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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故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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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00年,贝多芬虽然仍承认他的上帝,但同他发生了争执。他内心的煎熬又不间断地持续起来。每次这位主人都把他烧红的封印烙在贝多芬的灵魂上,然后等着看大火燃起。迄今只有贝多芬受其笃信宗教的朋友阿芒达的脆弱影响而点燃的初火燃起。但毕竟这火种和柴堆都已备好,只欠东风了!
风终于刮来了!
不幸在1800年至1802年之间降临到他头上,就像《“田园”交响曲》中的暴风雨——只不过在他的情形里,天空再也没有放晴过而已。这次厄运全方位地打击了他:他的社交生活、爱情和艺术。他的一切都受到了摧残,无一幸免。
首先是他的社交生活,对1800年的贝多芬来说,这可不是一桩小事。请想像一下,一位在五年之内就已向世界奉献了他的头十首钢琴奏鸣曲(包括《“悲怆”奏鸣曲》、头五首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头八首三重奏、头六首四重奏(他把它们扎成一捆扔在洛勃科维茨亲王的脚边)、头两部钢琴协奏曲、那首七首奏和那首小夜曲的艺术家会已经获得多么显著的社会地位!而这些还仅仅是那些最有名的作品,是那些在经过一百年后仍燃起人们热情的作品。请您估算一下,这位青年天才向这些作品中倾注了多少诗情画意和激情——有优美的旋律,有诙谐、幽默和沉思冥想,有尽情释放的愤怒,有忧郁的梦幻!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令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马上感到耳目一新。正如路易斯·施略瑟尔所说:“这位音乐英雄开启了无垠内心世界的天才之闸,创造了一个艺术的新时代。”
这些钢琴和室内乐作品享有史无前例的极高声誉。有趣的是:这位急性子的天才竟很有耐心地先使自己成为室内乐这一大领域的主人之后,才动手去征服交响曲。这实属罕见。不到三十岁,他已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钢琴音乐作曲家。至于其他体裁的音乐,只有莫扎特和海顿被认为同他对等。从十九世纪的头几年起,他就到德国各地演出,还出现在瑞士、苏格兰和巴黎(1803年)的音乐舞台上。而立之年,他已是未来世界的征服者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征服者,这位三十岁的贝多芬,这位了不起的钢琴大师,这位辉煌的艺术家,这头沙龙里的雄狮;他迷倒青年人,燃起人们的狂喜,虽然需要这个文雅、华丽、精致的社会,却几乎不把它放在眼里。(贝多芬从小在当了一个宫廷乐师之后,就始终生活在这个上流社会里;自从他脱离父亲那可怜的家庭并来到维也纳之后,他就从他那光棍汉的脏窝里不停地感受到这个全欧最具贵族味的氛围,并尽情陶醉其中。)就是这个贝多芬,他的粗鲁举止让好心肠的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夫人一再耐心地加以改造和调教;就是这个贝多芬,他假装蔑视时尚,同时却把他那傲慢的下颚高昂过他那条时髦的三层白色老式领带,并从眼角高傲而满意地睥睨着自己给这帮人造成的效果。而立之年的贝多芬跳舞(怎样跳法?),骑马(那不幸的畜牲!);他的迷人的幽默、开怀大笑、对生活的享受、藏而不露的文雅(十分隐蔽,但分明有!)在下面这些令人陶醉的作品中都有表现:波恩时期的《贵族芭蕾音乐》(Ritterballet,1790年),1796年的《小夜曲》,精致的《(维也纳爱情)主题变奏曲》(Vieni amore,1791年),《俄罗斯舞蹈曲调变奏曲》(1795年至1797年),《La Molinara曲调变奏曲》(1795年),轻快的德国舞曲(1795至1797年),充满青春气息的欢快的圆舞曲和连德勒舞曲。切莫误以为这个人不爱社交,他可能同上流社会发生冲突,但他离了上流社会却活不了。这一事实能使我们估量出,日后他被剥夺了同上流社会的接触后,他的损失有多么惨重。
但眼下他还泡在其中享乐。他是上流社会的宠儿。不过,这位穷困的平民小伙子自知这种恩宠很不稳定……他清楚这些贵族崇拜者对自己的粗鲁、荒唐和脆弱已心存不满和戒人,清楚这些人甭管眼下多么喜欢他,明天没准儿就会把他抛弃。但他还是不肯费心去讨他们的欢心;他谁的马屁也不拍;他天生就不会溜须拍马;他宁死,也不吞吞吐吐地掩盖真相。就算他有许多忠诚的朋友,但他同时也有许多敌人,许多让他狠狠得罪过的妒忌他的竞争对手,许多让他打败了的演奏高手;此外还有怨恨他的同事,让他骂呆了气的傻瓜,甚至还有他并不想多夸两句的年轻艺术家。他对待那些把平庸作品拿来给他看的人十分粗鲁。他不善于在自己周围营造一个巴结他的信徒网。充其量,他只有一两个专业弟子。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敬爱的老师”。
