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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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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平是完全由自己航行出去的一只“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
余汉平选择西北市场，就像义乌人选择建立小商品市场一样聪明。义乌的小商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是满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物品，所以它一直欣欣向荣。因为12亿中国人的内需市场就是一个让全世界所有客商感到眼红的肥肉，而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中，辽阔的大西北便是中国内需市场中最具潜力的市场。义乌人运用了邓小平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小商品市场并繁荣和富裕了人民，余汉平则运用了义乌经商办小商品市场的经验，成功地在大西北再度实践了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
“西北是什么？西北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西北的希望在哪里？西北的希望在开发，开发的先导在流通。”余汉平干的就是流通。他把自己的资金重重地投到了西北，就是因为大西北是块商品经济刚刚苏醒的处女地，它有太多的诱惑和太多的梦可做，当然也有太多的钱可赚。到达一定境界的巨商们对赚多少钱有时已经显得并不太看重了，看重的是自己的决策对头与否以及自己的行为对民族发展有没有利了。
听听兰州人对义乌人来办市场是怎么说的。
兰州人说，我们这儿几十年来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虽然改革开放也有20年了，但由于我们地处大西北，没有多少财力和物力像沿海地区发展那样快，单纯靠国家有限的投入已经不是快捷向现代化进军的唯一出路了。而浙江义乌人到兰州办商城，一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资金投入很大的建设项目，建在了我们的土地上，又直接把沿海的商品带入了我们大西北，并以最适合大西北百姓经济承受力的价格进入千家万户。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西北人带来了东部人的开拓精神与市场经济意识，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它给予我们的要远比商场本身的意义大得多。
余汉平的这艘“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已经成功地停泊在西北重镇兰州，连续几年创下了甘肃省和西北地区室内市场销售额第一的纪录，成为兰州人必去和引以自豪的一个大市场。而余汉平办这座商城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老家的义乌市场本身，也带来好处多多。首先是一批义乌商贩把赚钱的机会延伸到了大西北，并且钱要比在义乌当地赚得还多；其次是义乌作为中国小商品城的中心市场，它的货源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输放。现在，余汉平的“西北号”航空母舰不仅开到了兰州，今年，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又将在青海省会西宁市再出现一所投资7000多万元的“西北号”子舰。然而这对余汉平来说仅仅是开始，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十分醒目的蓝图，那上面是他公司发展和准备要占领的市场的示意图，另有一句豪言：立足兰州，辐射西北，服务大众——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余汉平现在商城不仅办到了中国西部数个省城，而且办到了韩国的首尔。他在那里办的商城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为当地最气派的中国商品城。3亿多资产，5000多员工，这就是今天的余汉平。）
其实在每一个义乌人心头都有像余汉平那样一幅幅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奋斗蓝图，那就是尽力地占领可以占领的一切市场，为自己创造财富，为他人谋取幸福，为社会作出贡献。
义乌现有人口65万，除去老人和儿童，那么将有近40万人，而这40万人中间，再除去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剩下的30多万人中，将有60％以上的人在从商，而这部分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在非义乌本土的外地市场上从事经商。主人告诉我，目前全国联托运的人中有70％是义乌人，据说广东、海南等地的公路段运输承包者中几乎全是他们义乌人——公路段运输承包是件风险很大的生意，但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所以都给义乌人去干了；义乌还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个人承包火车运输的主呢！此人叫贾建军，30多岁，魄力大，为了承包从义乌到东三省的火车行包专列，一下拿出500万元交给铁道部作押金！了得吧！这样的事只有义乌人敢干！
啊，义乌人的生意火，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把生意做得红火了近20年，在他国异乡，他们又把生意红遍了神州大地与海外市场。
那天从“福田庄园”回城，宣传部的同志让我一定要见见一位“三闯南非”的义乌大亨。这位名叫赵贤文的大亨，就是义乌市第一个星级宾馆——“华丰宾馆”的老板，同时又是华丰机电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在义乌“华丰”名声可不小，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它是义乌新城第一家三星级宾馆，而且还有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留下的墨宝呢！
