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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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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春回来前，大儿子给了我两万，我自己手里还能凑合1万，剩下的1万到哪里去找？
从长春回家的一路上，我始终在琢磨怎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她。
我先给她一个惊喜。在出事之前，我有一个专利设计成熟了，是一个世界时时钟的技术。这个专利技术不需要对原来钟表的结构做大的改进，就可以生产世界时钟表，世界各地的当地时间一目了然。在去长春的火车上，我把我的设计讲给了东北大学的葛教授，他表示了肯定。到了长春，我也把它讲给了我的亲家，他们都说这是一项很好的专利。那时候我担心我人微言轻，就把这个专利交给了儿子，由他代替我申请，并取得了成功。那时，原以为出让专利可以得到一笔钱，可以补上“炒股”的漏洞，所以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把这件事讲给了她听。
她很高兴。我话锋一转，说天下的事就是这样的，想得到的时候，往往会先失去一些。她表是我说的对，我才说：专利弄好了可以得到一笔钱，但现在得失去一笔钱了。她也知道专利的厉害，我们鞋厂用人家的“专利”开价不就是168万吗？也就是说，眼下的窟窿可以用专利堵塞的，我就想给她这个概念，我自己也在抱有希望。
从长春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终于知道了“炒股”这件事。起先她根本不相信，后来看我说得很认真，眼泪便簌簌地滚落下来。她不能不哭……
夏天卖西红柿常常被雨水淋个响透，汗和雨水和着泥，就是为了那10几块钱。到塑料棚子里割韭菜，腰哈得很低，爬来爬去地劳动，狗都受不了，人得将就，那钱来的容易吗？养鹅起早贪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用透支生命换回几个辛苦钱……几万元竟然在刹那间打了水漂，心疼、心酸，也心寒，她的心碎了，哭得太凄惨了。就是以后她的爸爸妈妈死了，我也没有见到她那么的伤心至极。
哭也没有用，眼前的1万元必须在明天有个说法，不然我就欠了厂子的钱，我没有那个习惯，厂子也用钱。怎么办？当晚我们决定卖掉自己一砖一瓦垒砌起来的房子，搬到老牛圈去住。
老牛圈是厂子另外租用银行的房子，我准备在这里上几个项目。其中的一个就是专利项目，后来被我取消了，不成熟，假专利，所以房子始终闲着。那时是迫不得已，怎么也不想走背井离乡这条路，但走了。
在老牛圈住了半年，二妹妹和三妹妹才知道我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便纷纷解囊相助。10月末我们在德盛堡买了一处房子，花了1万2千元。11月11日我们搬了进去，有了自己的家。
2 我的一家（人生拐点）（11）
2我的一家（人生拐点）（11）
原来的家也属于德盛堡行政村，俗称叫“大桥”。现在的家属于德盛堡自然屯，和大桥是一个行政村，是村委会的所在地，两个自然屯相距一华里。我能搬到这里来居住，应该说是劫后余生了。
深秋时节我们住在老牛圈时，天气已经是一天天地冷了下来。晚上就要多烧点柴禾，不然炕就觉得很凉。然而，事不随人愿，银行的炕不好烧，也就是说炕和烟道不通畅，憋烟。那天半夜，我突然间感到一阵阵难忍的恶心，头疼得很厉害，迷迷糊糊，不觉呻吟起来。她被我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打开灯一看，只见我脸色苍白，满头是汗，便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我。好一会工夫我才哼了一声，像从噩梦中醒过来似的。这时我明白了，是煤气中毒了，险些命丧黄泉！神智清醒了，但脑袋依然嗡嗡作响，想要爆炸的难受。
我们所以搬回德盛堡，与这一次“惊险”不无关系。再有就是，母亲自打我们搬到老牛圈，她没有回过家，太孤单了，我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不能让年迈人再四处漂流了。
说起来她绣花、卖菜也有六七年的光景了，那个黄金时期到现在开始下滑了。所以到了老牛圈后她决定改行，到我的鞋厂上班。
1993年初春，鞋厂正缺少一个销售员，她本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工作。
推销产品极为艰苦，每天都要乘车外出，还要带上几十双鞋。以往她晕车，所以要试试看。当了推销员一次也没呕吐，她真是个挨累的命。鞋厂一连换了3任厂长，她就成了三朝元老。从1993年到1996年的四年间，沈阳、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的路让她跑“明”了。上万双鞋都是见过她的肩膀抗双手拎出去的，几十万元的鞋款也经过她的手结算带回来的，没差过一双鞋，丢过一分钱。这也成就了她“失业”的苦恼到有事可做的转化，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不让的话拿什么偿还一万多元的房债？
