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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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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监督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决定以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建议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叙述出来。1923年1月13日，列宁口授完了《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的初稿（这篇文章定稿时用的标题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①。1月23日，他把稿子交给了《真理报》。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7注。——译者注
在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什么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真理报》的编辑布哈林报告说：列宁对于他的稿子被阻拦发表感到困惑莫解。政治局委员们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口述中得知，列宁非常焦急。据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玛·瓦·福法诺娃）后来说，当时古比雪夫曾建议让《真理报》把列宁的这篇文章只印出一份来，以这种方式来安慰病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瓦列里安·古比雪夫作为俄共（布）中央的一位书记未必敢于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是谁促使他这样作的呢？……
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否决了这项建议，于是列宁的文章于1月2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但是在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却向各省城散发了一项指示：不能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实际意义；说什么领袖正在病中，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但是列宁清楚地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写。有时候他曾建议应该在“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的情况下来举行政治局会议。有时候他还建议“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的威信，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译者注
看来，这就是使斯大林焦躁不安的东西。顺便指出，列宁提到。总书记的威信”那个地方，在文章发表时没有了。不难猜想，为什么这样做。至于向各省委发的那个不要理睬列宁的文章的指示，那么在这里总书记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个指示是斯大林亲自签署的。
10年之后，当列宁的这篇文章被称作“天才的”著作时，当斯大林把总书记的交椅换成了专制独裁者的宝座时，他下令从所有档案馆中没收他那封指示信。但是有两份被保存了。下来。此外，在从前的省委书记中有几位幸免于难的老党员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短暂解冻的年代里，证实他们曾经收到过斯大林的那个指示。
在领袖的最后几封信和几篇文章里，表现出他的痛苦心情。他既担心党会分裂，又为各共和国联盟的命运担忧，列宁写道：“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①列宁痛苦地指出，人民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在某些文章里写到了中央机关的毫无用处以及尊敬上司和腐败的因循守旧那种令人难受的环境。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开始意识到灾难，开始感觉到具体的危险。但是真理的内核还没有被剥离出来。当时只是在一些小事中，如在哥尔克同玛·瓦·福法诺娃或者是同秘书们的信任性的谈话中，才出现了斯大林那凶险的身影。
看来列宁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发生蜕化的明显迹象。此外，在领袖的最后几篇著作里，已经流露出了他对未来的担忧，对斗争的最终结局的担忧。列宁所固有的那种乐观主义只是偶而在他身上居于优势。在1923年1月中旬，列宁在同《革命札记》的作者、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进行辩论时所思考的是十月革命的命运，他得出结论说：“现在包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①列宁的批评性意见送给了《真理报》，在那里加了个标题——《论我国革命》。然而，斯大林进行反革命的时期行将到来。他一个人要比克伦斯基、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加在一起还要危险。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2页。——译者注
第二章
●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来历。斯大林如何利用总书记一职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
●《四十六人声明》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案件
●斯大林如何能违背列宁《遗嘱》而依然担任总书记一职
●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计谋
●伏龙芝之死
总书记这个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怎样产生的呢9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组成的，但它开始积极地开展活动则是在1917年8月间，当时党的一些公认的领导人有的处于地下状态，有的遭到逮捕。8月6日，加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新的工作机关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叶·德·斯塔索娃、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和米·康·穆拉诺夫。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一他去世后，由斯塔索娃代替。8个月之后，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以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资格又代替了她。1921年3月，维·米·莫洛托夫担任了这个职务。①但是很快就表现出他力不任，于是同志们便谈论起接替他的人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加米涅夫建议由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用“总书记”的职务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有人（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是谁）立即支持这一建议，于是问题便交付表决……
①《俄国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2卷第699页。
当时即在20年代初，在列宁身边的人中，任何一个人，就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都不认为这个情况有什么重大意义。在存在有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并不决定、而且也不能决定党的政治方针。
如果能够查明到底是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从1917年开始，提议由斯大林担任各种职务，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是谁建议任命斯大林来负责监督列宁对治疗制度的遵守情况呢？
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们断言，在1922年4月3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会议上，是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有一本书里这样的猜测多到了极点。
斯大林保持总书记这个职务几乎长达30年之久。西方那些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还企图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丧失了总书记这一称号呢？是不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的马林科夫把他排挤掉了呢？我敢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总”字这个形容词的消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把打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钥匙交给科巴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但是不久情况就表明：斯大林有他自己的指挥棒，而他们则不得个跟着他的指挥棒来转。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斯大林却赋予了它以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地方上（各省、各县和各共和国首都）的领导人逐渐地深刻感觉到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权势。发往各省和各边疆区的大量通告、决议、决定和信函都是由他签署的。中央委员们的出差介绍信而主要的是派干部到地方上去工作的委任状，上面都有同样的签署：“约·斯大林”。
主管对党的高级干部分配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大林立即控制了这个机关。自1919年3月起他成了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①后，就开始到处——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委和各省委———都安插自己的人。
①《政治教育》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77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0卷第592栏。
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之一的B．r．巴札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地抽烟斗，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短地指示：要把这个省委书记撤掉，要派某某去代替他……接着便由总书记所完全支配的组织局以非办公人员所应有轻率态度来办理对党的活动家的任免手续。