朱总理到下面视察的作风是众人所知的，他常爱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和单位，从他口中得到表扬的并不多——尽管他心头记着。1995年5月某日，朱镕基总理到义乌视察，中途要在“华丰宾馆”下榻。这可惊喜坏了赵贤文，但惊喜之余赵贤文更有几分担心，因为他老赵也早已耳闻朱总理的脾气，弄不好准挨批评。
中午时分，朱镕基总理来到“华丰”用完餐后，环顾了一下餐厅，说：“这宾馆不错嘛！”在步入走廊时，他用手敲了敲装饰柱，问赵贤文：“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赵贤文忙上前回答：“是石膏制作的。”
朱镕基很高兴地说：“不错，管理得这么好，我还以为是大理石呢！哎，你这个老板造这宾馆花了多少钱呀？”
“3000万元。”
“哪儿来的钱？”
“是我的一个福利企业——义乌发电设备厂投资的。这个宾馆是全国民政系统第一高楼。”赵贤文带着几分自豪地汇报道。
朱镕基同志一听便哈哈笑起来：“我明白了，你们是用了免税的钱盖的楼。”又问，“你的企业残疾人有多少？”
“占企业人员的56％。”
“生产什么产品？”
“发电设备——柴油发电机组。”
“质量怎么样？”
“曾获得省优质产品、亚太国际博览会银奖，出口50多个国家。这次广交会上成交1000多万元。”
朱镕基同志大为惊喜：“啊，看来这产品是赚钱，你真是又赚钱又免税，又给社会办了好事。行，你能干！”朱镕基同志拍了拍赵贤文的肩膀，十分高兴。于是就有了后来他特意为“华丰宾馆”留下的墨宝。
赵贤文确实不简单，他是义乌经商精英中的精英。他钱比别人赚得多，但吃的苦也同样比别人多得多。老赵已经快60岁的人了，但谈起往事仍像小伙子那样激动。他说他也是农民出身，后来进了厂，可那时大家都在吃“大锅饭”。他想挑头做点事，让企业活起来，却反而落了不是，直到被免职。那年他和妻子俩人靠2000元起家做生意，第一笔生意就赔了个精光，妻子恨不得跟他拼命，可老赵一边帮妻子擦干眼泪，一边又重新开始在商海中学着摔打。几年下来，他有了些积累，便办了一个福利厂，组装发电机。生意就那么越做越大……但是老赵不满足，他觉得义乌人要把市场办好，除了占领国内市场外，还应当走出去。于是前年开始他就只身到国外转了一大圈，他在领略世界经济市场的先进水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可以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开拓的非洲大市场。这就是他日后“三闯非洲”的前奏曲。
“你看，这就是我要在南非建的‘中华门’商业中心。”赵贤文指着办公室一侧的那面大墙上的一幅蓝图，介绍说：“它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占地9公顷，耗资1200万美元，其规模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国外建设的最大商业城。”
“它主要经营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经营。”赵说，“当然首先是适合非洲人民需要的东西，而非洲是稍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地区，目前我们国内市场上拥有的大量商品，正是非洲兄弟特别喜欢的商品，所以我做这件事会很有钱赚，可更重要的是我看好中国商品在整个非洲的市场……”
“‘中华门’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老赵颇为得意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想做成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义乌人办市场能不能‘敢为天下先’的一次大胆实践。因为这个市场一旦成功，它将给我们义乌乃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深远影响，所以我给它起名为‘中华门’。”
一个响亮而含义深刻的名字，它既包含义乌人追求市场最高境界的那种胸怀大志的气魄，同时也象征着12亿中国人的民族骨气。
老赵说，他的南非“中华门”已经投入商业运营，然而一些出境劳务手续令他十分头疼。但他坚信“中华门”就像其名字一样，一定会在非洲大地上响彻四方……（67岁的赵贤文现在已在尼日利亚做发电机生意，因为尼日利亚盛产石油，开采石油需要发电机，老赵的生意因此像井喷的石油，滚滚不息，气势如虹……）
我相信。因为义乌人那种特有的“敢做天下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他们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道路，在强市富民的伟大实践中，留给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史的神来之笔和经典之作。
编后 国家·城市·人
贺平
关心城市的命运，已经不再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话题。在城市化浪潮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是人类创造世界的精神工厂，城市里拥有精彩纷呈的一切文学元素和文学意义。
一向提倡大视觉、大起点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上海世博会之前推出的70余万字新作《炫风》，就记录了代表着中国实现复兴的一批明星城市的发展历史。《炫风》报告了重庆、苏州、中山、昆山、义乌等九个中国最快速发展的明星城市的变迁，这些城市的成长故事，印证了法国一位建筑大师的话：“一旦大城市中的城市问题得到解决，整个国家都将实现复兴。”
中国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何建明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城市的变迁。他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多次采访，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普通农民工，他采访了几百人之多。他像一只鹰，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审视，然后迅速捕捉到这个城市中什么是他写作的猎物。因此，《炫风》中大量珍贵的城市史料以及作家的精英意识会具有长久的魅力。他在手记中写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积累了建设新城市的经验。深圳、东莞、中山、张家港、上海浦东就是典范。中国能不能再建几个深圳？几个大的城市圈？今日中国需要大胆地设想。只要我们将智慧、激情和理性融入，一切都有可能。