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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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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从前一个专卖破烂的地方)来。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无知,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毫无顾忌的笑声。总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身分。现在他们再三对我表扬,我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这天休息时,我在院子里听见前伪满驻日大使老元对别人谈论这件事。老元这人心眼极多,可以说眼珠一转就够别人想一天的。这个多心眼的人说出一段话,大大触动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坦白那些首饰,做的极对。其实,这种事瞒也瞒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你们想想报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给政府提供材料,连你忘了的都变成了材料,飞到政府手里去了。”

  照他这话说来,我在自传里扯的谎,看来也瞒不住了。

  如果我说了出来,会不会像交出珠宝一样的平安无事呢?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能一样对待吗?所长可没说。可是似乎用不着说,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经济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办、轻的轻办,坦白的从宽,应该全是一样的。

  话是这样说,事情不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跟上回不同的是,报上一出现“宽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个究竟了。

  三反、五反运动接近了尾声,结案的消息多了起来,而且尽是“宽大处理”的。老王是干过“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过报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总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考虑,能否援用这项政策。后来所方叫我们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时,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为了准备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开始进行有关调查,号召伪满战犯提供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干部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除了日寇的,别的可不可以写?”干部回答:“当然可以写,不过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听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写什么别的?别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最大的罪犯当然是我!我家里的人会不会也要写点“别的”?

  伪满战犯对于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都很积极。我们这个组,头一天就写出了十多份。组长老王收齐了写好的材料,满意地说:“我们的成绩不错!明天一定还可以写出这么多。”有人接口说:“如果让东北老百姓写,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来。”老王说:“那还用说,政府一定会向东北人民调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说:“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这次除了日寇,还调查别人不?”“不调查别人,可是准有人要写到我们。老百姓恨我们这些人不下于恨日本人呢!”

  吃晚饭的时候,是大李来送饭。我觉着他好像特别有气似的,他不等我把饭菜接过来,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开以后,我立刻想起了我离开静园的时候,是他帮助我钻进车厢里去的。

  第二天,我们又写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写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时,仍很满意,因为别人写的还是不少。他说:“你们瞧吧,以此推想,东北人民写的会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过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证据就不怕你不说。从前,旧社会司法机关认为顶难的就是证据,可是在人民政府这里,老百姓都来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今天早晨,我们议论报上一条关于捕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时,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句话。报上这条消息中说,一九三五年杀害了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刽子手,已经在湖南石门的深山中捕获了。这个刽子手在湖南解放后,先藏在常德县,后来躲到石门的深山里,继续干反革命活动,但是终于给公安机关侦察出来。怎么查出来的,报上没说。我心想,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就把这个刽子手的材料记下来了。我跟老王学得了一句司法术语,这叫“备案存查”。

  第三天,当我写下了最后的一条材料,忽然听到楼梯口上有人声。我扭过头来,看见有个陌生的中年人出现在岗台的附近,后面随着所长。根据经验,我判断出这是上级机关来人视察。这位视察人员挨次察看了每间监房,听着看守长报告每个监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无表情。他没穿军衣,我却觉得他像一位军人,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确适度的每个动作和他的端正的体型,无宁说是由于他的严肃的面容。他大约不到五十岁。

  “你在于什么?”他在我们的监房外停下了,这样问着,眼睛看着我。我没料到他的声调很温和,而且他脸上浮着一丝笑容。

  我站了起来,报告说我正写日寇的罪行。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兴趣:“你知道些什么日寇罪行?”

  我把刚写好的,从前听佟济煦说的那段屠杀建筑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说了。

  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也许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他脸上的那一丝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变得非常严峻。我万没料到这个故事引起了他这么强烈的反应。

  “我当时听了很刺激,我原没想到日本人这样残忍。”我不安地说。

  “你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呢?”他逼视着我的眼睛。

  我觉出他在生气,赶紧低下了头,轻声说:

  “我……不敢”

  “你不敢,害怕,是吗?”他不要我回答,自顾说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末后这句,又恢复了平静的声调。

  我低声说:“这都是由于我的罪过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也不要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头上。你只能负你自己那部分责任。应当实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账上。”

