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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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白露不这么想。

我和陈白露成为好朋友后，有一天，我打开保险柜给她看，并且说，她可以随便取用。

她一眼看中一条钻石项链，钻石有六克拉重，吊在铂金蛇骨链子上。　钻石太大，而链子极细，拎在手里沉甸甸地下垂着，仿佛随时会断掉。　这搭配虽然不安全，可是十分好看，纤细和炫目搭在一起，使人觉得惊心动魄。

“这不是一套吧？”陈白露细细地抚摸过链子，把椭圆的钻石握在手心里。

“是我自己搭配的。石头是裸石，外边的环是我在银铺定做的。”　“该配个粗一点儿的链子。”她拿起另一条粗一些的铂金绞丝链，放在手里比了比，皱着眉头说：“这条倒是不会断掉，但是太难看。”　“难看？哼，你未必见过这么难看的东西。”　还没有等陈白露做出反应，我就从她手里把项链夺了过来，她始料未及，蜷起的手指勾住了纤细的蛇骨链，我们同时听到一声金属的断裂声——链子断掉了。

链子断掉可以修复，就算不能修复，也不值什么钱。但我那天大怒，　随着钻石从断口处滑到地板上，我腾地站起来，和陈白露发火：“你为什么弄坏我的东西！”

陈白露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条断链，抬起头讶异地看着我。　“对不起。”她迅速说，然后尴尬地一笑，好像在提醒我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故，并不值得生气。　当然不值得。我无意识挥霍掉的、被人以各种名目诓骗去的、随手弄坏的财物，不知道值多少条这样的项链。但那天，她越平静，我就越生气，我冷若冰霜地站在她面前，紧紧地抿着嘴。

她愣了一会儿，然后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把手里的项链放回匣子，站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她蹲下来捡起钻石，放在手边的书架上，　说：“再见。”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这件事。正如同那条项链在首饰匣中并不起眼一样，这场冲突在我和陈白露的争吵史中同样不值一提。可是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那天要发火，为什么要让她难堪？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是我不愿面对的：那就是我嫉妒她，或者说，是我面对她时长久以来的自卑感。

这种心理我从来没有对朋友们提起过，连陈白露本人也不知道。　我嫉妒她接地气的生活。不，不只如此，还有她始终抬着的头，即使住在线路都老化了的小区，她也永远整洁，并且丝毫没有降低生存的标准；即使账户余额是零，只能吃食堂的籼米，她也能从茶罐里拿出不多的存货，泡上一壶好茶；即使在车展上被男人们用垂涎的眼神打量，她的仪态也是高贵而不可侵犯的。

我去过她的车展，她和一排漂亮姑娘站在一起，她的姿色并不是最出众的一个，个子也不算最高，但你一眼就能发现她，因为她的眼神和旁人完全不同。

怎么说呢——我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但我无法精确地形容出来——比较接近地说，她的眼神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信息不只停留在车展上，它一直延伸到生活里。我想，每个人某一时刻的价值观和仪表，都不是孤立的形态，它有来路、有去处，它的来路是过去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它的去处是一整个未知的人生。

而陈白露的过去，是穷奢极欲到家徒四壁，是众星捧月到孤独无依。

那些美好的记忆把高贵的仪态注入她的灵魂，在长大后的艰苦和流离中，　她用强大的意志力把高贵留在自己的身体里　——你知道，人往低处走，　简直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又自由，她可以多么轻易地成为一个邋遢的小市民，或者俗艳的小车模，但是她没有。

我因此欣赏她、敬爱她，并且嫉妒她。有时候我问自己，如果我出身名门、教养非凡，我会不会成为像她一样美好的姑娘？一定会。如果我是路雯珊，有一辈子用不完的财产和一对溺爱儿女的父母，我会不会像她一样嚣张跋扈？有可能。如果我是陈白露，我能不能在陋室里生活得如同身在豪宅？我做不到。

我因此感到自卑。我那时猜想，也许在陈白露眼里，我是一个多么无用的傻瓜。漫漫人生，茫茫人海，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除了带动了一些消费，我存在与否甚至没有意义。

真是太让人懊恼了。　所以当陈白露说我的项链“难看”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找到了攻击她的理由：你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凭什么嘲笑我这个有一匣珠宝的人？　我那时真是幼稚又浅薄。