他像个在走钢丝的孤家寡人,底下有一群人在咧着嘴等着他失足掉下来。只要他还对自己的身体平衡有把握,他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很乐于孤身一人反对他们全体;他在钢丝上玩儿花活儿……可今天,难道命运没有给他狠狠的一击吗?要是这走钢丝的人突然眼花了怎么办?难道承认自己眼花了吗?不!他会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只要他还能看见一线光明,他就会朝前走下去。
即将笼罩的黑夜只能加剧他的创造的愤怒。
它也加剧了他的爱情。
贝多芬是个充满爱的男人。从青春萌动直到病入膏肓,爱火始终不停地在他胸中燃烧。“他从没缺过绯闻”,他的一个密友告诉我们。他对美十分敏感,只要一见到漂亮脸蛋儿必然心动(黎斯如是说),但这些爱火没有一次能燃得很久,总是一堆未熄,一堆又起。(这位情种吹嘘,他的恋爱中最严肃的那次也只持续了七个月。)但这还只是他的爱的表面现象。贝多芬恋爱起来总是很投入、很疯狂,激情澎湃,致使他的心灵会留下永远的创伤。他爱过的女人中有“小朋友”,有仅爱过一阵子的女人,也有“永恒的爱人”。你很难在严肃的贝多芬和轻浮的贝多芬之间画一条清楚的界线:这些小恋情不止一次是以戏谑开始并以认真告终的。
在十九世纪最初的这几年里,就在耳聋即将把他禁闭起来之前,贝多芬有过各种恋爱和艳情。没有一天他不是在某个维也纳沙龙里被一群年青姑娘包围起来的,其中有几名是他的学生——他永远不会拒收这种学生。她们全都向他献殷勤。我们坚称(乍一听令人吃惊):他就是当时的时尚;是他为维加诺(Vigano)和拉·加桑蒂尼(La Casentini)谱写了那阕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创造》,并于1801年月26日在宫廷剧院上演。
这位让公众见了眼热的艺术家兼炫技大师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吸引女人。贝多芬永远对她们施加魅力。初看之下,他既丑陋又不起眼,乍一接触可能让人感到无趣或没味;可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或微笑,她们全体——轻浮的、严肃的也好,浪漫的、古板的也罢——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这时她们才会注意到他有一张优美的嘴和雪白的牙齿,一双美丽的会说话的眼睛时时映照出他丰富易变的表情:忽而优雅亲切,忽而激动,愤怒甚至咄咄逼人。无疑,她们会笑话他,以盘诘他让他出丑来寻开心。这些确实是她们的自卫手法,因为不想出这些办法他就会很危险;她们在这心智的小角斗中来确立自己对他的优越地位。当然,这些年轻漂亮富有的贵族小姐无疑会让这种冒险走得比客厅里的挑逗更远。谁也不会责怪她们这样!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她们中的不止一个会同时为他动心。拉玛拉(La Mara)和M。 A。 德·赫维西(M。 A。 de Hevesy)发表的女人写给贝多芬的书信集经常提到贝多芬“是个天使”!甚至她们一边取笑他,一边心里还在为他而神魂颠倒。她们随身带着他去她们在匈牙利的各自城堡里小住;在夜幕遮蔽下的树丛后面会常有情话绵绵和热吻阵阵,或许还有随风飘散的海誓山盟。(我们在《“月光”奏鸣曲》“激动的急板”的终曲乐章里可以听到狂怒的热风阵阵吹过。)
1799至1801这几年见证了贝多芬开始同布伦斯韦克和裘西亚尔迪(Guicciardi)这两个有亲戚关系的家族热乎起来。他轮流并同时热爱着三个表姐妹:苔茜(特蕾丝)、佩皮(约瑟芬妮)和朱莉耶塔,年龄分别为二十五岁、二十一岁和十六岁。他的爱情得到了这几位快活无常、春心荡漾的尤物尽可能好的回报——美丽风骚的朱莉耶塔,迷人的约瑟芬妮(她温柔而高傲,是三人中此时最真心爱他的那位),和庄重严肃的特蕾丝·布伦斯韦克(她长期拿不定自己的主意,因而郁郁寡欢)。朱莉耶塔在同两个表姐的竞争中占尽上风,她对贝多芬的爱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但是,十一年以后贝多芬致“不朽(永恒)的爱人”的书简并不是写给她的。不过,在1801年11月份,还是“这位可爱的女孩,这个小妖精,”她完全攫住了贝多芬的心,并让他坚信自己被她所爱。自他开始被“那耳聋的幽灵”困扰以来,抑郁和厌世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他。是朱莉耶塔驱散了这片乌云,但又让它——呜呼哀哉——更沉重地压在了他的心头!