正像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样，乡镇企业也没有不黄的厂子。鞋厂的厂长一蟹不如一蟹，亏损额年大于年。1996年冬，鞋厂转包了他人，她也和东奔西跑彻底地拜拜了。
就这样，靠我们的双手建立起一个新的家业，靠我们的辛劳供三个孩子念书，靠我们的毅力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可以说，没有她我则孤掌难鸣，甚至是凶吉难测。她左一次弃业又一次转行，都是在风口浪尖上求生的，都是在坎坷崎岖的旅途中跋涉的。期间纵然有些兴致的瞬间，其歌也悲壮，其心也苍凉。
1996年末，我们总算还清了外债，一共是13500元。
有道是，无官一身轻，五债情亦同啊。只是二儿子和小女儿一个未婚，一个还没有毕业，轻松也是暂时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用在那时我的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
事到如今，她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算得上“江郎才尽”了。闲不住，就养些花来卖，还做起了加工蛋糕、做湿巾的小买卖，混个咸菜大酱钱吧，倒也其乐无穷。我则在单位单枪匹马孤舟独将地向前维持着。
1996年初，李昊原来的对象黄了。原因很清楚，那是我们欠的外债还没有还清，拿不出来一两万元给他的女朋友装修房子。他也不让我们出钱，有说不通她的父母，一气之下了断了。以上是我的判断，李昊只是说她当不了她父母的家，今后过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即是遗憾也是教训，只差那么一点点的钱，可我们没有，还在经济危机中喘息着。
说遗憾，是我们觉得那个孩子很好的，稳重。说是教训，是说我们的口风太紧了，总想在孩子的花费上求得一致，也就是平衡。李靖结婚时只花了2000元，他们最少要花2万元，作为父母的怎么做交代？事后我才想起来那句话，叫做“赶上驴骑驴，赶上马骑马”，忘记了灵活机动因时制宜的原则，其实这都是贫穷惹得祸。
孩子一日不成亲，父母就一日难以安心。
1997年仲夏，李昊从沈阳打来电话，说他经人介绍又处上了一个女孩。她就是我们现在的二儿子媳妇马娜。
对孩子们的婚恋我是早就有原则的，也曾向他们说过，他们也都明了在心。我的原则是：不看门第看人品，不看长相看才智，不看金钱看感情。只要你们自己认可，父母绝不干预。
马娜和父母和我一样的实在，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算是皆大欢喜了。
马娜是个知名人士，曾16次获得国内外轻量级的举重冠军，我们也是新民的老乡，她家在大民屯的腰堡。
十几岁时马娜就离开了父母去了体校学习，退役后就业了。开始是在新民体校做短跑运动员，很有爆发力。后来，她的启蒙老师让她学举重，不想一举成名。退役后，她被分配到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工作，一直没有处对象。
马娜的成名教练张佳民先生经常去李昊那炒股票，他是50万元以上的大股，正好由李昊负责，渐渐地认识了。张教练很是欣赏李昊的人品和业务水平，心中对他便有了十之八九。
又一次，张教练又约李昊去吃饭。这次同往常不一样的是，席间张教练有意请来一个三陪小姐来作陪。李昊见此情景惶惶然连忙拒绝，继而夺门而出。张教练什么也没说，付了饭费各回各家。
一星期过后，他打电话再次约请李昊，说有一件事要和他当面商量。
李昊如约，张教练笑了，说明上次是他玩的“阴谋”，试探他的人格道德……并把他的学生马娜介绍给他。不久，李昊和马娜一同回家来见我们，也算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1998年3月7日，马娜的母亲病故了，我们俩骑摩托前去大民屯吊唁。那一次是我和她父亲第一次见面。
直到他们结婚，马娜和父亲从来不提一句关于彩礼和钱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要求，让我很受感动。
他们结婚用的房子，是沈阳市政府奖励给马娜的，她获得了亚运会的举重冠军。冰箱、彩电、洗衣机及所有的必备物品，都是马娜平日里置办的，我们没有为他们添置一件东西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那时我已经决定下来去北京了，房子也卖掉了，就给了他们13000元，算是父母的一点心意吧。
从那时起，我的人生道路开始了新的拐点，又出现难以忍受的阵痛。这个《草根家事》就是在阵痛中诞生的，起草于北京，落笔于沈阳。10年间，又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难以计数。
