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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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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①，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吧？”②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①在苏维埃时代，只是在1922年她才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后一次同“亲爱的”母亲见面是1935年在梯弗利斯。埋葬她时总书记没有回去。
①《东方曙光报》1937年6月5—6日。
索索对父亲（事实上是对继父）感到极其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仇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个酒鬼和好吵闹的人，儿子稍微有点过错就残酷地进行毒打。有时候连母亲也遭到毒打。在全城吵架吵得最凶的住户中，维萨里昂家的名声特别坏。索索看到，母亲每天夜里都在缝纫机上干活，因为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被父亲喝酒花掉了。这个孩子很早就产生了报仇心理，这种报复心逐渐地变成了未来领袖的一个性格特点。父亲无缘无故的残酷行为和殴打使儿子对周围一切都抱着冷酷无情和仇恨的态度。索索从童年时代起，实现复仇的打算就成了他的目的，到后来，他的种种计划和行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高升，围绕着他的经历便产生了许多奇谈。其中的一个奇谈是总书记对自己的童年编造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听到过关于索索在哥里生活时的一些详情细节，于是这位作家于1931年访问莫斯科时，在同总书记的谈话中便涉及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斯大林回答他说，父母待他很不坏。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1页。——译者注
宗教学校从前的一位教员C·A·胡齐什维利回忆说，索索和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仇恨心理令人吃惊。他经常挑动同学们吵骂和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进行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索索逐渐地学会了以各种凶狠的恶作剧来巧妙地折磨老师。他为自己的穷困感到苦恼，于是便为弄到钱而不择手段：他时而以加倍的价钱转卖小馅饼，时而骗取那些小同学们的钱……索索使那些听话的同学都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毒打那些欺负人的人。而这些所谓欺负人的人都是不承认他的优越地位的同学，或者是敢于开他的玩笑的同学。索索在哥里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中，对不合他心意的那些同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连老师们都怕他进行报复。①
①根据Г．Ｃ．胡齐什维利的转述。
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对他的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梯弗利斯中学的全体朋友们当时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们懊恼地说：“对科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①
①杜宾斯基—穆哈德译《П．奥尔忠尼启则》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页。
从童年时代起斯大林就不能忍受对自己的强制，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从父亲方面，而已从国家方面，都受到了强制。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对那些用格鲁吉亚语讲话的学生，教师们被授权进行鞭打，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似乎有某人的一只强硬的手在支配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命运。这个15岁的少年，鞋匠的儿子，被接收进入了梯弗利斯正教教会中学，在学校他享受到了助学金。在这所学校里，斯大林学习了5年（1894—1899年）。在学校时索索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学校里除了讲授主要的课程——神学外，还讲授古文。他第一次看到了秘密的政治出版物。在一本登记学生品行分数的记录薄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因犯规而记了13次。他由于阅读禁书而受到了扣发部分助学金的处罚。僧侣进行的搜查、告密、监视、严格检查以及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的残酷行为——这一切都使得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产生了一种愤恨心理。
离毕业只剩一年了，但斯大林被学校开除了，其原因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至今还是一个秘密。官方的那些传记作者关于斯大林因建立革命小组而被开除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未来的总书记的教条主义来源于他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的口是心非作风和极其巧妙的假装行为也来源于此。在斯大林的一切行为中和他那辞藻华丽的言词中都可以找到教会学校的烙印。他即使出现在党的讲坛上也仍然表现出他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在年纪很小时就确信：官方宣传的社会真理是纯粹的谎言，而教会所宣扬的真理则是加倍的谎言。在这里也应当找一找斯大林那无穷无尽的恬不知耻的根源。
年轻的斯大林在阅读禁书时，逐渐地得出了必须推翻沙皇这一结论。还在更早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象他这样一个只是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①而进入宗教学校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所以，必须打倒政府！对于这个无产者来说，自己确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
①这里说斯大林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而进入宗教学校，指的是前面谈到：他先是受到了那个富裕公爵父亲的保护，接着又谈到他是由那个二等商人父亲的照顾才进入了宗教学校。——译者注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学校学习的第一年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是正如小组的另一个组员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所说的，中学生朱加施维里断然拒绝承认某个人的首领地位，更不用说承认什么人的个人优越地位了。他甚至企图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组。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证明说，年轻时的斯大林是一个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和爱争吵的人，他不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沙皇，而且还进行阴谋活动反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这些情况补充进上面对斯大林的描述中去，那么一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政治家的肖像就差不多画完了。①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12页。
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的，对此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概念，连大体上的一个概念也难有。当时所有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开会不作记录，各革命组织没有自己成员的名单。此外，研究工作者们在很长时间中没有可能去研究警察机关的文件。因为斯大林紧紧地关闭了通向各档案馆的一切门路。
