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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故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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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原则难道不也是拉莫的吗？1727年，他给拉莫特写道：“有朝一日希望发现一位音乐家，他在试图描绘自然之前会先去研究它。”在他的《论把和声简化到其自然法则中去》（1722年）一文中，他写道：“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应该体会到他欲描绘的事物的特点，而且应该像一名出色的演员那样，把自己置于他刻画的人物的位置上。”
诚然，有关对“自然”的模仿，百科全书派同意拉莫的观点；但是他们赋予“自然”这个词不同的含义。他们的自然指的是“自然的事物”。他们是理智与简洁的代表人物，反对法国歌剧中由歌唱家、乐师、歌词作者和作曲家共同营造的那种夸张。
当人们阅读百科全书派的评论文章时，他们会惊讶于这一事实，即他们格外专注于歌剧的表演。1752年，卢梭在致格利姆的一封信中写道：“拉莫已使处于瘫痪状态的管弦乐队和歌剧活跃起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拉莫在这一方向走得太过，因为在1760年左右，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歌剧已变成了持续不断的喧嚣和震耳欲聋的混乱。卢梭在他的《新爱洛伊丝》中，针对这一现象，写了一篇有趣的讽刺文章：
“女演员们几乎处于痉挛状态，强迫她们的肺发出响亮的尖叫，她们的双手紧握在胸前，头向后仰，表情激动，脸上青筋暴起，身体左右摇摆。很难知道到底是视觉还是听觉更受不良影响。她们的努力给观者造成的痛苦与她们的演唱给听者造成的痛苦一样多；但是，真正无法想象的是，这种尖叫几乎是惟一博得观众掌声的东西。听到掌声，你会误以为这些人已经失聪；不时听到一些刺耳的尖叫使他们兴奋，并且希望演员们加倍努力。”
至于管弦乐队，“乐器无休止地喧闹着，没有人能够忍耐半小时而不患剧烈的头痛。”整场骚动由一位被卢梭称作“伐木工人”的乐队指挥领导，因为他用指挥棒指示节拍所花费的力气与砍倒一棵树所花费的力气一样多。
当我读到德彪西的一篇观后感后，我禁不住回想起这些感受。在这篇文章中，德彪西将格鲁克自负、沉重的风格同拉莫的简洁进行了对比——后者的“作品具有柔弱、迷人的精致，侧重适宜，没有夸大或是小题大做……那种清晰，那种精确，那种形式的紧凑”。我不知道德彪西的观点是否正确；假设也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感受的、以及今天人们所感受的拉莫的作品与十八世纪人们听到的情形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卢梭做了怎样的讽刺性描述，这种讽刺只会扩大拉莫歌剧的显著特点；在那个时代，不论拉莫的朋友抑或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其作品的特点是精致或感情的克制，或是任何铜板雕刻的效果；它们更多是以富丽堂皇闻名，真实或虚假也好，真诚或夸张也罢。狄德罗认为：为了演唱他最优秀的曲目，如“苍白的火炬”或是“鞑靼人的上帝”，歌唱家必须有健康的肺，饱满的嗓音，以及宽广的音域。我也确信，今天最崇拜他的那些人，一定会同百科全书派一起，首先要求乐队、合唱队、演唱、表演，及音乐、戏剧，进行一次改革。
但是，对于另一场亟需的改革——台词的改革——来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今天，那些称赞拉莫的人还有勇气阅读他奋力为之配乐的诗作吗？他们是否熟悉琐罗亚斯德，即“占星术士的校长”呢？此人总是用颤音唱出歌曲的三连音：
“您爱我吧，永远爱我吧。爱情将射出她所有的箭。爱情将射出、将射出，爱情将射出、将射出、将射出，爱情将射出、将射出她所有的箭吗？”
应该如何评价达尔达诺斯浪漫的冒险经历和那些神话悲剧呢？利戈顿舞，快三步舞，铃鼓及苏格兰风笛非常恰当地活跃了这些作品。这些舞蹈和乐器在许多方面不但颇具魅力，而且验证了格利姆的话：
