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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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般大了。家家户户虽说不至于吃不上饺子，可吃饺子的味道也是“千年等一回”，眼睛都盼红了。孩子们盼的就是大年初一那顿饺子。苦熬苦盼的酸劲儿，何止可以用“千年”来描述啊！那一年，我家后院老夏家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顿就吃下90多个饺子，得2斤白面才能包下来！于是我想起了当年八爷八奶家的孩子，也会有人一顿吃下那么多的饺子的，那时比现在还“熬苦”啊。他们把自己孩子的口福给了我，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仅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遗憾。

1997年夏天，王八爷的五儿子王文明从沈阳来乡里办理户口手续见到了我，好不亲热，我们好久不见了。

王文明比我小一岁，他的对象是沈阳的知识青年。10多年前他随她去了沈阳，办的是假离婚手续，现在要复婚迁户口。

来到乡里没认出我来时，王文明满脸的愁云，不知道找谁可以顺利办手续。我主动认识了他，王文明立即“多云转晴”。他万万没有想到，几道“复杂”的手续，在我这都简化了，都由我签字盖章，2分钟了事。

但是，其中有一条，必须先有原户口所在地认可后方可盖乡政府的公章，急得他冒汗。打电话，村里没有人，他父母家里也没有人，农忙时节都忙在地里啊。我对他的情况很了解，这道手续就免了，章照样盖，字照样签，用不着在我这卡壳。他百感交集，他说，今天办不成就白跑二年了，时效过期，所有的手续就是废纸一张。我送他出办公室，他向前紧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瞅瞅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摆摆手，表示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一转身急忙向车站跑去。

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饺子”的故事，或是早就忘记了。但那是历史，是绝不会被时间淡化的。

“大乱进城，小乱下乡”。1947年春沈阳地区两军决战，就要“大乱”了，我们全家再一次搬到沈阳广宜街附近的太清宫那里躲避战火。当时母亲就要生孩子了，家里却没有滴米，常常上顿接不上下顿。为了能让我隔三差五吃上一顿饱饭，母亲就领我去附近的舅舅，我们住得不远，算是邻居吧。

舅舅也是逃难的，老家在我老家的东面八九华里路的石佛寺。老舅和姥爷一起生活过得很殷实，来沈阳前就把许多的粮食拉到城里来，母亲事后说那粮食吃上几年都不会空。可是，每当我来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来不吃一口。那时的粮食比黄金还要贵，吃人家的饭就等于变相拿人家的钱。那时的沈阳物价飞涨，一袋子钱买不来一袋子米。后来很长时间不去老舅家了，是母亲再也不想看老舅和老舅妈那两张阴沉的脸了。

为了糊口，父亲经过考试当上了警察，仅仅当了十几天的警察。

母亲生孩子了，就是我的二弟，小名叫“二孩子”，我至今记得的。父亲忙于，祖母不在母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们母子三人。幸好一个姓郭的大娘长带些米面来我家，她一边照料来月子的母亲，一边让她的女儿陪着我玩。这个小女孩比我大一两岁，很是瘦弱，但很机灵和善懂事，我实在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了，当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门朝南开的，院子里有一家开买卖的，进货出货免不了掉这掉那的。人家不在乎这些小东西，我们俩就捡着玩，每一次她都比我捡的多。最后我们把捡到的东西放在一起平均分配。这些东西很像冰糖，白色透明的，一块一块的，我们不认识是什么。拿回家里，母亲说是白矾，闹嗓子、包红指甲都用得着，母亲精心地留下了。解放后了，我还用它包过红指甲呢，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白矾还有很多。

回想起“白矾”，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倒不是苦在那时像白矾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姐姐，她现在还好吗？家在哪里……

半个月以后，父亲辞官不做了，不久又搬回原址——董家窝铺老家。老家太平了，结束了“拉锯战”给人们带来的蹂躏之痛。城里大乱了，八路军就要围城开火了，我们就是在开火前离开沈阳的，那时叫奉天。再后来，只要我去沈阳，就要到太清宫那转一转看一看。我大了，但我依然幼稚，即使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姐姐，我们还会认识吗？

