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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作品选-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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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是含蓄得太高深了，也只有作者（或《现代》的编者）能懂得。
愚笨的读者（如我）是一点也不懂得。哎，只怨我少念几年书吧Ｊ恼沾诱夥庑诺氖鹈靶恼铡笨蠢矗也孪胝夥庑挪荒艽诱嫖淖秩ダ斫狻Ｋ⒉皇钦娴目床欢端馈罚窃诜泶套髡撸彩窃诜泶谈锩难АＮ已芯恐螅醯貌荒艽哟诵潘硐值奈淖忠酝馊ゴ鸶础Ｍ保蚁肜谜夥庑爬垂鸶匆郧坝行┱媸强床欢亩琳呃葱拧？
我作了这样的答复：
心照先生：
你的来信始而使我们惊诧，终而使我们感叹。你对于适夷君的《死》所发的几点疑问，请原谅，我们也没有可能从事社会革命的女性因政治关系而被捕的情形。
此外，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请你把那作品看一个第五次。
你说“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我们不得不告诉你，在目前形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倒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所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①……编者①最近看到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选集《草鞋脚》，适夷同志的这篇《死》也已选入，可知它不是看不懂的。
这最后一段复信，我以为可以使这位读者“心照不宣”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读者是真的看不懂。就在第三卷第六期的《现代》上，发表了一篇金丁的小说《两种人》，内容也是描写了一个特工绑架一个革命青年。其中有两句道：一辆汽车从爱多亚路转角处开了过来。
“上去！”
有一位读者来了一信。他说，只有人跳上电车，没有听说可以跳上汽车。况且此人还挟了一个人，怎么能跳上在驰行的汽车呢？这是一个天真的读者，他的语文水平肯定是较低的，至少他不能了解上海人的口语。我不得不向他解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的意义是汽车开到身边停下。而不是“开过”或“开着”。这虽然是一个修辞问题，但作者这样写，其实也是一种“含蓄”。
九、特大号和专号
三十年代的定期刊物，在创刊和每卷开始的时候，通常都增加篇幅，称为“特大号”。
这也许是从日本出版界传来的风气。编刊“特大号”的意义，首先是为了吸收预定户。
因为每本“特大号”的零售价贵些，对预定户则不增价，这样就有人愿意预定了。其次是刺激销路。一本“特大号”刊物，非但篇幅增加，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些。它给读者以好印象，可以保证以后各期的销路。
我编了三年《现代》，对于“特大号”的作用，和期刊读者的心理，颇有体会。一九三二年五月，《现代》创刊的时候，正当淞沪抗日战争之后，上海还没有一个文学刊物，无论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因此，用“生意经”的话说，它是“独家生意”，用不着宣传、刺激。创刊号共一九八页，定价三角，显得还便宜。初版印三千册，五天卖完，又再版了二千册。第二期共一三八页，初版仍印三千册。因为知道刊物总是第一期销路好些，有许多人买了第一期，不很中意，就不买第二期了。但这时候，创刊号在内地，如四川、广东等处，才发生影响。因此，创刊号又添印了一千册，第二期也相应地添印了二千册。从第三期至第六期，每期都有一百三四十页光景，定价都是三角。各期销路，升降于四五千册之间。看情况，有下跌的趋势。
一般月刊，都以一年十二期为一卷。我把《现代》改作以半年六期为一卷。故十一月份出版的第七期成为第二卷第一期。这一期是“创作增大号”，共二一八页，较创刊号多二十页。零售每本五角，预定户不加价。这一期内容编得相当整齐，选稿标准也较高。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二版，一共卖了一万册。从此，我体会到“特大号”的刺激力。第二卷第二期至第六期，每期都仍是一百三四十页。第一卷每期的平均页数是一百四十五页，第二卷的平均页数是一百四十八页，对出版商来说，成本并没有提高，但销数激增，利润就厚了。
第三卷第一期是“五月特大号”，文字只有一七六页，并无“特大”之处。于是我选印了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逊，收夏朋、陈烟桥、何一川等木刻八版，作为别册附赠品，这也是从日本刊物学来的办法。这一本木刻选，当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木刻正是一种新兴艺术。由于它是夹在本期《现代》中的单行本，读者买去后就另外收藏，近年来我看到几套全份的《现代》，都不见有这一本附赠品，可知它极容易散失。
第三卷的《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分减了一部分销路。我在第四卷第一期编刊了一个“十一月狂大号”，共二七八页，挺厚的一本。这个“狂”字虽然很有效果，但也仅仅使《现代》的销数维持在七千册左右，不致一落千丈。这一卷《现代》各期的平均页数是一九○页，对出版商是没有什么利润了。
从“特大号”而“增大号”，而“狂大号”，我觉得这条路子已经走尽，翻不出什么新的花样了。第五卷第一期的《现代》是个二一八页的普通号，不作任何宣传。在第五卷第六期，我编刊了一个《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全书四百多页，是郑振铎为《小说月报》编的《中国文学专号》以后的最大专号。这个专号我经营了三个月，自己觉得编得还相当整齐，读者的反应也不坏。
接着，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又是一个三一六页的特大号。连续二期《现代》，总计有七百多页，应当是一个有效的刺激，然而这两期的销路却不到四千册。这是因为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股。流动资金抽竭，放在外面的帐款收不回来。因此，管出版的人不敢多印，只印三四千册应付门市，而大大地减少了对内地的供应。
