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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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拖了一个多月，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职务。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中国派出前外长顾维钧为代表与李顿调查团人员共同工作，日方派出的“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当时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所以日本才出兵东北。

然而，这只被寄予厚望的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到日本，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等，甚至到奈良喂鹿消遣，似乎已经预示了其使命的绥靖性质。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仍不急于前往东北，只是安排与蒋介石、宋子文等中国政要会面，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东北抵抗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沦陷。显然，此时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吐出已经落入其虎口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

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等先后与其会晤，并将其途经的所有地方粉饰一新，制造出其所需的气氛。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仍然想方设法向李顿调查团成员表达了其爱国立场。萧红前未婚夫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抓住，装在麻袋里从高楼上推下，以身殉国；仍然战斗在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并想方设法投书李顿，约其在自己的控制区见面。他们的努力，使调查团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众“几乎都无疑问地认定日本在实施侵略行为”。

李顿调查团最终在1932年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其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其报告书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

对此，中国和日本没有一家满意，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觉得李顿调查团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没有起码的正义性；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早已跻身列强之列，李顿调查团强调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是“矮化”和“打压”日本。

表态虽然是原则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解决方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要日本撤军，但此后东北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从善意的角度说，这是把东北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管辖下，从恶意的角度说，西方列强可不费一枪一弹染指中国东北。

究其本意，李顿报告书的提案，未必没有把东北作为中日俄的缓冲区，隔离各方的意图。

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首先，明明原来东北是在中国管辖之下，一眨眼就成了中国没有发言权的地方。中国绝不可能就此放弃对于东北的实际治权，容忍这样一个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决议；其次，日本侵华势力垂涎东北的资源已久，一旦得手，根本不可能放弃。尤其国联用了一年多才得出决议，此时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占领，更不会因为没有制裁手段的一纸空文撤军。

牺牲弱国利益，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东西方的绥靖政策、问题如出一辙。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李顿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根本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期待他人主持正义的幻想，而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

九、少帅有疾

都说在侵华过程中日军善于做情报，土肥原贤二、南本隆实等大特务在中国活动极为频繁。然而，看到1933年日本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居然出现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将军在协和医院养病的照片，还是令人感到惊讶。要知道这样的照片，即便是中方报刊上，也不曾经出现过的。

张学良将军晚年承认，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自己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乘“永绥号”军舰（即毛主席后来曾经乘坐并题写“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长江舰）前往“剿共”前线督战，由于该舰没有与陆上联络用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直到9月19日到达九江，蒋才知道沈阳发生了事变。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将军在阐述这段历史责任的时候，提到自己得知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时正在剧院看戏，随后立即返回“养病的协和医院”，并在那里和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商讨后，向沈阳方面下达了“避免冲突，静候国联解决”的命令，从而导致了沈阳的轻易沦陷。

可见，“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确在协和医院养病，日方的情报是准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报刊上却在刊登“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对张学良口诛笔伐——也许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文章虽然骂得痛快，却和事实相去甚远。真实的情况是“九一八”之前胡蝶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一个人犯了错，所有他做过没做过的黑锅都可以往他的头上扣，当时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其心态很值得思索。而在对情报的掌握上，也可看出日方做得更为准确。

这张照片也反映了当时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的状态——张学良在郭松龄事件时由于过于苦闷开始接触鸦片，接任东北军领袖后又发展为吗啡瘾，其精神和身体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这大概也是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做出错误决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毒瘾的折磨让一个少年有为的将领几乎沦为废人，无论在处理东北问题还是后来的长城抗战，萎靡的精神状态都大大影响了张学良，使很多人对之十分失望。后来张学良将军因此痛下决心，冒死戒毒，终于走出了阴影，励精图治于收复故土，乃至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值得钦佩。

在日军攻占沈阳的过程中，张的总部、住所、边业银行等都被占领，留在东北的巨额财富皆被日军夺占。

然而，从日方资料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件历史事件的影子。

这两张照片来自于日本恤兵部1933年发行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事实上，关东军真的曾经安排将张学良的私人财物运往北平归还，借以拉拢张学良并进行宣传。这件事，1989年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郭冠英曾【wＷw。ＷＲsＨu。cＯm】当面向张学良问起，张学良回答：“我不要啊，我们没要啊，我让他们整个拿回去了。”“我跟本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本庄说，你要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东北三省你还给我啊！你还我私人东西做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富庶，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们也不够。”

此事原只有文献记载，这两张照片算是给出了更直接的证据。

拒绝了日军的拉拢，张学良将军在被免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处分下，在北平组织后援会，给被隔绝在敌后的东北军将领写信并设法派人联络，运送补给物资，积极组织义勇军，一度成为东北敌后战场最有力的支持者。日军也因此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认为他和他的部下是威胁“满洲国”的头号敌人，必除之而后快。

可见，尽管张学良将军在丢失东北的问题上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是，知耻而后勇，仍不愧为一名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

外篇（八）老帅少帅——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日前回国见到老萨的一个长辈，他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到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作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一）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臧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得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小说网·。。］

