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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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永远的红岩

十年岁月，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来说，也许太短。十年重庆直辖留给世人所要说的话却特别地多。也许我们用百万文字来记录她的成长经历仍然不会满足普遍的某种愿望。但有一件事无论如何不能忘却，这就是重庆的“红岩”。

重庆的“红岩”，是由一部革命经典小说《红岩》派生出的“另一个重庆现象”。

“红岩”带给重庆的无形资产没人统计过，但在我看来至少超过一千个亿的价值，而用一千个亿的金钱打造出的一个城市形象，未必能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红岩”则不然，她让重庆这个城市所张扬的革命历史感与厚重感，随着岁月风雨扑打得越久，其价值越会翻倍增长，并且永无止境——只要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和共产党人领导国家的执政形式不改变，那么“红岩”所能产生的价值将始终是箭头向上的势态。

一部小说，支撑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形象。

一个工作人员的使命，影响和改变了一种传统资源的利用与传播，从而使这个城市之外的人们将这个城市最闪光的灵魂带进了心灵与生命之中。

这个影响和改变了一种传统资源的利用与传播的人，便是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弘扬“红岩精神”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叫厉华。

厉华他们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将以《红岩魂》为主要品牌内容的“红岩精神”组成系列精神产品。直辖十年来，红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学习者达3000多万（其中青少年占近三分之一），在全国300多个城市举办了《红岩魂》展览，观众达3500万；在全国40个城市进行了《红岩魂》巡演750场，作《红岩魂》报告900场，发行销售《红岩魂》书刊光碟资料5000万册。事业总收入超过1。5个亿。这样的业绩，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绝无仅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红岩精神”已被重庆人宣传到了全国的几乎每个角落、每个人的心中……

和平时期，经济社会里，将一种历史的革命精神宣传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程度，除了重庆人还有哪儿的人做到过？

厉华和“红岩”基地的同志们为直辖市所创造的价值，绝不亚于一个“重钢”、一个“太极”和一个“嘉陵”。

重庆人民推荐厉华同志当选“振兴重庆杰出贡献奖”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我知道，红岩不只是厉华一个人的，他仅仅是众多红岩精神的传播者之一。其实，重庆历届领导和所有重庆人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而在这众多的红岩精神传播者中，有一个人我无法忘却他——

他叫张鲁，一位英俊的电视文学艺术工作者，重庆人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7年2月8日下午，笔者终于在重庆的一个闹市区的宿舍楼里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鲁。

1987年3月11日，是张鲁不幸遇车祸致残的日子。这一天、这一年的张鲁才34岁。清晨，意气风发的张鲁正像往常一样，沿着公路在晨跑，突然被身后的一辆急驰而过的“小长安”车，拦腰猛烈地撞倒在路边，导致他下肢全瘫，从此失去了一个男人可以站着挥洒豪情的全部体能和全部生活……

之后的七年，张鲁没有出过一次门，像一具只知呼吸不知生命的活僵尸——那种孤独与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让张鲁全都饱尝了。

有一天，同事们来看他，说张鲁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你张鲁就不是个男人了！已经不知眼泪的张鲁，一听这话，顿时像断了肢的雄狮一样嚎哭起来：“我本来就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我不如死了算了！呜……”那断肠的哭声能让长江和嘉陵江倒流，能让大巴山和巫山倾塌。

哭过之后，张鲁笑了，说：那我就听你们的，出去看看我还能干什么。

同事告诉他：你是咱们重庆电视台的名编，有的是你可以干的事。

1994年的一天，张鲁第一次在致残后走出了家门——家门外的世界比他过去所看到的天要蓝得多、景也美得多。张鲁选择的第一件事是到距主城区百里外的江津山村看看孩子们——要强的他不习惯别人用滑竿抬着他走。“看着人家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抬着自己，从此我内心发誓：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管天不管地，可我张鲁必须经得起考验，要在意志上站立起来做人，做一个对得起同事们、对得起重庆百姓的人。”张鲁这样告诉我。

“20年来，我虽然天天坐在轮椅或坐在别人抬着的担架上，但我想自己仍然是个信仰和心仪行为上站着做事的人，是个力所能及为直辖市建设做一点点事的人。”张鲁用这样朴素的语言评说着他诗化的人生。

