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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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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同时以“夫妻”来形容中新两国的合作关系，认为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他说，中新双方绝不会因小问题而影响合作，双方“一定会继续长期合作下去”。
然而，毕竟“夫妻”已经出现了吵架，而且彼此伤了一些和气。下一步怎么办？苏州工业园区面临又一个巨大考验。苏州市委、市政府必须拿出意见，否则又怎样落实江泽民同志一定要把园区建设好的指示？
“什么叫重中之重？这不仅是苏州工业园区本身，它的成功与失败还关系到中新两国的全面合作与友好关系，同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我们要认真应对，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市委常委会上，梁保华书记和副书记、市长陈德铭及常委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既然新方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必有其深层次的考虑和打算，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勇敢挑起建设工业园区的重任，为促进中新两国关系作出苏州的应有贡献。
“两个园区，对苏州的发展而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工业园区，既是苏州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中新两国之间的合作中的重中之重。这样，给我们苏州的选择只有一条路：集中主要精力，建设好工业园区，并把招商引资和管理工作侧重在工业园区。”市委、市政府作出了这样的决策。
“夫妻”之间的亲善谈判一轮又一轮。
1999年6月底，这是一个特别炎热的时候。以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为组长、市长陈德铭和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谢家宾为副组长的苏州中方工作谈判小组访问新加坡，同由许文远、林子安、林梁长先生为代表的新方工作谈判小组，就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事宜和交换股权事宜，举行了友好、坦诚的谈判。
“中新双方毕竟是‘夫妻’，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五年的‘夫妻’之恩深如海呵！”梁保华和许文远代表中新双方见面会上，亲切友善地这样说道。
“是啊，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心血和友谊，我们只能把它建设得更好而不能让它有损一根毛发。”
“对对，不管怎么说，苏州工业园区问题上，既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有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陈市长，你的英语与前任章新胜市长一样好啊！这更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园区会在未来有更好的招商机会和发展希望。”新加坡主人对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陈德铭市长大为欣赏，语言上的无障碍似乎让他们多放了一份心。谈判也变得顺当起来。
28日，梁保华代表中国江苏省人民政府、陈德铭以苏州市长身份、谢家宾则以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身份，和新加坡贸工部常任秘书许文远、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财团副董事长林子安、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林梁长，分别在《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有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上签字。这份备忘录上记录了中新双方的几点共识：
1。双方回顾两国政府就共同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所达成的协议。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苏州建设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配套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园区将根据中国国情，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2。双方工作小组回顾了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进程。在过去的5年里，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首期开发目标，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一；与此同时，在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促进工业园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双方认为，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始终得到中新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是中新双方友好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3。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总体规划70平方公里，分期进行开发，完成全面开发需要多年时间。双方同意，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当前将集中开发首8平方公里，以期在2001年1月1日之前，尽量完成开发工作，使其能作为开发70平方公里中其他用地的示范，CSSD将在新方经济发展局的协助下，完成首8平方公里中剩余工业用地（约70公顷）的招商。