（三）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二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记得的厉害多了。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臧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代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老萨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十、东京溥仪暗杀计划

1935年，已经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三万五千吨的“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此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里如日中天，日方为了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溥仪甚至动起了利用日本皇室摆脱关东军控制的主意。然而，溥仪不知道的是，他这次访问却是暗藏杀机，根据日本最新披露的档案，在溥仪访日前夕，日本警方刚刚破获了一起针对溥仪的刺杀计划。　1935年4月14日晚上，在东京新宿三丁目执勤的日本警察发现一名行人形迹可疑，携有武器，当即上前询问，对方支支吾吾之下夺路逃走。对这样的可疑人员日本警方十分警惕，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动荡之中，经常有崇尚“一人一枪解决问题”的危险人物出现。“正行社”“血盟团”等团体抓之不尽，日本首相犬养毅、浜口雄幸等先后倒在暗杀者的枪下，过几个月这个名单还要加上永田铁山这样的军务局长，甚至连设计一个东京火葬场，也能导致设计师枪杀同行，所谓军国主义，把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不安分的因子充分调动了起来。因此，这名掉头就跑的可疑人员立刻引发了警方的全力追捕，生怕又是哪个要刺杀要人的疯子。

在警方的全力追缉下，这名犯人不久落网，此人名叫小见山登，22岁，正式职业是日活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随后的审问让警方大吃一惊，这个貌不惊人的演员，竟然真的是一个暗杀组织的成员，他们的目标，则是即将访问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小见山登，1913年生于冈山，根据其供述，他曾经在东京读过大学，中途辍学到神户，靠拉洋片（日本的“拉洋片”和中国天桥的把式有点儿不一样，但性质相同，也曾风靡一时）度日，后来被日活映画公司看中，在几部影片中担任过角色。不过，这个对艺术满有追求的小见山并不把演员这个行业当成自己职业的全部。他同时主持一个叫作“示心塾”的诗歌协会，并且开办了一个教室，专门无偿教授附近无钱读书的少年。

也正是因为这个教室，引发了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的注意。他们认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此人大有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党的嫌疑，而且对他一个演员如何有钱办教室很是怀疑。

因此，小见山登曾经一度被特高课列入危险人物监视。

然而，此后的一件事让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放了心——“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小见山登曾经强闯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并拔刀进行威胁，气焰十分嚣张。（这一事件中方当即奋起反击，并引用国际公法，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小见山登等为首恶徒判处惩役）。

认识到小见山登的立场没有问题，同时调查到小见山登开办教室的钱来自于他作艺妓的情人，日本警方对他不免放松了警惕，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罢了。然而，没脑子的日本警方却没有想到，小见山登这种“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往往因为其狂热更容易出问题！

小见山登被捕后供认，他开办的“示心塾”实际是一个政治结社。在他和嫡系弟子冈岛等人的策划下，他们正准备在溥仪到东京访问时对其实施暗杀。暗杀使用的武器为冈岛搞到的手枪，这次小见山登到新宿就是去踩点的，因为溥仪访日期间预定乘坐敞篷车通过那里。

小见山登并供认，他们还计划火烧苏联和英国的大使馆。

根据日本宝岛社《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记述，在官方记录中，小见山暗杀溥仪的目的是，他认为东亚的和平系于中国和日本的友好，而“满洲国”的存在，无疑将严重影响这种关系。所以，他筹划刺杀溥仪，以瓦解“满洲国”，平息东亚的战乱。因此，小见山登被轻松放过，并成为“亲华派都是麻烦制造者”的典型。战后，小见山登曾组织过十万人签名的活动，要求释放日本战犯，颇为活跃。其为侵华日军将领畑俊六撰写的图书至今还在日本Amazon上销售。

这种官方说法宛然将小见山登放在了亲华派的立场上，但理由似是而非，且不说杀了一个溥仪是否可以瓦解“满洲国”，从小见山登此前持刀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为来看，此人会有如此强烈的中日友好信念，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倒是《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评论颇有些见地。对这次事件，该书举出了一个令人生疑的事实——小见山登要实施对溥仪的刺杀，必须要有武器。搜查获得的手枪，是冈岛从偕行社获得的，而偕行社则称该手枪为展览品，被冈岛所盗窃。

似乎说得通。只是，同时“被盗”的还有这支枪的所用的子弹数十发。展品怎么可能带着实弹？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而了解偕行社背景的人，对此不会觉得很费解——偕行社，是日本陆军士官的俱乐部。

当时日本陆军中，正有一批狂热的年轻军官认为目前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不够强势。其理由之一就是溥仪这个纯粹的中国人当“满洲国皇帝”，难以保障对日本的忠诚。他们的策划是利用溥仪无子，迫使其退位，让位于其弟溥杰。

溥杰也是地道的中国人，这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溥仪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的联姻，日本方面正在为还没有结婚的溥杰安排一名日本“王妃”。后来，在1938年溥杰终于娶日本皇室中被称作“第一美女”的嵯峨浩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