陈言

讲一讲陈言，以及我自己。　新学期开学之前的一天，我的好朋友陈言从英国回来了。　我和陈言都是二十一岁，我们相识二十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场景已经无从回忆，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两个月，他刚满周岁。　世间有几人能这样幸运？一个完整的、没有被分割的童年，完全与你一个人度过。我与陈言就是这样的。他后来交往过许多许多女朋友，　读初中时，他的小女友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高中时他去了英国，从那时直到他大学毕业的七年里，绯闻不远万里地穿过英吉利海峡和欧亚大陆，　飘到他北京的家里。

传说他喜欢金发女郎。　传说他高三时的女朋友是《VOGUE》的模特。　传说他大学时交往过六个女朋友，都是足球队的啦啦队长。　又传说，某一任啦啦队长是伦敦某个有贵族血统的家族的大公子的女朋友，被他生生撬过来，结局是那人带了朋友在停车场堵住他，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消息传到国内，他的妈妈心疼得拎起包就要去英国，要和那人打官司，要收买当地黑道为儿子报仇，要陈言的爸爸发动各界的朋友给对方家族施加压力，要得到校方和肇事人的正式道歉——总之闹了个天翻地覆。

他额头很高，显得很聪明；一头卷发，小时候因为校规的缘故，剃得短短的，一丛丛贴在头皮上，活像一只小羊羔；他还有一对雪白的大板牙，整天嘻嘻地笑着，又像一只小兔子。

初三的时候我们分开。那时我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离开北京，他的父母则决定送他去英国读高中和大学。　我祖籍广州，但出生在北京，所以从未把自己和南方那座城市联系起来：我一句粤语也不会讲，爱吃饺子，习惯了在晚高峰时突然来一道交通管制，觉得暖气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根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突然要我去广州，我大哭了三天不肯答应，一定要留在北京读寄宿高中。

我的爸爸妈妈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我哭得实在太可怕，他们只好说：　“反正你留在北京呢，也是不在父母身边，不如你和陈言一起去英国读书吧？”

当时陈言一家人都在我家做客，我两眼红肿，坐在沙发上拼命摇头，　说：“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我舍不得爸爸妈妈。”

陈言的爸爸妈妈立刻顺势夸我“懂事”“孝顺”“还是养女儿好”，又说陈言去英国是他自己提出的，非去不可，而且自己早早地把行李打包好，好像巴不得一去不回头。

陈言坐在我对面，因为不用去学校了，头发长长了一些，又松又卷，　好像一个艺术家；他瞳仁的颜色很黑，眼神忧郁，可是嘴巴依旧嘻嘻地笑着，露出一对雪白的大板牙。

“小兔子，你笑什么？”我没好气。　“我笑啊，女孩就是女孩，你还是乖乖回广州吧，跟我去英国，我肯定把你卖到非洲。”　我甩了个脸色就回了房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隐约听到他爸爸妈妈呵斥他的声音，又向我爸妈道歉。我对家里的事知道得不多，也无心打听，但那时他爸好像要请我爸帮一个什么忙，所以总是很谦卑。

他爸爸用很吓人的语气大声让他向我道歉，我得意地等着，他一定会来，他很怕他爸。

果然，他苦着脸推开我的房门。“你走开。”我继续发脾气。

他大大咧咧地往我床上一躺，鞋子也没有脱。“拿点儿吃的，饿死了。”

那时候我们在长身体，每天都很饿。　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吃一盒巧克力，我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和一个同龄的男生躺在一起，隐隐觉得不好；可他似乎十分磊落，吃到一块有榛子夹心的，就说：“这个不错。”把剩下的一半塞到我嘴里。

我听着窗下暴躁的蝉鸣，嚼着他吃剩的半颗榛子，心里突然感到无限伤感：很快我们都会长成不得不避嫌的大人，这两小无猜的情景，本来就没有几年的时间可维持；何况他又要远渡重洋，不知道七年后他毕业回国，我们还有几句话可谈？

“你能不能不走？”　他叹了一口气。　我对那一刻的印象无比深刻。十四年，我没听到过他叹气，我甚至没见过他皱一下眉头。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子哥，一个没有心的人。　但他叹了口气，说：“我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我仔细听了听门外，四个人的交谈声还在继续，好像在讲什么工程。

我压低声音：“他们还吵架？”　“吵，没日没夜。你记得我爸那架瓷器吗，放在楼下客厅里的？”

当然记得。有拍马屁的人给他爸爸“收藏家”的头衔，其实“家”