虽然没有大量的文件材料，但是参加当年那些事件的人的回忆——这些回忆有的已经发表了出来，有的则以书面形式和口头方式叙述了出来——却提供了一幅相当清楚的图景，说明了科巴的真正面目。
科巴这个名字是斯大林从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弑父》中借用来的。故事情节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说的是由沙米利率领的由爱好自由的英雄们组成的几支队伍奋起反对沙皇的压迫。小说里诸英雄中有一个英雄是无畏的科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他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报复的胜利……正如伊列马什维利所证明的那样，科巴对于中学生索索来说，成了英雄业绩的象征，于是他便请求给他起这个名字。
谁也不知道他被学校开除后紧接着于了些什么。只是在1899年的最后几天里，约瑟夫在梯弗利斯天文台里找到了文书这一工作。第二年2月底，他被解雇了，——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工作。在这个文书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一些秘密书籍，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几十个积极分子就被捕了。而只有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逍遥法外。①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24页。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外高加索蓬勃高涨的革命斗争引人注目。科巴一斯大林在这一领域所起的作用是独待的。
1911—19年冬年。梯弗利斯。巴统。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和历史学家Ｃ．Ｔ．阿尔科梅德在1910年时谈到了一个“年轻的同志”（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说他于1901年秋来到巴统后，立即就提出了要掌握党组织全部权力的要求。他开始搞阴谋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梯弗利斯委员会。这个人反对把工业工人选进委员会，其根据是工人暂时还没有发展到知识分子的水平。①诺伊·若尔达尼亚的证词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他说，科巴实在是以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潜言中伤而使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们苦恼不堪。科巴在党组织内部纠集了一个自己的、忠于他个人的小集团。②
①Ｃ．Ｔ．阿尔科梅德《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从80年代到卫903年）》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3—84页。
②诺·若尔达尼亚《我的一生》1968年斯坦福俄文版第109—112页。
1901年时，拉多·克茨霍韦利和阿韦尔·叶努基泽集攒了一些钱准备办一个地下印刷所。他们收集的钱还不到100个卢布，于是阿韦尔便到梯弗利斯去寻求帮助。但是科巴和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拒绝给他钱。他们想使这项事业处在他们自己的监督下，并由他们来领导。①
①阿·时努基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页。帕特恩、斯米特和列·托洛茨基这三位作者都证实了这些事实，希恩格利和P．塔克尔也提到这些事实。
还有一个证据——警察机关一个暗探提供的情报：“在巴统，领导组织的是一个处在警察特别监视下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朱加施维里的专横霸道……终于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于是组织发生了分裂。”①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民主党，00，1898年，第5案卷，第27张。
1902年春，斯大林转入了地下。3月，他在巴统参加了几次工人举行的政治游行示威。3月7日对32名罢工者的逮捕是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二天，科巴处身在那些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抗议的人之中。当局逮捕了300人，即到监狱所在地进行抗议的人差不多都被逮捕了。3月9日，科巴召集了一大批人—&将近600人——，率领他们进行新的游行示威。在紧接着发生的对射中，有15个工人被打死，45个工人受了伤。3月11日，科巴参加了为在冲突中牺牲的人举行的规模很大的葬礼。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话，看起来可能是十分自然的，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科巴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下，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到了4月5日他才被捕，而这一点挽救了他作为当地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的声誉。
1903年。在这一年的7月，斯大林在服满了15个月的监禁后，受到行政当局的处分，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对于他一生中这个时期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官方出版的领袖传记中说，他来到了新乌达，生活在流放地，从列宁那里收到了一份《党纲》，最后，他于1904年1月逃跑了。
1904年。巴统。科巴再一次企图使地方委员会服从于自己。然而他再一次遭到失败。这个陷于狂怒的“布尔什维克”挑动工人进行无组织的行动，然后他就指责党委的成员们胆小怕事。①
①P．阿尔谢尼德泽《关于斯大林的回忆片断》，载于《新杂志》1963年俄文版第72期6月号第232页。
巴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在海上庆祝五一节。他们坐着划桨小船前去进行“星期日野餐”。计划规定各只小船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相会，并在那里即在海上举行大会。当各只小船驶向指定的相遇地点时，同志们又是唱歌，又是说笑话，又是开玩笑。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直到某个同志想到对科巴开个玩笑为止。科巴当时才25岁，可是他却非常孤僻，不允许别人对他采取亲热而不拘礼貌的态度。暴怒的科巴把小船推翻，对他开玩笑的人们纷纷落入水中。这时一只警察的巡逻船急忙开过去救他们。对五一节的庆祝也就以此而结束了。
如果以后的事件按照同样的精神发展下去的话，被科巴所挑动起来的争吵定会使巴统的组织陷于彻底瘫痪的状态。但是，虽然斯大林紧密地靠拢孟什维克（当时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居于明显的优势），但他并未能迫使当地的委员会接受自己的意志。这样，他就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但他毕竟给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大致就在这个时期，在他的战略上出现了一个进展。科巴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嗅觉，他是在外高加索首先了解到列宁在进行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05年。梯弗利斯。巴统。巴库。科巴在梯弗利斯故技重演：他到这里后立即就打算要玩弄新的手腕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他挑动个人之间进行争吵，他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而丢了丑。他因对一句尖锐的话找茬，便在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的住所里，同菲力浦·马哈拉泽打起架来。当地党的领导召开了“荣誉法庭”来审理科巴的案件。当时提出了把科巴作为本性难移的阴谋家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问题。在参加当时事件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活到废除斯大林制度的时代，因而各种证明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很多党员都听说过党的法庭所采取的这一行动。
科巴在巴统（他在那里尽人皆知）作短暂停留后，转移到了巴库。
