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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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

可不！只需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的根源。也因此，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

在东莞采访，我们去过不少镇村。每到一处，绿带秀景、柏油马路、高楼林立、人流穿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感觉，常常会有一种“幸福的迷失”。不得不承认，东莞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全国最小的。有一些数字极能佐证上面的说法：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东莞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力相当于全省74个县或县级市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和的1。3倍。之所以东莞的经济如此厉害，主要来源于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一块。

值得在此插上一笔的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县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特别是东莞的行政架构很独特，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只有市镇两级行政架构。这样的行政设置目前在中国只有东莞和中山。

“我听说当初把东莞设置成这样的市镇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来的。当初这样的想法在全国可是前无古人的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构想？”笔者问。

李近维回答说：“当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这个要求，是这样想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处处都要用钱，要加快发展，必须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在机构的设置上，我认为最好是纵向减少层次，横向扩大分工。按当时的经济总量，要多养几个县级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众负担有多重？而且层次越多，办事就越难，效率就越低。所以我当时说，市委书记讲话，你讲给32个镇委书记听和讲给四五个县委书记听，你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何必中间多一级行政机构呢？再说，那么几个县，那比赛的气势就不够，你看我们现在是32个镇在那里你追我赶，多有气势呀！”

东莞人就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以坚实的步伐向农村工业化进军。

●让土地生钱的高招

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10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初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公社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出动了，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许多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带上干粮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边，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公社的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一走，看一看。

招商难，难于上青天！尽管长安的每个党员、干部都施展了浑身解数，下足苦功，可谁料到，收效甚微呀。

是年年底，长安公社书记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肖灼全这人有胆量，有魄力，人称肖大胆。会上，肖灼全先问大家：“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老板们来我们这里看过的也有不少，可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投资？”

这个原因谁都心里清楚：“我们是东莞的西伯利亚嘛，人家看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周围环境又不好，地域条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没有一个厂房，说这里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当然没人肯来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这才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了？”

“换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肖灼全。

“你们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们什么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没厂房吗？我们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板进来投资，买我们的地，然后自己投资建厂房办企业。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他们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这里投资办厂，也是有很多顾虑的，万一你们政府发生政策变化怎么办？万一在你们这儿投资亏损了怎么办？要是换作我，我也不愿意跑到一个地方掏出很多钱来盖厂房的，这个风险的确太大了，何况很多老板又都是没多少经济能力的小老板，他们也处于创业期。”说到这儿，肖灼全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先建一个厂房起来，租给他们，这样不就解决没厂房的问题了吗？”

听着听着，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热烈地讨论实施细节……

为了不让群众有意见，肖灼全等党委班子成员决定把厂房建在一个废弃的小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先是顺利地搞来了贷款，又顺利地把厂房建了起来，接着又很顺利地引来了港商。

从最先的几家到后来的10多家，从一个村起步到村村动员，长安镇就这样在艰难中蹒跚起步了，开始了从农业化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的历史性转变。

第02章　揽月。辟路

●轩然大波的开路之本

1988年冬。东莞。

这天，东莞市市长郑锦滔特地起了个大早。昨天下班前省里突然来电话，是省长梁灵光的秘书打来的，口气很急，让他尽快来一趟广州，省长找他有事，很重要的事情！

外面天气阴霾，赶往广州的路上，郑锦滔坐在车里，心情也十分沉重。他隐约感到，这次省长召他去谈话，没别的，只有一件事：兴师问罪！不久前，梁省长刚刚找他谈过一次话，因为东莞有人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告东莞市委市政府非法集资，这次很重要的事情十有八九还跟这事有关，因为东莞这次动作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郑锦滔的预感没错。一迈进省长办公室，梁灵光劈头就问：“老郑啊，你们怎么搞的吗？怎么又让群众写信到上面去了……”

这一切要从年初的东莞升为地级市这事儿说起。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的一纸公文，将东莞变为了地级市。

沉浸在东莞升为地级市的庆典鼓声中，东莞人的心底深处也突然激发出一种以前从不曾有的梦想：既然东莞成了真正的地级市，那么，一个市哪能是现在这副小县城的格局和模样，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就地城市化，搞成一个真正的市才行。

此时的东莞人，一心求变，却不知怎么变法，满身干劲，也不知使在哪里。于是，一个个摩拳擦掌的东莞人在喜悦和期盼的同时又陷入到一种茫然之中。

有一个人却不茫然。此人就是一个月后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的欧阳德。

欧阳德此前在惠阳地区任行署专员，1975年至1981年，他曾在东莞担当县委书记一职，此前一直在东莞工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莞人，放牛娃出身，16岁便参加了革命。

如何让东莞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领导班子一致认为第一步就是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于是，东莞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等领导各带一班人马分头下到基层，广泛收集意见，摸清东莞现在的发展情况，掌握和了解东莞目前的困难以及制约东莞发展的瓶颈。