“法国歌剧是一种壮观的场面，其间人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都依赖于观赏他们身边的舞蹈。”
它们也证实了卢梭下面这段话的正确：
“导演芭蕾舞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一位王子很快乐，所有人就都分享他的快乐，于是大家一道起舞。如果王子不快乐，他身边的人就企图使他振作，他们还是跳舞。还有许多跳舞的场合，生命中最严肃的举动是由舞蹈伴随的。牧师在跳舞，士兵在跳舞，神灵在跳舞，魔鬼在跳舞；甚至于葬礼上也有舞蹈——事实上，舞蹈适合一切场合。”
这种荒谬的做法怎能获得人们的重视呢？还要加上一大群乏味的诗人的艺术风格，如佩尔格兰神父，奥特里奥，巴罗·德·索法，勒·克莱尔·德·拉·布律尔，卡乌萨，德·蒙多尔热，以及这群人中最出色的那位，让蒂尔一贝尔纳！
“歌剧中的人物从来不讲他们该讲的话。演员们通常说的是格言警句，一首接一首地唱牧歌。每个人都唱过两三首对唱曲后，一场戏也就结束了，而舞蹈又重新开始；如果再不结束的话，我们都会厌烦死了。”
伟大的作家和像百科全书派这样有艺术品味的人怎样才能帮助人们反抗这些诗人自大的愚蠢呢？事实上，这些歌剧的诗文是如此糟糕，以至最近在《西波莱特与阿里茜》的重演中，¨。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全剧场的观众都感到失望——天知道，在诗歌问题上，观众是不难取悦的。当那些歌词与音乐同样自然的小型意大利作品演出时，观众定会发出怎样欣慰的感叹声啊！
在《拉莫的侄儿》中，狄德罗这样写道：
“什么！他们打算让我们适应对不同情感的那些模仿，认为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欣赏口味留给轻箭、长矛、光荣、胜利、凯旋！让，看看他们都在追求什么！他们是否认为，在把我们的眼泪同一位哀悼儿子死去的母亲的眼泪混在一起之后，我们应该满足于他们编造的仙境，他们乏味的神话故事，以及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牧歌呢？而这些牧歌同它们为之服务的艺术的贫乏一样，证明了诗人艺术品味的恶劣。我的回答是：这一切都无聊至极！”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评论家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名音乐家应该为他接受的台词负责。除非诗歌和戏剧改革已经完成，否则歌剧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为了完成这一改革，需要一位既懂音乐又懂诗歌的音乐家。拉莫不懂诗歌，所以他“模仿自然”的努力是徒劳的。怎样才能为低劣的诗歌配上动听的音乐呢？人们或许会用莫扎特的名剧《魔笛》作为例证，该剧即是围绕愚蠢的台词创作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惟一可行的就是遵循莫扎特的先例——忘记台词，在音乐幻想之中放纵自己。类似拉莫这样的音乐家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创作，假装对文字部分格外关注。他们的结果又如何呢？越是力图遵循原文，他们的音乐也就越与歌词相似；由于歌词很虚假，所以音乐也变得虚假了。因此，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当剧情适宜表达悲痛情感时，拉莫会写出华丽的音乐；而有些时候则是一些拖沓的场景，令人相当生厌（即使宣叙调很巧妙），因为它们说出的对话极其愚蠢。
但是，就算百科全书派同拉莫一致认为音乐戏剧表现的基础是自然，那他们在应用这一原则的方法上也产生了分歧。拉莫的本性中过多的知识和理性令百科全书派人士震惊。拉莫的法国人特征和缺点格外突出；因为他是一位完全的知识型艺术家，如此喜欢理论和概括，以至这种爱好出现在他对情绪的最仔细的研究中。他研究的不是人类，而是他们抽象的情感。他按照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手法创作。他对创作方法的热爱导致他制定了和弦和表现富于表现力的调式的目录表，这有些类似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勒布伦绘制的面部表情目录表。例如，拉莫这样写到：
