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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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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其貌不扬者，他们玩起真的来可叫你上天，也可叫你入地。前年广州有位自称是个服装界“跨江过海”的高手，听人说常熟有一批“土包子”出身的老板玩起“秘密绝招”来，搅得服装市场上那些名家高手稀里哗啦地直泄水，他偏不信，于是携巨款来到常熟发誓要跟“土包子”老板们玩一把。外行兴许不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界的激烈竞争已呈全球化，并且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日趋白热化。而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最集中和最突出的便是服装款式的竞争。新潮的、适时的和超越于人类思维想象的服式，可以一夜之间在服装界称雄天下，相反那些不合时势、没有个性又远离生活现实的服式，则可能使你从此在服装界失去立足之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中国，当你走进今天的大大小小商场就明显感到，服装界正在刮着的竞争烈焰是那样地热烘烘。那位广东佬自恃对中外服装的走势特别是对南方服装深谙的独特优势，到常熟后并没有真正研究当地市场的特有的规律，一出手就推出了10万件毛涤女式套装并想以此在常熟市场上一展威风。不料当地“土包子”老板们对他的“毛涤女套装旋风”反应十分地冷淡，我行我素地推出了一种叫做“里根衫”的新款式，这种名曰“里根衫”的男式便服，是一位当地农民老板从电视里看到美国里根总统穿的休闲服，而自行设计自行命名的一种大众服。结果别说那个广东佬就连常熟老板自己也没想到，当“里根衫”一推出，整个常熟服装市场火爆起来，出现了谁卖“里根衫”谁就有客户，谁就赚大钱；谁不卖“里根衫”谁就没有客户，谁就赔大钱的局面。“里根衫”后来不仅风靡整个中国服装市场，而且一直影响到西欧和美国本土。这一年，那些经营“里根衫”的常熟“土包子”老板们全发了财，而那个广东佬的毛涤女式套装则差不离全砸在手里。据说后来这位广东高手再也没有在常熟地盘上露过面，只听人说临走时他扔下这样一句话，说没法跟常熟老板交战，他们玩的那套全无规则。这位广东老兄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是说歪了，那就是常熟人玩的服装产销术并非无规则。从表面上看，那些“土包子”老板设计出的产品，确切地说是那些服式既不全新又非特别，既非貌似高档又非土得一塌糊涂。然而就是这样的服式，每年总十分地走俏常熟市场，当然也同样走俏全国市场。
问起这其中的奥秘，整个儿“农民脸”的高保忠老板告诉我说：常熟服装市场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全国九十九个市场垮台而它不垮，之所以我们常熟农民能在服装界打天下，就因为我们这儿的服装从款式到价格，都完全是面向12亿广大中国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情与销售趋向。中国大多数人现在还不富，或者说刚刚开始在富，且中国10个人中有9个是农民，所剩那一个的阶层中也十有七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谁的立足点放在上面的这些消费对象上，谁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好聪明好精明的常熟人！
然而，这并非他们在服装界取胜的全部秘密。他们的秘密除了上面所说的在选择服装方向上对头外，还在于他们中间一些高手在战术上十分注意使用“秘密”。
高保忠是其中的一位精于此道的能手。
在我采访他时，一同约来的徐琴梅见了高保忠，就有些坐不住地向他探起“军情”来。
“不管哪能讲，侬得给我点货。”想不到堂堂徐老板竟用如此乞求的口气向她的同行要货。可徐倒很不在乎地对我说：“这没啥丢份的，在常熟市场上搞服装的高手不是一个两个，像我是以门市为中心的销售，这就得动脑子进准货，进市场对路的畅销货，否则就要吃大亏。像高老板他们每年都能推出些产销对路的新款式，常常影响整个季节的服装市场。所以他们这些人才‘激滚’（注：当地方言，厉害的意思），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哟！”