解放后1949年的第一场大水冲倒了老家的房屋，从此开始了随父亲四处漂流的历史，一直住着租用别人家的房子，成了新一代无产阶级，到了1963年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董家窝铺东南3华里的团山子，因为父亲在那教书。房东姓曲，我们住在他们三间房东屋的北炕，南炕是曲家，他们人口多西屋住不下才住在东屋南炕的。

曲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曲作兴，我就像哥哥那样带着他玩。他有一个哑巴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从来不打架，晚上睡在一个屋子里，就是一家人。

刚刚解放，日子是舒心坦意的了，生活还是那么的拮据。冬天一到就没有什么青菜可以吃到，白菜萝卜甚少见，土豆更是稀罕物。一天两顿饭，副食就是大咸菜，主食是大饼子高粱米稀饭，白开水是“高汤”，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块豆腐。离曲家几步远就是豆腐坊，母亲几乎没有买过豆腐，我不会忘记。因为好奇，我就和曲作兴去了那家豆腐坊看看热闹。

做豆腐的是个高个子老头。现在我想：一定是他本来不那么高，小孩子个子太矮，看谁都是高大的吧；看谁都是老头吧。他好像认识我，笑眯眯地攥着我的手：“你妈妈总舍不得买块豆腐，唉……”说着，他拿过两个碗来，给我和曲作兴每个人盛了满满一碗豆腐……

以记忆为标准，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豆腐的美味，至今仍然是我的偏爱。

那么，他是谁？吃完了豆腐，我不懂得谢谢人家，只好带着这个问号回家了。

　1　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1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祖母和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但我经不起诱惑，吃了陌生人的豆腐，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懒洋洋地往家走。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责怪我，只是打了个哀声：

“唉，你小孩子哪知道，那是你的大舅啊。”

大舅？我心里好不疑惑，我怎么有两个大舅啊？我认识的大舅不是那个老头啊……

我的大舅和母亲是一父两母生的，对我特别的好，我是有记忆的。沈阳的老舅和母亲是一父一母所生，这个大舅当然也姓慈，是母亲远房的哥哥，不是一个祖太爷的了，农村叫做“出五服”的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五辈以内的直系血缘关系。可是，这个大舅对待我们就像亲大舅那样好。只要大舅出来卖豆腐，他总在我们家停留一会，等母亲出来“卖豆腐”。母亲是不轻易出来的，大舅就喊：

“老李，你出来一下啊！”

母亲出去了，大舅捡几块豆腐给母亲，嘴里还要埋怨他几句：

“你们大人节俭也就是了，孩子太‘熬烤’了，这是‘豆腐边’不算钱的……”

大就叫母亲“老李”，我明白，那时候娘家人都把过门的姑娘称作“老李”“老王”什么的，我听惯了，悟出了这个“习惯”。不过，什么叫“豆腐边”我不明白。母亲告诉我，“豆腐边”就是整板的豆腐经过打刀后剩下的“边”，很窄的一小条豆腐。一个多年的豆腐匠是有经验的，是打不出豆腐边的。大舅为了能让我吃上豆腐，就时不时地打出豆腐边来，就在门口喊“老李”。母亲不忍大舅这么做，劝他多卖几个钱，孩子也该娶媳妇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大舅说：“我是你哥哥，怎么一过门就成了两家人了？”母亲没有什么好办法推脱，只好领受了。

母亲对大舅说的孩子，叫慈明信，我的表哥，他比我大许多。我们住在团山子的第二年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母亲领着我去吃喜酒，大舅迎出门来好远，满面的喜气。我们母子是上宾，是本家的姑奶奶嘛。临回来的时候，大哥把红烧肉、丸子揣给我慢慢一兜子，我过年了。