4。双方工作小组就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对外招商中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是中新经济技术合作的重中之重。双方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推动苏州工业园区加快发展。苏州市政府和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将优先把所有适合的项目推荐给园区；苏州市长将定期主持会议，避免两区都对一个项目进行无序竞争，并避免让投资商感到混淆。苏州市政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和CSSD之间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努力为苏州工业园区招商；积极鼓励投资商优先选择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为投资商提供最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苏州市政府将对外重申，继续全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的优先地位。
5。苏州市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苏州新区参与园区项目的开发建设，努力促进两区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苏州市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古城区人口向园区迁移，以促进园区加快发展和日趋繁荣。初期的目标是把2万人口迁入园区内。
6。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训一批中方管理人员，有效地尽早担负起对CSSD的管理责任。双方回顾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后，同意中方管理人员在2001年1月1日完全有能力承担CSSD的管理责任。
7。鉴此，双方商定，CSSD将于2001年1月1日起调整中新双方的股权比例，即中方财团的股权由目前的35％调整为届时的65％，新方财团的股权由目前的65％调整为届时的35％。与此同时，对苏州工业园区成片开发的大股东责任将移交给中方。
8。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快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步伐。当前的借鉴工作将集中在：（1）加快中方管理人员的培训；（2）引进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公共住屋、市镇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裕廊镇管理局在工业园管理方面的经验；（3）引进新加坡在信息科技的促进和发展方面的经验。
9。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和分期实施、滚动开发的原则，CSSD在集中精力完成开发建设首8平方公里任务的同时，将按照园区发展的总体规划的要求，积极以滚动开发方式向前发展，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开发建设，确保园区开发建设按既定目标顺利向前推进。
……
《备忘录》自然被送到了新加坡李光耀手上。这位“新加坡之父”是个十分讲究面子的人，他对发展中新两国关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曾经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初期就发誓要用自己的全部政治资本来支持这个项目，他一方面出于新加坡的国际利益考虑，同时也是真心诚意地想为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尽一份力量。五年苦心经营，现在要把亲手培育的“儿子”托付给他人看管，李光耀的心境完全可以设想。
“尽管我们不再是大股东了，但我仍然希望园区能健康、快速地发展，所以建议你们一定要给CSSD找一位有国际经济管理能力的杰出总裁，可以在全球招聘。”李光耀这样对梁保华和陈德铭说，最后还补了一句：“学历要高，而且外语要好。”
李光耀对苏州工业园区的那份感情旁人难以理解。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李光耀的内心似乎更强烈地怀有一种责任：他希望借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不辜负“邓公”曾对新加坡的崇高评价。因而当苏州工业园区出现一个时候招商上的挫折及运营上的亏损时，李光耀心急如焚，突出表现是在对苏州高新园区那个“搞坏”工业园区的王金华的“愤恨”上。
“这人太厉害了，苏州只要有他在，我们的园区建设就会受影响。”李光耀私下对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说。
陈书记笑了，说：“要不将这个人调过来给你的工业园区？”
李光耀一下愣了，两眼直盯盯地看着省委书记，不明白他的真实用意。
“是真的，资政您认为行吗？”省委书记重复了一遍。
“当真？”
“当真！”
李光耀这回开怀大笑了。
“我们要给园区找个最有能力的人！就在苏州找！”不日，李光耀在一次对外新闻记者会上这样说，而在这之前他的口气里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苏州人的某些不满。记者们发现：打这以后，李资政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对苏州人充满了感激与好感，尤其让外界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1999年底，李光耀终于和“死对头”王金华成为一家人，俩人的双手紧握在了一起……
一阵开怀大笑之后，李光耀对王金华说：“以后你是我园区的人了，我这就放心了。”
王金华说：“谢谢李资政的看重，我一定尽全力把园区建设好。”
中新合作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至此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风雨过后，金鸡湖畔重现七色彩虹……
●自己干，更出色
我见到王金华是在2008年的夏天，他离开干了几十年开发区和园区工作岗位之后，现时他已是苏州市政协主席。