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研之后，各路人马回到东莞，集中意见。先后几次研讨会，都是开得非常热烈。大家首先达成一致的共识是，尽快加速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发展工业，无工不富，要发展工业必须把外资引进来。有了这种共识之后，大家又开始围绕如何才能更多更快引进外资等问题畅所欲言，畅谈改革。

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几大难题分别是路、电、水、通讯等。

先说电的困难。电不够用是所有镇书记反复抱怨的事。实际上，这方面的困难不仅是电量不够，配电设施也相当落后，因变电站少得可怜，故东莞通往各镇的电网完全不成体统。说白了，即使东莞有电，也送不出去，更何况东莞没电。加快发展怎能缺电？电的问题必须解决！

接着是水的问题。当时东莞市区里只有两家自来水厂，加起来一天最多也就万把吨的供水量。要想尽快发展工业，毫无疑问，水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即拿出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交给各相应部门落实，电的问题由供电局拿方案，人才的问题由人事局拿规划，不一而足。于是，各个部门立即加班加点认真研究讨论。

不料，规划方案拿出后，到了欧阳德手上，统统又给否掉了。理由是视野不够，眼光短浅，得重新规划。

比如说水，当时东莞市供水局提交的方案是将每天的水产量提高至3万至5万吨。欧阳德说不行，应该要上20万吨；电也是如此，大家开始提出的方案非常保守。欧阳德则在图纸上大笔一挥，说是要修建两个大电厂，一大批变电站，还要建设一个22万千瓦的大变电站！

不难看出，东莞地级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是一位魄力十足的改革家，采用的是大规划大建设的发展方式。欧阳德甩开膀子大干了！

改革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超前。事实证明，也正是这一点，东莞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同样，也正是这点，也才有了本章的开篇情节，从而使笔者在叙述东莞当年修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历程时不至于为缺少冲突而担忧可读性。

冲突的起因不难想象：钱的问题。

电的问题好办。通过努力，省电力局对东莞的支持很大，不仅对变电站的项目进行投资和改造，联上电网，也做了许多工作，毕竟东莞用电量大，抵得上中山、佛山、南海几个地方的用电总和。水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向银行贷款，建个水库，此后以收缴水费的形式还款，再说22万吨的水源当时投资仅需1亿多。通信问题也得再上一个台阶，当时整个通信项目改造需要15亿，但因有银行贷款，这个问题也不算太难。

难就难在路上。

众所周知，东莞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路，虽然80年代初、中期也开始把一些泥泞小道铺上一层柏油，但那种路的承载力实在有限。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许多来料加工厂也顺着那些窄小的简易公路进到了乡村，几年发展下来，问题也随之而来，最恼人的问题是，许多集装箱车必须来来回回出入东莞，那些司机们一说起东莞的路就摇头叹息：东莞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当时在香港货柜车司机中流传这样的话：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

东莞当年打下的这些微循环的根基实在太薄弱了！

路这个难题明摆着，肯定是东莞发展路上的一个拦路虎。

起初公路局拿出的方案是在原来的道路上加以扩宽。可欧阳德大手一摇，不行，应该建4条主干道，而且要把路拉直拉平，标准拉高，搞成国家一级公路！还要在全东莞建13条联网公路！

这样的大动作分明是一场大跃进呀！

有人心里犯嘀咕，好事是好事，可事情哪那么容易？

事情的确不容易，因为4条主干公路和13条联网公路的投资需要近20个亿。

20个亿！天文数字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东莞的财政只有几千万。

让几千万变出20个亿？怎么变？东莞的这些干部都茫然地看着书记。

欧阳德说：事在人为嘛！

有了书记的这句话，于是大伙儿开始充分开动脑筋，一番热烈的讨论后，一致认为最佳方案是去银行贷款。然而此方案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大家跑遍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无奈地摊开双手，上面有政策，我们没法放贷给你们呀。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找外商合资，于是大家又分头行动，通过各种关系去游说外商。可外商们对此并没有他们那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再次讨论时，大家总算想了一些对策，和以前修路的形式一样，采用土办法：市里面出水泥，镇下面出劳力，出土地……

但还是不行，钱差得远着呢！

这一天，东莞市委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欧阳德一上来就说：“同志们，时不我待呀，关键是我们要有变的决心，才有变的行动。抱残守缺是活不出个人样来的。”说到这儿，他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目光中透出一种威严，停顿片刻，他抛出了一个令所有在场人大为震惊的构想：由市财政来做担保，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10亿元，以后再用收过路费的方式偿还借款！

