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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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方记载，溥仪到日本访问期间暗中设计，试图通过和日本皇室拉关系，以摆脱关东军的控制，掌握实权。此举惹恼了关东军，差点儿将他杀掉。这也是关东军到伪满后期对溥仪控制越发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原因之一。

不过，作为手里没牌的一方，溥仪被日方欺诈的时候更多，比如其妃子谭玉玲的死，护军遭到清洗等，都让他徒呼奈何。所以，他对日本人这些阴谋诡计表现得恨之入骨。

然而，几十年后在日本发现的照片证明，日本人未必是在吓唬溥仪，而是当时汤岗子真的有抗日抵抗部队在活动，而且作战十分积极。这支部队在1931年11月上旬袭击了汤岗子，猝不及防的日军吃了亏，只能退守核心地域，刚才的照片就是被抵抗部队摧毁的汤岗子外围建筑。

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在汤岗子被“限制”起来，显然就不是一个借口问题了，而是被抗日武装堵了门，日本人实在怕他让游击队抓去。

应该说，把溥仪放在楼上不让下来，也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时候溥仪是个要利用的幌子，兵荒马乱之中除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谁来汤岗子旅游，或者有记者来采访。让他在周围散散步，溜达溜达正好廉价地显示“日满亲善”，难道还怕他飞了不成？若是被溥仪看明白关东军连楼上楼下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他还能铁了心跟着日本人走吗？

从《满蒙写真大全集》里的记录来看，日本人对这伙“土匪”恨之入骨，随即抽调部队来对之进行清剿，指挥官竟然是一个中将。

负责指挥的是日本“南满洲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

老萨在日本《外务省警察档案》中看到义勇军击毙过一个“森将军”，一直琢磨会不会是他，最后弄明白那是另一个森——被原国家计量研究院鞠抗捷院长亲自拿刀砍了脑袋的森秀树少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当时的兵力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以大连为基地，本庄繁中将指挥的关东军本部；从朝鲜越境前来增援，林铳十郎中将指挥的朝鲜军；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南满洲铁路协定》驻防在日控南满铁路沿线的“南满洲铁道守备队”。森连中将是日军在东北的三巨头之一，他亲自督战汤岗子，可以看出对此事的重视——那当然，要是这支游击队目标是溥仪，日本炮制满洲国的苦心，只怕要翻成画饼。

日军讨伐的作战持续到11月21日，也就是溥仪离开三天以后才告结束，终于没来得及让溥仪看到一个安生的汤岗子。其间多次和“匪”发生战斗，从日军运伤员到沈阳的照片看，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似乎甚强。

不过，这支部队在经过几次战斗后就奇怪地消失了，没有继续和日军在汤岗子纠缠，似乎对泡温泉兴趣不大。这样，森连中将才把兵力专用到昌图、法库等地作战。

这支神秘的部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打汤岗子呢？这个恐怕就只能推测了。

首先可以排除普通土匪的活动，即便是张作霖时代汤岗子这地方也是他老爷子的别墅所在地，老张本人就是东三省绿林的总瓢把子，谁敢在他家门口开山立柜呢？而且，这里是和千山、首山、立山同为鞍山境内日本南满铁路四个附属地之一，驻有日军守备队，戒备森严。中国人靠近一点都会被开枪打，所以这一带根本就没土匪。

因此，可以肯定这是抗日武装专门对日军发动攻击而来——抗日武装就是抗日的，既然汤岗子是日本人的附属地，不打你打谁？汤岗子到沈阳不足一百公里，“九一八”事变之后敢在这里和日军开仗，应该说汤岗子的中国抵抗战士个个是条汉子。