没有一个人为此而同中央组织局进行过争论。这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局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斯大林所顺利地开始了把戏就算玩成了。然而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们眼下还不愿意从斯大林那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看世界。而如果试一试把权力由政治局转到另一个机关去呢？而且是在不声不响地、不做出任何决定和决议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能够成为这另一个机关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于是斯大林便企图赋予书记处以能够作出指示的职权。
但是，手腕被识破了。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抑制住斯大林的那些争论不休的人的捣乱，他说：“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是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这个作用的。”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4—275页。
……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距离他独揽党的全权还多么远呵……要掌握中央的全部机关，要在一切关键性的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才是。这些人既是忠实可靠的，又是善于执行任务的，他们绝不敢冒然地象托洛茨基那样来蔑视总书记；他们也不敢象斯克雷普尼克或札东斯基那样来正视他斯大林，而是只能仰视总书记，从总书记那小胡子的下面来接受指示。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他们是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是斯大林便顽强而有步骤地加强自己的后方——在组织局，在书记处，在中央机关各部门，在《真理报》编辑部，在人民委员会。“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中央机关的迅猛发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7年11月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到1919年年底已将近80人，到1920年3月底时达150人，年之后已经是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服的武装部队（140名战士）在内①。不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竟达到了几千人。
①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词条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41一642栏。
党的官僚机构刚刚加快发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中央机关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斯大林一掌握政权（虽然眼下还只是在党内掌权，还远没有达到个人专权的程度），很快就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打开梦寐以求的专政之门的钥匙是放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他还了解到一点：中央机关能够作到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央机关内部能够埋葬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中央机关，谁就能够封锁住政治局的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够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当列宁由于担心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而开始口授自己的遗嘱，在其中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时，他所考虑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学会做中央工作。①斯大林则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领袖的这一建议。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已经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辱骂。斯大林宣称，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由10—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他们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这个“中央委员会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看，列宁的建议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斯大林由于对列宁的战友们不信任，便建议把那些“有生气的……有头脑的工作人员”吸收进中央委员会里来。②斯大林的建议被悬挂在了空中，因为代表们觉得，他的建议为时过早。他这个总书记能稍微再等一等才是，因为这时列宁还活着，政治局还没有丧失其威信，老近卫军还依然有权有势……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77、178页。——译者注
科巴同志有时候头脑过于简单，性子过于急躁。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已经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他在发言中谈到“未来领导人”的那些话。只是到了1968年，那些消失不见了的话才又在新版速记报告的注释中出现。
但是，言语是言语，行动是行动。中央委员的人数从27人增加到了40人——代表大会一下子选举了这么多①。现在总书记能够较容易地使用伪装的手法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的关键性岗位上，也能够较简单地把那些不合心意的人调出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时期，每一个中央委员既可以在书记处、也可以在组织局、又可以在政治局提出任何一个使自己感到不安的问题，捍卫自己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中央全会。甚至对于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执行的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也能够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662页。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精选制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指示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他关心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堵住了它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有利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这句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边。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是在1923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立人。当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念起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拒绝了这一推荐。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有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推荐吗，他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就是不愿意’。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得经过战斗。”①
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0卷第517页；《青年共产党员》1924年第3期第8页。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执行一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①。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②斯大林怎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2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0页。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那是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龙芝和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疗养地附近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①原来，组织局在任免和调动党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页。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真正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①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着监视，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①领袖指列宁。——译者注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使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眼就在上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那么，在一连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①。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②对他进行了惩罚，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①鲍·巴扎诺夫《斯大林过去一个秘书的回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58—59页。
②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林，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拔“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斯洛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家商议：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建议，并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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