不一定算得上，但“狂热的瓷器爱好者”是没有问题的。陈言说的那架瓷器是陈列在一层客厅里的一架精品。　“记得。”我说。

“没了。”　“卖了？”　“呸，你家才卖东西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爸爸被人诬告　——　真诬告还是假诬告也无从考证，反正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只剩下她妈妈藏起来的一柜子名牌皮包。她爸爸去了监狱，妈妈没有工作，她们母女靠卖包度日。这件事在同学们中间传得十分神秘，据说其中有一只价值百万的鳄鱼包，那只包全国也没有几个。所以“卖东西”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词，象征着家道中落。

“那是？”　“砸了。昨天夜里他们吵得很凶，不知道谁动的手，反正我听到楼下一阵乱响，然后两个人都摔门走了。我在楼上看到他们开车去了相反的方向。早晨下楼，满地都是碎片，特壮观。”

我倒吸一口凉气。　“后来呢？”　“我叫了一个拍卖行的老板到我家里来，把碎片打包卖了。”　“卖了　！？”

“卖了一万块钱。”　“一万！”我闭上眼睛，心里无限惋惜。　“帮我倒垃圾还给我钱，这么好的事儿哪儿找去。”

“你爸爸妈妈没有生你的气？”

“你是不是被家里管傻了，怎么动不动就怕别人生你的气？是他们摔东西还是我摔东西？他们凭什么生我的气？好好的一个家要被他们拆散，　我还没发表意见呢！”

“真离？”我的记忆有多少年，陈言的爸妈就闹了多少年离婚。　“不知道。爱离不离。”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远走高飞，眼不见心不烦嘛。”　他又叹气。

“你应该宽容，”我说，“你应该和他们谈谈，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但抽身一走不是办法。你不能不去面对，只想着逃避。”

“你啊，”他扳着我的脸，特别认真地说：“你千万别离开你爸妈，乖乖回广州，做个深闺里的小傻瓜。”

说完他就跳下床走了，我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我后来果然跟着爸妈回了广州，但不是因为听他的话。在北京读寄宿高中只是一时气话，冷静下来一想，我从小被管束得连骑自行车都不准学，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个月后我委委屈屈地上了飞广州的飞机。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去了英国，从此我们分开了。

之后的几年，他每个圣诞节假期都会回国几天，而那是我准备期末考试最忙的时候，只能匆匆见一面。七年里我们相聚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这十天像一卷飞速播放的胶片一样，他个子蹿到了一米八八，跟我讲话的时候，腰弯得像一只虾，嬉皮笑脸地说：“六年级的时候咱俩一样高，　你瞧现在。”

“我是女生，长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　“哈哈哈哈，英国女篮的吗？”　“《VOGUE》的模特。”　从那时直到现在，我没有再买过一本《VOGUE》。

搬到广州后我十分不适应，听着满大街自己听不懂的方言，很想把他们的舌头扯出来熨平；冬天也只是微凉，还没有穿上羽绒服围上厚围巾，春天就又到了，感觉像凭空丢掉了一个季节；虾饺勉强算美味吧，但海鲜粥，我喝了一口就吐出来。在东来顺一个人守着铜火锅遥望北方，　红彤彤的火苗蹿起来，我那苏武牧羊一般的思乡之情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涮羊肉上。

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　——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　——　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　要他当小　队长，　他坚　决不肯，　因为他　觉得板　着脸管人　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

陈言回国后，他的爸妈曾经十分后悔当初不肯牺牲工作去陪读，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独自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简直是把一只饿疯了的羊赶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毫无生活规律可言，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度过，七年后他回来，胃溃疡已经很严重了。

接风宴后我送陈言回家。他爸爸的司机在楼下等着。怕他醉后手脚乱动，我把他安置在后面的座位上，自己坐在副驾上。刚刚系上安全带，　他就在身后胡乱喊着：“过来！”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含混地说。　“什么？”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大喊。司机吓得立刻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别管他，快走。”我头痛欲裂，只想快点儿把他交到他妈妈手上，回家好好睡一觉。　他还在说着什么，后来也听不清楚了。车停在他家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睡得很沉。　我和司机大叔把一米八八的陈言弄进门，他的卧室在楼上，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了。把他在楼下的卧房里安顿下来，我也一头栽倒了。　我想跟司机说扶我起来，送我回家，可是嘴唇白白翕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一阵天旋地转后，我睡了过去。

醒来只觉得太阳穴上像有小锤子在凿，膝盖像被烈火烧过一样又麻又软，喉咙里干渴得冒烟。尽管依然想睡，这样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我强撑起来下床找水。