“在大调调式中，采用C大调、D大调、或A大调的音程适合表现活泼、欢快的曲调；采用F大调或降B大调的音程适合表现风暴、愤怒，以及此类的主题；采用G大调或E大调的音程适合表现温柔或欢快性质的歌曲；而D大调、A大调和E大调也可以把宏伟壮丽的场面表现得栩栩如生。在小调调式中，采用D小调，G小调、B小调、E小调的音程适合表达轻柔和爱意；而C小调或F小调适合表达轻柔和悲伤；F小调或降B小调则适合哀伤的歌曲。其他调式则没有太大用途。”
这些话表明了对声音和情感的明确的分类。但是，它们也显示出，得出这些观察结论的大脑是多么地抽象和笼统。拉莫希望征服、简化的大自然经常反驳他的论证。很明显，《田园交响曲》的第一部分是F大调，但它既没有展示暴风雨，也没有描述愤怒；贝多芬《C小调交响曲》的第一部分的特点也不是轻柔或悲伤。然而要紧的并不是这些小失误；严重的是，拉莫的思维有一种趋势，即用抽象、固定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很巧妙）来代替对生机勃勃的自然及其得以自我更新的不息的变化进行直接的观察——仿佛可以按照固定的法则把自然分类似的。他如此迷恋这些原则，以至他所有的思想都带有它们的色彩，并强加在他的艺术风格之上。他过多考虑了灵魂和艺术、音乐本身以及他正在使用的乐器，以及外在的形式。他时常缺少自然的感觉，尽管他达到了目的。他对自己对音乐理论巧妙的发明怀有正当的自豪感，这致使他过多地依赖科学，而低估了“自然情感”的价值。百科全书派学者不太可能放过这样的断言：“旋律源于和声，并在音乐中只扮演配角，它只带给听觉空洞而短暂的快感；而当一段出色的和声进行直接同灵魂相通，旋律所及不会超过听觉了。”
我们非常清楚“灵魂”一词对拉莫来说意味着什么；它等同于“理解”。每个人都敬慕这个世纪高高在上，非常法兰西化的理性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百科全书派学者虽然并非职业音乐家，但却拥有深厚的音乐情感，非常相信大众歌曲的价值，信仰自然抒发的旋律，信仰“触及灵魂的那些自然音调”的价值。他们对诸如拉莫之类的原则怀有成见，对于那些过分重视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复杂的和声，以及被卢梭称作“费力的、晦涩的、夸张的伴奏”的人，他们会加以严厉的批判。拉莫和声的丰富性正是吸引今天音乐家的地方。但是，抛开音乐家并非是音乐的惟一裁判这一事实（因为音乐应该吸引所有类型的人），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歌剧的情形；管弦乐队很笨拙，无法再现感觉的细微层次，并迫使歌唱家吼出最冷静适度的乐节，从而破坏了其整体个性。因此，当狄德罗和达朗贝坚持强调轻柔伴奏的重要性时，（他们说：“因为音乐是人们喜欢聆听的布道。”）他们是在反对当时从头到尾都吵闹不休的乐队演奏。当时“渐强”和“渐弱”的含义还几乎不为人所知。
因此，百科全书派要求一场三重改革：
1．表演、演唱及乐器演奏的改革。
2．歌剧台词的改革。
3．音乐戏剧本身的改革。
尽管拉莫大大提高了音乐的表现力，但他对最后一项改革贡献甚少。他能够真实、高贵地传达某些悲剧感觉，但是他不关注戏剧的真正精华——戏剧进程的和谐。作为戏剧作品，没有他的哪部作品能抵得上吕利的《阿米德》。他的竞争对手总是攻击他的这些弱点，他们是正确的。即将改革戏剧的音乐家还没有出现。
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等候着这位音乐家，并且预言他的来临；因为他们相信法国歌剧的改革指日可待。从他们为之作出贡献的喜歌剧的诞生中，他们发现了这场改革的序曲。1753年，卢梭创作了《乡村占卜师》，为喜歌剧创立了先例。一些年后，杜尼（Duni）创作了《爱上女模特的画师》（1757）；菲利多创作了《笨工匠布莱斯》（1759）；蒙西尼创作了《冒失的承认》（1759）。最后，格雷特里创作了《休伦人》（1768）。格雷特里符合百科全书派的心意，是他们所有人的朋友和信徒——格利姆称其为“法国的佩尔戈莱西”。他是那类同拉莫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他的艺术相当贫乏、干枯，尽管清晰明了，思维具有洞察力，加上讽刺，细致的感觉，以及说话自然的朗诵。建立法国喜歌剧的基础是百科全书派音乐之争的第一个结果。但是，他们的成就不只这一个，因为他们还帮助促成了那场后来搅动了歌剧界的革命。