在《满蒙事变大写真帖》的相关说明文字中，日方称这支部队为东北军流散在汤岗子以西的残军。东北军从沈阳撤下来的部队都是往南走的，汤岗子在南边，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根据日军恤兵部编制的《荣光》图册中描述，敌人攻入鞍山时东北军好歹还是抵抗了一下，给日军造成了一定损失。所以，有部分东北军撤退到汤岗子打游击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带东北军驻军和讲武堂学员主要是步兵，从日军形容这支游击队均为骑兵来看，不大相符。而且当时东北军主力大多集中锦州，张学良还没有下定彻底退到关内的决心，东北军残部应该向那边靠拢才是，11月份仍然滞留汤岗子的可能性不大。

也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共辽中县委派出朱世超打入地方武装毛长山部，对其改造后，以其连续奇袭海城、汤岗子、千山、首山等处。这支队伍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辽中县委是1932年才成立的，所以，也不可能在1931年对汤岗子发动进攻。

那么，只能是义勇军了。据当地《近代鞍山大事记》记载，11月9日，有四百余义勇军在汤岗子活动，把溥仪堵在屋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杰作。只是，这支部队的具体番号不详。辽南义勇军的主力老北风、项青山正在锦州方面配合黄显声将军“活捉凌印清，枪崩日本兵”，在这一带作战的应该是海城本地的义勇军，他们有可能依靠熟悉地形和日军周旋，而一旦遭到攻击，又可以安然散入民间，令日军摸不着头脑。

这件事的考证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离开东北不久，在沈阳的朋友给我来信，说那张照片找到当地老人看过，竟有意外的收获——第一，这地方很可能是往原日本满铁附属地去的路上一个警察阁子，那个塌了顶的房子原是个炮楼，后来又修好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扒掉。沿着它前面的路一直往里走，就是当地人叫“老毛子馆”的原苏联铁路员工休假宾馆外面一处车场。这地方离溥仪住的对翠阁比较远，隔了一山一湖，除非放大炮，否则溥仪那边应该是听不到的。第二，当地的确有一支义勇军武装打过日本满铁附属地。这个义勇军首领姓张，事变前是个绿林好汉，手下有一帮弟兄，他打的是千山而不是汤岗子，目的倒不仅仅是出气，而是去绑日本人的票。他抓了一个叫山本抑或杉本的日本经理，向日本人勒索了四万金票，然后拿这笔钱买武器改善装备。第二年老北风还在营口山寨了一把这个桥段，绑了个英国人，换来一千支枪，就是有名的“波利绑架案”。这个打千山绑架日本经理的事情，据说还登载在前几年的当地报纸历史版上，不仅仅是传闻。

要真是这位张大侠骚扰了汤岗子但面对日军守备知难而退，那他实在要太郁闷了。试想，反正是绑票，要是一咬牙打进去，把溥仪抓住，那能换多少条枪啊！

老张估计也得喊冤——我怎么知道那个澡堂子里能藏着一个皇帝呢？！

历史，就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中行进。

在写完此文的时候，忽然再次接到沈阳来的邮件，告诉我那个可能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确有其人，此人大号张文良，虽然和张学良只有一个字的区别，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张文良，字志斌，海城县老虎屯人。本是当地小学教员，因受欺压拉了杆子，报号“绿林好”，抗战爆发后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率部参加了义勇军，活动在鞍山郊区。1931年冬季，他率部突袭千山旧堡，将福源海株式会社日本经理山本治福绑架作“人质”，向日方索要赎金，驻鞍山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连续追缴，出动大批军警试图夺回人质都没能成功，最后不得不通过当地官绅谈判，付出4万日元，将肉票赎回。“绿林好”用这笔钱买进大批弹药，改善装备继续和日军作战，所部加入辽南义勇军第十二路军。这是记录在鞍山大事记里面的事情，不是传说。

外篇（四）　傀儡王的伪满建国？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典礼在长春举行，象征着伪满洲国的出台。为了粉饰太平，日本关东军安排下，伪满各地纷纷施放烟火，游行庆祝。然而，游行的队伍除了军警之外，就是在压力下被组织上街的学生、商人等，普通百姓关门闭户，以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反抗。于是，连日本方面的杂志上，也不得不在伪满建国游行的照片标注中感叹——参加游行的队伍显得冷冷清清。