自从60年代初成立堤防管理所，大哥就在那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名字，明理、诚信、仗义、热心。在乡里，上上下下都和他保持着密的切友善关系。他搞过气象，是和河道管理有关系的，兼职的，在全县很有名气。1976年，乡里筹建成立气象哨，大哥是最佳人选。他没有去，而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我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他强多了……之后，大哥又约请新民气象站的老师来指导我，我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也没有辜负大哥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2007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新民高中百年校庆，顺便到新民气象站看看我的老师——丁林。他老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依然谈笑风生。我们所以亲密，情谊深厚，慈明信大哥就是我们的桥梁。我们有30多年没有见面了，过去的话题自然是主题，自然会说到大哥的一些情况，我也有整整10年没有看见我的大哥了。

在丁老师家的酒桌上，我提起大哥，丁老师黯然了，他说听说大哥死了！

我很愕然，酒也喝不下去了……

2008年春节前，也就是校庆后3个多月后我回老家一次，和内弟提起大哥的死，让我震惊了——大哥没有死！

大哥的身体不是很好，退休后得了脑血栓。我去北京的时候特意去他家和他告别，那时他还能少量的喝酒，精神很好的。据内弟说，现在躺在炕上了……要不是有急事回来，我连夜也要看看他，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心里很是暗淡。

　1　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950年春末夏初，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房子盖在孟家窝铺，在团山子以西3华里。房基地是我们自己的地皮，那时还没有实行合作化。姥姥是个很迷信的人，说那年盖房子不能改正房，也就是算命先生说的不能“修正”。所以，这两间土草房就改成了东厢房，正房的位子只好空着，引来了一场灾难。

1951年辽河发了大水，听老人们说这大水是亘古没有的，冲毁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多家居家用也都冲走了，弄得我们家一贫如洗。

洪水过后，父亲在正房的位置上盖起了“新房”。什么新房？利用旧房剩下来的“残砖碎瓦”盖起的房子——一间土草房，和马架子大小差不多。

从团山子搬到孟家窝铺，东西两邻和前后院都是大人们熟悉的人家，我也就没有了陌生感。东院是老丁家，老丁头卖香烟烧酒，开个小杂货铺兼做粉条，人称“丁粉房”。西院住着王宝富老两口，老王头买文具纸张，也卖炒花生。前文说过，我所以认识了王小浮，就是通过王家老两口这层关系。

东西两邻的买卖算不上火，常常是几天也看不见一个顾客。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会喝酒的？酒可是高档的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的消费品，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买酒。花生、烧饼、麻花、冰糖葫芦、脆管糖（学名麦芽糖），那得等孩子闹了小毛病，家长才买上一点以示抚爱。孩子们有病很少吃药，这些小食品好像比药好使。再说了，那时候的农村医生很少，药价却很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十里八村有个药方先生，那药也都是草药、膏药之类的，自己配出来的，你敢吃嘛。大人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把孩子的“热病”统统叫做“撞客儿”。“撞客儿”大意是撞上了“客人”。“客人”是神灵鬼怪的意思，忌讳这么说，就把神灵鬼怪说成是“客人”了。既然得了邪病，当然就得“歪治”。比如：在一面镜子上立个鸡蛋，大人的嘴里再叨叨咕咕地细数已经死去先人的名字。鸡蛋立住了，就说明鬼神作祟。其实，只要你有耐心，鸡蛋一定会立住的，我就在镜子上立住过鸡蛋。之后，就烧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答谢他们对你开恩。几天之后，孩子的病好了，就说是先人显灵了，日后可要好生恭敬，不然的话还要拿你有病！其实，孩子有小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治也会好，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更用不着如此的虔诚。

假如这些招法都不见效，大人们还有另外一道招法给孩子治病。

一次我的了疟疾，烧得厉害，昏昏沉沉的，滴水不进，难受死了。祖母给我煮了一个鸡蛋，那叫偏方，偏方治大病。按照治病的程序，祖母先剥去蛋皮，然后双脚跨在外屋的门槛子上，再用一根针在鸡蛋上扎一百下，然后把鸡蛋叫我吃下。这个偏方果然见效，早上吃的鸡蛋，下午病就好了。可是，没过两天，病又复发了，祖母说这鸡蛋没有把病完全带走，还得继续治疗。

祖母领我走到街上，等别的孩子走过来她就叨念：“求你把病带走吧，你是好人……”