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是我和杜衡编的最后一期。当时现代书局已换了主人，编辑部也来了新的负责人，我们便辞职退出。我原先计划从第五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六卷第六期的《苏联文学专号》打掩护的。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今天翻阅旧刊，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十、《现代》的编者
《现代》创刊时，虽然由我署名主编，但参加这个刊物的设计和筹备工作的，还有戴望舒和杜衡。在《现代》以前，我们办过《璎珞》旬刊、《无轨列车》半月刊、《新文艺》月刊，还有一个流产了的《文学工撤。对于编文艺刊物，我们已有一些经验。
从《无轨列车》开始，冯雪峰一向和我们的文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我请戴望舒选编新诗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刊物出版后，创作小说的来稿肯定是最多的，我请杜衡担任一部分创作小说的审稿工作。冯雪峰答应向鲁迅联系，经常为《现代》写稿。他自己也答应为《现代》写或译一些新兴文艺理论。由于这几位老朋友的支助，《现代》创刊才得实现。
不久，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才由我独力承担。编到第二卷第六期，当时上海有一家书店，在计划创刊一个大型文艺月刊，托人请杜衡去主编。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为了营业竞争，不愿意让杜衡去另辟天地，就找我商量，他竭力主张请杜衡加入《现代》编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
杜衡当时正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中，我不理解那个书局为什么想到请杜衡去编文艺刊物。上海有许多书局、书店，淞沪抗战之后，正在逐渐恢复元气，新的文艺刊物正在纷纷出现，为什么张静庐要把杜衡拉进来，不让他去编另外一个刊物。再说，杜衡参加了《现代》编务，也不能扼杀那个书店的创办文艺刊物的计划，他们总会找到一位适当的编辑。这些情况，我当时实在不能理解。张静庐把杜衡去另编刊物看作是他营业上的一大威胁，我把杜衡参加《现代》编务看作是《现代》的一大不利。这样，我们劳资之间相持了半个月，最后是资方胜利，《现代》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我和杜衡共同署名主编。
从此杜衡也成为现代书局编辑部的成员。
去年，有一位研究新文学史的青年来访问，他问我：“《现代》到底是几个人编辑的？”我说：“第一、二卷是我编辑的，第三卷以后是我和杜衡合作编辑的。”
他说：“好像还有一位编辑。”说着，他拿出从《现代》第四卷第四期中抄录的一条“现代杂志社启事”。大意是从“即日起辞卸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务，集中绵力编辑本刊，使本刊内容能益臻于充实之境。”下面的署名是“现代杂志社同人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启。”
重温了这一条启事，才想起当时情况。原来当时的现代书局，由于资方拆伙，经济情况非常枯竭。不知什么人起意，请来了一位新的经理。据说这位经理是带了资金来热心做文化事业的，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投资多少。这位经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一位新的编辑，而这位新编辑显然是和国民党大有关系的人物。现代书局的编辑部本来只有我们三个编辑，其余便是几个校对员。我和杜衡专编《现代》，叶灵凤主持其他出版物编审工作。此外还有一位宋易，主编《现代儿童》月刊，和《现代出版界》月刊。这是出版科的宣传刊物。宋易兼任出版科事宜，不在编辑部工作，因此好像就不属于编辑部。
新编辑来到以后，虽然没有定名义为主任，但此人颐指气使，俨然以主任自居。我们觉得不能与此人合作，便向书局经理室提出辞呈，辞去编辑部工作，专任《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经理室接受辞呈后，我们便退出编辑部，另外找一个房间，作为《现代》杂志社，同时在《现代》上刊出了这个启事。
叶灵凤本来不是《现代》杂志的编辑，但既然大家都退出编辑部，他在现代书局的工作任务就落空了。因此，我们就请他帮助搜集《现代》的图版资料，作为《现代》杂志社“同人”之一。“同人”并不意味着“主编”，或“编辑”。
辞去编辑部工作，是我们第一步退却。半年之后，书局情况愈坏，门市营业清淡，内部经济周转无术，却还有人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我们在这种形势下，觉得已毫无希望，便完全退出现代书局，散伙回家。《现代》杂志由新来的编辑主任请汪馥泉接手编辑，出了一期“革新号”，接着又出版了一期，现代书局便宣告破产，关门大吉。新经理、新编辑抢到了一条破船，真是“好梦不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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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孔令俊
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令浚登上三楼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以为他家里无人，上楼梯一看，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我再叫一声“老孔”，房里出来一人，却是他的儿子。我问：“老孔出去啦？”他儿子不做声，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只做个手势让我进去。我踏进房内，陈设已变了样。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我正要问，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我一看，供着老孔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花圈。