这些人虽然出来游行，心中对日本人的态度却大多十分抵触。李顿调查团到伪满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曾组织各种各样的请愿团，结果，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乘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向调查团表态：别看那请愿书，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人可以出错，按说，标语不该出错了吧。然而，就在策动伪满建国的时刻，连标语都和日本人开了个国际玩笑——关东军为了“庆祝满洲国成立”，在沈阳城头所挂标语，“满蒙独立”的“蒙”字却无端掉了下来，并被日本记者拍摄，留在了《一亿人的昭和史》中。这对做事细致的日本人来说，恐怕是一个极罕见的失误。

为何专门掉了一个“蒙”字呢？萨推测，这或许是上帝的一个黑色幽默，告诉世人伪满洲国是蒙不了人的。

实际上伪满洲国的确是蒙不了人的。尽管日方进行了各种粉饰，但无法掩饰的是，日方官员和军人公开占据着“满洲国”的各个实权部门，并通过规章确定了其主宰地位。“满洲国”，其傀儡的性质，是直接写进了白纸黑字的文件中的。

即便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难逃傀儡的命运。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看守下，这位“笼中天子”被闭锁在长春东南一隅伪满皇宫的高高围墙之内，并无行动自由，其活动大多仅限于勤民楼、辑熙楼和同德殿这三座楼房。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方面的记载中，溥仪这个伪满皇帝，竟然也有“抗日”行为。原来，溥仪尽管是关东军扶植的傀儡，但曾经满腹复兴大清王朝思想的他也曾想过摆脱关东军控制，加强其在伪满洲国的发言权。如同很多朝代傀儡皇帝的计谋一样，溥仪也策划采用驱虎吞狼的方式，引发日方内部斗争从中取利。对此，日方其实也有警惕。作为陆军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天然的对手，那就是日本海军。日本的政界无法制约军界，军界一直是陆海军争斗的局面。因此，为了避免在伪满出现海陆军矛盾，关东军从最初就很小心防止海军进入伪满系统。尽管日方可以为汪精卫政权建立一支海军，却一直不肯为伪满洲国建立“帝国海军”，而将其水上力量整合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江上军”，意为隶属陆军的江防部队。如此，伪满根本不具备利用这个矛盾做大的可能。然而，溥仪的聪明让日本人也颇为吃惊，他在日本寻找的支持者是关东军真正十分忌惮的——溥仪极力拉拢日本皇室，与日本皇太后建立良好的关系，试图通过日本皇室压迫关东军让步。这种活动在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前后达到高潮。

不过，由于关东军是日本军队中最著名的“下克上”部队，东北又是其最重要的禁脔，而日本皇室对溥仪的好感并没有达到牺牲陆军利益的地步，所以，溥仪的挣扎最终陷入无效，其得力助手郑孝胥被病死，亲信凌升等被杀，溥仪自己也差一点被关东军换马。溥仪后期对日本人几乎变态的畏惧，大约就源于这次不成功的努力。

这种说法是日本人的一家之言，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依据，但未必可靠。可是，当我们看溥仪在建立伪满前后的照片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伪满时代，溥仪几乎没有笑的照片。

而此前，溥仪的照片大多表情轻松，甚至还颇有一些和皇后婉容的私密照。

这个伪满洲国皇帝，当的舒服吗？这样的对比，让人忍不住一声长叹。

三、第一次反攻——营口

日军攻占沈阳后，分掠东北各地，而东北军主力却持不抵抗态度，步步后退。一时全国报刊不断出现此处“沦陷”彼处“失守”的信息，抗战形势显得十分严峻。然而，日本《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却刊出了数张日军在中国抵抗力量打击下被动防守的照片。根据日方在照片下的记载，这是1931年底日军在营口的守备队遭中国军队攻击时拍摄的照片。在这次攻击中，营口守敌被迫放弃市区大部，退守商会和警备队司令部，经激战才坚持到援军到来。在一片败退的大潮中，是谁打出了这样一次凶猛的反攻？