一推开房间的门，就看到陈言的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茶。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茶”字，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捧着茶海就喝，　喝到元神归位，才规规矩矩地说，“阿姨好。”

尽管刚到9月，天气还热，陈言的妈妈披着一件橙色羊绒披肩，看上去既光彩照人又虚弱不堪。

她曾经是个真正的美人，80年代的电影演员，美得像从老挂历上走下来的人。我小时候曾经这样赞美她，她笑着说：“我拍过挂历呀。”

她给我看保存了二十年的挂历，纸张上贴着膜，因此丝毫没有泛黄的痕迹，但那烫得高高的刘海和毫不矜持的笑容完全是80年代的。照片上她穿着高叉泳衣，双腿修长，脸颊饱满，和眼前瘦弱的贵妇判若两人。

那时候她还未婚，刚刚从表演系毕业分配到电影制片厂，野心满满，　一心要做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也许是时运不济，也许是演技不如人　——　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所以无法下结论　——总之她昙花一现。年龄过了二十五岁，走红已经没有希望，她嫁人生子，大概过了两年太平日子，　然后轰轰烈烈地闹离婚，一闹就是二十年。

付师傅

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姓付，粤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　能一手做桂花炒瑶柱一手做宫保鸡丁，长了广东胃的我爸妈和长了北京胃的我对他都很满意。我家搬到广州后，付师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妈妈一方面决意生活得低调节俭些，另一方面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于是我爸爸推荐他去了一家高级餐厅。他手艺好，人又聪明，很快有了些名气，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担任烹饪比赛的评委。　付师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是我妈妈帮她解决的户口，付师傅一家人视我父母如恩人，大学四年里每次我在家里开party，他都亲自来掌勺。

但我对这种报恩的方法并不感激。我希望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地聚会，　吃什么并不重要　——点一些外卖比萨，超市里拖两箱啤酒，只要音乐够合心，朋友够知心，就足够了。可是付师傅像一只热情的蛾子，不管不顾地往上扑。如果我拒绝，他就像影帝一样三秒钟之内双目含泪，脸涨得通红，拉着我的手说：“没有先生提携就没有我今天！”

太肉麻了。　我心里想，那你就快点儿去做事业啊，快去上电视点评节目、收徒弟、出养生书，跟我磨叽什么呀。　可是我很害怕和他讲话。他的脸总是刮得很光，有时候还刮破了皮，露出触目惊心的红肉；他的精神总是很亢奋，情绪又容易激动（我怀疑他有甲亢），脸上混合着精于世故和随时准备提名“感动中国”的天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让我想起清代的太监。

我不喜欢过于热心的人，尤其这热心里还带着奴颜婢膝的感觉。我希望人和人之间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而不是像付师傅这样，永远感激涕零，　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报恩，这有意放低的姿态令我心生戒备，好像《鹿鼎记》里的海公公，随时能从老瞎子变成武林高手，冷不丁给你一招什么的。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诋毁他。我爸爸妈妈远在广州，我年龄又小，　也许他因此觉得我糊涂好蒙骗？反正每次他帮我张罗完聚会，我一定要他把花费都列出来好照数给他；他推辞一番，然后交给我一个单子，从荤素蛋奶到油盐酱醋都一一罗列，看似诚实透明，但每一样都有水分　——　一万元的花胶和三千元的花胶我吃不出区别？可笑。

可我从来不揭穿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买清净。　但他报假账的事使我对他有了提防——虽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提防　——除了厨房，我不想在任何地方见到他。因此在我的生日聚会上，　他频繁地穿梭在客厅和卧室里，又是倒水，又是捧茶，旁听我们聊天，　有时候还接话茬，这使我很心烦。他那颗光溜睿智的大脑门每在我面前出现一次，都仿佛在提醒我他黑了我多少钱。

我不在乎钱，但不喜欢别人以为我是个傻到家的二世祖。

路雯珊

路雯珊。　我讨厌路雯珊，我的聚会从来没有请过她，一次也没有。但她常常出现在我家。她仿佛长了一副顺风耳，哪里有聚会她都第一个知道，并且不分场合和主题地盛装出席。她的衣服都是大牌当季新款，而且几乎不会穿第二次，它们总让我有一种拿放大镜看走线和面料的冲动，好鉴定是不是真品　——其实无须鉴定，路雯珊家有不止一座煤矿，她几乎是我们中间最富有的女孩，每季都飞到巴黎做高定，但她混乱的搭配总是让那些血统纯正的华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