徐老板软磨硬泡了很长时间，可高保忠始终没有松口。后来就我们俩人时，我问高保忠干吗不给同行一点面子？他坚定地说：“绝对不能，我宁可送她几万块钱，可就是不能提前把我要向市场推出的‘秘密武器’先透给她。若我真那样做了，她倒合适了，而我就可能倾家荡产。”“有这么严重？”我说。高老板说：“你想，我每搞一个产销对路的新款式，从开始侦察市场、研究行情到设计出来——设计还都是请像上海纺织大学里的专家，这就得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段工作主要是时间花得多。接下来便是大投入，从购原料到出样品，再大批量生产，这就海了去了。你不知道，现在在咱常熟市场内和市场外，至少有几万个专门靠跟市场走势吃饭的中小老板，他们一般在淡季就去做别的什么买卖，从不像我们这些专业搞服装的人整天跑啊看啊，瞅眼下服装到底咋走向，下步自己又咋办等等，一年到头干不完的事。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平时养足精神，一到卖服装的季节到来时，便开始活跃起来，整天在市场里转悠，只要看到谁的衣服好卖，他马上就盯住不放，出几块几十块钱买你一件，然而不出三两天跟你一模一样的服装就出来了，而且价格要比你便宜，数量也要比你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到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用你设计出的新产品赚了大钱，而你自己辛辛苦苦一场最后只能死在那里……”
原来如此。我又一次闻到了商场就是战场的血腥味。高保忠告诉我，在服装界玩“秘密武器”这一手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的，首先得大笔本钱，其次得有高超、准确的市场观察力和非同一般水平的超前意识。没有本钱是干不了大买卖的，但有了本钱也并不一定就能干成干好，如果你对市场的走势判断稍有失误，就会酿成大灾。
既然市场如此复杂与残酷，又要求如此高深的学问和市场洞察力，我不得不对像高保忠这样的“土包子”，能否真做的同他说的一样，多少产生了些疑问。这位自称“不像老板像瘪三”的农民大概看出了我脸上的疑虑，便狡黠地一笑说：“你反正不是玩服装生意的，我可以放开胆子给你讲讲。”他说他这不是贬那些专家，因为学校、研究所里的那些专家可能能设计一流的款式、一流的产品，但他们的一流款式、一流产品却常常不能推到市场，或者说不能及时地推到市场上去。“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研究出一个新款式、新产品先是请专家论证把关，这就保证了款式和产品一定的水准，然后我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啥时将新款式、新产品推到市场我们就啥时行动。比如我在今年秋季要推出的又一个‘秘密武器’，先说它的原料构成就花费了我近半年的市场调查，之后是做出样品和请上海等地几个院校的专家把关，这前后又得花近3个月时间。现在我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在季节到来之前的10天左右，得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你说投多了不怕风险？风险当然是难免的，可我的‘秘密武器’也不是狗皮膏药呀。这几百万元的货向市场推出大约两个月左右周转期，这样别人即使想学也不会影响我的市场销售。因为我的‘秘密武器’单原料这一道有人要想学得一模一样，就得花3个月时间完成配料工序。刚才我讲过我的货全部到市场后周转期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如果出些毛病耽搁些时间也无妨大局，等那些‘学派’学成后赶上来时，我的货就差不多全脱手了。这时候倘若市场还行，我就可以作第二个周期的运作。如果不行，我即刻收兵。这样一旦风云突变，失败的肯定不是我。”
“高，你实在是高。”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但有一个结我始终解不开，于是又问他：“你这一套本领是怎样学出来的呢？老板，这大概不会又是‘秘密武器’吧？”
我看到他第一次有些不好意思。高保忠顿了顿，说：“其实瞎浪费你时间。我土农民一个，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还不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转悠吗？！如果说现在我在做服装生意上能摸出些道道来，这跟以前我做了好几年‘鸡蛋换皮蛋’有关。”
这倒是个有趣的细节。