一个农民出身的复员军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按着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同吴克铨等人一起闯出“昆山之路”的“王大胆”，能够坐镇名城苏州政协主席一职，这是30年前的王金华想都未曾想过的事，但历史就这样造就了一代新苏州人。
王金华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能感觉到其魅力四射、办事果断的人，他的每一个细胞和外表都充满了“敢”字和闯劲。五六年的昆山“自费开发区”经历，磨炼了他敢作敢为的闯劲；十年高新园区的世界风云角逐，使他成为一名驰骋国际商界的勇士。由于一场既意外又意料之中的中新合作大争执，他这个被新加坡人“恨透”了的对手，竟然如此有趣地成为执掌苏州工业园区的“一把手”。
作为中新合作项目的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当王金华第一次站在金鸡湖畔，迎着宽阔的湖面眯着双眼望向这片国际大工程项目时，心中泛起很多感想：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日新月异，全球化的特点是世界大融通。苏州园区嫁接和移植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模式——新加坡软件，现在要靠我们苏州人自己担当起建设和运营这艘投资近1000亿美元的“航母”，我们有这个能力吗？能按照李光耀先生他们设定的奋斗目标圆满实现吗？
“当时我的内心想法非常肯定，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苏州人并不比别人笨。我们之所以过去发展得没有人家快，一是因为政策不对头，二是因为我们中国穷。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像我们苏州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加上我们自己也在国际经济大潮中闯荡了一番，又有新加坡这样的老师的经验和传帮带，我非常自信我们能干得好，或者可以干得更出色。因为我们是本地人，适应本地的水土。”王金华向我透露了当年他接管园区最初时的想法。
“但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压力和困难也是相当之大。”王金华介绍说：按照中新《谅解备忘录》，2001年1月1日起，园区的执管大权归中方，而且中方此时已是占65％比例的大股东，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园区的成败，苏州人要承担65％的风险和责任，赚了当然是好事，可赔了你得拿出大头。“我们苏州的实力毕竟比起新加坡来说还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将园区建设好，影响的不仅仅是苏州的形象，还有我们国家的形象，当然也对不住李光耀他们新加坡人的一片苦心。2000年底我们讨论新一年的招商开发计划时，拿出了一个20亿到30亿的规划来，管财务的负责人说，你们这是纸上谈兵，他问我钱在哪儿？我一查当时园区的账，真把我吓了一跳：全园区负债18亿元，光利息就达4亿元，到后一年应还款12亿元。就这么个摊子，难怪新加坡人有些吃不消了……可我们没有退路，既然接了担子，就得挑起来，而且挑着还要朝前走。所以我刚到园区这边来，就一个一个请银行的老总吃饭，让他们手下留情，别逼我还债。后来总算他们给了我一点面子，说还款可以推迟一点，但新一年你再借款只能是短期了，9个月就要还。有啥办法？我只能赔笑谢过人家，因为没有银行的支持我们园区就得破产……8年后我从园区退下来时，已经有了800亿国有资产。去年园区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00亿元。”
“八年抗战”，从严重负债到每年创造200亿的财政收入，这就是王金华等苏州人挑起大梁后的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景况。
上任初始，王金华使出的经典套路还是他的招商绝招。园区的生存与发展，靠的是巢里能否引来金凤凰，没有金凤凰落户筑巢，再美再艳的风水宝地也只能最后落得草枯地荒。
新加坡人能够让一个小小的岛国富强繁荣，本事就在他们有一套国际水平的招商本领，其中他们的“招商局”就是最与众不同和具有非凡能力的一个部门，何况还拥有一批精英人物。
“李副总理，不管怎么说，园区是我们两国的，您一定帮助我们招商，贵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一直令我敬佩。”一日，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来苏州，王金华送他上机场，俩人一起坐在车里时，王金华向李显龙提出请求。
李显龙是新加坡的新一代领袖人物，自然有大家风范，他笑着点头答应“没问题”。
“说个具体一点的方案。”李显龙让王金华说说想法。
“贵国的招商局在世界各地都有办事处，我想派几个人到你们美国办事处当实习生，费用我出。”王金华提出。
李显龙侧过头看了看王金华，心想：这人是不一般，他这一招是想把新加坡的经验秘诀学到手啊！于是笑笑，说：“我这里没问题。”
王金华十分感激地连声道谢。但王金华高兴得早了一点，李显龙回国不久，新加坡方面回函说不好办。显然人家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内心有顾虑。但新方在帮助中方培训人才方面还是非常慷慨的，主动接纳了苏州派去的一批又一批高层次、高学历的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后来为园区建设全面实现“新加坡软件”标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自己成立一个招商局，自己干！”王金华是个越挑战越有劲的人物，他不信苏州人自己干不成同样的事。
“无论是园区还是开发区的运作，既要有宏观的思路，更要有微观的手段和战术，这就是人的软功夫。新加坡软件经验，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和高水平。我们苏州人的优势也在于我们有一批爱学习、善琢磨，并能从实践中摸索前进的人，所以我们很快摸索出了一套具有苏州人特性的招商经验，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始终如一的亲商理念上。亲商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包含了如何做到安商，让他们能够在苏州留得下来；包含了如何富商，做生意人追求的全部目的就是企业的发展和赚钱，为投资者营造创富的环境和条件及目标；亲商还包含了尊商，即尊重投资方的意识和行为，人家赚了钱或者在赚钱中的所有合理做法和要求，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让他们感到有一种安全感、放心感；亲商的根本在于能够留得住投资者，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园区生根、开花、结果，并且永远繁殖、衍生下去，这就是亲商延伸出的全部内涵。”