十几年来，张鲁一直是位依仗担架而站着的人。他用自己的全部爱和智慧，完成了一部部经典式的电视艺术作品，传播着这个时代里的文明与进步，他的五十多集电视片《跨世纪希望》，寄托的是重庆山村教育的希望；他的纪录片《母亲》则是对故乡重庆的一片深情……他用电视的手段传播着自己的爱，点燃着所有重庆人对未来全部的希望与努力。张鲁在轮椅和担架上实现着人生的辉煌，大山深处的无数山村孩子因他而获得重新上学的机会，一个个“红小雨”和陈小梅在他的心雨下茁壮成长着……

“重庆是个大城市、大农村，重视城乡的统筹协调进步，是每一个重庆人都应当尽力去做的大事。我是一个残疾人，但这并不影响我力所能及地为这件事尽一份力量的心愿。”近几年的张鲁，心中一直想的是大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他在武隆运用电视影像教学片，给当地的农民们传播科学种田的知识，该县由此广泛开设的“农民培训资源站”就是经他一手策划和经营下搞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个平台。

已经走了19个国家贫困县的张鲁欣喜地告诉我：“现在我到下面去，看到山区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鲜艳的新衣服，家长们用的最多一句话是‘望子成龙’。千万别小看了农民们的这句话。他们有了‘望子成龙’的意识，农村下一代就有了希望。农民们自己有这种意识，是自觉的，远比政府下力气动员孩子念书重要得多。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们个个望子成龙，就会自觉自愿去做好计划生育，就会把地种好，就会争取丰收，就会把收入提高，然后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做有出息的人。如此长期下去，重庆的大农村还愁没有前途？”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能对今天的直辖市有如此的希望和信心，对那些能够站立着生活的人难道不是一种激励和鼓舞吗？难道不是红岩精神在今天的一种延伸吗？

文明火种需要传承，时代精神则需要赋予更新的内容。厉华和张鲁等无数重庆人以其不同的方式传承着红岩革命火种，正是新直辖市崛起和快速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动力可移山倒海，这动力可断江逆流，这动力同样可以助山峦更巍峨挺拔，使江河更汹涌澎湃……

13。黄葛树，美好家园的象征

我们已经说过重庆是个美丽的城市。它的美，来自于山和江的组合，天和地的交融，月和云的相伴，人与自然的共荣；我们已经说过重庆直辖市是个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组合，这组合既张扬着一种开放、时尚和显耀，又蕴涵着一种质朴、平凡和坚实……

重庆是历史和现实印刻在同一块山岩上的闪亮晶体，从不被风雨冲刷而淡然失色。

重庆是今天和未来映射在同一屏幕上的影像，你可触摸和感受生活的本质与色味。

重庆人告诉我，他们最喜欢的还是一种叫黄葛树的树木，并且自喻黄葛树就是他们的形象。只要你稍稍留神，你便可看到在主城的大街小巷的巨崖与青石阶上，那些郁郁葱葱的黄葛树，总是伸张着健美的肢体和茂盛的叶片，在向行人点头致意。还有在高山远江的沟壑与河岸头，那成片或单独栖息的黄葛树，也总是在仰望或等待着归子与风帆……

黄葛树是重庆的市树，据说是因为它具有重庆一样久远的历史年华，并且同时具有重庆人一样的品质与性格。它从不畏风霜雨雪，也不畏断壁绝崖，只要给一点点土壤，它就能生根发芽，用长出的根死死抓住每个缝隙，迎风昂首，不断演绎茁壮生命；它从不在乎富贵贫贱，只要有一丝雨露和养分，它就枝繁叶茂，满心欢喜地成长与繁衍，即使百岁老朽，或被雷劈火焚后，照常在不死的老根处重长新叶，重现新嫩；它不在乎别人是否精心呵护，也不用旁人高歌赞美，它只要你承认它的存在，便甘心情愿为辛苦劳作的你遮风挡雨——

黄葛树是有灵性的树，它联结着重庆的历史，巴人的烽火在残酷的秦楚铁骑下熄灭后，其不屈刚强的风骨是靠黄葛树传承至今的；黄葛树与长江和嘉陵江、乌江等所有大小川江溪流有情有意，船公与风帆遇险时，它总挺身而出，甘愿让纤绳紧绑在自己身上，以挡吃人吞舱的江浪；黄葛树与高山日月更是相依为命，孤独的山峦不见虎狼为伍时，只有黄葛树依然每天认认真真地在倾听大山诉说自己与风雨搏斗的所有伤心故事，而日月之间的无情比赛也只有黄葛树是最公正与坚守的裁判员。

