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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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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军方争论无效。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转身问罗振玉,这是怎么回事。罗振玉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

  后来据陈曾寿说,郑孝胥父子根本没把我的十二条“正统系”给板垣拿出来,而且还向板垣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等等。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只认为他们不会办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骗。

  “你们都没用!”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郑孝胥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听够了,再说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也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最后他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七 会见板垣

  七  会见板垣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任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树立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联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会见了板垣,由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任翻译。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见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十分触目,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慢条斯理地从什么“张氏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不断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像挨了一下火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的身分。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我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颇为复杂。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现在我看出了,在日本人心里并不把我当做“龙种”看待,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这天晚上犹如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没有人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木式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了他的“气候”: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万绳木式惊慌不安地立在一旁,别人也都不言语。静了一回,只听见郑孝胥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作声。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郑垂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在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池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只奇怪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的这么快呢?

  郑孝胥着我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他儿子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

  过了不多时,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说板垣已经同意,并且今晚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他们“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木式)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板垣退

  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坦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

  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

  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一 傀儡戏开场

  一  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

  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

  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

  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

  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

  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

  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

  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讠皮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

  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

  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

  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

  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

  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

  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

  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

  望其勉之。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注',请签上御名。”

  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官衣吁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  

  二 尊严与职权

  二  尊严与职权

  在《满洲国组织法》里,第一章“执政’共十三条,条条规定着我的权威。第一条是“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由我“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以下各条规定由我“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等等。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去。原来他们发现了我不在执政府里,就告诉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便出动了大批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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