3 我的北京（并非风顺）（1）
3我的北京（并非风顺）（1）
有一百个孩子就得操一百份的心，我们只有3个孩子，所以更能把心操得周到，或叫尽心尽力。
大孩子李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为硕士研究生，先工作一年后再读研。这也很好，他可以按当时的有关政策带工资深造，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媳妇邹彤也不甘示弱，经考试也成了硕士研究生。1993年他们结婚后一直住在岳父家，之后李靖又考上了博士研究生。1995年12月28日，他们的男孩出生了，由我起名叫李临川。李者，桃李之谓也；川者河湖之水也，临则临泽。其寓意是生存环境优越，任其茁壮成长。
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准奶奶就去了长春，之后又陪伴她们母子一个多月。再后来，邹彤上班不得照顾孩子，临川13个月时就来到了我们当时农村的家“寄养”，那时正是开春的1997年。李靖也博士毕业了，去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博士后流动站读博士后。
1997年11月初，农村天气渐渐地冷了，早晨已经白霜点点了。奶奶怕冻坏了孩子，就由我送临川妈妈那里。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年底，邹彤领着孩子从长春去了北京，由此开始在那里定居。半年后，邹彤放弃了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工作，被北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用任总工程师，并开始上班。
大人一上班，孩子就成了问题。恰巧这时李靖又去了韩国搞学术交流。邹彤和孩子顾得上穿衣就顾不了吃饭，急得她们娘俩团团转。在她上班前，奶奶乘车去了北京，再次把临川接到我们家来。
8月初李靖快要回国了，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奶奶再次抱着孙子去北京让他们一家团聚。
孩子是奶奶从小带大的，祖孙的感情十分的浓郁，难以割舍。邹彤也是对孩子很不放心，总觉得离开奶奶不那么安心。在李靖外出的时候，邹彤又一次把奶奶请到北京看孩子。不久，我也做出了决定：去北京！
那时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况且母亲年事已高，说去北京就去了能那么容易吗？再说了，沈阳的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很多事都成了我们去北京照看孩子的障碍，怎么越过？还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跟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只是想老两口过无牵无挂生活，过夫唱妇随的田园生活。再有几年这种伊甸园的梦想就会实现了，近在咫尺了。可眼下要去北京，所有的美梦不都成了一枕黄粱了吗？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扼腕惋惜。同时，我也难以离开生养我的这片黑土地……
但最后还是去了，是孙子与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跨越了难以逾越的诸多屏障。
走之前，母亲去了太平庄老女儿家，房子也变卖了……除了几万元钱，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对家乡的留恋。说实在的，也有对北京的向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北京生活奇#書*網收集整理，会和李靖邹彤他们在一起过日子。
邹彤是江苏扬州生人，父母是50年代的大学生，沈阳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一直在那生活工作了，而且很有名望。他们的女儿结婚时，都是他们一手承办的，我们倒是清闲自在，坐当公婆。上文说过了，他们结婚我仅仅花了2000元钱，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婚后，李昊炒股又花了他们的钱，更让做父母的心理难以平衡。现在他们有些困难我们怎么会安然？
我终于做出了选择，人生的拐点终于出现了，就把电话打到北京告诉邹彤。她十分地高兴：
“李昊、晓黎还没有结婚，你们所有能用的东西都给他们吧，你和我妈带些随时穿用的衣服就行了，千万不要多带……”
是的，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安排和处理善后事宜，很麻烦的。
