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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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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艰苦的，即使在“天堂”苏州，该吃的苦照样一样也不少。初到新区工作的人至今印象仍极其深刻：“王金华对我们说：你们来新区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吃苦，吃尽所有的苦。然后他让有关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双雨鞋，因为当时我们的办公区四周都是一片汪洋。”新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三波浪潮——这就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的1992年中国再次思想大解放的年份。于是当时一批批雄心勃勃的外商和一家家世界500强企业纷纷选择了在苏州新区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进行投资。
1992年对新区创业者来说是个难忘的年份。这年11月，王金华从北京拿回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块国字头的金牌，小小四合院一片欢腾。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员工们连鞭炮都没买，他们是敲着饭碗庆贺的。“但气氛仍然令我们永生难忘。”王金华回忆说。
什么叫抓住机遇？新区后来的众多外资企业纷纷在此筑巢就是最好的解释：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金牌子挂起来那天开始，美国的普强、杜邦、高达，日本的松下、索尼、三菱、富士通、住友、沙克迪，德国的西门子、百林，英国的迈大、考陶尔兹，瑞士的罗技、迅达，台湾的宏基、声宝等等世界著名企业，项目达190个……这仅仅是三四年时间的成效。1996年8月，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顾问拉卡卡访问新区时，这样盛赞道：“高楼林立的苏州新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近300个外资企业项目和企业落户，总投资达30多亿美元，这在世界上也是极少有的奇迹。你们这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
苏州新区的“小联合国”别称就这样叫开了。
这一年，苏州新区宾客盈门，而且都是些国际大师级的人物——人类进步基金出版与交流负责人、美国著名小说家苏盖，法国和美国科学院院士沙士雄，哈佛大学林赛……他们漫步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旁，感觉着东方新世界的万千种经济与文化、与自然交融的那种奇妙、新鲜和兴奋。因为他们所处的摩天大厦群林，与粉墙黛瓦的老苏州近在咫尺，那些通天大道又与旁边的小桥流水交错相通……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景。
那年春，不大出门的苏州籍作家陆文夫听说苏州狮子山旁搞了个“新苏州”，起初他不太相信，后来他去了。去之后文夫先生大惊而赞，数着指头说：姑苏2500年，新苏州建设2500天，于是他脱口而出了一句经典之语：2500年风风雨雨造就了一个老苏州，2500个日日夜夜创造了一个新苏州。
“新苏州”后来一直被沿用至今。文汇报记者到新区采访，看着太湖之滨这片耸于山水之间的现代化新城，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真山真水园中城”。
无论是作家的惊叹，还是记者的描述，他们都给新区的崛起注释了一个共同的元素：速度与精美。
据1997年环保部门统计，新区的绿化率达35％，远超了国家标准。许多老外投资者第一次到新区，不是奔王金华的“总裁”办公室，而是急着登狮子山，急着一览天平、花山、何山、横山等群峰秀岭，要不就是驱车到开放式的绿地游索山、玉山、天狮等湖景山水公园……
这里是公园还是厂区呢？是广场还是小区呢？他们被新颖、美妙的“苏式”开发区深深吸引，甚至时常怀疑自己的视觉。“在这样的地方办企业，获得的将是生命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外国企业家们如此评说。
“以绿意造园，是我们新区的一大理念。这既借鉴了欧美风格，又传承了水乡苏州的特色。绿树、绿色块条多，又充分引入开放式大公园的格局，使得新区每年保证有300天的绿期。古苏州是以园林‘雨打芭蕉’、‘梧桐知秋’、‘岁寒三友’的千古绝唱达到一种文化和古典的结合，新区以绿意加园林，从而创造一种‘锦绣大地’的气氛和自然特色，你看我们这里的植物造型吸收的是大色块的绿地风格，如海之墨色的雪松林，晚霞一般的红枫林，一片片桂花香，一片片橘子黄，嵌入来自美洲风情的美女樱，如此锦绣被植物的红、黄、蓝、紫组合成一体，远观如万紫千红的花地毯铺就，近看恰似置身于花木丛间，美不胜收。”新区人一谈起他们的美景，总滔滔不绝，令人陶醉。
仅仅几年时间，沉默了数千年的狮子山，从冬眠似的冥寂中睁开幼稚的倦眼，转瞬间蓦然回首一眼，但知这里已是天翻地覆……
今天的苏州新区建设者和创业者，他们最愿意向外人显耀的是这里的科技含量。“要说我们的苏州高新园区能使狮子山这片曾经是苏州北大荒的地方呈现出今天这个样子，关键还是我们这儿的高新技术发挥了催化作用。”
此话怎讲？
“高新高新，自然文章在‘高’与‘新’上。‘高’，意味着我们的开发区从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指的引进企业的高端水准；‘新’，是指产业的建立与趋向必须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技术定位。”现任苏州高新园区工委书记王竹鸣用“很园区”的语言给我介绍：从1992年建立新区的那天起，王金华等老一代创业者就坚定地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科技优先”战略。紧紧围绕“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加快聚集新产业、建立新体制、建设新城区，构筑国际平台的思路与实践，因而使得高新区真正在“高”与“新”上呈现五彩缤纷的璀璨光芒。