正因为他感到那致命的耳聋在迫近,很快他就无法再瞒住别人,他才觉得必须投入一个女人的怀抱躲起来。这已不仅是个恋爱问题,而是迫切需要结婚的问题了。从现在起直至1816年,结婚将一直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聊以自慰的梦想。这可怜的男人眼见着光明一点点消失,就寻觅着一只忠诚的纤手来引导他走路。但是谁会把纤手伸给他呢?反正当时把他迷住的女人都不会。抛去门第悬殊这点不谈(就算她们自己没有门第观念,她们的父母也会给她们把关),仅就生存条件而言,他又能提供给她们什么呢?直到发现耳疾为止他还一直生活得无忧无虑。可如今他的作品只能给他带来一点收入,人家还总不付给他课时费,他仅靠临时津贴为生(钱少得伤他的感情)。为了能有点积蓄,他只好作为钢琴演奏家到德国各地和欧洲其他地方去献艺。他想到了这点,但他的耳疾迅速恶化,使他已经感到很不方便。不管怎样,他也得苦等数年才能攒到足够的钱结婚。朱莉耶塔等不了他。她嫁给了另一个音乐家(一个劣等音乐家!)一个俗人,一个业余水平的奶油小生,一个纨绔子弟,自以为是大艺术家,其实根本不懂自己的乏味之作同天才之作之间的天壤之别。她的出嫁对贝多芬来说不啻是双重侮辱。这个加伦堡伯爵,一个二十岁的后生,竟恬不知耻地在1803年冬季的交响音乐会上把自己拼凑莫扎特和凯鲁比尼而作的序曲同贝多芬的交响曲并列在一起!而朱莉耶塔竟然也同那伯爵一样不知两者的差别。她在1803年11月3日嫁给了加伦堡伯爵,即在贝多芬把他的充满悲伤和梦幻的奏鸣曲作品27号之二(《“月光”奏鸣曲》)题献“给这位伯爵小姐”一年半之后。贝多芬的幻想是短命的;这阕奏鸣曲所表现的痛苦和愤怒已经超过了爱情。在写下这首不朽的悲歌半年之后,贝多芬就在绝望中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802年年10月6日)。
有些传记作者喜欢训斥他们书中的主人公。贝多芬的传记作者在这上面也没有放过他。在塔耶尔(Thayer)及其德国继任者们奉献给他的那些丰碑似的贝多芬传里,他们总要证明,贝多芬遭遇那么多麻烦——甚至包括耳聋——都是他活该,是他应受的。
确实,他的罪过就在于他不懂得如何去适应世俗标准。这些传记作者还热衷于证明,贝多芬虽身处逆境,但并非那么不开心!这么说也对;这不幸的人毕竟内心里还拥有他九大交响曲所表现的巨大欢乐。然而,当这些人利用贝多芬的欢笑作为论据来驳斥他的悲哀时,他们就显得既不大度也缺乏最起码的人性了……逆境虽能使艺术家完善艺术,但他们的一生却因此而极端困苦,且他们的生平实景对传记作者来说永远是个揭不开的谜!这些传记作者不懂得心理学。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主人公是个心理比例失衡的人。他们用普通人的衡量标准来测量贝多芬。他们既对也错。他们的标尺使他们有根有据地宣布说贝多芬这座大山的比例失调。但这是因为他们是从下向上仰望的缘故。而这座“山”反过来也有权用他很不喜欢的“小家子气”来谴责他们,他曾在一气之下这样指责过一位好友。
假若贝多芬在他的各个角色上都做得不过分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贝多芬了。我既不褒他也不贬他;我只是试图完整地描绘他。任何人若想理解他,就必须能包容他那些使他达到了强大的新平衡的过于强烈的对比。是的,贝多芬能够几乎在同时感受欢乐和悲伤,起码年青时如此。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它们是他那“放电式天才”的两极,他就是借此来“放电”和“充电”他那强大的活力的。他身上最不一般之处并非他特有能力经受巨大的痛苦和强烈的爱情,而在于他天性中固有灵活性和开朗的性格。1802年的这次危机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贝多芬被砍倒在地上;从人类胸臆中从没发出过像他这封遗嘱式书简(从没寄出过)那样令人心痛欲裂的绝望呐喊。他估量了一下自己倒在地上的身长,像神话中的巨人泰坦那样;然后一跃而起,身上的力量增加了十倍。“不,我不会容忍它(耳聋)!”……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你休想做到让我完全屈服。”
