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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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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艘豢椤把蟛肌保细鲆狗炝思稚馈＝磐诽欤抢锏呐魅诵老驳爻蹲潘恼忠伦笄朴铱矗篮谩５诙炫魅艘驳浇稚铣读丝楦毙说牟剂锨胝馕淮蟪屡└景锼炝思忠隆！昂眉耍业耐旅嵌妓岛茫敲咳讼肭肽阕鲆患�5块一件工钱怎么样？”一天，城里的女主人抱回一堆布料。脸上充满喜色的农妇说：“行，允我几天时间。”大陈镇的农妇爽快地接了过来，几天后便将几件缝好的罩衣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女主人，而女主人则不亦乐乎地交给她整50元钱。“这是工钱，你一定得拿，是人家给的。”她无法推辞。日子久了，这位大陈农妇一日见女主人穿了一件绣花衬衣回家，横竖觉得标致。后来她在回大陈时试着给同村小姑子也带了两件绣花衬衣。这一下可美坏了她的小姑子！村上的姑娘见了好眼红，于是就偷着为自己缝起绣花衬衫。这一传十，十传百，大陈镇的姑娘家都穿起绣花衫来。后来便有人往外面和城里带这种绣花衫，这一带不要紧，不多时便有无数手巧的农妇加入了缝制绣花衫的行列。大陈镇的服装生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后来男人们也加入了做服装生意的行列。大老爷们儿干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好比都说中国的女人主家事，会做饭菜，但当好一名烹饪大师的又多是男人，这是因为手巧和技术是两个概念。进了门槛的技术真正要说好的还应该是大老爷们儿——当然不排除也有女强人打天下的，就是大陈镇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女能人。可是成大气候的毕竟大老爷们儿占多数，大陈镇在成为“衬衫之乡”的进程中也不例外。
“衬衫之乡”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徐江琦不像有的乡镇干部一开口就拿出“年度统计表”一类，堆给你如山一样的数据，他指着排排高楼迭起的街道问我，他这儿像不像城市，他说你们北京人最有权威评判这个问题。我四周瞧瞧，颇有些为难，因为按照“城市”的标准，这儿似乎少了些喧哗，多了些幽静，虽然宽阔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车来人往，但显然井井有条，没有那些叫人烦恼的拥挤。于是我只好直说：“城市还不一定够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县城，绰绰有余和现代化得多。”小徐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满足了，因为他曾同别人打过这样的赌，要是有人能把他们的大陈镇说成像座城，那他从市里下到小镇来当书记算是一种“高升”。现在他从我嘴里得到了“高升”的引证，自然有些自得其乐。小徐书记曾是市委宣传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不过我内心真的感到我们大陈镇的许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过去“农业学大寨”年代，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陈人也有过露面的时候，是省里的老典型，可农民们除了能得到几句空头的表扬外，两手依旧空空，儿女娶亲出嫁还得靠摇拨浪鼓的老父亲外出“鸡毛换糖”挣的几个脚钱办事。改革开放给大陈镇人带来了真正的机遇。当像本市的廿三里人开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场时，特别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大陈镇的农民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产业优势，即已经渐成气候的衬衫加工业。最初的是东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场；后来是东一村、西一村的小规模形式，之后便是成片成片的衬衫加工户；再后来就是一个又一个衬衫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这一过程很有趣，就说销售运输这一块吧，大陈人最早的销售是靠几个妇女提着竹篮或是拿一个布兜搭乘拖拉机什么的往城里的自由市场上自己吆喝着卖；后来是男人们带着样品跑外联系客户，再通知家里发货；再后来是整车整车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陈镇来拉货等货。农民们办厂和经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着。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几个人的联户互助式，再由几户联合到大户独立作战态势，发展到现在集团和名牌产品企业领头，与全镇千百户小企业互动并进的局面。集团企业与名牌产品构筑着今天大陈镇作为“中国衬衫之乡”金碧辉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业则是烘托这“中国衬衫之乡”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围的绿地与花园……如此参错有序的产业形式结构，组成了大陈镇今天固若金汤和名副其实的“中国衬衫之乡”。
小徐书记指着几乎全为新建筑的街道与两边的楼房说：“农民们现在可懂得什么是市场了。我们现在全镇共有400多家制衣企业，为了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过去分散在各村寨的家庭式工厂，现在几乎都搬到了镇上，其中60多家大企业基本都集中在镇上。我们这儿是过去的一户农民，现在差不多都是一个品牌甚至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品牌的企业。他们往镇上每搬一户，大陈新镇就等于延伸了一段，规模大了一片，现代化了一程。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聚集，带来了小镇建设的城市化、企业经营的规模化、地方优势的产业化、供销运输的快捷化、优胜劣汰的竞争化和整个大陈镇自身形成市场的良好气候与条件。而大陈镇自身形成的市场化给我们‘衬衫之乡’原有的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更是不计其数：信息的互用、价格的良性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联合兼并的方便以及共同构筑‘衬衫之乡’的形象与影响度。就在几年前，谁认识我们小小的大陈镇嘛，连义乌这市名在全国也没几个人知道。可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服装业尤其是搞衬衫行业的，他如果不知道或不了解咱大陈镇的行情那他准吃大亏。另一方面，正是‘衬衫之乡’的市场影响力，使得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衬衫行业的经商者都往这里跑，大陈镇本身就成了整个衬衫行业的市场中心和发挥着第一市场的作用。”