当然，黄葛树最想把自己的生命品质和期待留给人类，于是重庆才有了昨天和今天。黄葛树在今天的重庆土地上，更加根深叶茂，是因为它亿万年来积聚的生命之气被当代重庆人民真正地吸纳并扩大了——这便是一个繁荣、和谐的新重庆、新巴国的社会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个城市的美好与繁荣，有时不仅仅在于马路是否更多、更宽了，而是要看这马路上的车与人流是否畅通与平安了。

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高不高，有时并不能只看立交桥和轻轨线上的车子开得多么疯狂，恰恰桥底下的绿荫草地是否繁茂和轻轨线旁的咖啡店的音乐是否优婉动听，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城市的时尚和文明如何，常常不是少女的裙子短了又短，和熟读英语的琅琅书声越来越多，而是老城边的那块刻着古人的碑文是否还看得清内容，和邻居与另一间写字楼的房门没有关时是否能平安无事。

GDP固然很能说明问题，别墅小洋房再欧式华丽，大桥高速再四通八达，自然空气和人际氧分的充足与清畅，则有时比政治、金钱、职业等所有指数，甚至更高贵和更重要。于是，我在抒写总结重庆直辖十年这个内容浩如烟海的命题作文的最后时刻，突然想到了黄葛树的意义。因为黄葛树在重庆这个大城市大农村组成的大直辖市的每一寸土地上如此繁茂众多，其原因只有一个：这里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太适宜它成长和繁衍了。

真实的重庆直辖十年的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呢？不是全市上下都在学习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吗？毫无疑问，这“314”是重庆新阶段发展的总战略部署，必须重视再重视，落实再落实。然而我的关注点，则集中在一处：这就是重庆今天的人气。

一个人气旺盛的城市，必定是凝聚着巨大潜力的“增长极”！

一个人气直上的地方，必定像磁场一般地将周围牢牢吸引至自己身边，并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

一个人气和美的天地，必定属于那些有志有情有才有艺有心有意的天下人安家落户养子育女在此！

无论怎么叫，无论怎么称，所有今天的“增长极”，还是明天的“中心”，或者未来更现代化的“大直辖市”，将它们的一切长处与好处加起来，便是“家园”二字。

只有美好的家园，才属于吸引一切向往幸福、安宁生活的人类众生的因素与根本。

重庆直辖十年，归结为一点，可以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越来越对自己的家园热爱了，所有来过这儿的人都有一种想把自己的家园安顿在这片江拥着山、山抱着城的充满生机与希望之地的愿望。

这就足够了。

未来的中国亮点，属于重庆。

未来的最美好家园，属于重庆。

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潮流，如同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汇聚的千里川江那样气势磅礴、滚滚东流的扬子江水……

让我们一起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向共和国第四直辖市、向共和国的3002万重庆人民致敬，祝福他们像黄葛树那样永远生根茂盛在这片热土上，祝福他们再创新的更大辉煌！

第三篇　昆山无山却有“玉”

引子

200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题为《以开放打造中国百强之首》的文章，这篇由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写的“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显然是中国最高层对昆山经验的最具权威的总结。《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昆山初步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转变，由依靠外资带动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布局推进集约发展、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和谐进步的转变，由城市规模扩张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转变。昆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昆山之路”雄辩地说明，只要发展方式科学，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质量，工业化也可以有好生态，城市化同样可以实现城乡统筹。只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抢抓机遇，创造性地开拓发展思路，就能探索出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之路。

老实说，我还没有看到中央权威机构会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此全面肯定和高度定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央的结论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昆山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昆山现在的名气早已神州大地皆知，因为昆山是全国县（市）中的“百强之首”，这百强县（市）中，苏州现在的五个县级市一直处在前十名，而昆山则是多次雄居“百强之首”。不容易，很不容易，全国千百个县（市）谁都想争取名列百强，而昆山又处百强之首，且多次雄居这样的首位，也许除了昆山还没有哪个县（市）能达到如此水平。

我在苏州，我了解苏州几个县市之间的较劲。可以说从解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的暗的较劲——当然是你追我赶的向上的为国家争贡献的较劲。铆着劲比学赶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域之间的那种叫人看了都会感到激情澎湃的竞争，它使一个地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高昂的斗志下奋力拼搏追赶，也许这只有在苏州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看得到。为这，我感到骄傲，为自己是一个苏州人感到骄傲。

昆山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低乡”——我的老家把有好地、好收成的地方叫“高乡”，称那些薄田薄地的湖塘之地、十年九涝的地方为“低乡”。在我离开家乡之前，一个高乡的男囡假如找了一个低乡的女人做媳妇，即使这个媳妇百里挑一，这男囡也会在众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可见低乡人的地位之卑微。