在采访新区时，我看了一部长期在新区工作的苏州作家徐卓人写的《归国留学生部落》的书，记述的是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归国留学生在苏州高新园区创业和成就大业的事迹，因而在苏州高新区内形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部落”群体。这个群体现在已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在国外卓有科研成果的归国留学博士、专家。“由这些留学博士带出来的专家与科研人员，今天已经达到近万人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研发人员和科技队伍，是我们高新园区最大的资本。”王竹鸣一谈起这个话题，两眼放光。
“我们现在有一年近2000亿的工业产值，有一年100多亿的财政收入，靠的主力产业就是高新科技。我们有六大创新载体：苏州科技城、苏南工业技术研究园、苏州环保产业园、苏州创业园、留学生产业园、苏州高新创意园。它们涵盖了电子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研发与关键零部件、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等八大世界级先进科技专业产业工程，其中最引人骄傲的是已经体现市场能力的十大自主产品群体：高功率动力锂离子电池、新一代网络安全技术开发、碳硅铝纤维与碳纤维、光刻胶、第三代移动通讯、CPU核心应用技术、生物医药产品、动漫产品、振动及环境实验设备、新一代高分辨数码有机光导鼓等。”新区主人对这些技术与产业的专业词语如数家珍，我们有的很难听懂，但一旦换成具体的和实用的例子来说明时，所有的外行人都会为他们而感到骄傲——
比如中国的“神舟号”飞船在飞向太空前需要进行振动试验，这振动试验台就产自苏州高新园区的苏州东菱振动公司。这振动试验台达16吨重，过去一直被欧美国家所垄断。我们的归国留学生在苏州高新园区内给它搞出来、搞成功了。“神舟”飞船能够一次次飞向太空，这振动试验台功不可没。
比如现在我们使用电子复印机、电子照相机等电子设备每天都会用到的成像有机光导鼓，过去一直是外国企业的专利，苏州恒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小伙子们搞成了中国自己的顶级水平的OPC生产线——第一条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100支鼓的高度自动化生产线。
比如一个名为“中国芯”的32位嵌入式CPU电子核心技术，也是由苏州国芯电子有限公司用几年时间在苏州高新园区搞成的，它的技术含量与世界先进芯片不分上下，其功耗全球最低，从而打破了“中国有机亿万台而没有一个芯”的尴尬局面。
比如被称为“通讯喉咙”的语音网络、数字网络、图像网络“三网合一”技术的“DSL—4000｜4010综合复用设备”，也是由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成功开发的，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电子政务Ｔ100强——视讯类第一名。
比如博瑞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恩屈西他宾”药物，成为中国抗艾滋病和乙肝病毒新药，同样打破了国外公司垄断，其成本和药效都优于世界同类药物。这“恩屈西他宾”听起来名字有些怪怪，但它对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患者来说，就是“上帝”送来的福音……
所有这些，都出自苏州新区，出自我们的那些归国留学生之手，出于他们带领下的团队。这里有一串名字非常闪光，他们是：袁建栋、顾东民、丁屹、陈卫东、张光学、黄劲、谢卫国、王崎、朴成元、王拉才、张思福、郑茳，还有让世界同行震惊的《系列世界地图》发明者郝晓光等等，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海归派”留学博士，他们已经在苏州新区落户多年，并且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和“部落”主人。
那一天我正在采访高新区，市委宣传部长徐国强说晚上一定让我见见一个人。当晚在饭桌上我认识了徐部长的老朋友王振民，这位苏州人文质彬彬，在一桌子博士堆里，他是个酒量偏差的人，他说他第二天要回美国——孩子老婆都在大西洋彼岸等着他过一个什么节。徐部长向我介绍：王振民酒量一般，但他干的事业却了不得，而且是苏州高新区的留学归国专家的“博士王”。
王振民一听市领导如此夸自己，脸顿时红了起来，连忙说：“我在苏州高新园区算个啥？人家资产比我高出好几倍的有的是，我只能算小拇指……”
“他是怕露富。你只要打听一下，生物、医学领域里没有不知道‘振美’的。”同桌上的博士们抢着要灌王振民，说如果他不向何作家说实话，就保证当晚让他出不了门。为了不影响第二天飞回美国与妻子孩子的团聚，王振民只好“投降”，于是我们俩借众博士开心喝酒时，进行了“酒场采访”——
“六○后”的王振民在16岁时，正逢“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因为农民苦孩子出身，又遇众多“老三届”在考场做对手，所以少年王振民只敢报了苏州大学物理系。尽管如此，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还是欣喜若狂地在老家的田埂上蹦了起来。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苏州大学留校当了两年教师，这时正逢“留洋”大潮，王振民的心也跟着浮了起来。但公派没他的份，他只好靠自己拼搏。考托福时，26美元也是向老师借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向老师还这26美元呢！人家不要我还，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已是亿万富翁的王振民心头至今藏着这桩事。
