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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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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堂堂的老师尚且“不修边幅”，孩子妈妈的衣着更是寒酸了。结婚时的红布帷幔悔了做成夏季上衣，一穿就是好几年。农村有一句俏皮话，叫做“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身皮”，用在我们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我从来都是星期天洗衣服，周一再穿上，在家在学校就那么一身皮。即是衣服穿破了也不能扔掉，悔了后给孩子们穿用，大的穿不坏就给小的穿。孩子不懂的什么叫体面，倒是学会了我教给他们的一句话：“笑破不笑补，补上就是有”。有一张照片是我领着毕业生照相时和家人的合影，小女儿花格子上衣的补丁多得已经看不出哪是原来的面料了，这黑白照片依然在我们的相册里。照片中，三个孩子都在乐，其中老大的眼睛乐得都睁不开了。他们乐什么？当时和过后我都没有问过他们究竟。我想：也许是初次照相感到新奇而快乐吧，也许是小哥俩乐他们的小妹妹“斑驳灿烂”的衣服吧，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有更体面的衣服一定会换上的。
我们俩一年下来所有的工分（民办教师也挣工分），去掉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柴草，剩不下几个钱，普天下大都如此。所以那时各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凭家底厚不厚。所谓家底，也叫底垫，一是指多年的积蓄，二是说结婚时的花费有多少，也就是父母给你多少。我们结婚形式上很简单，“内容”上更不能用简单来概括。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必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包括手表在内，和给她父亲花34元买了一身皮袄……一共只花了不到600元。这不到600元的“婚费”有一半是我自己从姑姑家借来的。借来的钱能舍得花吗？从沈阳回来还剩下70多元，如数交给了父母，一分未留。
结婚时的炕柜花了69元，也在“婚费”其中。柜面有4个镜子，上面是“花卉”——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都是很流行的革命色彩。这柜子是我和王凤成李凤仁三个人，拉着手推车从沈阳的北行拉回来的，那天正是数九的第一天，天气嘎嘎的冷。所有这些就是我的家底，到孩子们上大学了，除了炕柜，其他的东西不是变卖了就是物尽其用了。
回想起孩子们的读书，那得说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了。幸运什么？不都是他们考上了大学而令我们欣慰，重要的是那时念大学很“便宜”，没有这费那费和高消费。要是现在，我供得起吗？那时的学费，是真正的学习费用，仅仅是笔墨纸张而已。我所耗费的除了笔墨纸张而外，是我正值青春年华的充沛精神和心机。
2 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2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一生中我得到的大小教训太多了，最没齿难忘的就是与老师“交恶”。我一直很幼稚也很固执，不会和老师搞好关系，使得老师很讨厌我，也让自己很苦恼，理想和愿望未果，遗憾终生。对于孩子，我不能让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也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比我优越的状态。我也不能像父亲对我那样不闻不问，我要尽力为他们走上顺畅的路做引导，开到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疏导他们思想化解疑惑，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实现我没有触摸得到的夙愿。
他们刚刚上学，我就让他们通过竞赛得到快乐，把握自己的前程，多孩子的教育也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靠近。