向企业以及老百姓借钱？这个动作太大了！立马，东莞市委这套班子就形成两种意见，赞同的自不必说，反对的则主要着眼于风险。

实际上，东莞的领导都不是胆小保守瞻前顾后之人，他们乍一听这个方案，也是怦然心动，因为经过这一个多月在基层的调研考察，他们也目睹了东莞的窘境，也清楚问题的症结，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快速致富的良方妙策。但，这个别出心裁的集资方案也太离谱了，那可不是一般的风险啊！

首先，全国上下正在搞宏观调控，不主张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这么做不是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吗？关键是现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谨慎，很多外商开始往回撤资。在这样的形势下，你怎么就能保证将来会有外商进来？

不光风险大，实施难度也大，老百姓的工作肯定不好做！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前几年就有氮肥厂之类的东莞国有企业搞过集资，开始许诺得天花乱坠，可后来，这几个厂效益不好，亏了，老百姓的钱也没了影子。为这事老百姓怨声载道，还来过市里上访，到现在这笔钱还没还上，现在又向他们搞集资，他们还肯掏钱吗？

总而言之，不合时宜，集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看上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何不等等再说？！

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头上，也就几声浩叹，等等再说也不迟。但欧阳德不是一般人，认准的事绝不会轻易撤退，他当即表态，不能等，这个项目一定要上，这个款一定要筹！

紧接着，在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方案时，欧阳德又提出一个更令人咋舌的想法：所有东莞的车辆包括摩托车都要交费。理由是“你这些车辆要走这些路嘛，既然你要经过的话，你就得交费，只不过现在我一次性地提前把你过路费收上来了。”还有人头费，比如说企业的打工者，向他们每人收一百块钱，这笔钱跟企业的老板要；有固定工作的人，向他们每人借一个月工资……

所有人都感觉到，欧阳德此举乃背水一战。

集资方案向社会推出后，造成的强烈反响，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欧阳德立马陷入了老百姓口诛笔伐的围剿中。车主们骂爹骂娘，老板们牢骚满腹，老百姓更是难听话满天飞。一所学校的老师们因操作者没讲清缘由，看到自己无缘无故被借去一个月工资，愤怒了，一封揭发信告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此时的欧阳德穿行在人们的不解和谩骂之中，在一个又一个巨浪的吞噬中艰难前行，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把这件事往前推进。万事开头难，欧阳德便从动员机关人员做起，他要求大家“带头交钱，有多少钱交多少”。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入股，市委又开出比银行利息高一倍的优厚条件，14厘。欧阳德说：“我们也要给东莞人做点好事，利息高一点，给群众一点好处。另外，我们通过集资款把基础设施修好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波未平，那波又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又引发出银行战线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集资影响了他们的存款业务啊，于是东莞5家银行的领导便私下联合起来，也准备来封告状信。欧阳德听说后，赶紧召集他们开会，耐心向他们解释：“东莞的存款递增100个亿，我们的集资才10个亿，这根本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存款啊……”欧阳德说得有理有据，几位领导听后，思想竟也通了很多。算了，不告了。

正当集资风波闹到中央还没完全消停，偏又冒出另一档子麻烦事来。

这档子麻烦事和刚刚开工修建的第一条路有关。

第一条路叫莞长路，起于莞城止于长安镇，途经大岭山镇。

按理说这条路在外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稍一打听，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大岭山镇偏偏是欧阳德的家乡。于是乎，欧阳德“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之类的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老百姓本来就对集资一事抱有一肚子怨气，一看原来是市里的大领导为了自己的家乡做贡献，这能不让人愤怒吗？愤怒中的老百姓一呼百应：告他去！于是便也有了本章开头郑锦滔市长被梁灵光省长叫去问话的那一幕。

那天，在梁灵光的办公室里，郑锦滔一五一十地向省长汇报起事情的来龙去脉：“省长，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确没打算先修莞长路，也是想要先修107国道那条路的。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您看，这是107国道，如果先修这条路，那么修路时，这条路的交通肯定要受影响，但是这条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莞城、厚街、虎门、长安这些地方去深圳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是惟一的一条路，而且这些地方去深圳的车最多。车一多，我们再修路，那么，这条路就很容易被堵死，这样外商的货车就麻烦了，问题就严重了，肯定会影响生产。所以我们就琢磨，应该先修好莞长路……”

其间，梁灵光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郑锦滔的汇报，他点头表态：“我明白了。你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回到东莞，郑锦滔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把修这条路的原因又向大家做了详细解释，让基层干部再逐一将这件事向群众解释清楚，把误会消除掉。

“路开通后我们才发现，市里面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东莞到广州，从莞长路出发比绕到虎门长安走，短了13。5公里。从长远来说，节省多少油量，节省多少时间啊。”一位老东莞人这样告诉笔者。

种种风波尘埃落定，东莞升为地级市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战开始了。

从1989年初开始修路，到1994年，4条主干道和13条联网公路才全部全线贯通。不要小看这几条路，这可是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