“你给苏州和苏州大学创造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几千万个‘26美元’了！”徐国强部长和酒桌上的苏州大学几位校长们凑过来说道。
王振民依然满脸不好意思地喃喃道：“这是两码事，两码事。”
我开始对眼前这位“海归派”博士刮目相看了，而当他向我细述自己的留学过程和抱着对苏州高新园区的“好感”后，在狮子山脚下仅用短短几年创出的一番伟业时，我的内心刻下了深深的印象。
1987年的春天，对王振民来说格外温暖，他单身宿舍窗口的紫藤开始抽芽，一阵喜鹊叫声，邮差举着一个英文写的大信封对他说：国外有人给你寄信来了。
王振民的心跳得怦怦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历史性的巨变”了——因为他没有外国亲戚朋友，只有一种可能：他被国外的大学录取了。果然如此，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通知他去入学。
一个身上只揣着274美元的中国青年怀着强烈的求知情怀，冒险飞到了大洋彼岸，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学知的长途跋涉……
1993年，王振民已经是个学了15年物理学的“洋博士”。
“我相信，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么全世界就没有人再能找到工作了。”毕业初，王振民曾这样狂言。果真，他同时被加州的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和美国西南医学研究中心休氏医学研究院录用。
王振民最后选择了比前者薪水少一半的后者。然而“清贫”的休氏医学研究院在王振民看来是个取之不尽的“富矿”——因为这里有“用钱买不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员”，10年中这里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拥有30余位国家院士。王振民受聘该生物医学研究工作，他在这里获得了学术上的质的飞跃，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极不起眼、却日后成为他全球系列产品独家经营的小产品——花300美元成本便研制成功的一种专门收集、储藏蛋白晶体的器皿，而这靠的也是王振民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及对生物医学的潜心钻研上的真功夫。
“王，你要发大财了！”研究院的同事祝贺王振民。
正当王振民有些发愁如何寻找美国“发财”温床时，从乡友那里得知苏州高新园区有个专门为留学生创业搭建平台的“创业中心”，已被中国国家科委确定为“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单位，有很多优惠创业条件。“爱屋及乌”的王振民想到了家乡，想到了母校，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回到苏州创业。
“因为我爱苏州，苏州是我的人生出发地，也是我的生命归宿地。”王振民离开美国时，他对那些不理解他的研究院同事这样说，而且为了痛别“诺贝尔奖摇篮”的休氏，他竟然学会了喝白酒——那一天告别美利坚的晚上，他喝了一斤半高度白酒，从此酒量超人，但一喝就脸红。“我骨子里不是喝酒的人。”王振民自己说。
不久，他的“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正式在苏州高新园区挂牌，这也是“归国专家部落”的第一个留洋博士在高新园区所办的第一个企业。
王振民在苏州这块风水宝地获得的收成就像他的企业名字“捷美”一样，又快又好。短短几年，“捷美”名扬海内外同行业界，于是学着王振民回国到苏州、到苏州高新园区“发财”和干事业的洋博士们一结十、十联百地拥向狮子山脚的那块热土。
太湖水涌动着欢笑，虎丘古塔在摇晃着身子舞动。
一颗优质种子，长出的是一片金色的丰收果实。苏州高新园区就这样如此不停地“孵化”，最终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那些海外中华学子一个个吸引到了自己的凤凰树上……
“我们也不含糊，50亿的创新投入，200亿的基础设施，100多个营造有利于科技与人才引进的地方性法规，六大服务保障体系和30多个知名院校，及50多个世界级尖端研发机构，这是能够吸引高级人才到苏州新区来的内核力量，有了这内核力量，我们才能造就‘真山真水的新苏州’，每天向世界和国人展送硕硕成果和灿烂光芒。”王竹鸣书记这样说。
是的，这就是太湖之滨、苏州古城旁的新苏州城，一个不足23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方，创造了全苏州市出口总量的20％、全省的10％、全国的1％以上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重要出口基地和创业者的乐土。
一个创造了8项“世界第一”、11项“全国第一”的新苏州，就这样在弹指一挥间崛起在太湖之滨、狮子山下……不说这里的人均创造年产两万美元的产值，不说这里的农民平均收入超过15000元，单说这里聚集的2000多名留学人员、1000多名博士和1万多名硕士及50多家落户此地的世界500强企业，还有谁不羡慕苏州人？
其实苏州人自己对办“新苏州”获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难掩心头之激动和狂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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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市长
1992年的中国，风起云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正式向全党传达。苏州人受到的鼓舞格外强烈。