营口为辽南重镇，也是重要港口，战略地位重要，若中国军队据有此地，等于为东三省的抗战保留了一条可以直入腹地的海上补给线，因此早为日军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立即有计划解除各战略要点东北军警武装，营口即为其重点攻击目标之一。事变第二天，即9月19日，日关东军一部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营口即告沦陷。守军李振福海防营猝不及防，部分被缴械，部分从海上撤向南方。

然而，根据我方史料记载，营口沦陷后，仅1931年内，中国抵抗力量曾至少三次反攻营口。

第一次，9月23日，盘山绿林出身的张海天、项青山、蔡宝山等组织“抗日救国军”，并指挥400名救国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田庄台、营口。此战击毙了日军二十多人，不仅使日军遭到重创，而且击毁了营口发电所和水源地，使日军占领下的营口停水停电，陷入一片混乱。

第二次，10月11日，部分东北军部队和地方武装袭击了营口的日军守备中队。

第三次，12月25日，为了缓解日军进攻锦州的压力，已经改编为义勇军的项青山部再次攻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锦州战况稍得缓解。

根据日方照片拍摄时间来看，这反映的是项青山部第三次反攻营口的战斗。

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市街见闻》记载，项青山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军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就地掘壕固守，如临大敌。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愿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

其实，项青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三千，而且由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项部有“四五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项青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

反攻营口，只是当时义勇军对日本占领军发动的进攻之一。此前此后，他们还曾经多次对长春、田庄台、新民、法库等重镇发起攻击，特别是1932年8月29日和9月1日，东北义勇军曾两次反攻沈阳，攻占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27架，给日军造成了重大震慑。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和马占山在黑龙江省的再举义旗，1932年中，东北军民的抵抗曾掀起一个高潮，以至于日军将征讨不利，未能完成既定目标的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撤职。

值得一提的是，反攻营口的项青山，可称一个传奇人物。

项青山出身绿林，报号“忠义”，骁勇善战，曾和另一绿林好汉“老北风”（张海天）共同消灭了日军苦心扶植的凌印清部伪军，活捉凌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岗繁太郎等，是义勇军早期重大胜利之一。当时锦州人有顺口溜赞颂项青山：“青山老北风，成心把日坑，活捉凌司令（指汉奸凌青印——笔者注），枪崩日本兵……”项青山后率部入关，张学良曾赠送他一块镶有自己照片的怀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一个旅，项任旅长。

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得不能再窝囊。入关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项旅的列车出发以后，项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项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

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这条关东好汉活着时候也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

四、击毙古贺联队长

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曾对各自的军事实力进行过分析，有一个公认的看法，即由于装备和训练的差别，在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军的一个精锐师，勉强可以抵挡日军一个联队的进攻。因此，在战场上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或击毙其一名联队长，都会被视作重大胜利。十九路军抗战的战果中，最值得夸耀的就是击毙了日军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而“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三个月，日军在东北，也出现了第一个被击毙的联队长。此人，就是1932年1月9日，在锦西战死的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大佐。

古贺传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五期，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化装侦查中被俘，但他却设法脱逃，并积功升至大佐联队长。然而，到了1932年，当他奉命率部进攻锦西的时候，这种好运气终于到了头。

此战中，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险些被全歼。下方的画图就是日军制作，反映这位联队长和其部下的最后时刻。从图中可以看到被击毙的日军官兵和战马，残存日军在一座碉楼附近构筑防御工事试图顽抗，也可以看到前仆后继冲向日军阵地的中国战士。