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二十一世纪影响并改变世界未来的两件事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影响世界的未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造城运动。第一波造城运动是沿海开埠带来的第一批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这些城市具备了现代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变化。第二波造城运动起始于1949年建国之后，这一波的城市建设主要是诞生了一批工业城市，如克拉玛依、大庆、十堰、攀枝花、石河子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城乡户籍分割和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展十分缓慢。
我国的第三波造城运动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深圳、北海等几个新型城市。九十年代后期，这一波城市化运动开始加速，出现了以深圳为首的广东城市圈、以浦东为中心的江浙城市圈、以塘沽新港为中心的津京塘城市圈，另有三亚、海口为中心崛起的海南城市圈等等。
《炫风》描写的城市，就是近代中国第三次造城运动的经典案例。它记录了三亚、重庆、苏州、东莞、义乌等一批明星城市在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间的巨变，记录了这些城市发生的历史事件，回答了我国发展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体现了国家、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改革奋进与创新精神。
这些城市，作家关注了许多年。从他第一次去三亚，那是1988年，到他最后写三亚，前后二十多年；而苏州、昆山、常熟、张家港这些城市，都在他的家乡江苏省，无论它们的建筑、它们的音乐、它们的文化和民风都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那是长进他生命的城市，他对它们的关注和思考又何止二十多年呢？正因如此，作家对这些城市的讲述，充满着敏感和激情，甚至是挥霍激情。他说，我一直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因为我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时常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所吸引所感动。总有那么一股热情想去讴歌它。正是这种激情决定了作家的认知高度和思想深度，并且引领着我们一次次仰望星空，让我们看见这些城市的映像正在中国的上空闪烁。
城市，是激发人类精神的太阳
或许历经新闻、文学以及出版业领导岗位的历练，何建明的位置和经验决定了他关注城市的视角更丰富更立体，他描述的城市不仅从文学，也从经济与科技、国家与历史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眼光。他这样讲述苏州：人们都知道苏州的园林和苏绣，却不知道苏州是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人们都知道苏州小桥流水和评弹，却不知道苏州农民收入竟是全国第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形态——“苏南模式”，就诞生在这里。
苏州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特别是在它周边的人们，这座城市是激发他们精神的太阳，除了已有的建筑、吴越文化，这座城市还会早早发布流行的颜色、时尚的餐饮和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作家就是苏州人，他的精神被这座城市过去的年代所滋养，在苏州，他会变得更活跃并且富于创造力。在他的笔下，古老的苏州依旧充满活力。何建明认为，1985年，中央批准苏州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1987年，苏州获得了外贸自营进出口经营权。苏州今天能够成为面向全球的国际化现代新兴工业经济城市和拥有富足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实力，与这两件事密不可分。他的童年经验与现实思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苏州——
新苏州很富有，2006年苏州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4820亿元，全市人均GDP在国内率先超过了10000美元。尽管这个数字还只是2006年度的指标，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已经标志着苏州的经济综合实力跨上一个崭新台阶。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是什么概念呢？作家形象地描述，那就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人口不再外流；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
2004年，苏州被入选当年“全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并获得惟一的年度大奖。《纽约时报》也评出世界最具竞争力和最佳投资的十大城市，苏州也赫然在列。到了2005年，苏州全市GDP过4000亿元，等于1982年时的全国总量。工业总产值由全国第六名跃升为全国第二名（仅次于上海），农民纯收入全国第一……
如果说新苏州的经济发展让何建明振奋，那么苏州在文化上出了任何问题都会让他心痛。苏州开放后，说苏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过去苏州比较封闭，只讲软绵绵的本地话，现在与外面的世界畅通了，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但苏州是个有自己文化的城市……如果苏州人连自己都不说很有味道的苏州话了，那这个城市就没有味道了。
何建明深知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依存关系，又因为苏州文化对他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这个城市是他的精神宿地。一位有识之士曾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苏州也是如此。假如苏州人不讲苏州话了，评弹还会有吗？这座城市还会是人们向往的天堂吗？