碰到这样坚强的天性,困苦再大也只能导致更有利于克服的反应。他的力量同他敌手的力量成正比增大。而当这被打倒在地的人又站起来时,他已不再仅仅是孤军作战了:他成了《“英雄”交响曲》中那支昂首挺进的大军!
注 释
〔1〕Sturm und Drang,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译注
〔2〕Methuselah,《圣经·创世纪》中以诺之子,据传享年969岁。——译注
〔3〕St。 Michael,《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译注
〔4〕Prospero,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被篡了位的米兰大公,和女儿米兰达同被流放到一荒岛上,后用魔法取胜而复得地位及财产。——译注
〔5〕Lucifer,明亮之星,早晨之星。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对堕落之前的撒旦的称呼。——译注
柏辽兹
一
没有音乐家像柏辽兹那样鲜为人知——这么说好像似是而非。世人自以为了解他。沸沸扬扬的荣誉围绕着柏辽兹其人其乐。欧洲音乐界刚庆祝了他的百年诞辰。德国同法国就谁养育和塑造了他的才华争执不休。俄国——它对柏辽兹凯旋般的欢迎极大抚慰了他在巴黎受到的冷遇和敌视〔1〕——通过巴拉基列夫〔2〕之口说:他是“法国拥有过的惟一一名音乐家”。他的主要作品经常在音乐会上得到演奏;其中有些具有雅俗共赏的罕见品质;少数作品甚至达到尽人皆知的程度。许多作品被题献给他,他本人也被众多作家加以描述和评论。连他的面部也很有名;它像他的音乐那样如此感人和独特,使你好像一见之下就能看出他的性格。在他的心灵及其创作上没有阴云笼罩;这些不像瓦格纳的作品,还需要引导和传授才能听懂。柏辽兹的作品好像没有弦外之音和云遮雾罩的神秘感,你马上就能成为要么它们的敌人,要么它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最终的印象。
这才是最棘手的地方;人们自以为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柏辽兹的作品。意义的隐晦对艺术家的伤害也许不如表面的明了来得大;藏在云雾中虽然意味着长久不被人理解,但那些渴望理解的人至少还能在探寻真相时特别小心。人们并非总能意识到,在一部结构清晰、对比强烈的作品中,也可能有深度和复杂性存在。如某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巨匠作品中的明快,如伦勃朗〔3〕绘画中的心绪不宁及他对北欧黄昏的描绘,这些都是这种浅显中见深刻的例证。
这还只是第一个陷阱;还有许多陷阱将在我们尝试理解柏辽兹时困挠我们。光是接近这个人,就得打破一堵偏见与迂腐、传统与学术的势利之墙。总之,要想把他的作品从飘浮了半个世纪的尘埃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摆脱几乎所有关于他创作的现行说法。
首先,一定不能犯把柏辽兹同瓦格纳进行比较的错误;无论是牺牲柏辽兹以成全这位德国的奥丁神(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还是牵强地试图在这两人之间搞调和,都不行。这是因为,总有一些人扯起瓦格纳理论的大旗来攻击柏辽兹;而另一些不愿作这种牺牲的人则寻求把他说成是瓦格纳的先驱,或是他的兄长,其使命就是为这位比自己更有天才的瓦格纳鸣锣开道,抛砖引玉。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要想理解柏辽兹,你必须摆脱拜罗伊特的魔幻般的影响。尽管瓦格纳可能向柏辽兹学了点东西,但这两位作曲家毫无共同之处;两人的天才和艺术是截然对立的;两人分别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耕耘自己的那块土地。