当然，百科全书派从未希望用他们的争论来破坏法国歌剧，尽管德国籍的格利姆及瑞士籍的卢梭或许会有这种想法。狄德罗和达朗贝的思想是非常法国式的，只是想在“情节剧”改革中占据主动，从而为歌剧的最终胜利作准备。达朗贝宣布，法国人本性“刚健，大胆，多产”，总是能够创作出优秀的音乐；如果法国歌剧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许会成为欧洲最佳的歌剧。他确信一场音乐革命伴随一种新艺术的成长即将到来。1777年，在他的《音乐原理的思考》中，他写道：
“此时此刻，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适合去发掘和欣赏新的和声效果。我们将把旧的音乐抛到一边，开始创作新的东西。我们的耳朵在等待接收新的印象；它们贪婪地等待着，而思想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期望从这一切当中获得全新的乐趣和全新的真理呢？”
这些言论与格鲁克到达巴黎大约同时发生。但是，在此之前很久（即1757年），即在格鲁克在维也纳演出了《奥菲欧》（1762），从而开始了他的戏剧改革之前五年，狄德罗就已经在他的《自然之子的第三次对话录》中，写下了一些预言性的篇章，并且召唤歌剧改革者的出现：
“让他主动出现吧，这位天才的人物将把真正的悲剧和真正的喜剧带上歌唱舞台！”
不仅音乐，而且整个舞台都需要这场改革：
“诗人、音乐家、美工、舞蹈演员，他们都没有对戏剧拥有正确的看法。”
戏剧表演的改革需要诗歌、音乐及舞蹈的辅助。要实现一部艺术作品的统一——而这种艺术又是许多不同艺术综合的产物——需要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音乐家加诗人。
狄德罗通过事例证明优美的戏剧文本是如何由音乐家诠释的：“我指的是有音乐天赋的人；不是只知道如何把转调串在一起，把音符组合起来的人。”他的示例是从《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中摘取的，而这恰好是若干年后格鲁克的第一部法国歌剧的主题：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刚刚被从她身边掠走，充当祭品。她看到祭刀举过女儿的胸膛，血流如注，祭司在询问她跳动的心脏中的神灵。这些场面使她心慌意乱，她哭喊着：
‘……噢，不幸的母亲！
我的女儿头戴憎恨的花环
把喉咙伸向她父亲备好的屠刀！
她的血溅满了卡尔克斯……野蛮人！住手！
这是雷电之神的洁净的血……
我听到他愤怒的低语，感觉到大地的颤动。
复仇之神的声音就在那霹雳之中。’
“我没有在基诺（Quinault）或其他任何诗人的作品中找到比这段更抒情的文字，也没见到比这段更适合音乐表现的场景。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情绪会令自然之魂为之哭泣；音乐家能够用所有恐惧的音调把她的情感传达到我耳中。如果他用简洁的风格创作这段音乐，那么他应该亲身体会到克吕泰涅斯特拉的痛苦和绝望。只有当他感觉到萦绕克吕泰涅斯特拉的那些可怕的幻像迫使他去创作时，他才可以动笔。前面几节诗是多么合适的宣叙调主题啊！不同的诗句可以用一些哀怨的间奏断开。音乐家可以赋予这样的器乐曲多么突出的性格啊！我似乎听到一切——哀叹、痛苦、惊慌、恐惧，狂乱。旋律应该在‘野蛮人Barbares，住手arrêtez！’处开始。‘barbares’和‘arrêtez’可以用任何他喜欢的方式呼喊出来。如果歌词没有成为音乐无穷尽的灵感源泉，那么他就只是一位低劣的音乐家。让我们把这些诗留给迪蒙斯尼小姐；因为音乐家在作曲时，脑海中浮现的应该是她的朗诵……
“还有一段，音乐家可以展示他的才华，如果他有才华的话——该段没有提到矛枪、凯旋、闪电、掠夺、光荣，或是其他任何使诗人痛苦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或许是低劣音乐家的惟一灵感源泉。
“宣叙调：
一位神甫，由一群残忍的人簇拥……
将把一只罪恶的手，放在我女儿（放在我女儿！）的身上……
“歌曲：
不，我本不该带她来受苦刑，
这样您就不会向希腊人作出双重牺牲！”
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能看到格鲁克会怎样利用这些诗句了吗？
但是，狄德罗并不是惟一一个把未来改革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伊菲姬尼在陶里德》这一主题上面的人。同样是在1757年的五月，《法兰西信使》发表了阿尔加罗蒂伯爵（Algarotti）的《论歌剧》一文。在本文中，这位熟识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学者的伟大艺术家把《伊菲姬尼在陶里德》这首诗收录在内，来证明他的论文中提出的原则。而正如查尔斯·马雷伯（Charles Malherbe）评价过的，这些原则与格鲁克在《阿尔瑟斯特》的序言中阐述的原则如出一辙。
