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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蒙蔽世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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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旷世之灾,垂首哀恸之后,我看到了人的本能,人的性情,人为的社会。于是,我看到了耀眼的光明。
这光明就是:人民的团结、政府的尽责、士兵的坚强、人心的凝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弘扬!我们的国家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心同德,我们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彼此感动!灾难让我们料想了民族未来的强盛与和睦,接纳了世界尊敬的目光。我们因此而欣喜若狂,而热泪盈眶,而把一切看得美好,感知到人间的善良。当然,我们因此也回首往事,叹谓世事沧桑。
我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汶川的,惊恐的灾情,庞大的营救,生存的渴望,重逢的欣喜……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不被遗漏。那些画面和声音,点击了我记忆的窗口,搜索出尘封已久的历史页面,带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重返另一个目不忍睹的废墟,重新被暴雨激醒、被酷日灼伤,重新听到成团的苍蝇始终轰鸣在血腥的气味里,压倒了一切哭泣和呻吟。
那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唐山,那也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那里也有可歌可泣的坚守和拯救,也有无数崇高的情感奔流。但是,在媒体单一信息闭塞的彼时,关于那场地震的全貌与历程,外界的认知相当笼统。至少,与今天被全世界聚焦显微的汶川相比,唐山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极端的段落,社会封闭,思想禁锢,科技落后,文化凋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孕育着惊天风暴。那一年,领导中国一个时代的最高领袖相继离世,人心思变,山雨欲来!在那样一个时刻出现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害,数十万生命顷刻乌有,更是对人类生存极限和生命价值最残酷的挑战和试验。
我用这部小说记录了那段经历,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忽然在机关的大院里召开干警大会,那个大会只有简短的五六分钟,便在点名声中匆匆结束。我听到有人高声点到我的名字,便出列爬上一辆无蓬的卡车,那辆卡车拉着被点到名字的所有人,在那个汗热的下午仓促起程。每个人都赤手空拳,只穿一身薄薄的单衣,挤靠在车厢粗粝的槽帮上,在黄昏到来之前驶离北京。那天夜里下了雨,我们在漆黑的雨夜中辗转颠簸,我当时还奇怪沿途远近何以看不到一点灯光,嗅不到一丝人气。尽管卡车开动之前我们已被告知,发生于昨夜的地震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唐山!中央政府是在震后次日的中午,才从一个历险逃出的唐山人口中得知情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几辆卡车和卡车上的徒手之众,就是当年第一批赶赴灾区的先遣之兵!
我们在塌桥断路的缝隙中艰难挺进,在第二天中午进入死气沉沉的灾区。从那天开始我在灾区投入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那身单衣从未换过,一月之后已硬如铠甲。八月底我染上痢疾被送回北京。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又随队押解近两千囚犯再返灾区。数年后我用笔写下了那两个月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非那场灾害的全貌,而仅仅是个人记忆中的几个脚印——比如某些见闻,比如某种感受,比如:某段爱情……
那是与汶川同样惨烈的一场地震,只因时代不同,所以故事不同。相同的也许只是人情的温暖,人命的可贵,还有,那腔在苦难中才会燃烧的热血,和被热血烧尽的青春!
——《死于青春》序
11。人之将老,心也童真
我一向的自我感觉,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某日无意看报,忽然发现自己已被称为“上一代作家”,心中大为不悦。原以为我这一代尚未开始,在他人眼里,如何就已成为“历史”了呢?