那种来自古典主义角度的误解同样危险。所谓“从古典主义的角度”,是指对过去传统的迷信和依恋,是指那种想把艺术局限在狭窄范围内的迂腐欲望;此风仍在评论界盛行。谁不曾同这些音乐审查官打过交道呢?他们会蛮有把握地告诉你音乐可以走多远,它必须在哪里停住,它可以表达什么以及切不可表现什么等等。这些人本身不一定都是音乐家。但这又有何妨?他们难道不是有过去的例证为凭吗?有过去的大师为凭啊!有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作品撑腰。与此同时,音乐却凭借其自身不断的发展,证明了这些人的理论的过时,并且打碎了这些不堪一击的障碍。可是这些评论家对此视而不见;他们自己不前进,也不让别人前进。这种评论家对柏辽兹充满戏剧性和描述性的交响曲持贬斥的态度。他们怎能赞赏十九世纪的这一最大胆的音乐成就呢?这些可怕的学究和古典艺术的狂热捍卫者(他们只有在一种艺术的生命停止之后才开始理解它)是桀骜不驯的天才的死敌,其危害比无数愚昧无知的人都大。这是因为,在一个像我国这样的音乐教育还很薄弱的国度,人们面对强大而又一知半解的传统势力往往怕得要死;任何人胆敢越过传统的雷池半步,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遭到斥责。柏辽兹若不是在古典音乐之国德国找到了盟友,有哪位法国的古典音乐爱好者肯对他稍加关注呢?所以他把德国称作“特耳菲的神谕”〔4〕。年轻一代的德国乐派中有些人在柏辽兹那里找到了灵感。他创作的那首充满戏剧性的交响曲的德国移植在李斯特的扶持下生长茂盛,发扬光大。当今德国最杰出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深受他的影响。连伙同查尔斯·马勒尔伯(Charles Malherbe)编辑出版了柏辽兹作品全集的德国著名指挥家费利克斯·魏因迦特纳也斗胆写道:“光有瓦格纳和李斯特而没有柏辽兹,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种来自一个讲究传统的国家的支持出乎那些古典传统卫道士的意料,使他们不知所措,同时团结了柏辽兹的朋友。
但是新的危险接踵而来。虽然比法国更崇尚音乐的德国先于法国认识到柏辽兹音乐中的恢宏气势和创新风格是很自然的事,但以德国人的天性是否真能充分理解一颗在本质上极端法兰西的心灵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也许德国人欣赏的只是柏辽兹表面的东西和他的积极创新。他们更爱听他的《安魂曲》而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施特劳斯这样的德国作曲家大概会迷上像《李尔王序曲》这样微不足道的作品;魏因迦特纳这样的德国指挥家则会挑出像《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样的作品加以评论,并夸大它们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独有的东西。瓦格纳在韦伯的墓前说:“英国公正地评介你,法国崇拜你,但只有德国爱你;你是她本体上的一部分,是她生命中光辉的一天,是她血液中温暖的一滴,是她心脏上的一块肉……”此话也适用于柏辽兹;要德国人热爱柏辽兹如同要法国人热爱瓦格纳或威伯一样困难。因此,你在是否全盘接受德国人对柏辽兹的判断上一定要小心,不然会陷入一种新的误解。你看到了吧,柏辽兹的追随者和反对者都在阻碍咱们接近事实。让他们走开为好。
现在我们总该没有难题了吧?非也;因为柏辽兹是个最使人产生错觉的人。在评介他自己方面,没有谁比他更能误导人了。我们知道,他写了许多有关音乐和他自己生平的著述,并在他那睿智的评论和迷人的《回忆录》〔5〕中展示出非凡的才智和悟性。你也许会认为,像他这样一位富于想像、妙笔生花的作家干起评论这一行来定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比贝多芬和莫扎特之辈能更准确地表达细腻的情感和艺术见解。非也。正如光线太强会晃花眼睛一样,机智用过了头也会妨碍人家对你的理解。柏辽兹的心智全耗在了对细节的描写上;光线从太多的层面上反射过来,反而形不成一束强光,使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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