那时屋子里的四壁已经没有了李玉和李铁梅那样的年画了，也没有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四张图表——思想品德竞赛、学习成绩竞赛、生活劳动竞赛和勤俭节约竞赛，每一项都细化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中。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记1分，学习雷锋做好事记2分，获得学校奖励记3分，最多的是被评为三好学生记5分。这一类的得分要实事求是地填在思想品德竞赛表格里，期末做统计。每次考试的分数自己写在学习竞赛的表格中，按及格、良好、优秀等档次计分。家庭劳动各有分工，两个大孩子负责抬水，小女儿专管抠水井的井碗。井碗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书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米长的土炕上，或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计”了，扔下3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2 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2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服装厂倒闭了，欠下一大堆工人的工资，就以成衣按市场零售价顶替，不管你什么适用不适用的。工人只好手拿一大堆服装到集市上去销售，成了服装厂尽心尽力的义务销售员。我家得到的是10来条清一色的蓝色裤子，没有一条适合家里人穿用的，卖又卖不出去，只得将就穿了。父母、我们和兄弟妹妹出出进进全是一个颜色一种制式，犹如某行业的行服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还得向不知情的人做个解释，否则就有偷盗之嫌。
没下岗前，她在服装厂负责质量检查和组织生产，队服装生产和管理及工艺流程谙熟，工作上也很投入。现在突然间刹车，有点茫然失措无所事事，更觉得无路可走，整天呆在家里忧心忡忡。
那一天，忽然有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板登门来聘请她做厂长，塞翁失马后果然有了意外的福分。
老板是邻村的，我们认识，他姓宋名佐英，是解放前这里名绅宋钦侯的孙子，排位老三，人称宋老三。
宋氏服装厂鼎盛之际有几十号人从业，乡内外很有些名气。由于缺乏管理人员，效益一直不是很好。公社的服装厂一解体，倒是成全了他和她，就近的技术工人也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宋老三的企业正蓄势待发。
她重操旧业，负责企业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宋老三出手大方，给她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是原来企业的一倍。
宋老三大有其祖父的遗风。他手里有了钱，不思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整天和一帮食客泡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以示仗义，好像自己就是孟尝君。
宋老三最大的特点除了嗜酒，就是嗜书，都如命。他看了很多的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看书就像小孩看连环画那样入迷，你抢都抢不下来。有时候他怕别人打扰他看书，竟然爬上房顶看书，一看就是半天，不许别人打扰他。等他看饿了下得房来时，所有生产上的事已经耽搁多时了。该他表态的事，你找不到他；去沈阳本该一天办好的事，他三天也办不完。酒喝足了才想去办事，头又涨腿又软。就这样，大好的时光和机会白白地流失，一次次地一闪而过。不到二年，好端端的企业被他自己泡黄了。欠下工人的工资很少有人去向他讨要，要不来还得惹一肚子的气，只好自认倒霉。
宋老三总算在破产之后给大儿子办完了婚事，老两口子领着女儿和小儿子背井离乡去了新城子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躲债，二也是为一家人谋个生路。这会他倒是勤快了，起早贪黑地卖起了血豆腐，无奈浪子回头为时晚矣。不久，他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听到他的噩耗后，我和孩子的妈妈去看望抚慰他的遗孀。她泣不成声，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劝告。
当初，宋老三把生产和质量管理交给了孩子的妈妈，而销售和财务已对外联络交给了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人心计甚多，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来二去，所有的企业机密，全都被她了如指掌并为己所用。此时的宋老三成了一具枯死的躯壳，她却借机壮大了自己，进而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死去，而是换了一个姓名，依然走宋老三原来疏通好了的渠道。
宋老三为人豪放豁达更是血性，缺少的是身体力行和任人唯贤。他之死令人怜悯又使人叹息。我们空有辅佐之心同情之意，只是难以越俎代庖，也是鞭长不及马腹。