  我仍继续说,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对我的待遇,我已认识自己的罪恶,决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的话,只见他察看我们的监房各处,并且叫一个犯人拿过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说完,他摇摇头,说道:

  “应当实事求是。只要真正认罪,有了悔改表现,一定可以得到宽大。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重视事实。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你应当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努力吧。”

  他对我写的那堆东西看了一眼,然后向隔壁的监房走去了。

  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写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这类事情的严重性。

  从这以后,那双严峻的目光似乎总也离不开我,那几句话也总冲击着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应当实事求是!”“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无法抗拒的冲力面前。是的,这是一种不追究到底誓不罢休的冲力。就是由于这股冲力,一九三五年杀害方志敏的刽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没能逃脱掉。我觉得在这股冲力面前,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必将全部结算清楚,伪满大小汉奸的!日账都无法逃掉。

  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见大率和小瑞。还有一位所方干部从远处走过来。他们三个人在花台附近立了一会儿,分手走开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来,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却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过去。我不禁狐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真往绝处走吗?”

  我回到屋里,找出了一些旧报纸,专挑上面关于宽大处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来阅读。看了一阵,老王过来说:

  “你干什么?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报纸,下了决心,“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以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当然好啦!”他又放低声音说:“再说政府掌握咱们很多材料,还是先说了好。”

  我拿起笔来了。在这份学习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离不开利用封建和买办的势力,我的经历就是个典型例子。以我为招牌的封建势力在复辟的主观幻想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用这招牌,把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张园、静园的活动,我把我那一伙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我和土肥原见面的详情,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两天之后,组长老王告诉我,所方看到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有了重大的进步,值得在本组里表扬。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证,比说一万句空话还有用。”干过“法官”的老王说。  

  八 糊纸盒

  八  糊纸盒

  一九五二年末,我们搬出了那所带铁栏杆的房子,住进房间宽敞的新居。这里有新板铺,有桌子、板凳,有明亮的窗户。我觉着所长说的“改造”,越发像是真的,加上我交代了那段历史之后,不但没受到惩办,反而受到了表扬,于是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起来。我当时的想法,认为改造就是念书;把书念会了,把书上的意思弄明白了,就算是改造成功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改造并不能仅仅靠念书,书上的意思也并不单靠念一念就能明白。例如对于《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本书,是我早在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念过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一段劳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劳动),我到现在也不会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什么叫封建社会?我在念了那本书的两年多之后,即一九五三年春天糊纸盒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九五三年春,所方和哈尔滨一家铅笔厂联系好,由犯人们包糊一部分装铅笔的纸盒。从这时起,我们每天学习四个小时,劳动四个小时。所方说这是为了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又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劳动过,干点活儿,会对我们有好处。这句话对我的特殊意义,是我当时完全意识不到的。

  我从前不用说糊铅笔盒,就是削铅笔也没动过手。我对铅笔的有关知识至多是记得些商标图案——维纳斯牌是个缺胳臂的女人,施德楼牌是一只公鸡等等;我从来没留心它的盒子,更不知糊一个盒子要这么费事。我糊了不大功夫,起先感到的那点新鲜味全没有了,心里像也抹上浆糊似的,弄得胡里胡涂。别人糊出了好几个,我的一个仍拿不出手去,简直说不上是个盒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你这是怎么糊的?”前伪满军医院长老宪把我的作品拿在手里端详着,“怎么打不开?这叫什么东西?”

  老宪是肃亲王善耆的儿子,从小跟他的几个兄弟姊妹受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教育。他在日本长大,学过医。金碧辉(日名川岛芳子)是他的妹妹,做过伪哈尔滨市长的金碧东是他的兄弟,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在苏联他跟我第一次见面,曾经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奴才这可看见主人了!”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却是最喜欢找我的碴儿。原因是他为人尖酸刻薄,又极容易跟人争执,却又争不过人,而我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能干,向来没勇气和人争论,所以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我这时心里混合着妒嫉、失望和对于讥笑的担心,而老宪的多事偏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纷纷过来围观那个作品,发出了讨厌的笑声。我走过去,一把从老宪手中夺下来,把它扔进了废料堆里。

  “怎么?你这不是任意报废么?”老宪对我瞪起了眼。

  “谁报废?我糊的差点,不见得就不能用。”我叽咕着,又从废料堆里把我的作品拣回来,把它放在成品堆里。这样一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

  “你放在哪里,也是个废品!”

