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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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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每一个人重新期待的大课题。让义乌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难受的是社会上此时盛行“个体户是动乱的根源！”、“国家要继续举起红旗，就必须先得铲除私营经济！”云云。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此时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当头悬着的利剑般的压力，虽然有些现象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却被说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个体经济就是产生动乱的土壤，个体户便是动乱的有力支持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故而那里的政治问题就最值得关注。简而言之，义乌的人和义乌的事应当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扩建市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先把个体经营行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给弄弄清楚再说！”
有人对义乌呈上的报告不屑一顾，打着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义乌人心寒的事：一向对义乌市场热心，并常常喜欢将义乌市场发展的成就，纳进自己成绩挎包里的个别领导，到了义乌市场却不敢往里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会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似的……那是一个令义乌人极其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时刻，义乌人因此而更加不忘当时的市委书记郑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郑尚金等领导作出了果敢和负责的决策，百姓们因此一直记着这些在义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性人物。虽然我没能有机会采访到现已是金华市市委书记的郑尚金等人，但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义乌所作出的功绩，在义乌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丰碑。当时参与《关于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问题的论证报告》的现任市委宣传部朱连芳部长向我介绍说，当时整个义乌市场人心浮动，其根本点是弄不清个体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义乌办小商品市场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办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可以等着决议了再做，但当时义乌市场已在全国挂上名了，庞大的市场一天不经营就会影响几万十万经营者的利益，几天不经营就可能使我们几年苦心经营和造就出的市场一下垮了，所以那时我们市里领导急，市场管理者急，个体经营者更急，怎么办？那时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值得义乌人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即坚定不移地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办义乌市场昨天没有错，今天扩建它更没有错。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成效的稳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用广播等形式，不时地向经营者们宣传，出动机关行政干部深入市场给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义乌市场的专题片《独立的王国》宣传，使在义乌从商的全体经营者都明白，义乌走的路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没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个体经济光荣，参与办市场就是为社会主义办更好的事。认识清楚了，信心也就坚定了，我们的市场也就越办越好。
1990年10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大笔一挥：义乌市场扩建确有必要。于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之后，义乌人办市场、办大市场的决心更大了，这回他们是彻底要瞄准“全国第一”目标进军，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设计一出台就令人激动不已：义乌要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商品交易市场！
第四代市场从提出到开工到正式营业，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这场决战义乌人非常难忘，它既使从商者完成了从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简单的阶段到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色彩的整个过渡，也是弄清了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经营性质上的根本认识。几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9年初的全国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上又把邓小平理论连同“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成部分”一起写进了宪法。其实对义乌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与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社会前进的实践，则早已开始并获成功。当义乌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市场经济也真的像一只“无形之手”，帮助和促进着整个义乌市场的健康发展。