高保忠告诉我，他当年干起“鸡蛋换皮蛋”的买卖，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他高保忠1964年就进了厂，可以算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工人了。那时进乡镇办的厂与当农民没啥两样，都是拿工分吃饭。因为油水太少，所以高保忠就利用上下班时间干起了当地乡村最简单也总有些保障的小生意——鸡蛋换皮蛋。这活用不着多少技术，3岁的小孩也能在10分钟内学得会。一个鸡蛋换一个皮蛋别人是一分五，他高保忠只收一分钱。生意虽说小了一点，但每天还总能比厂里别的职工口袋里多出几角活泛钱。这个过程虽然高保忠也没有发什么大财，但他却从“鸡蛋换皮蛋”这简单的经营操作中，获得了一份极为可贵的收获。即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既可以获得财富和精神上两种满足，还可能改变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打这以后高保忠就在工作之余，完全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物与物之间交换”的快感之中。有一次厂里因需处理一批积压纺织成品，派高保忠到武汉跑跑，结果还真给跑成了，厂里积压的那些货全给卖掉了，为此高保忠还受到领导的一番表扬。此次武汉之行使高保忠对“物与物之间交换”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干10年100年的“鸡蛋换皮蛋”，可能不如一次像他武汉之行所做的事。“哇，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简直像一个魔方，那里面巨大而又无边无际，神奇而又多彩……”此时的高保忠连做梦都在瞅机会玩它一次，不，应该是十次、百次、千次的像武汉之行那类大的“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买卖。机会终于来了。1985年8月，高保忠听说常熟城内的汽车站旁边建了个允许私人做买卖的市场，二话没说，他让自己的妻子和妻弟进了市场。当时反正占摊位不要钱，他高保忠让妻子一下占了4个位置。精明的高保忠就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辞掉工厂的那份工作，他当时的理论是：“一工一农，一世不空。”但到了这年年底，高保忠再也呆不住了。妻子在常熟商场里一天下来的生意，要比他工厂一年干的还要多几倍！高保忠一拍大腿，对妻子说：机会到了，该放开手干了。这回他彻底跟工厂再见了，连那个背了十几年的“鸡蛋换皮蛋”的木架架也一起扔了。好哇，进常熟服装市场后的高保忠简直不相信这世上“物与物之间交换”一旦进了市场后就像发了疯似的出现奇迹。过去他连想都不敢想的钱一天天成倍地涌进自己口袋。他发现，他的摊上放什么就能卖什么，放多少就能卖掉多少。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大量的批发业务需要做，他干脆把摊位转手卖掉了，一下赚进50多万元。资本大了后，高保忠就开始自己办厂，直接生产服装，又直接销售服装，这种把原料成品加工与市场销售连成一体所产生的效益，又比单一批发销售要大出好几倍。到这时的高保忠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了，但大老板也有大老板的苦处，那就是他每次按市场上好销的产品走，总感到很被动，弄不好就可能亏在里面。这就促使他独立搞新产品的研发。可这也出现许多麻烦，你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搞出个新产品，刚投到市场没出几天别人就铺天盖地地抢了你的生意。如此过程，逼得高保忠不得不开始研究起“秘密武器”来……
“进入规模生产和经营后，注意产品的保密性是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取胜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高保忠今天颇有经验地说。现在，这位“鸡蛋换皮蛋”出道的服装商，不仅拥有自己的多家工厂，而且还有自己的旅店、自己的车队，光在常熟城里他的私宅就有3处。
战例之七：黄允岳搞批发，带出浙江千员将
没想到在常熟能见到闻名江苏常熟的“中国服装城”和浙江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批发大王”黄允岳先生。