  听了他这句双关话,我气得几乎发抖。我一时控制不住,破例地回敬了一句:“你有本事对付我,真是欺软怕硬!”这句话碰了他的伤疤,他立刻红了脸,嚷道:“我欺谁?我怕谁?你还以为你是个皇上,别人都得捧着你才对吗?……”幸亏这时没有人理他,组长也出来阻止,他才没嚷下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老宪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

  第二天糊纸盒的时候,老宪选了我旁边的一个位置坐下,从一开始糊起,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瞧我的活。我扭了一下身子,把后背给了他。

  我这天的成绩,虽说比不上别人,总算有了些进步。到了晚上,所方用我们昨天生产所得的酬劳,买了些糖果发给我们。这是我头一次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虽然我的成绩是最次的),我觉得我分得的糖果,比过去任何一次吃到的都要甜。这时候,老宪说话了:

  “溥仪今天成绩不坏吧?”

  “还好,没有废品。”我顶撞地说。

  “嘻,还是虚心些的好。”他的脸上皮笑肉不笑。

  “说没有废品就算不虚心?”我心中直冒火,糖果也不觉着甜了。我最讨厌老宪的地方,就是他专爱挑人家高兴的时候找碴子。“如果再出废品,再随你扣帽子吧。”

  我想堵他这一句就不再理他。不料他走到我那堆成品里顺手拿出了一个,当着众人举了起来说:

  “请看!”

  我抬头一看,几乎把嘴里的糖果吸到肺里去。原来我糊倒了标签。

  我气极了,真想过去把那盒子抓过来扔到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我控制了自己,半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想怎么就怎么吧!”

  “喝,好大口气!还是臭皇帝架子。”他提高嗓门,“我对你批评,是对你好意。你不想一想。”他听见门外看守员的脚步声,嗓门更响了:“你还幻想将来当你的皇帝吧?”

  “你简直胡说八道!”我激怒地回答,“我比你笨,不如你会说会做,我天生的不如你。这行了吧?”

  别人都离开了座位,过来劝架。我们这时住的房间很大,一共有十八个人,除我之外,有三个伪大臣,十四个伪将官。组长是老韦,也是伪将官。张景惠是三名伪大臣之一,他老得糊涂,平时不学习、不劳动,也不爱说话。这天晚上除了张景惠之外,其余的都为了“纸盒事件”参与了议论。有人批评老宪说,既然是好意批评就不应大喊大叫地说话;有人批评我说,盒子糊坏了,就应承认,不该耍态度;蒙古族的老郭认为老宪的态度首先不好,不怪溥仪生气;向来和老宪要好的一个伪禁卫军团长则表示反对,说是老郭用“带色眼镜”看人;又有人说,这问题可以放到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去谈,一时七嘴八舌,彼此各不相让。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见“禁卫军团长”拉了吵得嘴角起沫的老宪衣襟一下,而且别人也都突然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管学习的李科员走了进来。

  原先管学习的李科长,已经调走了,新来的这位又姓李,大家因为对从前那位叫惯了“学习主任”,所以现在对这位李科员也叫“学习主任”。他问组长大家吵什么,老韦说:

  “报告主任,是由一个废纸盒引起的……”

  李科员听完,把我糊倒标签的纸盒拿起来看了看,说道:

  “这算是什么大事,值得争吵?标签倒了,在上面再糊个正的不就行了吗?”

  李科员的这席话把大伙说得个个哑口无言。

  事情这还不算完。

  过了几天,负责分配纸盒材料的小瑞向我们转达,另外几组要发起一个劳动竞赛,问我们参加不参加。我们表示了响应。小瑞又告诉了一个消息,说小固在他们那个组里创造了一个用一道手续糊盒的“底盖一码成的快速糊盒法”,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还多。我们组里一听,觉得参加竞赛是不能用老办法了,得想个提高效率的新办法才行。那时我们常从报上看到关于技术革新创造的记载,如郝建秀工作法、流水作业法等等,有人从这方面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流水作业法,就是每人专搞一门专业,抹浆糊的专抹浆糊,粘盒帮的专粘盒帮,贴纸的专贴纸,糊标签的专糊标签,组成一道流水作业线。大家一致同意试试这办法,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分工序的办法,干的活儿比较简单,混在一起也容易遮丑。谁知道这样干了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流水作业线里,东西到了我这儿很快地积压起来,水流不过去了。而且,这又是老宪发现的。