后来慢慢体会,才觉此言并无不公。从世纪之交开始,社会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受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日新月异,变化无常。四十岁以上仍做长篇写作的,已是强弩之末;五十岁以上仍拒不退席的,更是自寻无趣,皆因思想僵化,大脑迟缓,对信息的占有和意识的更新,已无法快速完成,生理上的新陈代谢和外部世界的变迁速度,已不相适应。过去一个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端坐十年潮头,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能领三五天风骚,已经非常不易。近来年长篇创作低龄化的现象,以及辉煌一时的作家转眼沉寂的现实,想必并不偶然。
所以,我也开始料理后事,回顾往昔,整理旧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我的那些粗糙文字,通俗故事,以精致的装帧,经典的外观,集合成套,供自己和友人收藏,作为摆在案头的一种自赏和盖棺论定的一份虚荣。
据说老人的心理总会多些童真,我最近忽然倾心去写卡通故事,也许便是一种人之将老的临床病候。所以这套总结式的集子以“绘本”的形式面世,不仅正合我意,也可算作对这个视觉时代的一个无奈的致敬。
——《海岩长篇小说绘本集》序
12。向读者说再见
在一个读秒时代让读者跨世纪跨千年地去听一个与他们并不相干的漫长故事,这对说故事的人显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玉观音》在情节上依然进入较慢,何况原本更适合一气呵成的阅读又被无奈地切割成将近二百个小段,可以料想在小说渐入佳境之前我们随时可能发觉:读者已经烦了!读者最严厉的抗拒不是读后的口诛笔伐而是根本就不再读它。我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北青报会在某个早上突然“非常抱歉”地通知我:由于“版面调整”或其他原因——原因是很好找的——您的小说将停止连载——这样的收场对我来说当然是很没面子的,但如果北青报是一家对读者负责任的报纸的话,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从“抗拒”中解脱出来。
于是,当杨瑞终于讲完了他与安心的悲欢离合,独自回家等待深夜响起的敲门声时,我暗自庆幸,我的《玉观音》和其中那些还能被你们记住名字的主人公们,终于未被厌倦,甚至你们其中有些人还爱上或恨上了他们。无论如何,《玉观音》是北青报迄今为止连载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作品,这是你们,这么多读者伟大的耐心所成就的,这无疑给了我今后向人吹牛的资本,所以我必须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鼓励,我很想把我的另一个见闻也写成文字。如果你们想看,我也许会在今年夏天或者另一个可以预见的时候再次向北青报申请一块版面,也许会找一家出版社麻烦你们一次性看完,到时候再说。
——《玉观音》北青报连载序
13。我已山穷水尽
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是故事性最弱的一部,本不宜分段拆读,也许北青报为顾及我的面子,才坚持将它载至结束。
时下报刊连载,多选最热图书,如《不过如此》;最热人物,如李响与米卢;最热事件,如厦门远华……至于小说,假使不靠某些新闻话题或社会现象预先炒热,如韩寒之《三重门》和痞子蔡之《第一次亲密接触》,这年头谁看小说?尤其是卿卿我我,言不及义的爱情小说。
所以我在写完此书后就对北青报的一位记者说过,这或许是我的最后一部爱情小说。最近几天的思想更悲观了,我甚至想,但愿它不是我见好就收的绝笔。
当这个念头出现时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它并非缘于对寂寞文学的失望,而是缘于对我自己的失望。我最怕向读者坦白的是:我已经枯竭了,没有灵感,没有激情,没有创意,只有对读者的恐惧。
我说过,我最熟悉的生活其实在商界和官场,这一段积累才是我真正的宝藏。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编不出爱情故事而不得不过早动用这份“家底”的话,那就说明我一向引以为荣的浪漫情怀和年轻心态,已彻底老去。
去年六月《玉观音》完结时我曾与读者相约再会,今年六月我如约带来《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当《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就要曲终人散,明年如何无人相问。也许人人都不难看出,海岩早已山穷水尽。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北青报连载序
14。作品杂谈
谈《便衣警察》的写作
我生长的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当时《红岩》、《林海雪原》等一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很深。我的那个年代文字一旦印成铅字,就成了真理,很神圣。直到后来我在小报摊上买到一些低级小报,什么都有,我就开始彻底转变我的观念,我想我写的肯定比那个好。
我这样想,也这么做了。1982年,我写了第一本小说《便衣警察》。
写作《便衣警察》的1982年赶上新时期第一拨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的尾巴。我自己由于家庭影响、所受教育,强烈有感于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对个人生活,特别个人情感生活的巨大影响。我的《便衣警察》与那些伤痕小说又有些不同,很光明,很英雄,很正面,结局也很完美。我也写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但特别乐于并自觉地写了政治风云对个人命运的主宰与影响。
谈《永不瞑目》、《玉观音》
写《永不瞑目》之前完全不了解不熟悉毒品这块。
写《玉观音》缘于几年前看到一部反映禁毒的专题纪录片《中华之剑》,里边有一个专搞化装侦查破毒品案子的公安民警。由于破的案子多,他的身份逐渐暴露不宜在原地原样生活,只好由组织安排他和他的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镜头前的那张脸被遮蔽上马赛克。看到这,我感到强烈震撼:谁能想象得到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还有这样生活的一类人呢?后来在写《玉观音》时,我想起这人,并把这个人物变成年轻美丽的女性——安心。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我当过警察,肯定搞过禁毒,所以把贩毒分子和吸毒者写得那么真切。其实,我写《永不瞑目》最初是国家禁毒委的同志约我写个禁毒题材的小说,我就写了。当时我连什么叫海洛因,什么叫大麻,都不是特别清楚,对毒品的知识基本是空白,我没缉过毒,也没去过戒毒所,我全部禁毒知识来自《青少年戒毒教育》手册、《国际戒毒指南》和我国的戒毒法。从这些书中,我了解了毒品的分类、吸毒人员的分布、吸毒程度的确定、吸毒的危害等等,了解了以后我吓了一跳,感觉非常恐怖。基本上握了毒品知识,写出来不会太外行或出技术上的错误。一些我的同事看了后都说,一定要给他孩子看。倒不是艺术上怎么打动他,而是觉得他孩子看了后再不会碰毒品了。