还好，疟疾轻了一些，但没有彻底好。其实，得了疟疾就是这样的反复，周期性的发作，那是没有人明白。

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最后一招只好派上用场。她去东院老丁家买回一两酒来，又煎了两个鸡蛋，让我连酒和鸡蛋一起囫囵吞下。看来这个法子不错，过年的时候大人都很少喝上酒吃上鸡蛋，我“享受”了，因祸得福啦。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豁出去了，肯花钱。不过，鸡蛋我是吃下去了，酒刚沾嘴唇儿就吐出来了，喝不进去！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酒后，病果然好了。祖母很高兴，她说“偏方就是能治大病”！我想，老丁家的酒大概就卖我们这样的客户吧。待我长大了，也明白了个中道理，“打摆子”就是这样的反复，闹几天也就过去了，可以不治自愈。但可要小心，弄不好会有危险的，且不可以我的经历作经验……

住在孟家窝铺时，常来我家串门的是老曲家二大娘，她住在东街，离我们很近。二大娘的奶奶婆婆是我的亲姑太，我们是老姑舅亲。二大娘的大女儿叫曲风云，比我大三四岁，我每天都是跟着她去团山子学校上学。曲风云比我还小的时候就有对象了，未婚夫姓石，叫石振才，我们也认识。他们是父母“指腹为亲”的姻缘，为什么指腹为亲我不知道，但两家的关系很好。曲家真把石家当作一家人看待，见石家没有房子住，就让石家搬到二大娘的北炕来住。石振才和曲风云年龄差不多，虽然也是小孩子，但也懂得将来会住在一起的，住在一个炕上的。像我们这些更小的孩子也懂得他们是什么关系，时不时地就逗曲风云和石振才，尤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到这时，曲风云都气得发疯，直到抹眼泪……

1954年初冬的一个晚上，二大娘又来俺家了。他和母亲说话，我趴在被窝里听。母亲说：“这房子卖给谁也是个卖，你们两家住在一起也不方便……”

半个月后，我们随父亲搬到离孟家窝铺8里路的那家卧铺，石家搬进我们的房子。

曲大姐待我就像亲姐姐一样好，上学的时候，左手拉着我，右手是他的弟弟曲良忠。曲良忠比我小一岁，前文说过了，我们是从小的朋友啊。

离开了孟家窝铺，我一直惦记曲大姐她们，也很想知道指腹为亲的结局，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大姐很委屈。初二的时候，我听同学说，曲石两家自从我们搬到那家卧铺后，他们就解除了婚约。那时曲大姐结婚了，嫁给了马家，夫妻是自己处的，婚后生了七八个孩子，都是女孩。再后来，我在乡里工作了，常去她们家的村上蹲点，特意看看孩时的曲大姐……

　2　知心的邻居（难得知心）（1）

2知心的邻居（难得知心）（1）

2知心的乡邻

有一种感觉，至今难以让我解释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离开了孟家窝铺，离开了曲大姐，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好像蝴蝶羽化那么快。昨天我还像柔弱的蛹在“爬行”，今天会“飞”了。

那家窝铺离孟家窝铺相距仅仅8华里，可谓近在咫尺，但却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家窝铺姓郭的人家占60％，朱姓近30％。他们把“郭”当成“锅”，“朱”被理解为“猪”，于是，两个姓氏人家各自有一个居住区域，一道相隔互不混居，多年如此。但是，他们从来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相互间也做儿女亲戚，相互通婚。老年人有许多都是“亲家”相称，时常开玩笑的，倒也和谐，也是知心的邻居了。

知心，就是你知我心，我知你心吧。

这个那家窝铺我们先后住过两次，对“知心”这两个字再知心不过了。那就是在对待子女上相互知心——注重孩子们的学习相互知心，且身体力行。郭家也好，朱家也罢，家长们个个都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日后的“出息”用真心真劲。那时候刚刚解放，郭洪义等许多年轻的家长们就把十左右岁的孩子送到沈阳去就读，眼光远大，意思超前，实在是难能可贵。孩子高就，家长低调，省吃俭用地过苦日子。那个时候商店很少，街上有货郎挑着担子做买卖，走街串巷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但货郎很少来这个村子做买卖，因为很少有人买他们的东西。即使是卖豆腐的过来，也卖不了几块。他们把钱都用在读书上了，也有了“与众不同”的收获。1958年前，这个小小的村子就有了七八个大学生，那时候我都不懂得什么是大学，没听说过这个词。

