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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作品选-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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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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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诗抄》序引
《域外诗抄》预告了五年，今天总算编定了。从收集、润色、抄写到编定，足足费了我四年时间，在我所曾印出的单行本著译中，这一本算是最难产的了。但是，五六十年间，随时即兴译出的外国诗篇，居然能编成一集，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印行，在一九八○年前，还是我不敢设想的。
从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我国的新诗，经过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尝试，已经逐渐地在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新诗，在很大成份上已摆脱了旧诗的拘束，而分别和外国的诗坛合辙了。英、美、德、法、俄罗斯和苏联，乃至日本，这些国家的近代诗人，对我们的新诗人都有过影响。我这本译诗集，能够列入《诗苑译林》；与众多的译诗同志一起，对外国诗尽一点介绍之责，对青年诗创作者提供一些借鉴的参考资料，我私心引为荣幸。
这一本集子是按照我翻译的年代先后编定的。英国和美国两部分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所译，那时正是意象派流行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流在美国被称为“新诗”的作品，因而我所译的大多是意象派的诗。抗战期间，在长汀厦门大学，看到几本希腊诗，于是也选择了几十首。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得到一本英译的波兰诗选，于是又译了不少波兰诗，在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部分。一九五○年代，读外国诗不多，但碰到一些介绍西班牙诗歌的译本，又随手译了几十首。一九六○年代，忽然又对外国诗热心起来，想编译几种外国诗选，第一个计划是选译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派诗，于是就动手选择，打算译满一百首，就可以编一个集子。岂知“浩劫”从天而降，一百首没有译满，非但诗兴阑珊，连已译成的稿本也被抄去了。今年，正在抄写失而复得的法国诗和比利时诗，无意中看到一本《丹麦诗逊的英译本，诗兴复萌，重理故业，又译了十八首。我现在按照这样一个译诗的历程编定我的译诗集，作为我译诗经验的里程碑。诗是不可能翻译的，尤其不能从译本中再译。我译英、美、法、比四国的诗是从原文译的，但我还不敢自信已译得不失原意。有些是对原诗还没有完全了解，有些是我的外文水平不够，没有看清诗意的结构。我看过外国人译的中国诗，有许多译文使我失笑。以彼例此，我就决不敢自许我的译文了。法国诗有许多英译本，对读之下常常发现它们不能完全契合。英译本往往改变原意或增加词语，如果我从英译本转译，和原诗的差距必然更大。法国人译的英、美诗，也同样有此情况。我译的古希腊、波兰、西班牙、丹麦诸国的诗，均从英译本转译，也就只对英译本负责。
关于译诗技巧的理论与实践，也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要照顾到原诗的音节和押韵法，原诗每行用十二音节的，就译成十二个汉字，用十个音节的，就译成十个汉字；韵脚也要依照原诗的用韵法，改成汉字韵脚。有人主张原诗的诗意结构或语法结构都应当保存，故应当一行一行地直译。我以为这些观念，都不很适当。一首诗的美，存在于四个方面：音节、韵法、辞藻、诗意。前面三项都属于语言文字，这是无法翻译的。我们翻译外国诗，恐怕只能要求最忠实地译出其诗意。我对于自己的译诗工作，也只希望能做到传达原意。如果不懂外文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外国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也就可以满足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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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余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
《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心里还不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确也不是“时世梳妆”，为此，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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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婵娟》注释本序
浦汉明寄来她编注的洪昉思《四婵娟》剧曲，打算印行，要我写一篇序文。这可使我为难了。近年来，我虽然为老朋友或年轻人的著作写过几篇序文，但那些著作都是我熟悉的，写序文多少总有话可说。现在这部著作是古典戏曲，这一行的书，我已整整四十年没有涉猎了。虽然在六十年代还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过《长生殿》的《骂贼》和《闻铃》，总的说来，我对古典戏曲始终是外行。这篇序文，我踌躇了三个月，不知该如何落笔。
《四婵娟》是洪昉思的一组小品剧作。他摹仿徐文长的《四声猿》，以四个杂剧，统率在一个剧目之下，成为一个组剧。它和《西厢五剧》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四声猿》我在年轻时看过，《四婵娟》现在才看到。洪昉思写了四十多本传奇、杂剧，著名而盛行的只有一本《长生殿》。《四婵娟》极少上演，早已成为仅供阅读的曲本，而刻本也流传极少。郑振铎曾得到一部，编印在《古本戏曲丛刊》中，这已是一九五○年代的事。《古本戏曲丛刊》一共出了四集，每集售价一百元。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图书馆收藏此书，都作为善本书处理，因此又不是一般人能借阅。现在，汉明把它抄出来，加以注释，并冠以一万余言的序论，谋求排印，使它成为大众可得的读物，这个工作，已经值得赞扬了。她为洪昉思做了一件好事，为古典戏曲的研究和欣赏者做了一件好事。
翻阅汉明这部文稿，使我想起了她的父亲，清华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浦江清。江清是我的松江同乡，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均曾为同学，又是最相知的朋友。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几乎无日不在一起。中学毕业后，江清考入东南大学，我考入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只有在暑假回家时有一个月的聚会。大学毕业后，江清在清华大学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我在上海当亭子间作家，此后的岁月，我们就比较疏远，连通信也没有过去的勤了。
江清在东南大学原是修英国文学的，进了清华园以后，逐渐放弃英国文学而热中于古典文学。在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下，他的研究方法也走上了考证的道路，于是他写出了《八仙考》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同时，听说他又对元明戏曲发生了兴趣，这或许是受了王国维、吴梅的影响。不久，又听说他非但深入到戏曲研究，而且还很高兴唱曲子。他和俞平伯、朱自清、陈岱孙等人办了一个谷音曲社。
一九三三年，江清在清华任教已满五年，照例可以休假一年，并以公费出国游学。
他决定到英国去，暑假中到上海来候船，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于是我和他又有了晤谈几天的机会。有一天，我看见他的旅行包里有一支笛。我心想：你到英国去还要吹笛子吗？
岂知他到了英国，不但在寓所里吹笛，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中忽然唱起昆曲来，惹得同车的英国人以为他是一个中国疯子。
一九三九年，清华、北大都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江清也来了。当时我和吕叔湘都在云南大学。于是我们在翠湖旁边的承华圃街合租了几间民房作为宿舍。在这一段岁月中，我经常听到江清在屋子里吹笛拍曲。
今天看了汉明的文稿，她父亲的曲迷风度又浮现在我眼前，想不到他有一个女儿，也喜欢研究古典戏曲，能继承她父亲的爱好和工作，这真可以说是“中郎有女”，能传家学，岂非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给人家的著作写序文，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话题总离不了这本著作或其作者。
现在我在这两方面都已谈到，似乎可以说完成了任务。那么，就算它是一篇序文，不知自愧地让它放在卷首吧。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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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诗全编》引言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的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的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的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一九三二年，我在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的记忆》，可是已无书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
我的原意是重佣我的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的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在《我的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一九三五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诃德》①，迷。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①望舒译作《吉诃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的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八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到。一九四八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说是左翼的后期象征主义。
望舒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病故。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逊。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自己不及见到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望舒的诗被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戴望舒集》，以应海外读者的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为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逊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
此书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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