应该说，此图颇为写实，因为日方随后公布的古贺阵亡地照片上，正有这样一座碉楼，古贺就是被埋伏在这里的中国战士击毙的。

只有一点和事实有些不太一样——日本人的画图上，参战的中方将士都是身穿东北军制服的正规军，而实际上，参战的中方军队只是当地的民团——确切地说，就是刚刚扔下锄头拿起枪的锦西老百姓。

1月6日，古贺联队攻占锦西，由于当时锦州已经弃守，锦西县长张国栋不战而降。但周围义勇军此起彼伏，古贺对此十分恼火，决定9日出发对城西的龙王庙地区进行扫荡。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掌握了日军进城的情况，随即与附近的张恩远、刘春山、刘存启等民团首领组织兵力，试图消灭这批日军。

锦西地方民风剽悍，“九一八”事变后统计，当地民间有枪一千多支，因此，当地的民团，战斗力比正规军一点儿都不差。不过，即便如此，击毙日军联队长，几乎全歼一个日军联队，这种战斗力也令人太惊讶了。

说来这个古贺也是有些倒霉，他这个联队不是常备部队，而属于不满员的“架子部队”，意即平时只有骨干，战时才吸收预备役人员补充部队参战。由于东北战事骤起，日军兵力不足，仓促间将这个联队也调到了战场上，攻占锦西时，古贺手下只有一个中队，在锦西的日军不过一百多人。这个骑兵第二十七联队是于1915年6月随同第十九师团一齐成立，以后即一直驻于朝鲜东北海岸的罗南、清津和雄基，对我国的延边方向和苏联的海参崴等方向进行警戒。由于多年不打仗，部队缺乏锻炼，一旦遇到猛烈的战斗很不适应。

也许由于轻取沈阳的经历，日军此时异常骄横，古贺并不觉得自己兵力不足，出发扫荡前还命令松尾秀治少尉率一部辎重兵从锦西返回沈阳。

然而，锦西不是北大营，没有正规军番号的民团，却让日军认识了中国人真正的血性。

1月9日上午10时半，当先头的日军骑兵到达了上坡子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南方的民团射击。古贺当即命令对其进攻但立即遭到刘春山、刘存启、张恩远所率民团的三面包围。日军招架不住，被迫后退。此前，日军一个小队由石野中中尉率领试图迂回龙王庙，结果也同样遭到民团痛击，石野负重伤，尽管古贺派通讯组长丸山中尉、立花一等军医前往龙王庙进行抢救。但因伤势太重，终于在9日下午毙命。

激战进行了几个小时，附近村屯有枪的民众，看到日军并未有什么进展，纷纷赶来参加战斗，打击日军的火力更加密集，古贺开始惊恐，决定撤退。一部日军从上坡子撤退到锦西西门外时，由于突遭民团埋伏在碉楼上人员的袭击，难以回城。慌乱中，古贺被民团一枪击中翻身落马。古贺的副官米井三郎大尉、警卫兵上原英则将古贺抬向附近的民房时，米井也被击成重伤，上原当场毙命。古贺虽然被背进民房，但终于伤重不治，死前向米井三郎交代：必须守护好军旗，必须彻底“讨伐匪贼”……不久，米井三郎也因重伤而毙命。

残存日军在野口茂三中尉指挥下，力攻碉楼。但在接近炮楼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当场倒毙。残存日军勉强逃入锦西，和攻入城中的民团发生巷战，只是由于第二天日军援兵赶到，民团才退出锦西县城，使日军未被全歼。

与此同时，和古贺同时出城的松尾辎重队也成了倒霉的殉葬品，被全部歼灭，松尾少尉阵亡。事后，日军在沈阳为古贺和松尾等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

锦西一战，是东北民众抗敌的一次典范战斗，此战的胜利，得益于精确地情报和全民皆兵的作战方式。从游击战角度，这也是一次颇为精彩的教范式战斗。日军一名资深的联队长毙命于民团枪下，显示日军并非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