黄允岳告诉我，目前在常熟服装市场上做生意的老板中，浙江人占绝对多数，约占总人数的50％以上，而本地的常熟老板只占30％左右，其他外乡人约及20％。浙江人会做生意闻名全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他黄允岳，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又同时是一位精明的经营大师。对我的采访，他极为坦诚地端出了他在江浙两大市场发迹的过程。
“我在部队当了6年兵，1975年回乡进乡办企业。后来厂里生产不好便出来学温州人卖补鞋机。一台补鞋机成本50元，背到长春每台卖到150元。我们一次背五六台，除去路途花费还能赚100多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钱可就不算少了。我们义乌比不上常熟那么自古富有，义乌是山区，过去穷得很。可地穷咱义乌的人志不穷，在咱老家传统的‘敲糖换鸡毛’买卖，就像常熟这儿的‘鸡蛋换皮蛋’一样自古时兴。‘文革’结束后，我们那儿就有了做起小买卖的小自由市场。我家就在那小市场的旁边，便开始学着人家的样子提着篮子贩卖一些小百货。可义乌地盘小又穷得掘地三尺也未必见着点油水，于是我带着乡亲跑到上海。起初大伙连家门都不敢离开，我当过兵，大小见过些世面。在上海我们到百货店批发，可人家不批我们，那时我们是私有，人家国营商店当然不敢同我们做直接批发卖买。后来有师傅问你们义乌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上海人爱土特产就像我们义乌人爱吃‘敲敲糖’一样。我赶紧说有，我们那儿鸡蛋特多。上海师傅说好啊，你弄点鸡蛋来我就批你些小百货。我说行。他眼睛一眯，又笑笑说你那鸡蛋多少钱一斤呀？我一猜他啥意思，便赶忙说一分一个。那师傅一听眼珠都快瞪出来了，说便宜呀！我心想当然便宜喽，三分钱一个我说成一分钱一个还能不便宜吗？其实在上海当时你三分钱一个鸡蛋卖给他也已经是很实惠了。为了打开生意门，我知道必须有所亏方能有所赚。跟上海人的批发生意就是这样做开的。我们把低于上海市面价的上海货拿回家再批发出去，专吃这中间的差价。后来我发现上海的货大多数又不是上海出的，无论是服装还是小百货，很多是苏南的一些厂家产的。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路：何不到出产的厂家去批发？那儿肯定更便宜。于是我瞅准在咱义乌生意看好的纽扣，并寻找到了它的产地常州市。到常州后我才发现自己简直像掉进了钱坑里。一进常州纽扣厂，当我说明来意时厂长像见了救星似的搂着我，说你要多少货我就给你多少。原来他的厂里正积压了几百吨纽扣发大愁呢！看厂长这么高兴，我心里也有了底。于是便同他讲起价了，他原来的出厂价是四块钱一斤，我说你得三块钱一斤卖我。三块一斤太低了吧，看他有些心疼，我说那就三块二一斤。厂长咬咬牙，一挥手，说就三块二一斤，但你得全拿走。我心里高兴得就差没叫出来，说行，我保证半月之内把货全部拿走。当下我向他们付了2000元，背回了50斤纽扣。太重，只能背那么多。一路上我想：常州有那么多纽扣，我一个人干不知来回这样要背到何年何月？不行，得让队里人一起出来像我一样背。回义乌后，我跟队上的乡亲们一说，瞧他们竟个个摇头。我问为啥有钱不想挣？他们冲我说，没本钱，所以没法跟你到常州去。我说要不了多少本钱，每人有300元就可以了。这样他们才跟我一起上了常州。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开始是十几人后来是几十人的‘纽扣运输队伍’，每3天一次地往返于常州与义乌之间……义乌后来形成的‘纽扣市场’就是靠我们这些人‘背’出来的。
“1985年，我在继续‘背’纽扣过程中得知常熟搞了个服装市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火了起来。与义乌相比，我觉得常熟的优势要大多了，虽然常熟也没有铁路，但它与上海、无锡、苏州都十分近，陆路水路又都很方便，且此处本是富庶之地，一定比我们浙江的义乌、温州市场有前途得多。事实后来证明了我当时的判断，常熟市场确实潜力非同一般。刚来时这儿连摊位基本都是不要租金的，我出5角要了个摊位，结果生意好极了，我赶快又租了几个摊位。还是搞小百货，把常熟这儿的东西批回到义乌，其利润大大高于过去我在上海、常州做生意。因为常熟这儿交通方便，货色好，又是一般产品的产地。像服装一类的东西，上海市场上的多数产品基本上常熟一带都有生产厂家。相比之下，这儿的价格肯定便宜多了。咱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哪儿能赚钱能多赚钱就往哪儿跑。常熟的市场占价格的优势，货的质量也过硬，而且这儿的人文风气好，天生是块做大生意的好地方。到常熟三下两下就发了，我家乡的浙江老板们便急红了眼，说啥也要跟着我过来，这不没几年，常熟市场上都快让我们浙江人挤翻了。现今随我而来到常熟搞服装生意的就有五六千老板，他们有不少人比我会做生意，最多的一年在这儿就赚千把万元。你说吓死人？那当然，在常熟服装市场上赚钱赚得吓死人的可不是一两个。”