格鲁克很可能知道阿尔加罗蒂的这本小册子，也有可能知道我刚刚引用的狄德罗的文章。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著作遍布欧洲，格鲁克对它们颇有兴趣。不管怎样，他经常阅读再现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审美学家J。 冯·索嫩菲尔兹（Sonnenfels）的著作。格鲁克汲取了百科全书派精神的营养，是他们期望中的诗人加音乐家。他应用了所有他们提出的原则；他实施了所有他们要求的改革。他实现了歌剧中诸要素的融合统一，以对大自然的观察作为剧情的基础，以悲剧言辞的抑扬变化作为宣叙调的样板，直接诉诸心灵的旋律，芭蕾场景，以及乐队和演技的改进。他是这场哲学家们为之准备了二十年的戏剧革命的工具。
通过那个时代的画像——胡敦（Houdon）的半身雕像，迪普莱西斯（Duplessis）的绘画，以及一些文字描绘，我们熟悉了格鲁克的外表。伯尼1772年在维也纳、克里斯蒂安·冯·曼雷西1773年在巴黎，莱希阿尔特1782年、1783年在维也纳都留下了这样的描述。
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中等胖瘦，骨架紧凑，肌肉发达。他的头呈圆形，脸上布满天花留下的痕迹。头发呈棕色，涂了香粉。眼睛是灰色的，小而深陷，很明亮；他的表情总是机智却又生硬。眉毛上挑，大鼻子，丰满的双颊及下颌，粗壮的脖颈。有些特征令人联想起贝多芬和亨德尔。他几乎没有唱歌的天赋，尽管声音听起来富有表现力，但却沙哑。他弹奏羽管键琴的方式是粗鲁、猛烈的，总是在重击琴键，但却制造出管弦乐队的效果。
在社交场合，他总是一副局促、郑重的架式，但他很容易被激怒。曾经见过亨德尔和格鲁克的伯尼对两人的性格进行了比较。他说：“格鲁克的脾气同亨德尔一样凶狠，而亨德尔的脾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恐怖。”格鲁克缺乏自制力，易怒，无法适应社交场合的习俗。他讲话直率，几近粗鲁。据曼雷西回忆，在格鲁克一次访问巴黎时，一天之内他二十次会同他讲话的人愤慨不已。他对阿谀奉承不在意，但热衷于自己的作品。但这一点并没有影响他公正地评价这些作品。他喜欢的人很少——妻子、侄女，及几位朋友。但是，他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丝毫没有他那个时代的多愁善感。他也憎恨一切夸张的举动，从未过分强调过他的亲人。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位开心的人，尤其是在饮酒之后——因为他喜欢随心所欲地饮酒、进食、直至中风夺走他的生命。从他身上找不到理想主义，他对人或事都不抱幻想。他喜欢金钱，而且并不隐瞒这一事实。他也非常自私，“尤其是在餐桌上，似乎他认为自己有权吃到最好的美味。”
从整体上看，他属于粗鲁的类型，绝对不是世俗中人，因为他缺少伤感，而是真实地面对生活，注定像一头野猪一样，反抗、击倒许多障碍。对于他的艺术之外的事物，他同样拥有非凡的才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成为一名同样才华出众的作家，因为他的笔端充满了尖锐、刻薄的幽默，打垮了巴黎的评论家，粉碎了《竖琴报》（La Harpe）。他具有如此革命，共和的精神，没有人在这方面比得上他，刚一到达巴黎，他就以没有哪位艺术家敢于尝试的方式对待宫廷和上流社会。在《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上演的第一天晚上，在邀请了国王、王后及所有朝臣之后，他在最后时刻宣布演出不能进行，因为歌唱家们还没有准备好。尽管这违反了惯例，人们议论纷纷，但演出仍被推迟。他曾同埃南王子争吵，因为他们在一次晚会上相遇时，他没有正确地问候埃南王子；格鲁克说的是：“德国的习俗是只向尊敬的人起身致意。”没有什么事情能促使他道歉；不仅如此，如果埃南王子希望见到格鲁克，他只能亲自出马去找他。
格鲁克允许大臣们向他献殷勤。在排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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