母亲76岁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尽管我们劝她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但她总是那句话：你们去吧，我不反对也不阻拦，我在哪都可以，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她不愿意去她的二儿子家，说7楼太高了。按她的意思是，在我们去北京之前，她先去太平庄老女儿家。是的，我也不愿意让她送我们走，总觉得那样有些“凄惨”，好像生离死别似的。
母亲能用的家什器皿，老妹妹家能放得下的其他物品都尽数搬过去了。还有母亲百年之后的费用也都有了安排，放在我大妹妹家里。总之，她的生养死葬等一切开销都有我一手承管。
安顿了母亲，我又逐个向四个妹妹及孩子们通报了去北京的相关事宜。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房产和交代工作，这两项大事双管齐下，时间紧迫。没有几天，房子的交易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工作问题也有了眉目。
我是公务员，按有关规定我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工龄虽然已满30年，可以申请退休，但沈阳市不执行这个条款。要想离开工作岗位，唯一的希望就是按照新民市委市政府年初下发的“3号”文件精神——可以申请下海经商。文件中规定：鼓励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动离职下海经商，一年内除不享受下乡补助和年终奖金外，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开。一年后，愿意回原单位的不受任何限制继任原职。继续下海经商的，要与原单位签订合同，并保留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及职级。
根据这个规定，我可以申请下海经商，一年以后或机关改革有新的政策出台，或我已年满55周岁再申请退休。这样，我去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经过我同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探讨，他说“3号”文件已经停止执行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唯一的一条去北京的通道被堵死了。
可我还不甘心放弃它。我认为，“3号”文件早已下发，不执行“3号”文件的文件在哪里？没有。那就是说，“3号”文件还是有效的。我就决定利用这个“空子”找党委书记面谈。
其实，对于我来说下海经商只是个借口而已，目的在于既能得到正常的开资又可以暂时脱离现有的岗位，不然去北京就成了问题。
党委书记刘国成很支持我上面的想法，当即就决定放人。他对机关工作早已生厌，对时政流弊更是颇有微词。他看不惯上级不讲实际地发号施令，弄虚作假……我提出下海，对机关的机构改革也起到减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压力，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对周春林乡长说：市里又没有明文规定不执行“3号”文件的精神，他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就说了算，用不着对上做什么请示，不行的话他再回来嘛。
第二天早上，刘书记主持党委会，专门讨论关于我下海经商的问题。开会前，刘书记再次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想好了。我说：“考虑好了，就等党委研究了，来日机关机构改革编制中多一个人就是我。”我很慷慨，话说得很干脆，刘书记赞赏我大度豁达有勇气有胆量，够男子大丈夫气概。
党委一锤定音，我又同乡政府签订了有关协议。其内容主要是：下海时间暂定1年，如遇机构改革则按新的规定执行，原协议作废。
有了这份协议，无疑等于请了一个1年的长假，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退休和机构改革。但是，在机关中很多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觉得有点冒险，怕丢了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子。
房产转让给了德盛堡的沈凤忠。开始谈交易之前，我不懂房子的行情，刘晓维做我的参谋。那时郑文信的房子卖了，他房子的地位环境与我的大体一致，房价17000元，但他的房子质量很差。我以他的房价作参考，再把我的“优势”加进去，最后以26000元成交了。
我的房子和郑文信的相比，“优势”13000元那是公认的。但沈凤忠考虑我急于去北京就往下压价，这也合情理。但沈凤忠也担心买不到我的房子，怕被别人买去，所以也不敢大意。于是，房子就在这个价位上定了下来。