谈《玉观音》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里的林星的选择可以叫大义灭亲,但是大义灭亲要看灭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偏偏吴长天不是一个杀人恶魔,甚至在很多方面是道德楷模,被很多人看作成功的偶像,这时的大义灭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通俗小说的俗套了。作家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把吴长天写得很坏再大义灭亲很容易,但我不希望这样来解释生活。这种复杂性也就是我的作品与一般商业小说根本的差别所在。不过吴长天还不是最典型的,这样复杂性的人物在我笔下迄今为止最典型的应该算是《玉观音》中的毛杰。年轻人会非常喜欢他的善解人意和对爱情的执著,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罪犯,这份复杂的情感判断会更令读者和观众下不定决心。
过去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而现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都有不同的道德。我的作品只是如实反映了这种道德标准的混乱,并非有意借关于道德标准的争论制造商业性。
谈《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相比长处在知识与能力上,短处则表现在面对个人利益时比较自私。现在是一个信仰不足的商业时代,而独生子女的一代又没有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他们用不着学孔融让梨了,因为从小就没有这种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跟我们肯定存在着巨大的观念冲突。前不久我听到一首歌唱道:只要自己开心就好……这里面包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很令人震惊。如果我笔下的年轻人暴露出种种道德上的问题,也许和我平时对他们的一些看法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私德是大于公德的,儒家道德追求的次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要自我完善,然后推己及他——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所以林星的做法在一个法治传统的社会里是很平常的,但在中国行不通。《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对吴长天的描写最突出的是道德治企,突出表现了他传统的儒家道德观。比如规矩和品德谁更重要,比如吴长天说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等,这些观念有积极因素但也有糟粕。如果对私德强调过多,将不利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眼下,私德大于公德仍然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让观众就道德问题进行充分地争论也许是一件好事。
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我认为我的小说往往在借爱情表达一些别的东西,如命运、道德观以及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不同道德观的碰撞。在整个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渺小、不被人重视的无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书,就在表达人的生存状态,导致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某些关键的岔口,就会选择不同的方向读者喜欢可能是因为细节、人物的味道不露痕迹地迎合了他们,还有对人物、语言的细微把握。实际上单一的爱情和案情有很多人都这么写过,关键不在于写什么,也不在于怎么写,还是在于水平。况且畅销并不能代表水平,如我能接受金庸,却不能接受琼瑶。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写的是社会底层都市青年的互相帮助、互相拯救,展开了强烈的心理较量。小说反映了都市青年的爱情观,重点表现了由于人们的生存境遇不同而具有的不同人生态度。大量的心理描写,对于我小说的语言是一个考验。
我是想通过一个纯情的故事来表现不同生存环境中的人对事物的选择判断。不同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看完整本书之后其实就会忽略缠绵的部分,更多关注人性和生命的东西。说穿了,我其实打着纯情的幌子,借助年轻人这个载体来反映一些人的生存状态。
“纯情故事只是我的一个幌子。”
谈《五星大饭店》
《五星饭店》是为一个漫画作品写的剧本。
这个剧本晚些时候才能出版。这是我第一个不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而写的剧本,不知道它的故事会不会被大家接受。所幸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导演。大家对刘心刚可能还不太熟悉,但他在圈内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有画面感和艺术表达能力的导演之一。他对时尚及青春的感受,可能会使这部电视剧非常动感和华丽。有刘心刚的打造,我相信《五星饭店》一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品。
大家也看到了饰演《五星饭店》的几个主要角色的年轻人都是一些新手,但与他们相处长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充满魅力的年轻人。无论面容、性格还是表演的天分,都各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这些年轻人的组合,既充满了未知,又充满了希望。这种搭配,对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冒险和挑战。在新人走红越来越无可预见,越来越困难的今天,我只能向他们的运气祈福,愿福星照耀他们,更愿他们的勤奋和才华不至付诸东流。