在孟家窝铺，放学后就是完，从来不做作业。天还下来就睡觉，省得电灯熬油，把灯下读书看作是浪费，不会过日子，让人家笑话。来到了那家窝铺，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受到人家的熏陶，放学后就写作业，晚上也学会了电煤油灯看书了。

1957年深秋，跟随父亲的工作调转，我离开了那家窝铺来到了郭家沤麻坑，现在叫郭家了。这次搬家让我心里很痛苦，做梦人都在那家窝铺，想念我的同学和邻居。这也许是人长大了，懂得感情了吧。也许感情这东西给你最大的“优点”，相反则是最致命的“弱点”而被他左右和驾驭。

在那家（习惯称呼，大多地名都被当代人简化了，但公章一般还是很传统的）时候，每逢闲暇我常去听父亲和西邻郭洪权之间的聊天。他们谈天下时事、聊孩子教育、说古往今来，我都听得懂，记得下。他和父亲是“国高”同学，郭洪权是村里的会计，他的大女儿郭士英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常在一起玩。郭洪岐、郭士文、王兴杰……都是我的同学，我吹笛子拉二胡就是和他们学会的。到了高中我还是学校乐队的演奏员呢，“多才多艺”就是那时候的基础，我不会忘记。那家给予我很多美好和展望……

到了郭家，情形就变了，处处事事都很陌生。郭家，姓郭的是大户，“郭”姓的发音在这里很特别，不发“锅”的音，而发“国”音。

在郭家，我们和姓孙的住东西屋，是最近的邻居了，仅仅次于团山子的老曲家。

孙家三口人，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一个儿子有40来岁了，另一个30多岁。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家三口人都是弱智，缺心眼，村里人叫他们“一家傻”。祖母和母亲看不过去，就帮助他们料理家务，打点内外一些事宜。她们不知道“道谢”，也不懂得“感恩”，但祖母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照他们一家人。左邻右舍都说婆媳俩心眼好使，也愿意和她们交往。

通过“邻居”大人们找到了落脚点，我也在寻求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快同郭志彪孙方举成为好朋友，他们是我在郭家的同学。

那家有那家的优势，郭家有郭家的特点。郭家没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只有一个师范毕业生，姓王。但郭家的父老乡亲都很尊师重教。我们刚刚搬过来，许多学生的家长就来看“先生”了，或菜或柴，总有心情表示。父亲刚来时是负责教师，不久就是主任了，是学校最高的领导。

1957年末到1958年初，全国都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那就是反右斗争！另一场风暴则是自然灾害，那一个冬天风雪特别的大，所有人家的门窗都被大雪封闭，所有的道路都被雪峰堵塞。1957年又是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的一年，口粮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尤其是我们家这样的非农业户。

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有能力的人家都顶风冒雪地“破冰求鱼”。寒假里，父亲等老师们去了县里“整风”，家里只有我可以和人家“随帮唱影”去河泡子拿鱼虾。

那年我还小，使不动“钩片”钩鱼，也拿不动冰镩镩冰眼，只能用“搅罗子”搅鱼。我们家哪有“搅罗子”啊，西邻郭景一大伯贪黑为我做了一个，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了。第二天，我就随邻居拿鱼去了。

天实在是太冷了，刚一出门手脚就冻得像猫咬似的，耳朵冻出一个大水泡来。北风很大，很那站在冰面上，不小心就会被卦进冰窟窿里。祖母劝我不要去了，说太危险。可我偏要去，觉得让别人落下一天就像逃学一天那样羞愧。我每天都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中午啃一块玉米面的大饼子就算了事。我在想，父亲不在家，我要让七八口人过一个吃饱的冬天。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