1992年，在义乌的历史上可以重重地记下几笔：由国家工商局确认的全国十大市场中，义乌市场名列榜首，并为此得到国家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改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在这之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连续7次排名全国第一，即年年处在几万个商业市场的“老大”地位）。其二是，义乌当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达50。5％，实现了第一次过半。别小看了这一“过半”，它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是个极其重要的实践依据，当然对于义乌人自己来说，搞市场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管与不管的“副业”了，它是实现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大产业！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类似义乌的商品批发市场不下几千几万个，为何独有义乌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健康？这位经济学家运用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来向我论证义乌办市场的成功经验。但他的那些出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无法使我信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规律别人也曾运用过，但中国很多市场在办的过程中就时好时坏或者压根儿就失败了，可义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一直发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哪只“无形之手”在作怪？在发魔力？
这正是我和许多人想弄明白的。
这正是义乌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经听到一则民间传说：有个广州商人在80年代中叶认识了一位义乌人，这个广州商人已有30多万元资产，那时这样的数目绝对是大款了。当时那位义乌人是刚扔掉拨浪鼓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想批点小商品回家赚个过年钱。他身上仅有500元钱，本来只够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广州的那个老板说你要货不是？是想便宜点不是？好啊，你就请我进一次“OK厅”玩玩怎么样？那义乌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爱那个“寻开心”嘛，去就去呗。这一进去不要紧，最后一结账那义乌人差点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这怎么进货呀？那广州人大概看出对方的窘境，说老弟你放心，我看你还算仗义，进货的钱你暂时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证下次再付也成，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钱送来。人家已经够朋友了，那义乌人还有啥可说的？行，就这么定了。那义乌人挑着货物往火车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多块钱，连张火车票都买不到。这可咋办？义乌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过回去再到广州老板那儿借点钱买个回程票，可又觉得自己太丢人现眼，说不好人家以为你是故意敲诈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领。正在他极其为难时，他看到附近有个小店有卖竹担子的，义乌人对竹担怀有特殊感情呀，那义乌人便马上过去用身上所有的钱跟那店主讨价还价买了副竹担，并把批发来的货物全部装在担里，就迈开双腿重新当了一回特殊的“货郎担”。从广州到义乌一千余公里，那义乌人一路摇着拨浪鼓，边卖货边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时间赶回了义乌。第16天，正当那广州老板心里骂着“不能当好人”时，义乌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把准备好的钱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说了声：“大哥，实在对不起，因为赶路我耽误了一天时间。”待广州人听完义乌人从头到尾那么一说，“老广”感动得连呼“义乌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义乌人也！”5年后，那个义乌人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而那个广州人则老老实实在义乌打工，每月只挣两千来元生活费。有人奇怪地问他为啥放弃生意不做而来义乌为别人打工，你道那广州人说啥？他说：“天下既然已有义乌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从商？”关于这则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我无法去查证，但从中可以让人侧面认识一件事，那便是义乌市场的兴旺发达，长荣不衰，与义乌人独特的经商之道密不可分。
义乌人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说出下面几句话：“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这个“四千”精神是义乌人祖传下来的经商法宝，它源于“鸡毛换糖”的摇拨浪鼓生涯，可以说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精髓。
与众多初次到义乌的人一样，开始我同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品交易市场，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在义乌这么个贫穷偏远的小城市？现在我才明白，这既是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里实践得好，也是义乌人的独特经商之道所决定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义乌人之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能与它竞争。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品信息与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国度，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赖于单一渠道的供给，横向的流通渠道几乎是零。在这种特定的机制下，当我们一旦始发市场经济的快车时，就会发现其不健全和不畅通的轨道常常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进程。而义乌人则在此时此刻充分发挥了他们独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用双脚踩出的信息与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义乌市场，基本上仍然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但绝不要小看了这种延伸，正是这种像蚂蚁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义乌在得到政策允许大办市场时，它所释放出的巨能变得就像原子能所产生的裂变。