我大吃一惊。怎么，老孔没有了！三个月前，我还来过，他虽然烂脚，精神很好。
我们谈了一阵，我告诉他，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却想不到我再来时，他已下世。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大意说：“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朋友了。”近几年来，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
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所闲谈休息。当时，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用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课后和令俊讲话，好像很熟识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事后就问令俊：“你怎么认识沈先生的？”这时，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搬进去之后，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创造社”了。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虽然时亲时疏，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对文艺是有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但他编的《小说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他的文艺工作，大概在抗战时期最为活跃。他办过戏剧学校，编过剧本丛刊。沈先生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由他在上海负责排英校对、出版工作。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
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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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推进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立即篡夺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反共。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国民党右翼分子和流氓，对国民党左翼党部及中共地下党部来一个突然袭击，干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暴行，枪杀或逮捕共产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当时，我和戴望舒、杜衡，都在震旦大学肄业，都是共青团员。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撤离校舍，暂时隐避。一星期后，我回到松江家里，望舒和杜衡，也回杭州老家。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扩大反共，杭州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非安全之计，就到我松江来暂祝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常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
记得最初的几个月里，望舒译出了法国沙多布易昂的《少女之誓》，杜衡译出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我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
大约在七八月间，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些厌烦，决计到北京去玩一趟。
他要我和杜衡同去。我因为正在参加松江联合中学的筹备工作，走不掉；杜衡只想等形势缓和一些，回杭州去，因此也无意北游。于是，望舒独自到了北京。
望舒并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一个人住在一家小公寓里，玩了几天，就感到寂寞。
他原先想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但是看看北京的情况也不好，便打消了这个企图。这时，他认识了一群正在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来信，都提到几个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蓬子、冯至、魏金枝、沈从文、冯雪峰等；莽原、沉钟两社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学同学，本来认识的，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认识了胡也频。
望舒在北京大约耽了两个月，就回来了。先在杭州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生活无味，又到松江来祝跟着，冯雪峰寄给望舒的信，经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约雪峰和他交情最亲密了。我和杜衡虽然还没有见到雪峰，但《春的歌集》早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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