城市，是人类对生存的一种掌控
无论贫穷无论富有，无论农民工无论莘莘学子，人们都向往大城市，奔向大城市。为什么？因为文化、政治、商业活动是在中心城市生存的。大城市有财富，有资金，能挣到钱。而潮流、时尚、思想和技术方法的发展，一定是大城市领先于其它地区。小地方，很难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较高的工资。所以人们为了工作在城市、生存在城市，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而拼搏奋斗。无论城市的工作多么嘈杂、生存多么艰辛，但是它却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安逸。
造城运动就来自人们求生的本能。何建明虽然是官员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充满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劳动与底层的生存状态，总会波动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东西。他发现，义乌是人们在对城市的梦想中，从田埂崛起的“曼哈顿”。你很难想象，在改革之初，义乌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小县，那些十里八乡摇着拨浪鼓、鸡毛换糖的义乌人，悄悄做起小摊生意。义乌人告诉何建明，那时候，如果你稍稍用些心，你就可以在三五年中成为千万富翁；如果你认真一把，三五年中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你智慧加努力的话，你就可能是驰骋国际商界的巨富——巨富的财产可以跃居世界富人榜。
他被义乌人拼搏奋斗的精神感动了。这个城市靠鲜活的市场演绎了令世界震惊的传奇。仅仅20年时间，从一个小商品市场变成了影响世界的国际性商贸名城，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伟大理想……
编辑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他在文学的道路上冒险——做一些作家们不愿意做、也最容易砸锅的工作。比如说写那些枯燥的经济数字——那些让作家们最头痛最不屑一顾的数字。然而，可贵的是他依然会从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30年后，那些小地摊形成了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中国最大的室内小商品市场，也成为世界商城之最；如果想把义乌遍布全城的50个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全部逛上一遍，以一天8小时计，每个摊位逛1分钟，整个义乌市场需要走120天……义乌以42万种小商品、年成交额近400亿元的力度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这里的海关每天出口的标准集装箱有1000个，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世界各大商家就有8000位代表长年扎营此地……
读这些经济数字就舒服多了。经济数字是枯燥的，可是它记录了这个城市、这个民族和国家在改革年代的变迁，这是文学绕不开的现实，总要有作家去承担。画家陈逸飞先生说过：如果一座城市里面有很多艺术家，但是这个城市看起来一点美的东西都没有，那么这个城市需要艺术家干什么？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读不到一座城市当下的真实故事，也总是这座城里作家们的尴尬吧？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必须关注社会现实，这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在《炫风》中， 你就感觉到作家勇于承担的精神，同时看到他驾驭报告文学的能力和新闻记者的优秀素质。也许正因为这些经济数字，作家对义乌这座城市的激情叙述才不轻浮——义乌，一个中国最赚钱的地方，一个赚全世界钱的地方，一个全世界人都在此赚钱的地方！
城市驾驭了速度，就驾驭了成功
经济学家樊纲在一个经济论坛上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还不能赶上发达国家，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现在不是不进则退的概念，而是你进得慢了就是退。那是2000年，那一次樊纲强调了国家速度。
城市也一样，城市一旦驾驭了速度，就驾驭了成功。东莞就是这样的城市——30年超越西方300年——何建明在东莞采访时，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那时，他感到他已经把握住了东莞报告的主题。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那么东莞是怎样在这些小城市中脱颖而出呢？作家在采访中看到，东莞当年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东莞，真正靠种田为生的不足5％，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这就是东莞速度。有一个细节，东莞的速度可见一斑。东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不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了。从决策到行动，东莞的速度就来自一个个这样的细节。所以，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成功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这个细节在今天并不稀奇，但它发生在1978年，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萌芽。
《炫风》中还有另一个发展速度惊人的小城——昆山。过去的昆山，全县城最高的楼是4层的县委大楼。县上没有一辆小车，只有两辆大巴车，剩下就是几百辆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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