡，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不意改建民国后，又闻
有皇恩浩荡之声浪也。今岁入冬以来，京师贫民日众，凡经本报披露者，
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贫民取款时，无不口诉皇恩之浩荡也。即本报代为介
绍，同人帮同忙碌，然尽报纸之天职，一方替贫民之呼吁，一方代清帝之
布恩，同人等亦无不忻忻然而云皇恩浩荡也。或日清帝退位深官，坐拥巨
款，既无若何消耗，只好救济贫民，此不足为奇也。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
不坐拥巨款，且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
＇注＇。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发生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的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限于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便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礼时相像。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更加荒唐，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一面又挥霍无度。我从外国画报上看到洋狗的照片，就叫内务府向国外买来，连同狗食也要由国外定购。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于是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艺，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只异样的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便有人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我都给以巨额赏赐。
我一面叫内务府裁人，把各司处从七百人戴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减到三十七个人，另方面又叫他们添设做西餐的“番菜膳房”，这两处“膳房”每月要开支一千三百多元菜钱。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合作之下，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注＇组成了摄政内阁。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我们都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里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听说什么“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避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已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定了房间，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发生了。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客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
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
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
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
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
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日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立即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嗻！”
这时端康太妃刚刚去世不多天，官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钟麟商量，结果允许延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既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进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过了不大功夫，绍英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哆哆嗦嗦地说：“鹿钟麟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钟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这时我早已懂得“韬光养晦”的意义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十一 在北府里
十一 在北府里
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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