当成千上万的拨浪鼓手们发现用货郎担将各地所产、所剩的商品，以蚂蚁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趋潮涨的需求时，他们就改用车拉、船装甚至飞机代托等办法一次次地将全国各地的那些紧俏货物像蚂蚁般地搬回家乡……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乡义乌便成了万千货物的集结地。这些货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紧缺用品，当然很快就有人买、有人批走了！这你一运，我一卖，他再一批发，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这时拨浪鼓手的身份已经成了采购员，但由于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肯吃苦，肯赚小利，所以从不怕别人抢自己生意，也不怕别人与之竞争，相反他们十分愿意在这种激烈的相互竞争中练就自己更过硬的从商本领。在80年代，我们国家的交通行业远不能适应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连车都不通，或者只有一两趟班车。有个义乌人对我说，他在一次外出采购货物时，不说车上没座位，就是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了保证把货物运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车上睡了一个星期“卧铺”——就是把身子横卧着钻在座位底下。有谁设想一下那种不能抬头、不能直腰，连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样一种生活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其实义乌人今天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中的无数人，曾经以同样的吃苦耐劳精神，像蚂蚁搬山般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就这样神奇地跑到了义乌，这种巨大的流入过程在同时间又向外传递着一个信息：义乌有各种你想要但别的地方没有、或者价格不如义乌便宜的货物。于是无数经商者就跑到义乌来，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在这同时，义乌人再一次发现了什么东西是别人最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最能赚钱的，于是又形成了新一轮的采购，蚂蚁搬山式的采购再一次从各地运回义乌。不久，聪明一些的人就采取不来回跑，而是常驻某一地，通过调拨来及时运回义乌方面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义乌运回货物时，又从义乌市场发运常驻地紧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来回赚钱，不亦乐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义乌市场上或者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根本不经义乌市场，直接从有货的某地调拨至缺货的某地，如此天马行空，赚的钱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种形式，源头始终在义乌，因为操纵整个市场和流通过程的是他们义乌人。千万别小看了义乌人这“一进一出”的运作过程，它对市场形成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个叫楼香云的服装商，最初在上海进了一批丝织方巾，很好销，后来她听说这是嘉兴产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兴，到那儿一打听才知这是距嘉兴市还有20里路的王江泾生产的。楼香云一看此地，交通异常不便，当地农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生产的丝织产品却工艺精湛，于是说以后你们的产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犯愁的王江泾人听了这话就像见了财神爷，于是一口答应。从此楼香云每天往这儿跑一趟，几年过去，王江泾就在楼香云的一次次奔跑中盖起了一排排楼房，农民们今天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楼香云呢，自然不用说，她的口袋里早已鼓得发胀。像这样的事太多了，目前义乌人在外跑生意的约有五六万人，与楼香云一样跑富了自己又带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义乌人在历经上面这阶段后，慢慢发现，要使市场不断地有竞争力，赚更多的钱，以往的那种来回运拨式的生意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样受原有式样的限制。义乌人便动起了脑子：为啥不能自己动手生产？干呗！这一干不要紧，心灵手巧的义乌人几乎把各地出现的紧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认知却必大有市场的商品，全都给制作出来了，比如有人在广东发现了“呼啦圈”，三天之后，义乌市场上就能成车成车地批发，哪来的货？义乌人自己做的呗！那一年开始流行女式长丝袜，义乌人在三天之内生产出的长丝袜比广州百货商场里销售的花色品种还要多，当然价格低了近一半，袜商们兴奋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断地从义乌批发，一直批发到今天，而今天义乌的袜子生产量已经是全国的绝对第一，占全国总生产量的三成以上。袜子是义乌市场几万种商品中的一种，几乎每一种商品对义乌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们的某一个拳头产业。这里面的奥妙其实不算太复杂，用他们的术语叫做“前店后厂”。所谓前店后厂（或叫前摊后厂），就是经营者在市场里开个店租个摊，店里摊上卖的什么货，其生产出处就在他的店后或摊后的工厂。别小看了这种前店后厂的生产经营方式，它也许是中国农民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经统帅过中国工业生产“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一样，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国国民生产的“半壁江山”。在义乌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这儿的百姓的房子特别地大，每家每户基本都是一栋四五层的大楼，而义乌城区到义乌下面的城镇，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动手建的楼宇组成。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义乌人为啥要造那么大的楼，三四口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都空着吗？后来我一进这些农户，才知道义乌人的家居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他们一般把一层开设为商店或铺位，直接售货，二楼三楼是厂房，只有最高一层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义乌的4个大市场上，共有6万多摊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后厂”。