“面对这种发展，你们是如何适应的？”
这回小徐书记拿出了一份文字材料给我看，那上面是大陈镇“1999年18项基础设施投资与实施计划、责任人”等情况的详细规划。我粗略一算，总投资超过一个亿。“这几年我们镇政府每年都要投入这么多钱来完善和改造好小镇基础设施，使小镇真正成为不仅具有产业的‘衬衫之乡’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衬衫之乡’的市场优势。”他说。
“一个镇级单位每年要拿出亿元资金搞基础建设，钱从何处来？”
“当然首先得有实力呗！”小徐自豪地说，“去年我们全镇工农业产值达到20亿元，财政收入19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080元。从这个数字上来看，作为镇一级的经济成果已经了不起了。大幅度发展镇区建设，仅靠政府的力量明显不足，但我们的潜力在于农民手里有钱呀！咱这儿的企业全是个体和私营者，现在的个体、私营者可是不一般了，他们大的几千万几个亿资产都有。像我们今年要搞的18个项目中，5000万元的资金是由镇政府出，另5000万元就靠我们的那些个体私营老板了！”
从廿三里的百姓主动出资修路的事，我不再怀疑大陈镇人同样也有义乌人民共同的一种美德：个人富了，从不忘集体和公益事业。
大陈镇的今天已经是很规模很超前的城镇了，而政府今年的18项新投资项目，更让人心潮澎湃。看，他们又要在世纪末的今年内建起美丽如画的“江滨绿廊”、可以走四道车的大陈大道和像大都市里的那种立交桥……
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曼哈顿。于是便对小徐书记说：“希望你们的大陈镇成为‘中国曼哈顿’的‘时代广场’！”
“没问题。下次你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陈广场’了。”我仔细再一看他手中的18个项目，可不是，里面有一项就是要在年内建设一个集各种交易和市场功能的“大陈广场”。
好你个义乌人，似乎你们昨天已经在做了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天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写注解！
来到大陈镇，我不能不去中国“衬衫之王”之一的“能达利”。
这是一个哥俩办起来的厂子。目前他们厂的“能达利”产品已成系列，国家服装公司认定他们在中国衬衫行业的市场销售量和品牌优势在前五六名。“能达利”在义乌是当然的“衬衫老大”，哥叫陈溪见，胖乎乎的，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弟陈溪东，清清秀秀，一表人材。哥俩从开始干衬衫业到现在成为全国衬衫行业的龙头企业并没有多少年头。1992年前，哥俩还是拎着皮包扛着麻袋满世界跑推销的“小货郎”。说起来陈氏哥俩的发展并不复杂，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共有兄弟姐妹4个。老大陈溪见高中毕业时极想上大学，可几次拼搏都没考上，于是只好回家当农民。这小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他在别人已经开始做起服装生意时，他心里尽管仍做着“大学梦”，但毕竟离生活的现实远了些。这时弟弟陈溪东也初中毕业，哥俩一商量，说咱们也做生意吧。那时并不像现在正儿八经地办厂，他们先买了一台缝纫机，等种地天黑回家后在小煤油灯下试着做上几件，再到街上卖卖看。如果能卖掉，就再做几件。如果卖不掉便上地里种一段田再试着来。做着做着，便有人来接货，就是把货低价卖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负责帮你推销。一件衣服最多赚上一两块甚至几毛钱。可这也比种地好啊！在与命运苦苦挣扎中的陈氏兄弟，决定把积存起来的钱全部买缝纫机，然后又雇了二三十个小工。这样他们在乡下又干了足足两年，等到第三年时便在小镇上租房办起了一个有点像样的厂。
“从1989年到1996年的那8年里，真的像‘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我们哥俩最辛苦的年份。”在气派非凡的会客厅里，已是总经理的弟弟陈溪东颇有感慨地道，“当时我们的年产在二三十万件左右。这个规模是属于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产品，又缺乏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的阶段，唯一能跟人家拼的就是靠销售上的灵活性。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我哥俩分工，他跑西安我跑沈阳，这一西一北大半个中国，你只要能说得出的地名，没有我们哥俩没去过的。有些当地人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我哥俩都涉足过。那几年你知道我们的生意是咋做的？嘿，现在想起来真觉得蛮有点意思。那其实不叫做生意，是认门哪！因为我们是小厂，没人认识我们，更不认我们的货，所以每次只能去认人家的门。但就是这几年，我们认门认出了门道。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太有潜力了，那就是我们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那儿的特点便是代表了中国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产销售适合这些地方的对路产品，也正是摸准了中国市场的门道。1996年，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我们哥俩决定像模像样地办个衬衫大企业，于是一投资便出手3000多万元。当时仅买地皮一项就花了1000多万，因此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炒房地产，等到我们的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全套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开始飞转时，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们惊诧不已，说这才像做大生意嘛！”陈溪东一边领我参观他的现代化成衣流水线，一边神采飞扬地讲述他与哥哥俩人当年决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这么大摊子，开始不少人说这哥俩，抽的洋烟穿的名牌，全都是贷的款，有他们哭的日子。可仅仅3年时间，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一下占据了中国衬衫业的制高点。同时又由于‘能达利’的名牌优势，使得企业像乘了火箭一样的发展速度。如今年产值已达1个多亿，利润超千万元，光‘能达利’名牌的无形资产就值1。6亿元……”