1905年。社会民主党党员、年轻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从彼得堡回到了故乡巴库。她是受米哈·茨哈卡雅的委派到党委委员科巴同志那里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
她回忆道：“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科巴。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既象个残缺的人，又象个等待着惩罚的小偷。他穿着一件蓝色偏领男衬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不合身的西装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态度。只是在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询问象是审问）之后，他才把一叠书和小册子亲手交给了我。由于其中一部分书我已经从别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书。他把我送到门口时，继续用怀疑的和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访问了由巴库工人领袖斯捷潘·邵武勉领导的一个中学生小组。我们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决定向他问一问科巴同志：‘他是什么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留下了如此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异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凶狠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哪里话！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和忠诚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要我确信。
我在梅尔库里耶夫街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洋铁工人那里住下。那里是巴库党委会委员们相聚开会的地方。我们一共13个人，大家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开会前大家热情地交谈着，说着笑话。瞧，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而科巴却仍然未来，他总是迟到。虽然迟到的时间不长，但是经常迟到。好象他戴手表只是为了要算出迟到所必需的时间似的。他一走进来，气氛立即就变啦，好象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住了，于是进取的精神不见了。科巴来时带着一本书，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书紧贴在胸口上。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默不作声地听着每一个发言人发表意见。他最后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种观点、意见和论据进行比较。他在选取了最有远景的和最带实质性的意见后，象是作结论似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给人们留下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印象。他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大的戏剧性效果。”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的姐姐法罗大娘①活了90多岁，但她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1905年。
①法罗大娘就是前面说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译者注
1906年。梯弗利斯。在格鲁吉亚首都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科巴不停地对会议主席阿尔谢尼德泽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阿尔谢尼德泽指责他的行为低级下流时，科巴厚颜无耻地反驳他说：“而我并没有觉察到我脱了裤子……”对此，阿尔谢尼德泽回答他说，他与其说是象个没有穿裤子的男人，不如说是象个“没有穿长村裤的流浪汉”（这是在妓女们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被刺到痛处的科巴离开了会场。会议是秘密的，入口处布置有岗哨。突然听到了预先规定的警察接近时要发出的哨声。科巴就是这样来报复阿尔谢尼德泽的，是他破坏了党的会议。①
①阿尔谢尼德泽的前引书，第221页。
1908年。库塔伊西。党的地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其信仰来讲，他是个孟什维克）在银行工作。委员会通过他可以同当时实行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得到汇款。这位同志认识一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在当地卫戍部队中作军事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经常给党以非常重要的帮助。
高加索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库。他就是科巴。库塔伊西委员会的委员们坐在桌旁同来自中央的一位同志讨论当前的问题。斯大林看见那个孟什维克后要求他离开。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出委员会。从事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们捍卫自己的这位同志，这时科巴便以独裁者的口气讲起话来，并以高加索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情感上受到侮辱的同志们便到梯弗利斯去进行控告。
此后不久，科巴又来到了库塔伊西。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猛烈地攻击当地的党员们说：“为什么你们开除了那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你们这么做？”——“难道不是你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吗？”——科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是让你们要尽力留住这位同志，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积极分子。”
委员会委员谢尔戈·卡夫塔拉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当时抓起一个煤油灯便朝着科巴的脑袋打去。灯打碎了，灯中的油流遍了这个傲慢的人一身。关于这位被开除的孟什维克的案件交由菲力浦·马哈拉泽来调查。科巴事先得到了一个委员的支持，这个委员对这一丢脸案件提供了假的供词。①
①1960年时卡夫塔拉泽叙述自己同领袖的会见。他讲述了领袖进行的种种勾当和挑拨，讲述了在巴统庆祝五一节的情况，讲述了科巴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和在库塔伊西的表现。他在讲述上述情况时在场的有卡夫塔拉泽将近12个朋友，其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格鲁吉亚人。（根据A．N．纳帕娃和A．A．贝克的回忆）。
1908年和1909年。巴库。斯大林在1908年被捕并被关进巴伊洛夫监狱。和他在一个囚室的是一个年轻的孟什维克安德烈·维辛斯基，后者是一个有钱的药铺掌柜的儿子。当时，总书记的这个未来的红人每天都要从父母那里收到一篮子各种丰盛可口的食品。科巴马上就同这个有好处的同囚室的囚犯搞在了一起，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而为了那一篮子美味的食品，那样作是值得的。
1909年秋天，斯大林在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后，回到了巴库。当时在《无产者》杂志编辑部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致米哈·茨哈卡雅的一封信（《科致米卡》）幸而被保存下来了。后来总书记未能把这封信销毁，但他却在很长时间中把这封信列为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封信中科巴提到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时，把它说成是“杯水风波”。他号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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