王金华他们在移植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又结合苏州崇尚文化和敬重客人的传统美德，先后编制了园区68项既与国际接轨又有可操作性的全新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尤其是创立的四大公共服务特色，被投资者广为称道：
1．高效服务，“小政府大社会”，凡是能交给中介机构交给社会办的，都要交出去；
2．透明服务，办事全过程公开；
3．公平服务，对所有投资商一视同仁；
4．规范服务，力争在法律范围内为所有企业和个人创造更有利公平竞争的良好条件。
现在的中国各地的政府行政大楼内，经常会看到一种叫“一站式服务”，即将政府或管理部门的众多办事、审批机构放在一起办公，企业或公民需要办理什么事情在此可以流水式的一次办完，所以俗称“一站式服务”。这种简捷的政府公务办事方式，在中国最早推行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后来被各地政府机构广泛推广、学习，它的好处是一改中国过去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办事作风，一个审批手续要盖几十个橡皮章、走几十天甚至几年的情况。“一站式服务”简捷到一个小时几十分钟就能把事情办了。当然，商务和像外企投资这样的事情要复杂些，但在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实行了“一站式服务”，多数业务能够得到即时办理，三分之一较难的业务也能在2—3个工作日内办结，最复杂的业务也不超过7个工作日。这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企业经营活动中，除了节省大量时间外，还能有效提高办事人员的“廉洁、自律”的形象。
园区的高效“服务”，不仅仅体现在“一站式”这样的简捷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体制机制上的不断创新与持续创新，从而更加强化了园区内高效快捷的个性和功能。
一位园区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他们最近举办的一次有上百家企业参展的汽车展览会上，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用一个上午时间就代表园区和有关企业谈妥了全部事项，而具体问题他并没有请示任何园区领导。
“汽车展览涉及场地征用、资金投入、收益分配等，这些事情复杂而敏感，一个办公室副主任能决定得了？”我有些疑惑地问。
园区的同志非常自然地摇摇头，说：“答案其实很简单，和企业谈判时经办人只需要把相关的政策、规定等文件备齐，交给他们就行了。就是园区‘一把手’去，也是这么做。”原来，园区所编制的多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都将各类问题该怎么处理的方法规定得非常明确。不管你是“一把手”，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是政策允许的，都可以代表政府“说了算”。
“园区管委会定期走访企业，真正将服务做到位。在全国的很多工业园区，管委会给投资者的印象都是‘管’字当先，投资者要办点事情必须亲自上门拜访管委会。但是在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放下架子，定期去企业做调研，及时发现企业遇到的困难，搜集企业对管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比如2003年那场‘非典’时，政府明令禁止举行各类招聘会，而此时我们园区的许多企业面临招不到人或者招到的人不能按时来苏州的问题。王金华等管委会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决定把一些新建的厂房改造成宿舍，把这些企业招到的外地人员集中到这些宿舍观察十天，免费提供生活食宿。没有发烧发热症状的人员可以立刻投入工作。同时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各宿舍区蹲点，解决这些外来人员的困难。这一举措既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使诸多外企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从另一方面为我们园区的招商引资增添了成色……”园区人谈起自己的亲商与服务方面的先进管理模式及到位的主人翁意识，都会感到一种自豪。
亲商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时会与中国国情社情相矛盾、相抵触。苏州园区怎么处理呢？笔者希望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园区管理者脱口对我说，此类事件比比皆是。如园区内有一家合资企业，不愿意像别的企业那样提供报表，认为政府无须管企业的经营，企业经营得好，会再干下去；经营得不好，企业走人，与当地管理部门没关系。而且企业提供报表，可能会泄露商业机密。园区管委会经过分析讨论后，决定接受台商的建议，从此对那些不愿提供经营报表的外资企业都一视同仁地处理。“这个很显苏州园区管理者的亲商诚意。他们越这样，我们搞企业的越会依法办事。”一位台商满意地说。
东方文化的魅力之一，便是以诚相待。诚者可肝胆相照，从事经济工作也不例外。
那天在园区采访期间，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别样的设施——“邻里中心”。
“这是干什么的？”对我的好奇，园区的工作人员叫来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说：“他是速连（SRAM）车料公司的荷兰籍工作人员，罗伯特·梵·史普朗，请他说说。”
“侬好。侬是苏州人吗？”不想史普朗向我伸手时，来了一句蛮标准的苏州话，让我好不惊喜。他说是一年多前来园区定居的，他告诉我园区的“邻里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因为这里可以满足投资者所有的日常需求。这里有超市、邮局、银行、诊所、餐馆、酒吧、洗衣房、美容美发店，还有药店、文化用品店、维修店等12项必备的功能和设施，而且很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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