因此进义乌市场批发货物，你千万别小看了只有小小一两平方米面积的摊主，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位亿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遇到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有一回我到市场采风，见摊主是位卖服装的。看了她不足3米的摊位上放了好几种品牌的衬衣，我问她这么多品牌的衬衣都是从哪儿批发来的？女主人一笑，说都是她自己的。我心想，这也许正是那种自己做了一大批各种名称的假商标，然后往别人的产品上那么一贴便冒作自己商品的投机商。女主人听说我是专门来写义乌市场的，又见我如此不信她的话，便非要带我到她家瞧个究竟。“否则你大作家凭自己想象一写，我们义乌人的脸面不就全没了吗？”哈，女主人很有“义乌意识”。于是我就跟着到了她家，这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女老板家竟有两栋五层大楼，光雇用的工人就有600多个。走进她家的厂子车间，我看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而是一色的日本进口的现代化制衣机。她家的产品陈列室里，总共有6个品牌的衬衣，其中有3个获得全国或省级专业机构颁发的优质证书。正是不见不知道，一见方知义乌人之厉害。
我们知道，无论何种市场经济，供求、价格与竞争是它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便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即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价格变动反过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无论是价格变动还是供求关系变化，都会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进而引发市场竞争；竞争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供求和价格。市场机制的如此动作，一方面激发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精神，不断想方设法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经营，从而推动整个市场及社会的发展。而这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整个动作过程，便是我们所说的那只“无形之手”——即市场经济的规律。
义乌人从80年代初始，仅用了10年时间，由最初的“鸡毛换糖”的经营方式，争取到了自我生存的机会，发展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市场，垄断了全国小商品生产和流通及交易行业，使12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市场的价格，随义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把自己从一个连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困小县，建设成“中国百强县（市）”，人民安居乐业，家家富裕小康。这一切正是他们恰到好处地将传统的“鸡毛换糖”精神与市场经济的那只“无形之手”联在了一起，并使之发挥出了最佳的魔力。考察一个市场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好的时机并不是在全社会或者说整个大市场都欣欣向荣之时，而应该是像这一两年中我们普遍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下，各种市场不太景气时，方能看出谁英雄谁好汉来。当这两年国内大小市场都在大叫“跳楼”时，我们再看看义乌市场依旧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你才意识到义乌确实值得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乌托邦，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义乌就是这样的典范。
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的商业流通市场、最繁荣的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基地，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偏偏在浙中那个不起眼的义乌？我也一直想弄明白像上海、广州、苏州、常州这些一向统领中国轻工产品的著名生产企业的产品，为什么十分愿意舍近求远，跑到义乌来抢占市场？甚至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地方生产的名牌产品在义乌市场上的价格，比它们在本地或自己的出厂价还要便宜？而且十分有趣的是这些地方的老牌或名牌企业的老板们，还时常以在义乌抢占的市场份额多少作为自豪的本钱！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1998年那个金秋日子召开的19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上，来自中外几千个商家抢占同一市场的热闹场面我是看到了，但这并不能满足我这个外行想研究一下吸引那么多商家到义乌来的“门道”。深入之后，我恍然大悟：义乌人运用市场经济那只“无形之手”可谓到了称绝的境地。我们已知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其中能吸引商家的最重要的无非是价格。在义乌市场，价格的力量是一切商品能够生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每一个经营者及商家成败的关键。通常一种同类同质的商品，在义乌市场一般都要比其他市场便宜三成以上，有的甚至便宜一半。这三成以上的差额便是商家的利润和义乌市场可以同别的任何市场决战的本钱。那么义乌为什么可以洒脱地做到而别人就难以做到呢？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义乌人敢吃苦、会利用“前店后厂”的办法外，再就是义乌人头脑里从来就树立着不求赚足钱而只求能赚或少赚钱的经营思想。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做生意人不想做大生意，不想多赚钱？究竟义乌人为啥要这样做？首先，义乌人清楚只要自己的某一种商品出手时利润一大，马上就会在一夜之间有十家百家地跟着你来做同一生意，那么你昨天赚大钱的生意到了今天、明天可能就连老本都赔了进去，三三得九地赚钱，再来个二五得十赔钱，结果你是赚了还是赔了？义乌人比谁都会算这笔账。除非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的情况下，我做某一产品的“独家代理”或独家生产者，那我就可以足足地赚它个“天昏地暗”。其实现在义乌市场上早已有这样干“独家代理”和独家生产与销售的主了，他们理当是市场上的“老大”。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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