“你不知道？上海人才真厉害呢！你可以去采访他们……”浙江“批发大王”结束采访时对我说。
战例之八：上海人插足：一掷千万元
浙江老板慨叹自己无法与上海人相比，大概也基于此。
在常熟服装市场上的商战中，应该说上海人是最早参与的一批外地老板了。他们精明、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常熟服装城形成的前几年间，上海人在常熟市场上所有从商老板中占30％之多。但后来上海出现了股市，许多人回上海玩股票去了。可是这两三年中，常熟服装城里又回来了一大批上海老板，问其原因是：股市没多少赚头，弄不好老本都得亏进去。常熟服装生意可不一样，这儿是稳赚，好时也能像玩股票，几天内大发一场。但它绝不会出现像股市那样一夜间倾家荡产的风险，差到家也最多是少赚了些。上海人从“血”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常熟市场。而有时我们为什么说聪明的上海人精明有余却高明不够也基于此理：在家门口的股票疯似的吸引那些梦想一夜之间就能当百万富翁的上海人打道回府时，浙江等地的老板们便要过上海人丢下的摊位，稳稳当当地照干他们认为赚钱不薄的原行当。结果浙江等地继续留在常熟市场上的人们在上海人去玩股票的几年里大发常熟服装财。
归结起来，你说浙江等地方的人厉害还是上海人厉害呢？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因为转过弯来的上海人这次回常熟杀回马枪来势之猛，实在让浙江等地的老板们有点招架不住：——
某上海老板，1994年一出手近200万元租下服装城内的“华盛市场”、“招商场”等黄金地段若干门市，又在春秋两季连续推出新款女套装，当年一下从常熟市场上“卷”走1000余万利润。
——某上海老板1994年底携全家4口，分兵三路，买断常熟3家纺织企业的全部产品，然后在常熟、上海两地同时开辟战场，结果又创年利润1000余万元。
“恒申祥针织时装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批杀到常熟的上海老板的代表。此次我有幸到这位上海老板在常熟开设的厂里去参观。工厂就在常熟城北边的“申大工业城”，一个占地20亩、有6栋厂房近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且装饰一新的厂区，使人一看这儿就有一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感觉。年轻的董恂经理对我说，他和合伙人1995年9月以160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座厂房的产权。当时是座空厂房，现在除了这笔产权投资外，至少又另投入了六七千万元。
天，我给他一算：里外不就快一个亿了吗？！
“差不多。”年轻的上海老板不以为然地说。
“这么多钱你都用在啥地方？”小董似乎看出我的一些疑问，便将我带到他们厂的车间。这是一个宽敞的大车间，从已到位的几排纺织机可以看出是个尚未全部投产的主生产线。但这儿显然已经在边安装边生产，在一排排织机旁站着一个个秀美的姑娘，看她们一点不见忙碌的样，你无法将她们与纺织女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我问：“为什么？”小董笑笑说：“你走近看看我们的织机就明白了。”我走到姑娘身边，发现她们操作的织机确实与通常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这里的织机全是由电脑控制的全自动设备，完全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我不懂英文，只好讨教老板问这是什么机器。“岛精（音）横机。”他回答。“哪儿产的？”“日本”。“是否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机。”“是。岛精横机开创于80年代初，现在有三代了，我们进的这一批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代。它好在什么地方？为啥非用它？岛精横机由于全是电脑控制，所以它在工作时对线质线色、服式工艺等等有其极为精确细致的自动识辨能力和调整功能，它的智能模拟，是非一般人工所能代替得了的。现今国际上高档的服装都必须由这样先进的机器才能生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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