当时有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六四”政治风波后，因风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尤其是中央提出搞特区和开发区后，一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借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所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性衰退，在思想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造成了下面的干部和群众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针对这些问题，明确而又肯定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太想见一见这位章新胜市长了！可惜他现在太忙，而且离开苏州已经很多年了。他现在与我同城住着，然而北京太大，同城人几十年不见一面是常事。章新胜现在是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之前他就是我们的苏州市长。再之前，他是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他的英语使他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长中很出类拔萃的行政官员。
不知道章新胜同志是怎么来到苏州当市长的，想来这也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吧——苏州是中外著名的旅游名城，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下派到地方任市长，像章新胜到苏州也算是非常合理的事。
姑苏过去一直是个非常传统的城市。文化习惯重于平和与温性，出头带刺的事一般不做。这既有好的一面，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钝迟的副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章新胜市长来苏州后，市政府机关的干部发现了许多新鲜的风气：开会、干事不再慢慢吞吞。更让人惊奇的是：沿袭了几十年的八点上班的习惯，市长首先不执行——“他晚上工作没个点，早上不到九点基本上找不着人影……”机关干部们如此说新来的章市长。
“改！改一下八点上班的习惯！改成九点上班……”章市长一声令下，苏州全市党政机关从此变成了上午九点上班，并且一直沿袭到现在。
“人家老外八点钟还在美梦中，我们就去敲人家的房门、打人家的电话，你不等于赶人家走吗？再看看：人家香港老板晚上九点钟才出来吃饭喝酒吃夜宵，可我们的人这个时候却要呼呼大睡了，你说谁跟你谈合资、合作呀？”章新胜的理由在市长办公会和市委常委会上摆得当当响。虽然不少老干部和同仁对他的决定很不舒服，可他的话确实反映了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
昆山人最同意章市长的建议了：那些老外，尤其是台海商人，简直都是夜猫子！夜里十一二点才开始“卡拉OK”，不到清晨三四点他就放不下酒杯和麦克风。我们不陪他不行，可要陪了他，第二天早上还是八点上班，到了晚上，老外和台商的生意肯定泡汤！
“这叫与时俱进，跟上发展形势！”章新胜胜利了，在苏州这样的地方能够推行像早上九点上班的小事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老苏州”里的老东西太多，新东西想要出人头地并不容易。
章新胜的馊主意，有人背地不知骂过多少回！但慢慢地大家都接受了，而且现在看来，这个“九点上班”越发显现好处。二十年前，这种小事，也可能倒了一任为官者。
苏州人对章市长的另一个刮目相看之处是：这人跟外国人谈判时，竟然不用翻译，叽叽咕咕全是英语。佩服！
苏州是旅游城市，老外来得多。有个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市长，很让苏州人有面子。
章新胜获得真正的威信是在省委、市委决策要在苏州建设如今已经成为苏州名片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之后的那些出手不凡的动作之后……
章新胜到苏州是在1990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中东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指挥的伊拉克军队举兵入侵邻国科威特，美国的老布什立即命令美军进行了一场摧毁伊拉克军队的“沙漠风暴”，曾猖狂一时的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溃败在布什手里。
这一仗，对许多小国是个巨大的震撼：强国在邻如虎，随时可能有被吃掉的危险……这些小国中有一个领袖特别地有危机感，他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式人物，李光耀对自己国家的那种危机感使他在那段日子里坐立不安。他从科威特的命运，也从后来伊拉克的命运里，似乎看到了新加坡有朝一日的殊途同归……这是可怕的世界秩序：强者欺弱，大国灭小国，是一条不变的定律。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中国内地的官员成群结队地往新加坡跑，以便取经回来干自己的四个现代化。
新加坡是个区区岛国，面积只有中国的一个县那么大。一时间，新加坡快成了要被踏沉的游船。
“这个样子，还不如我们去中国给他们也建个新加坡模式。这样一则是我们回报邓公对我们新加坡的褒扬，二则可以寻得一个与我们同一种文化的大国的保护！”李光耀找来同僚密谋此事。
“总统建议甚是，我们动身去中国吧！”同僚们异口同声赞同。
于是在1992年的3、4月份，李光耀带着当时的两名副总理王鼎昌和李显龙来到中国，名为访问，实则在寻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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