孩子妈妈再次失业不那么处心积虑了，久经的磨砺使她对就业下岗的轮回已成为司空见惯。几年间，她去过大韩家窝铺的吴家、燕飞里的刘家，为他人作嫁衣裳，倒也没有清闲过。她像个游击队员，神没鬼出的，左邻右舍还以为她在公社的服装厂上班，钱一定没少挣。
1985年，罗家房乡私营企业纷纷停下了脚步开始喘息。这些企业都是靠原来公社趟出来的路子走老关系的。改革开放一活跃，这些关系的链条松动得不能链接在一起了，私营企业局成了无水之源，一天天地枯竭了。
这时，大孩子已经考上了新民省重点高中，其他两个孩子也正沿着这条路向前冲刺。于是，钱又一次对我们警钟长鸣于耳际。
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更需要钱。我一个月180元的工资怎么能经得起他们的“你争我夺”？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异想天开的来钱道——养鹅！
1985年盛夏暴雨连绵，辽河的洪水已淹没了所有的河滩地，水还继续地上涨。既然决定养鹅，就不能再犹豫了，天塌地陷都不会改变，害怕洪水吗？
那天上午9点，辽河又出现一次大的洪峰，我没有理会，带上一些钱独自骑车直奔铁岭。我不知道去铁岭的近路，即使有近路也被洪水阻隔了，只好走大路。走大路要经过新城子和清水台，然后90°大转弯再向北直行，也就是走哈大公路。这条路只听说过但没走过，就边走边问路。中午过后，总算来到了铁岭，单程150华里，还不算在铁岭市内绕来绕去的路程。
到铁岭买鹅？是的，那里有纯种的昌图豁鹅。铁岭的畜牧研究所是昌图豁鹅的提纯繁殖基地。要是在铁岭买不到的话，我就去昌图，狠心了。
还好，经人指点我找到了畜牧研究所，到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研究所在山上，本来一路疲惫不堪却又要上山，两条腿酸得直打颤。到那才得知，今年最后一批鹅雏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我毕竟赶上了末班车，忘记了劳累。按研究所的规定，当下我交了预付订金，心里踏实多了，没白跑一趟。
本该在铁岭住一个晚上好好地休息一下，一想起辽河发水我还是回去了，立即返回。
回来的路上自己告诉自己，累了就慢些骑。可一上自行车则心不由己了，恨不得一步到家。出了铁岭市区，才觉得饥肠辘辘，只好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吃部用电便餐。吃过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想起离家至少还有130多里路，没有休息就又路了。
这会则是身不由己了，想快骑也不行了，两条腿比木头还硬，往下一使劲脚和腿还有膝盖无处不酸疼。好不容易过了新城子来到了六王屯，天已经黑了下来。
二妹妹就住在六王屯，我没到六王屯的时候就打算在她家住一宿，实在走不动了。可到了那，我的主意又改变了，转念一想家里大人孩子一定惦记我，涨这么大的水她们能放心吗？掏出烟，抽了一支继续赶路。
过了六王屯，途中有个叫八间房的村子离石佛寺20多里路杳无人烟，一片荒凉。为了预防不测，我下车捡了几块拳头大的石头带上，万一有劫匪也够他招架的。
黑夜和那路一样的宁静，只有自行车和路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死一样的寂静。天上的星星眨着眼，哆哆嗦嗦的，不是的躲藏。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灌木丛古里古怪的，看不清枝叶后面隐藏着什么，全是一个个凸凸凹凹似人非人的轮廓……我不敢想象太多，只是集中目力和听力朝前走。忽地一个小转弯出现，隐隐约约看见了稀稀疏疏的灯光，啊，眼前就是沙岗子了，就是石佛寺东边的沙岗子村，忐忑的心不觉落了地。小时后到姥姥家来玩，就曾经和大舅一起赶着大车来卖香瓜，晚上那里演电影，有买卖做。
真巧了，今天沙岗子也在放电影，可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它，便在人群中挤了出去。
过了石佛寺、马门子，就到了本乡境内的山西孟家，啊，离家不到10里路了。这时，堡子里只能偶尔见到一丝从窗帘的缝隙中露出的灯光来，一忽闪又灭了，大概是上厕所的人开着了，完事又关了。或许是小孩子哭了，大人找些什么东西哄他，孩子睡了，灯就关了。
夜深人静，自行车“刷刷”的响声显得很大。我不爱听这种很是单调的声响，总以为身后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在追赶我。偶尔下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再骑上继续赶路，也看看那几块石头是不是丢了，就放在车子的后货架上，很容易颠跶丢的。不爱听“刷刷”的声音，我就哼唱一些歌曲来掩盖车轮声。
家边上的几个堡子我都很熟悉，唱歌也不会招来麻烦，都知道我是穷光蛋。这样反倒安全，不会吧我误会成有钱的，这也是我经常下乡蹲点的地方，连小孩都认识我。
一阵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到家了，已经是接近半夜了。进了家门，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太累了。草草吃了点东西，倒头便睡。
2 我的一家（历尽艰辛）（7）
2我的一家（历尽艰辛）（7）