  “由于个人的过失,影响了集体,这怎么办?”他故意表示很为难的样子。

  这次我一句也没和他吵。我面对着一大叠等着糊亮光纸的半成品,像从前站在养心殿门外等着叫“起儿”的人们那样呆着。当我听到我下手工序的一个伙伴也说我的操作不合乎标准,废品率必然会提高的时候,我知道无论是公正的老郭,还是李科员出来,都不会反对老宪的挑剔了。结果是,我退出了流水作业线,另外去单干。

  这是我和家里人分开之后,再一次感到了孤寂的滋味,而这次被排除出整体之外,好像脱光了身子站在众人面前,对比特别强烈,格外觉着难受。特别是老宪,那张橘皮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和报复的满足,走过我面前时还故意咳嗽一声,气得我的肺都要炸了。我很想找个同情者谈谈,但是组里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没有谈话的兴趣。碰巧这时我又患了感冒,心里特别不痛快。

  这天夜里,我做起了噩梦,梦见那张凹凸不平的橘皮脸直逼着我,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个废物!你只能去当要饭花子!”接着我又梦见自己蹲在一座桥上,像童年时太监们向我描绘的“镇桥猴”那样。突然有个人伸出一只手压在我头上,把我惊醒过来。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立在我面前,用手摸我的脑门,说:“你发高烧,感冒加重了,不要紧,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觉得头昏昏的,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直跳,定了定神,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看守员发现我在说梦话,又说又闹,叫不醒我,就报告了看守长,看守长把军医温大夫找来了。大夫看过了体温计,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药。我渐渐睡着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病了半个月,经过大夫、护士每天的治疗,渐渐恢复起来。在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大部时间睡在床上,不学习,不劳动,整天想心事。我在这半个月里想的比过去几年想的还多。我从纸盒一直回想到西太后那张吓得我大哭的脸。

  我从前一回忆起那个模糊的印象,只觉得西太后很可怕,而现在,我觉得她可恨了。她为什么单单挑上我来当那皇帝呢?我本来是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从任何方面来说,我至少不会比溥杰的天分还差,可是由于做了皇帝,在那密不通风的罐子中养大,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没有人教给我,我今天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的知识、能力不但比不上溥杰,恐怕也比不上一个孩子。我受到人们的嘲笑,受到像老宪这样人的欺负,如果让我独自去生活,我真不知怎么能活下去。我今天弄成这样,不该西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负责吗?

  我从前每逢听到别人笑我,或者由于被人指出自己无能,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恨,怨恨别人过于挑剔,甚至怨恨着把我关起来的人民政府,但我现在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怨恨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是可笑的、无能和无知的。从前我怨恨侄子们太不顾面子,把我的尊严竟全盘否定了,但我现在承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作脸的事。比如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既然我小到尝不出韭菜,大到迎“天照大神”代替自己的祖宗,我还有什么“圣明”?又如何能不让别人笑骂呢?蒙古人老正是民国初年发动蒙古叛乱的巴布扎布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当年他全家发过誓要为拥戴我复辟而死,他母亲简直拿我当神仙那么崇拜。他说:“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既然我本来不是神仙,我本来无能无知,又如何怪别人说这类话呢?

  我只有怪西太后和那一伙人,只有怪我为什么生在那个圈子里。我对紫禁城发生了新的怨恨。我想到这里,觉得连老宪都算不上什么冤家了。

  我差不多完全痊愈了,这天所长找我去谈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追问到我和老宪争吵的情形,问我是不是感到了什么刺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最后说:

  “我当时确实很受刺激,可是我现在倒不怎么气了,我只恨自己实在无能。我恨北京宫里的那些人。”

  “很好,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进步。无能,这不用发愁,只要你肯学,无能就会变成有能。你找到了无能的原因,这更重要。你还可以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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