30000元的房价包括烤蛋糕的设备1000元，也包括一辆很新的摩托和彩电等物品。这些东西足足值4000元。现在房价定在26000元，上述的东西就由我来处理了。但我依然给他很多的物品，如：价值400元的工具箱、写字台和4把椅子、一个炕柜、好多贵重的花木、农具、近1吨的煤、大大小小的缸、铁锅和铝锅盖、穿衣镜……物皆有用。我还特意写了一张条据交与沈凤忠查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物品也全数归他所有。
至此，所有去北京前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落实了。原来我们商定等李昊“十一”完婚后再去北京，这些天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原来的房子里。等我们搬走了，沈凤忠再搬进来的。所有关于买卖房产及有关事宜，都是由阎俊芳为中介人，一切都很正常。房款是由我和沈凤忠在银行交接的，没有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母亲用的东西拉走了两车，许多不能带到北京的衣物，由王洪军拉去了。9月15日一早我们开始收拾带到北京的衣物和书籍，准备第二天从邮局寄往北京。我们正在忙碌时，沈凤忠来了，约我到张奎合家说话。
3 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3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事出蹊跷，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交谈的，非得到第三方家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房产的交易使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的。他的媳妇在沈阳，我的夫人在北京，我们俩都是说了算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大男人，还有什么……我琢磨不透他的心理。
原来是，沈凤忠嫌我拉走的东西太多了，说我违背了诺言。
我问他：“你可以按照我给你的条据查验啊，少一样东西我如数补上。”
“那个条据叫我撕了，没有用的。”
“你撕了，我没撕，一式两份，你看看吧，少了哪样东西？”
我还说：“我们商定的事还有中介证人在，这个不算数还有什么可以算数的？”
他无话可说，怏怏不快。
沈凤忠原来的4间北京平卖给了刘汉丰家，好的孬的东西，甚至是窗帘架子都拆下来了，室内一扫而空。我卖给你房子，我拿走的东西仅仅是原来东西的一小部分，你怎么还不知足？我越想越来气，终于明白了他的亲属两次对我说的话意味着设么。
“我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
高价吗？合理的价位。买房子还要买我的东西吗？我的东西也在房子之内吗？我问他的亲属，无言以对。
沈凤忠并不甘心，没等李昊结婚就搬了进来，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他们的理由是：他爱人和刘家处不合，不想在那（老房子）多呆一天了。
刘家和沈家住东西院，沈家说刘家盖房子“抢前”了，由此两家开始不睦。沈家老想离开刘家远一点，就买了我的房子，也离沈凤忠的农机修理部近很多一举两得。那时沈家就想搬到修理部去住，还没等搬走就买了我们的房子，这是实情。所以我对他们搬到我这来我没有反对，房子已经是人家的了，那是早晚的事了。
现在他提出“东西”少了的问题，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搬家，目的就是监督我不要再往出拿东西了！他的继父在他搬家的时候又对我说：“俺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潜台词就是“花高价买房子，你就别往出拿东西了。”
显然这话就是沈凤忠教给他的，他自己不好明说罢了。
不几日，沈凤忠的三叔丈人也来到了我家，也说了同样的话，一字都不差。我不耐烦了，回敬他：“三叔，沈凤忠不比你傻！”他不言语了。
三叔丈人叫王文杰，就是王八爷的三儿子。我们曾是在董家窝铺时很好的邻居，也是当老师时的同志，我真不理解感情会被利益冲淡。
那天王文杰是沈凤忠请来的，我们在席间才有了上面的对话。这时，沈凤忠再也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郁闷与平衡了，便自己出头露面和我交涉。
我本想等“十一”李昊结婚后再去北京的，想不到今天就要和这房子告别了。
沈家的所作所为令我不能理解，也让我很是气愤，怎么会“说大话拾小钱”啊！我不想再在这多呆一分钟，立即打车去罗家房邮局往北京邮寄我们用的衣物。从罗家房回来接着打一辆松辽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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