从家到铁岭，再加上在市区里绕行的路途，这天我骑车足足走了近400里的路途，创造了我一生“行走”的记录。按预定的日期，十天后再次去铁岭取鹅雏。
我一共预定了60只鹅雏，一个人是很难把它们用自行车运回来的。我不忍心劳累她，毕竟是女人，她不忍心花钱坐火车，只好由她和我一起去了。
记得那是8月11日吧，辽河的洪峰一个接着一个，河水暴涨得很厉害，很少有人出行，都在家里预防洪水可能发生的不测。我对孩子做了一些安排，便按着上次的路线向铁岭进发。这是我那一年三次去铁岭的第二次。
大丈夫有的是体力和勇气，我很担心她的体力是否能坚持下来，别成为我的累赘。但她出乎我的意料，也是浑身是劲一步和我不离。是的，为了孩子和家庭，为了开源节流，就有了信心和力量，什么困难都不那么可怕了。这种精神状态也影响到了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俩一样也在孜孜以求的前行着。
大孩子初中没有复课的过程，一步到位考高中。我们都很担心他考试不会理想，但他自己跃跃欲试，只好顺其自然。
那个年月直到现在，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挤进这条千军万马都要过的独木桥。反反复复地念初三夯实“基础”，可谓广大家长和学校望子成龙及追逐升学率的一大发明。据我所知，不经过复课的几乎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和中专的。这么做极大地拖延了孩子成长的时间，也延长了人才的培育时限，更浪费了很大的一笔教学上的资源。
就某些家长而言，这种浪费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罗家房中学有一个姓宋的老师，为了让儿子中考得中，竟然让儿子念了6年初三，直到考上个中专为止。我和他有所不同，但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为了让大孩子开阔一些视野，接受不同老师的教学方法和特长，初三时我把他由曹家中学转到了罗家房中学。虽然食宿费用要多花很多的钱，为了提高学习成绩也在所不惜了。
1984年中考结束了，听老师和孩子自己说，考上重点高中的可能性“很大”，但还不能说十拿九稳。那段日子里，越是接近发榜我们就越是提心吊胆的；越是想知道考试的结果，就越是害怕知道。那几天，我下班走进家门时，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希望和失望混杂在一起，心里很是矛盾，但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我到家很晚，太阳早就西落了，家家都亮起了灯。一路上就听说今天中考已经发榜了，但我真的不敢向学校打听任何消息。走进大门时，就听见屋子里有人在唧唧喳喳地谈唠，听声音是孩子的妈妈和我的母亲。我想，她们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消息，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平时的闲聊，忽而声高忽而齐声。我屏住气仔细地听着，孩子的妈妈说：“要是考不上，来年就得复课了，光是复课费学校就要收一百五六十元呢。”“哈哈，这回省下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了。”母亲朗朗地笑着。直到这时我的心才算落了地，才知道孩子兑现了他说的话。
孩子中考的分数不是很理想，属于“压线”档次的，记得是525分。那年新民重点高中计划录取6个班共300名新生，没有一个自费生，但多录取了60名。多录取的60名等加试完体育，再把体育分和文化课分数加在一起作为总分，最后录取前300名。大孩子文化课的考分在360名学生中排在第295名左右，也就是说体育考得不好他就会名落孙山了。
得知他的考试结果时是很欣喜的，但面对严峻的体育加试又忧心忡忡起来，天知道他会加试得怎样？何况他是个小个子……
喜忧参半的日子更加令人难熬，甚至是夜不成寐。
加试体育的日子到了，我哪能不陪他到新民？为了能省下点住宿的费用，我们住在了离学校不远的气象站，那里的同志和领导都很支持我，对我们十分的热情。
气象站二楼的办公室里，有几张床是给值班人员休息的，让给了我们，但蚊帐只有一个。为了不影响孩子休息，我只好任由蚊子叮咬了。一夜过后，我的脸上腿上无处不是红包，回到家孩子们都不认得我了，成了红脸关公。
大孩子年龄小个子又矮，在班级是个打排头的主儿。加试体育的头一天晚上，我领着他去见我一位很要好的高中老师的家里，询问一下相关的事宜。这位老师姓赵，是从罗家房中学调去的，他的爱人是我初中的同学。本想让孩子得到他的关照与鼓励，但适得其反了。
他听我说了有关孩子考分等一些情况后，又看了孩子的身体现状，直言不讳地说：“我看他够戗。”当时我的脑袋就“嗡”的一声，我这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可我当孩子的面还得硬挺着给他打气：“赵老师，体育加试问题不大，会取得好成绩的。”我还说“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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