我的出生地常熟处在高乡，所以我从小也沾了一点优越感：内心不怎么瞧得起“小昆山”（昆山比常熟小得多，无论是面积还是老县城，或者古代读书人的名声地位，昆山皆为小字辈）。而对于众多苏州人来讲，瞧不起昆山的最主要原因是它是“低乡”，由于地处低洼，十年九涝，产粮特差，所以叫它“小八子”——苏州诸县市中它排名第八位（过去苏州地区管辖八个县，后来江阴、无锡县划归无锡市了）——老小。

“小八子”现在了不得，不仅在苏州诸县市中昂首走在最前面，更在全国范围内比任何一个苏州兄弟都走在了前头，而且名声最响，经济总量也一直领先。

一个只有927平方公里面积、65万人口的区区小昆山，它有几项数字就连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领导看了都会瞪大眼睛：

昆山的人均生产总值是171061元（合23418美元），财政收入是202亿元。只有全国0。01％的土地面积，聚集了1。7％的外资和九分之一的台资，创造了2。4％的进出口总额。

昆山是个传奇，是个中国式的传奇。难怪中国领导人对昆山会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关注。

胡锦涛总书记有过多次与昆山市领导的正面的对话和交谈，每一次都带着特殊的厚爱夸奖昆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

江泽民在任总书记时也多次亲赴昆山视察，他与昆山的“交情”就更深了，因为他曾是“上海人”，上海人与昆山的感情是有着天然的地缘因素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到了七八十年代就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恋爱”关系。

邓小平同志去世得早了些，如果晚走几年的话，相信小平会对昆山的发展更加充满关注和厚爱，甚至会超出对深圳的那份感情。因为小平是在苏州提出的“小康”概念，又是在苏州提出“翻两番”的，又是他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他老人家如果在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高兴得把每年的春节休假从上海搬到昆山来的，因为昆山正是按照他所构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去实现全社会人民富裕和地区实力强大的。

昆山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强国梦的宏伟蓝图的实践地。

然而昆山的30年历程并不那么简单，昆山的经验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发展之路。

第01章　与上海“攀亲恋爱”……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昆山在苏州的诸多富兄弟中，它是非常寒酸的，常熟、吴县，甚至连太仓这样的小邻居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很小的时候我去过昆山，我的父辈都称它是“低乡”，就是以湖泽为主的低洼地。它通常是十年九涝，即使种水稻也不会有大丰收。昆山的县城与我出生地的常熟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男人们讲：昆山的街，一泡尿就可以从头浇到尾。

旧昆山确实很穷很寒酸。

1980年，据苏州人讲，常熟、吴江的工业产值几乎是昆山的一两倍的水平，那个时候昆山还没有几家像样的乡镇企业。当时苏州、无锡城里已经有很多国营厂，同江阴、常熟、吴县、吴江和无锡县（当时江阴和无锡县还属于苏州管辖）的诸多社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联姻”，惟独穷昆山没人看得起。昆山人感到很压抑、很自悲。反正在昆山的眼里，苏州、无锡这样的城里人是不会将自家的“联营厂”搬到昆山的，搬到昆山就等于是泡汤——容易被大水淹了。

那时昆山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很不服气，他主政后就提出了昆山不能总当“小八子”（苏州当时下面有8个县），要当就当苏州的长子。有人私下里嘲讽蔡长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苏州城里“走”。蔡长林书记笑，说你们听说过哪家当“长子”的可以随随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独自去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蔡长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话给大家：我爱昆山，胜过爱我自己。在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班子里，蔡长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这样的人物来。

昆山会有这样的人吗？蔡长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县长吴克铨。“这人灵光！”蔡长林暗底里赞喜道。你看吴克铨，他满脑子都是昆山如何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一类的话题。

“苏州、无锡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阴和吴县他们把关系拉走了，我们再想挤进去费多大的劲也未必成功得了。做啥不把目光往东看？东边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苏州、无锡大几倍？只要跟上海攀上亲，我们小昆山还怕富不起来？”这是吴克铨的观点，县委常委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位副县长的如此高谈阔论。

“克铨，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但有人说我们小昆山跟上海攀亲，人家能看得上我们吗？你给大家摆摆你的龙门阵吧。”蔡长林在县常委会议上，希望吴克铨能把大家心头的疑虑解了。

“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地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情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