陈氏兄弟是自己亲口告诉我有多少财产的“亿万富翁”。按照目前“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名牌效应，他陈氏哥俩就是躺着也有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钞票。只有初中文化的陈溪东听了我的话，露出了一副只有农民儿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说：“多少钱对我哥俩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们的父母亲还都住在乡下，我们还种些地，虽然他们可以从儿子这儿拿走用不完的钱，但他们依旧愿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俩则有另一种人生追求。我们更多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让中国的男士们都能穿上我们的‘能达利’，有朝一日也要让老外们都穿一穿中国的‘能达利’而不是‘皮尔·卡丹’。”
我完全相信陈溪东的话，因为义乌人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称雄一方的时间更短，仅五六年。“皮尔·卡丹”老了，而陈氏兄弟才三四十岁，你认为谁赢呢？当然是我们的义乌人，我们的“能达利”！在走出厂区时，陈溪东特别邀我到他工厂前的公园坐一坐。我举目四眺，在观赏花团锦簇、小桥流水、青岭飞鹤之后，不免有些自卑起来：什么时候我在京城的家门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该是何种人生？
“光这儿的地皮我们就花了500万元。但为了让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公园里享享福，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件事……”陈溪东的话，让我感到大陈农民的胸膛里有股岩浆般的滚烫！（从报纸上获悉：陈氏兄弟现在更了不得。他们不仅在新加坡有了“中国时装”上市公司，最近还投资两亿元参与筹建“钱塘航天有限公司”，成为民营航空公司老板。）
我以为不接触孙荣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义乌市场的起源与变化的深刻性，也当然就说不上真正了解义乌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义乌市郊的一个山头上。从义乌繁华的市区来到孙荣福的“领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篱笆还在，那菜地还在，那足前脚后的鸡鸭狗猫更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欢实着……孙荣福的“领地”是整个山头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总共有100多亩面积。这儿有他一新一旧的两个家址。旧的是典型的江浙农舍，新的则是我所见到的个人住宅中最豪华和气派的一栋西洋式楼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级领导或者高级别墅也远不如孙府新宅。孙荣福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孙荣福让我领略更多的是义乌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质。
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唯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建的。这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入，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营且骨头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那些众多的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入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两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10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10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
孙荣福家共5口人，除他与老伴俩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5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董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1票是赞成的，他们4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城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4个卫星镇的介入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心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联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不假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义乌决策者那充满时代色彩和无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变了我原先想进入世外桃源式的农民庄园，不得不回首折身，领先进入义乌领导者为我展示的他们的那个未来世界。而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1997年的那个冬季。在那个冬季里，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美国东部的几座重要城市，那里有记录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因此到了美国本土民族与英国茶商浴血抗斗的波士顿，也因此到了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的费城，后来是在白宫前的独立广场上我走进了林肯纪念堂，最后才久留于纽约。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努力寻觅着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使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民族，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猛？靠的东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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