也许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我们赖以为生的观众、读者和网友。希望海岩剧能再次得到你们的恩宠和宽容。
15。写作杂谈
谈写作
我的定位是写北京的都市生活,北京青年的爱情。我想中国最不雷同的作家是我,有点大言不惭。但我现在可以马上写商场、写政治,都可以,而且我想我也有这个能力写好。但我的选择是在写“杨志卖刀”后紧接着写“林冲卖刀”。金庸先生评价施耐庵时说,施耐庵的优秀就在于他敢于这样,别人恐怕是避还来不及。所以我也这样做了,我想让读者看看“杨志卖刀”和“林冲卖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我想是因为我传统,我用传统的方式来写小说。现在文学界用传统的方式来写作的倒是少数派了,多数人是不遵循传统的风格的。什么是传统?就是在一本小说中有完整的故事,有戏剧性的冲突,有典型化的人物,有贴近生活和时代的善恶观念。现在的小说觉得这样不特别,传统的东西反倒成了一种特别了。
我的小说往往在借爱情表达一些别的东西,如命运、如道德观,以及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不同道德观的冲撞。在整个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渺小、不被人重视的无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书,就在表达人的生存状态,导致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某些关键的岔口,就会选择不同的方向。
读者喜欢可能是因为细节、人物的味道不露痕迹地迎合了他们,还有对人物、语言的细微把握。实际上单一的爱情和案情有很多人都这么写过,关键不在于写什么,也不在于怎么写,还是在于水平。况且畅销并不能代表水平。如我能接受金庸,却不能接受琼瑶。
我的小说比较传统,有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我不太赞成按主人公的职业把文学分类,文学就是文学,是为了表现人的命运、人的观念。在我的作品里,案件只是背景,主人公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才是文学主要表现的东西。设置的职业、事件,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生活态度,我的作品关心的是人本身。
现在有两种文学深得人心,一种是写老百姓的身边事,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家看了非常有共鸣,觉得写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亲戚,特别贴近生活,这种文学是因为熟悉而吸引读者的兴趣。还有一种是写不可能发生之事,与现实生活距离非常远,让人觉得“生活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也能构成一种欣赏的兴趣,我的作品属于后者。
其实人都爱关心生活中看不到、遇不到的事情,这与猎奇心理不同。当代人的生活看起来比从前丰富了,但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在做着周而复始的事情,我们几乎没有空闲静静地思想。如果有一天,突然被一部小说或影视作品刺激一下,便会调动出内心很多感受和思想。
在创作方法上,我采用了一些好莱坞的模式,即大情节上看上去简直胡编乱造,但人物的语言、感觉,场面的细节等小地方却非常真实。我不喜欢那些大情节非常真实,甚至是真事,但具体到细节、表演上却极其虚假的作品。文学创造应该把假的弄得像真的,而不是把真的变成了假的。
我喜欢在小说结构上炫耀自己的技巧
我的强项是结构,我在结构上的智慧是其他的。很多业内人士总结海岩电视剧的“通病”是进入剧情慢。我认为“进入慢”的毛病是先天性的,但是前面好似漫不经心、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的那部分内容都是有用的……没有一处闲笔,都为后来情节的推进提供着动力。我的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快速进入剧情是无法两全的。
说到“言情”,我的确不是一个为言情而言情的作家。我作品中的道德冲突比较多。像《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都是通过案件表现人的情感,通过情感表现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冲突。道德冲突在现实社会中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双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冲突起来才有力量。
我的小说是比较传统的,有文以载道的东西。我不愿意被人称作“通俗小说作家”。现在的“通俗文学”中有许多我不喜欢的、和我风格不一致的东西,把我们相提并论肯定是不科学的。比如《廊桥遗梦》是最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但它和琼瑶的东西能划为一类吗?无论从情节和语言文字,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我已经反复地被人归类过了,有什么“公安文学”、“警探文学”、“道德文学”、“法制文学”、“畅销文学”,还有的说我是“商业文学”。而我现在不太喜欢把我归到某一堆儿,归到哪儿都不能说服我,让我安身立命。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如果硬要我对号入座,我比较倾向于“畅销文学”。我不太喜欢琼瑶的作品。我写小说玩也好,闹也罢,反正是蛮辛苦的。一下子把我归到他们那堆儿,我就白干了。如果说我的作品是“商业小说”我也没有意见,因为我是从商的,商品这个词儿,在我们心目中是非常崇高完美的,最优质的东西才能称得上“商品”。
我们在工作中提出一个口号:要我们的产品完美无缺。我们还在不断挑我们产品的缺陷,使其不断变化以适应变化着的客人。
在自己的企业里,我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在文学上,我自认为是一个有良知的和有基本责任心的作家。我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很自然,不是因为我追求它才如何。我说我的作品都是胡编乱造,因为我不能写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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